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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代湘学”是中国近代极富特色的地域学术思想，它继承于由传统儒学发展而来的“古代湘学”，在中国传统思想史上有很大的贡献;又极具时代特性，吸收西方先进思想文化，对中国近现代社会革命和社会发展起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而蔡锷身处于“近代湘学”影响的地区和时代，其矛盾的政治思想从社会思想文化层面去溯源，应在“近代湘学”能看出端倪。
【关键词】：近代湘学 蔡锷 “维新到革命” “拥袁到反袁”
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文化中，“近代湘学”——一个极具地方色彩的学术流派被广泛提及，并且孕育了一大批杰出的湘籍政治家思想家，使得湖南人才蔚起，影响全国。蔡锷就是其中一位重要代表，他深受“近代湘学”影响，在其短暂的一生中有着从 “维新到革命，拥袁到反袁”极具矛盾的思想变化。固本文将从地方性色彩浓厚的“近代湘学”出发，以此浅析蔡锷极具矛盾的政治思想在其文化层面上的缘由，试图解读“近代湘学”内核中富有的强大生命力对当今的影响。
一、爱国与责任——助力从“拥袁到反袁”
很多学者对蔡锷的探究，追溯其政治上从“拥袁到反袁”有很多的因素，但就其文化層面上来看，“近代湘学”算是其政治思想转变的深层助力。
首先，蔡锷出生年代是在中国灾难深重的时期，15岁之前接受的都是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传统教育，走的是一条光宗耀祖的科举之道。由此不难看出封建传统思想对蔡锷文化思想的重要奠基。又由于地域活动原因，蔡锷身处湖湘，所以他所接受的传统儒学文化实际上是带有浓厚地域色彩的“近代湘学”一派，早期追溯属宋代理学的一个派别，黄宗羲称这个派别为“湖湘学派”，发展到近代逐渐形成其“近代湘学”。固从传统文化中寻源，在文化继承性中考究，可看出这一学派有两个鲜明的特点：第一，抵御外来入侵的爱国性。如它从传统儒家思想中继承的 “爱国忠君”思想。《礼记·孔子闲居》中提到“天无二日，士无二王”强调其“王”的地位。并在以后儒学的发展中，逐渐转变形成“朕即国家”观念，把爱国与忠君结合，对后世各个分支流派都影响深远，“近代湘学”也不例外。在其影响下，这一派古代出现了吴猎、赵方、游九言等一批爱国抗金将领，近代出现了震耳发聩“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喊。第二，来自士人阶层忧国忧民的责任感。早在屈原时期，在文学创作上表达了“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忧国忧民的悲怆，到了宋代江山风雨飘摇时期，更是以这派胡国安、胡宏父子为典型代表，抒发着士人阶层保国安民、忧心天下的责任感。再说近代魏源编纂《海国图志》;谭嗣同甘愿为“变法而流血”;曾纪泽毅然赴俄改订卖国条约……这种士人责任感往往会衍生出使人有英勇的献身精神，对抗外来入侵，适应其特定的社会环境。
固以此去理解蔡锷在早期政治思想上的“保皇”和“拥袁”，就能从文化上找寻到出处。辛亥革命后，蔡锷认为“袁世凯是中国的一个人才， 能把中国治理好”，对袁世凯抱有很大幻想， 希望通过他来集权，以此振兴处在危难中的中国。甚至不计前嫌，连梁启超都说他痴心妄想“想带着袁世凯上政治轨道，替国家做些建设事业。”在蔡锷离开云南前在滇军营长以上的集会上，他曾说：“现任总统袁世凯，原是我们的政敌，戊戌那年因为他临时告密，……但衡量中国现在的情形，又非他不能维持……”。由此看出其 “拥袁”出发点并不是和袁世凯政治思想上的情投意合，从文化层面看只是受传统爱国心的“忠君”与“集权”和士人责任感的“选择”与“服从”的影响罢了。但就是这样的爱国性与责任感，恰恰也成为了蔡锷从“拥袁”到“反袁”的助力器，在看到袁世凯上台后悍然宣布复辟帝制，蔡锷这颗“爱国心”带着强烈的“责任感”，完成了从“拥袁”到“反袁”转变。虽他表面依旧不露声色。借与小凤仙的风流韵事，遮掩暗中与革命人商议反袁之实。更是说道“我们明知力量有限， 未必抗他得过， 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 非拼着命干这一回不可。”足以看出其坚定的爱国责任感。
二、包容与进步——推动从“维新到革命”
“近代湘学”能够在中国近代史上影响如此深远，绝对不仅仅只是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这么简单，作为一个极具特色的地方区域文化流派，它的特色是还具有与时俱进的时代包容性和进步性。这样的包容性与进步性蕴藏于学派自身发展的历程中和文化传承消化中，逐渐凝结成区别于其他区域文化的特色内核。早期，湖湘学派创始人就非常强调学以致用，主张：“学也，行之也，行之行之而又行之”，而后，像王船山等思想家也在传承中发展，强调“知而不行，犹无知也”。在其代代传承挖掘中，逐渐凝结形成一种包容接纳能力。如到近代后，“近代湘学”呈开放姿态，积极吸收西方的文化精华，由地主阶级的经世派文化到资产阶级的革命派文化，再到无产阶级的新文化派，其内容从新增、内化到吐新，体现出其流派的强大包容性和进步性。使得近代的湖南湘学不断绽放出新的魅力，走在其时代的前沿。
以此来看蔡锷政治思想的转变，不难看出与“近代湘学”发展的相同模式缩影——都是在不断纳新进步。蔡锷年幼的封建传统教育使得他在初步接触到维新思想时，对康有为提出的孔子改制考提出了质疑：“罪其为改制度之人，改制度之书也，为自用自专之人也。此孔子所以惧也。如曰孔子惧罪彼者罪我，则更相刺谬矣。《春秋》乃劝诫之书也，非罪人之书。”因此被梁启超批道：“此论犹属似是而非”。然经过在时务学堂学习，逐步受梁启超、唐才常、谭嗣同等维新思想家的影响，蔡锷渐渐懂得孔子改制考的深意，并成为一个坚定的维新立宪者，这是一种思想进步。那细究他从“维新到革命”的转变，更是体现出蔡锷身处混乱时局中，其思想中带有的包容性与进步性。
还是回到时务学堂，蔡锷求学过程中虽主要接受到其维新思想的洗礼，但在显学之下，一些学者们的思想里还是或多或少蕴藏着激进革命的隐学，如谭嗣同在《仁学》中猛烈抨击清王朝，主张暴力反清。特别是戊戌变法的失败，越来越多的人在对比国内外局势后，进一步接受其暴力革命的主张，思想转为激进，蔡锷亦是如此。在蔡锷留学日本，这段时期更是进一步完成了其思想从“维新到革命”的转变。而这转变的背后，从文化的溯源来讲，亦可说是受其“近代湘学”包容进步的内核影响，推动蔡锷思想的重大转换。因为从整个近代中国文化来看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它不再是孤悬于世界近代文化总体之外的单一体，而是包容于中西文化的复合体。“近代湘学”更是以它的包容性与进步性走在其这一阶段的中国思想文化前沿，所以深受这一流派思想影响的个人思想就更容易受到冲击和转变。
三、继承与发展——影响从“地方到全国”
在两宋时期，中国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学术现象——儒学演变为一个个具有地方特色、历史传承的地域性学派，即所谓的“儒学地域化”。一批批立志于重振儒家价值信仰、重建儒学知识体系的儒家学者集聚于各个地域的不同书院中，潜心著述，授徒讲学，于是，一个个具有各地域特色的学术流派发展起来。“近代湘学”就是由两宋以来湖南地区所形成的学术文化与学者群体慢慢演化发展形成的一支学术流派。这一种继承。
同时，“近代湘学”并非一种封闭文化，由于综合原因它处在其各种矛盾尖锐的中心，促使它的发展转变更是超前新锐。将其置于中国近代文化史上西学东渐纵向发展的历史中去考究，可以清晰的看出其发展变化的阶段：从鸦片战争到甲午中日战争，它接受了地主阶级的经世致用;从甲午中日战争到辛亥革命，它接受了资产阶级的维新变法;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它又接受了无产阶级的新文化思想……毋庸置喙，在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不断发展变化的同时，“近代湘学”能紧贴时代脉搏，接纳各种观念形态，这是一种发展。
“近代湘学”传承着传统文化中爱国忧民的精髓，在扎根于湖南这块土地中随着时代变化，用包容性和进步性促其茁壮成长，培养出一批批影响时代的文人志士，又反作用于其文化的发展，促使一个地方性区域学派影响全国文化流派，做到从“地方到全国”的辐射，何其不值得深究？
【参考文献】
【1】赵钟奇.云南护国前后回忆[M].（ 云南文史资料选辑） 第10 辑
【2】梁启超.护国之役回顾谈[M].（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
【3】李文汉.关于蔡愕的几点回忆[M].（ 云南文史资料选辑） 第10 辑
【4】《护国之役回顾谈》， （ 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三十九）
【5】胡宏·胡宏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87.
【6】王夫之·船山全书（第七册）[M]. 长沙：岳麓书社，1990.
【7】曾业英编·蔡松坡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关键词】：近代湘学 蔡锷 “维新到革命” “拥袁到反袁”
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文化中，“近代湘学”——一个极具地方色彩的学术流派被广泛提及，并且孕育了一大批杰出的湘籍政治家思想家，使得湖南人才蔚起，影响全国。蔡锷就是其中一位重要代表，他深受“近代湘学”影响，在其短暂的一生中有着从 “维新到革命，拥袁到反袁”极具矛盾的思想变化。固本文将从地方性色彩浓厚的“近代湘学”出发，以此浅析蔡锷极具矛盾的政治思想在其文化层面上的缘由，试图解读“近代湘学”内核中富有的强大生命力对当今的影响。
一、爱国与责任——助力从“拥袁到反袁”
很多学者对蔡锷的探究，追溯其政治上从“拥袁到反袁”有很多的因素，但就其文化層面上来看，“近代湘学”算是其政治思想转变的深层助力。
首先，蔡锷出生年代是在中国灾难深重的时期，15岁之前接受的都是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传统教育，走的是一条光宗耀祖的科举之道。由此不难看出封建传统思想对蔡锷文化思想的重要奠基。又由于地域活动原因，蔡锷身处湖湘，所以他所接受的传统儒学文化实际上是带有浓厚地域色彩的“近代湘学”一派，早期追溯属宋代理学的一个派别，黄宗羲称这个派别为“湖湘学派”，发展到近代逐渐形成其“近代湘学”。固从传统文化中寻源，在文化继承性中考究，可看出这一学派有两个鲜明的特点：第一，抵御外来入侵的爱国性。如它从传统儒家思想中继承的 “爱国忠君”思想。《礼记·孔子闲居》中提到“天无二日，士无二王”强调其“王”的地位。并在以后儒学的发展中，逐渐转变形成“朕即国家”观念，把爱国与忠君结合，对后世各个分支流派都影响深远，“近代湘学”也不例外。在其影响下，这一派古代出现了吴猎、赵方、游九言等一批爱国抗金将领，近代出现了震耳发聩“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喊。第二，来自士人阶层忧国忧民的责任感。早在屈原时期，在文学创作上表达了“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忧国忧民的悲怆，到了宋代江山风雨飘摇时期，更是以这派胡国安、胡宏父子为典型代表，抒发着士人阶层保国安民、忧心天下的责任感。再说近代魏源编纂《海国图志》;谭嗣同甘愿为“变法而流血”;曾纪泽毅然赴俄改订卖国条约……这种士人责任感往往会衍生出使人有英勇的献身精神，对抗外来入侵，适应其特定的社会环境。
固以此去理解蔡锷在早期政治思想上的“保皇”和“拥袁”，就能从文化上找寻到出处。辛亥革命后，蔡锷认为“袁世凯是中国的一个人才， 能把中国治理好”，对袁世凯抱有很大幻想， 希望通过他来集权，以此振兴处在危难中的中国。甚至不计前嫌，连梁启超都说他痴心妄想“想带着袁世凯上政治轨道，替国家做些建设事业。”在蔡锷离开云南前在滇军营长以上的集会上，他曾说：“现任总统袁世凯，原是我们的政敌，戊戌那年因为他临时告密，……但衡量中国现在的情形，又非他不能维持……”。由此看出其 “拥袁”出发点并不是和袁世凯政治思想上的情投意合，从文化层面看只是受传统爱国心的“忠君”与“集权”和士人责任感的“选择”与“服从”的影响罢了。但就是这样的爱国性与责任感，恰恰也成为了蔡锷从“拥袁”到“反袁”的助力器，在看到袁世凯上台后悍然宣布复辟帝制，蔡锷这颗“爱国心”带着强烈的“责任感”，完成了从“拥袁”到“反袁”转变。虽他表面依旧不露声色。借与小凤仙的风流韵事，遮掩暗中与革命人商议反袁之实。更是说道“我们明知力量有限， 未必抗他得过， 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 非拼着命干这一回不可。”足以看出其坚定的爱国责任感。
二、包容与进步——推动从“维新到革命”
“近代湘学”能够在中国近代史上影响如此深远，绝对不仅仅只是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这么简单，作为一个极具特色的地方区域文化流派，它的特色是还具有与时俱进的时代包容性和进步性。这样的包容性与进步性蕴藏于学派自身发展的历程中和文化传承消化中，逐渐凝结成区别于其他区域文化的特色内核。早期，湖湘学派创始人就非常强调学以致用，主张：“学也，行之也，行之行之而又行之”，而后，像王船山等思想家也在传承中发展，强调“知而不行，犹无知也”。在其代代传承挖掘中，逐渐凝结形成一种包容接纳能力。如到近代后，“近代湘学”呈开放姿态，积极吸收西方的文化精华，由地主阶级的经世派文化到资产阶级的革命派文化，再到无产阶级的新文化派，其内容从新增、内化到吐新，体现出其流派的强大包容性和进步性。使得近代的湖南湘学不断绽放出新的魅力，走在其时代的前沿。
以此来看蔡锷政治思想的转变，不难看出与“近代湘学”发展的相同模式缩影——都是在不断纳新进步。蔡锷年幼的封建传统教育使得他在初步接触到维新思想时，对康有为提出的孔子改制考提出了质疑：“罪其为改制度之人，改制度之书也，为自用自专之人也。此孔子所以惧也。如曰孔子惧罪彼者罪我，则更相刺谬矣。《春秋》乃劝诫之书也，非罪人之书。”因此被梁启超批道：“此论犹属似是而非”。然经过在时务学堂学习，逐步受梁启超、唐才常、谭嗣同等维新思想家的影响，蔡锷渐渐懂得孔子改制考的深意，并成为一个坚定的维新立宪者，这是一种思想进步。那细究他从“维新到革命”的转变，更是体现出蔡锷身处混乱时局中，其思想中带有的包容性与进步性。
还是回到时务学堂，蔡锷求学过程中虽主要接受到其维新思想的洗礼，但在显学之下，一些学者们的思想里还是或多或少蕴藏着激进革命的隐学，如谭嗣同在《仁学》中猛烈抨击清王朝，主张暴力反清。特别是戊戌变法的失败，越来越多的人在对比国内外局势后，进一步接受其暴力革命的主张，思想转为激进，蔡锷亦是如此。在蔡锷留学日本，这段时期更是进一步完成了其思想从“维新到革命”的转变。而这转变的背后，从文化的溯源来讲，亦可说是受其“近代湘学”包容进步的内核影响，推动蔡锷思想的重大转换。因为从整个近代中国文化来看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它不再是孤悬于世界近代文化总体之外的单一体，而是包容于中西文化的复合体。“近代湘学”更是以它的包容性与进步性走在其这一阶段的中国思想文化前沿，所以深受这一流派思想影响的个人思想就更容易受到冲击和转变。
三、继承与发展——影响从“地方到全国”
在两宋时期，中国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学术现象——儒学演变为一个个具有地方特色、历史传承的地域性学派，即所谓的“儒学地域化”。一批批立志于重振儒家价值信仰、重建儒学知识体系的儒家学者集聚于各个地域的不同书院中，潜心著述，授徒讲学，于是，一个个具有各地域特色的学术流派发展起来。“近代湘学”就是由两宋以来湖南地区所形成的学术文化与学者群体慢慢演化发展形成的一支学术流派。这一种继承。
同时，“近代湘学”并非一种封闭文化，由于综合原因它处在其各种矛盾尖锐的中心，促使它的发展转变更是超前新锐。将其置于中国近代文化史上西学东渐纵向发展的历史中去考究，可以清晰的看出其发展变化的阶段：从鸦片战争到甲午中日战争，它接受了地主阶级的经世致用;从甲午中日战争到辛亥革命，它接受了资产阶级的维新变法;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它又接受了无产阶级的新文化思想……毋庸置喙，在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不断发展变化的同时，“近代湘学”能紧贴时代脉搏，接纳各种观念形态，这是一种发展。
“近代湘学”传承着传统文化中爱国忧民的精髓，在扎根于湖南这块土地中随着时代变化，用包容性和进步性促其茁壮成长，培养出一批批影响时代的文人志士，又反作用于其文化的发展，促使一个地方性区域学派影响全国文化流派，做到从“地方到全国”的辐射，何其不值得深究？
【参考文献】
【1】赵钟奇.云南护国前后回忆[M].（ 云南文史资料选辑） 第10 辑
【2】梁启超.护国之役回顾谈[M].（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
【3】李文汉.关于蔡愕的几点回忆[M].（ 云南文史资料选辑） 第10 辑
【4】《护国之役回顾谈》， （ 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三十九）
【5】胡宏·胡宏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87.
【6】王夫之·船山全书（第七册）[M]. 长沙：岳麓书社，1990.
【7】曾业英编·蔡松坡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