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乐记》里面不仅多次引用《诗》，而且还明确地对《诗经》中的《风》《雅》《颂》予以分类。由于其分类的标准建立在对音乐的理解上，与前人颇不相同，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乐记》用一个“静”字，将《风》抬至与《颂》《大雅》齐平并高于《小雅》的高度。也就是说，依照《乐记》所确立的标准，《诗经》可分成两大类：一类具有“静”的特点，具体指《颂》《大雅》《风》，一类具有“礼”的特点，具体指《小雅》。
【关键词】乐记；诗经；风；雅；颂；静；礼
由于《乐经》的佚失，《乐记》成了我国留传至今系统论述音乐美学思想的最古老的著作。历代关于《乐记》的注疏不乏其人，今人的研究也不可谓不多。然而，有关《乐记》对于《诗经》的接受方面，大多数相关学者均未对此加以特别的关注。从《诗经》接受学的角度而言，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实际上，《乐记》里面不仅多次引用《诗》，而且还明确地对《诗经》（《风》《雅》《颂》）予以分类。由于其分类的标准建立在对音乐的理解上，与前人颇不相同，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
从《周礼·大司徒》简单地提及“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1]开始，古人就已经在试图以某种标准对《诗经》进行分类了。关于这种分类标准，后来的《毛诗序》阐发得非常详致：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讽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是以一国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2]
此處《毛诗序》的作者以所言之事来对《诗经》中的《风》《雅》《颂》进行分类，这一方法为后人所借鉴。如孔颖达认为：
然则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大小不同，而得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非别有篇卷也。[3]
如果说《毛诗序》作者是以内容为分类标准，孔颖达则是分别以内容及形式为标准，将“风”、“雅”、“颂”与“赋”、“比”、“兴”相区分。到了宋代朱熹，则是更多地将视角投向诗歌作者以及所采用的音乐：
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若夫《雅》《颂》之篇，则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庙乐歌之辞。[4]
以上随意撷取的几家，都以不同的标准对《诗经》加以分类，这些分类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诗经》进行了不同的解读。不过，《乐记》则有一套独特的分类标准，将《诗经》纳入它的接受框架。
《乐记·师乙篇》中有如下论述：
宽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颂》。广大而静，疏达而信者，宜歌《大雅》。恭俭而好礼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静，廉而谦者，宜歌《风》。[5]
由于《乐记》相信“唯乐不可以为伪”[6]，也就是说，某种性格的人必定歌唱某种类型的歌曲，歌者性格与歌曲类型直接对应。因此，上段文字中不同的性格描述也就是《乐记》对于作为歌曲的《诗经》的分类。以歌者性格为分类标准，不能不说是《乐记》对于《诗经》接受学的一项贡献。
在《礼记正义》对这段文字的“疏”中，孔颖达作了以下释义：
颂成功德泽弘厚，若性宽柔静正者，乃能包含，故宜歌颂也。……《大雅》者，歌其大正，故性广大疏达，宜歌《大雅》，但广大而不宽，疏达而不柔，包容未尽，故不能歌《颂》。……《小雅》者，王者小正，性既恭俭好礼而守分，不能广大疏通，故宜歌《小雅》者也。……正直而不能包容，静退即不知机变，廉约自守，谦恭卑退，不能好礼自处，其德狭劣，故宜歌诸侯之《风》，未能听天子之《雅》矣。[7]
我们可以看到，孔颖达对《颂》《大雅》《小雅》《风》的价值给予了从高到低的评价，尤其是将《风》贬抑甚深。孔颖达的这一态度，后代注家曾有过不同意见，如王夫之所做的注就认为：
《颂》之体，静正而谨严，故因其德行之长以导之，而裁其宽柔，使有则也。……《大雅》之体，广大疏达而通于变，故既既因其德之近而抑以通变者，善其静信也。《小雅》之体，恭俭而尚情实，故以顺其恭俭之德，而复以近情者善其好礼，反文于质也。……《风》之体，美刺不讳，故以顺其廉直之长而善其谦静，使无委屈也。[8]
以上可知，王夫之详论了《颂》《大雅》《小雅》《风》的“体”，但并未给出孰低孰高的论断，对于《风》，也是如此。由于《礼记正义》的影响力，我们可以肯定的是，王夫之是读过孔颖达的《礼记正义》的，然而他依然以“美刺不讳，故以顺其廉直之长而善其谦静，使无委屈也”来论《风》，可见他是不同意孔颖达的。
那么，我们的问题是，《风》是否如孔颖达所说的“其德狭劣”呢？《乐记》中究竟以何标准对《风》《雅》《颂》进行分类？
要回答上述问题，还是要回到《乐记》文本本身。仔细阅读文本，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师乙篇》在论及《颂》时首句为“宽而静”，论及《大雅》时首句为“广大而静”，论及《风》时首句为“正直而静”，论及《小雅》时则为“恭俭而好礼者”。[9]也就是说，唯独对于《小雅》，《乐记》没有许之为“静”，这对于我们应当如何理解《乐记》对《诗经》的分类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地角度。要达成这一理解，需要解决两个问题：首先，如何理解“静”；其次，《乐记》论述《小雅》的关键词是“礼”，所以我们的关键问题就是如何理解“礼”以及与“乐”的关系。同样地，解决这两个问题也要回到《乐记》文本。
关于“静”，在《乐记·乐本篇》中，是这么认为：“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郑玄注曰：“言性不见物则无欲。”[10]孔颖达疏为：“言人初生，未有情欲，是其静禀于自然，是天性也。其心本虽静，感于外物，而心遂动，是性之贪欲也。自然谓之性，贪欲谓之情，是情、性别矣。”[11]朱熹认为：“此言性情之妙，人之所生而有者也。盖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未感也，纯粹至善，万量具焉，所谓性也。让人有是性即有是形，有是形则即有是心，而不能无感于物。感于物而动，则性之欲者出焉，而善恶于是乎分矣。性之欲，即所谓情也。”[12]王夫之曰：“‘欲’，谓情也。……人具生理，则天所命人之性固在其中。”[13]各家所持的具体观点虽有差别，但大体上说，各家基本都还是认可《乐记》中所讲的“静”是天性纯粹的表现，是没有情欲的一种状态。总而言之，各家对“静”是持高度肯定态度的。 此外，《乐记·乐论篇》还提出：“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这也是帮助我们理解“静”的一处重要论述。对此，郑玄注为：“乐由中出，和在心也。礼自外作，敬在貌也。文，犹动也。”[14]此处郑玄所注的“和在心也”多为后代所引用。孔颖达疏为：“乐由中出者，谓乐从心起也。礼自外作者，谓礼敬在外貌也。‘乐由中出，故静’者，行之在心，故静也。‘礼自外作，故文’者，礼肃人貌，貌在外，故云‘动也’。庾云：‘乐成在中，是和合反自然之静。礼节在貌之前，动合文理，文犹动也。’”[15]陈澔引刘氏曰：“欣喜欢爱之和出于中，进退周旋之序著于外。和则情意安舒，故静。序则威仪交错，故文。”[16]王夫之则说：“静，谓作乐之际，耳目心志一注于乐，不旁动也。文，谓五官百骸人已事物交错而成章也。”[17]
我们可以看到，关于这一句中“静”的解释，从郑玄开始，除王夫之外，各家都强调内心之和。我们知道，“和”是儒家的核心概念，整部《中庸》讲的就是“和”的理念。《乐记》肯定了“静”与“和”的一致性，也就是将“静”抬高到了不一般的高度。与“人生而静，天之性也”结合来看，《乐记》对于“静”赋予了极善的内涵。
而没有被许为“静”的《小雅》，《乐记》对它许以“礼”字。“礼”在《乐记》中频频出现，更多的是与“乐”并提。从“礼”与“乐”的区别联系中，我们或许可以看到《乐记》作者对于《颂》《大雅》《风》与对于《小雅》的不同态度。
《乐记·乐论篇》曰：“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18]我们知道，“亲”在儒家体系中有着重要的位置，如儒家提倡的五伦即为“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君臣有义，朋友有信”，“亲”为五伦为首。而“敬”，则是一般的外在要求。可见，在此处，礼是低于乐的。
《乐记·乐礼篇》曰：“仁近于乐，义近于礼。乐者敦和，率神而从天；礼者别宜，居鬼而从地。故圣人作乐以应天，制礼以配地。”[19]在這里，首先，“乐”与“礼”有着“仁”与“义”的差别。很明显，义是仁的外在表现，从其根本性而言是低于仁的。其次，《乐记》将乐与天相应，将礼与地相应，从中国传统观念来看，地是从属于天的，此处礼也是一个低于乐的概念。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由于“礼”在《乐记》中处于较低的层次，被许以“礼”的《小雅》也相应地处于一个较低的层次。尤其要注意的是，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得知，许以“礼”的《小雅》比许以“静”的《风》所得到的评判要更为低些。
由上可知，《乐记》作者并不像孔颖达所论述的那样，将《风》贬抑为“其德狭劣”。相反，《乐记》用一个“静”字，将《风》抬至与《颂》《大雅》齐平并高于《小雅》的高度。也就是说，在《乐记》作者看来，《诗经》分成两大类：一为《颂》《大雅》《风》，一为《小雅》，它们分别具有“静”的特点以及“礼”的特点。这种独特的划分，让这一分类方式成为《诗经》接受史上一个不得不注意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孙诒让.周礼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7：1842.
[2][3]孔颖达.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0：271-272.
[4]朱熹.诗经集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
[5][6][7][9][11]郑玄注，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147、1112、1147-1148、1147、1084.
[8][13][17]王夫之.<礼记章句>船山全书编辑委员会编<船山全书（第四册）>[M].长沙：岳麓书社，2011：955-956、897、902.
[10][14][15][18][19]郑玄注，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中）>[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083、1086、1087、1085、1093-1094.
[12]朱熹.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御纂朱子全书（二）[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953.
[16]陈澔注.礼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207.
作者简介：李瑛（1980—），女，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博士研究生，兼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师，主要从事儒家思想与儒家经典研究，以及传统文化与艺术领域的教学与研究。
【关键词】乐记；诗经；风；雅；颂；静；礼
由于《乐经》的佚失，《乐记》成了我国留传至今系统论述音乐美学思想的最古老的著作。历代关于《乐记》的注疏不乏其人，今人的研究也不可谓不多。然而，有关《乐记》对于《诗经》的接受方面，大多数相关学者均未对此加以特别的关注。从《诗经》接受学的角度而言，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实际上，《乐记》里面不仅多次引用《诗》，而且还明确地对《诗经》（《风》《雅》《颂》）予以分类。由于其分类的标准建立在对音乐的理解上，与前人颇不相同，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
从《周礼·大司徒》简单地提及“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1]开始，古人就已经在试图以某种标准对《诗经》进行分类了。关于这种分类标准，后来的《毛诗序》阐发得非常详致：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讽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是以一国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2]
此處《毛诗序》的作者以所言之事来对《诗经》中的《风》《雅》《颂》进行分类，这一方法为后人所借鉴。如孔颖达认为：
然则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大小不同，而得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非别有篇卷也。[3]
如果说《毛诗序》作者是以内容为分类标准，孔颖达则是分别以内容及形式为标准，将“风”、“雅”、“颂”与“赋”、“比”、“兴”相区分。到了宋代朱熹，则是更多地将视角投向诗歌作者以及所采用的音乐：
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若夫《雅》《颂》之篇，则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庙乐歌之辞。[4]
以上随意撷取的几家，都以不同的标准对《诗经》加以分类，这些分类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诗经》进行了不同的解读。不过，《乐记》则有一套独特的分类标准，将《诗经》纳入它的接受框架。
《乐记·师乙篇》中有如下论述：
宽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颂》。广大而静，疏达而信者，宜歌《大雅》。恭俭而好礼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静，廉而谦者，宜歌《风》。[5]
由于《乐记》相信“唯乐不可以为伪”[6]，也就是说，某种性格的人必定歌唱某种类型的歌曲，歌者性格与歌曲类型直接对应。因此，上段文字中不同的性格描述也就是《乐记》对于作为歌曲的《诗经》的分类。以歌者性格为分类标准，不能不说是《乐记》对于《诗经》接受学的一项贡献。
在《礼记正义》对这段文字的“疏”中，孔颖达作了以下释义：
颂成功德泽弘厚，若性宽柔静正者，乃能包含，故宜歌颂也。……《大雅》者，歌其大正，故性广大疏达，宜歌《大雅》，但广大而不宽，疏达而不柔，包容未尽，故不能歌《颂》。……《小雅》者，王者小正，性既恭俭好礼而守分，不能广大疏通，故宜歌《小雅》者也。……正直而不能包容，静退即不知机变，廉约自守，谦恭卑退，不能好礼自处，其德狭劣，故宜歌诸侯之《风》，未能听天子之《雅》矣。[7]
我们可以看到，孔颖达对《颂》《大雅》《小雅》《风》的价值给予了从高到低的评价，尤其是将《风》贬抑甚深。孔颖达的这一态度，后代注家曾有过不同意见，如王夫之所做的注就认为：
《颂》之体，静正而谨严，故因其德行之长以导之，而裁其宽柔，使有则也。……《大雅》之体，广大疏达而通于变，故既既因其德之近而抑以通变者，善其静信也。《小雅》之体，恭俭而尚情实，故以顺其恭俭之德，而复以近情者善其好礼，反文于质也。……《风》之体，美刺不讳，故以顺其廉直之长而善其谦静，使无委屈也。[8]
以上可知，王夫之详论了《颂》《大雅》《小雅》《风》的“体”，但并未给出孰低孰高的论断，对于《风》，也是如此。由于《礼记正义》的影响力，我们可以肯定的是，王夫之是读过孔颖达的《礼记正义》的，然而他依然以“美刺不讳，故以顺其廉直之长而善其谦静，使无委屈也”来论《风》，可见他是不同意孔颖达的。
那么，我们的问题是，《风》是否如孔颖达所说的“其德狭劣”呢？《乐记》中究竟以何标准对《风》《雅》《颂》进行分类？
要回答上述问题，还是要回到《乐记》文本本身。仔细阅读文本，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师乙篇》在论及《颂》时首句为“宽而静”，论及《大雅》时首句为“广大而静”，论及《风》时首句为“正直而静”，论及《小雅》时则为“恭俭而好礼者”。[9]也就是说，唯独对于《小雅》，《乐记》没有许之为“静”，这对于我们应当如何理解《乐记》对《诗经》的分类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地角度。要达成这一理解，需要解决两个问题：首先，如何理解“静”；其次，《乐记》论述《小雅》的关键词是“礼”，所以我们的关键问题就是如何理解“礼”以及与“乐”的关系。同样地，解决这两个问题也要回到《乐记》文本。
关于“静”，在《乐记·乐本篇》中，是这么认为：“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郑玄注曰：“言性不见物则无欲。”[10]孔颖达疏为：“言人初生，未有情欲，是其静禀于自然，是天性也。其心本虽静，感于外物，而心遂动，是性之贪欲也。自然谓之性，贪欲谓之情，是情、性别矣。”[11]朱熹认为：“此言性情之妙，人之所生而有者也。盖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未感也，纯粹至善，万量具焉，所谓性也。让人有是性即有是形，有是形则即有是心，而不能无感于物。感于物而动，则性之欲者出焉，而善恶于是乎分矣。性之欲，即所谓情也。”[12]王夫之曰：“‘欲’，谓情也。……人具生理，则天所命人之性固在其中。”[13]各家所持的具体观点虽有差别，但大体上说，各家基本都还是认可《乐记》中所讲的“静”是天性纯粹的表现，是没有情欲的一种状态。总而言之，各家对“静”是持高度肯定态度的。 此外，《乐记·乐论篇》还提出：“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这也是帮助我们理解“静”的一处重要论述。对此，郑玄注为：“乐由中出，和在心也。礼自外作，敬在貌也。文，犹动也。”[14]此处郑玄所注的“和在心也”多为后代所引用。孔颖达疏为：“乐由中出者，谓乐从心起也。礼自外作者，谓礼敬在外貌也。‘乐由中出，故静’者，行之在心，故静也。‘礼自外作，故文’者，礼肃人貌，貌在外，故云‘动也’。庾云：‘乐成在中，是和合反自然之静。礼节在貌之前，动合文理，文犹动也。’”[15]陈澔引刘氏曰：“欣喜欢爱之和出于中，进退周旋之序著于外。和则情意安舒，故静。序则威仪交错，故文。”[16]王夫之则说：“静，谓作乐之际，耳目心志一注于乐，不旁动也。文，谓五官百骸人已事物交错而成章也。”[17]
我们可以看到，关于这一句中“静”的解释，从郑玄开始，除王夫之外，各家都强调内心之和。我们知道，“和”是儒家的核心概念，整部《中庸》讲的就是“和”的理念。《乐记》肯定了“静”与“和”的一致性，也就是将“静”抬高到了不一般的高度。与“人生而静，天之性也”结合来看，《乐记》对于“静”赋予了极善的内涵。
而没有被许为“静”的《小雅》，《乐记》对它许以“礼”字。“礼”在《乐记》中频频出现，更多的是与“乐”并提。从“礼”与“乐”的区别联系中，我们或许可以看到《乐记》作者对于《颂》《大雅》《风》与对于《小雅》的不同态度。
《乐记·乐论篇》曰：“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18]我们知道，“亲”在儒家体系中有着重要的位置，如儒家提倡的五伦即为“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君臣有义，朋友有信”，“亲”为五伦为首。而“敬”，则是一般的外在要求。可见，在此处，礼是低于乐的。
《乐记·乐礼篇》曰：“仁近于乐，义近于礼。乐者敦和，率神而从天；礼者别宜，居鬼而从地。故圣人作乐以应天，制礼以配地。”[19]在這里，首先，“乐”与“礼”有着“仁”与“义”的差别。很明显，义是仁的外在表现，从其根本性而言是低于仁的。其次，《乐记》将乐与天相应，将礼与地相应，从中国传统观念来看，地是从属于天的，此处礼也是一个低于乐的概念。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由于“礼”在《乐记》中处于较低的层次，被许以“礼”的《小雅》也相应地处于一个较低的层次。尤其要注意的是，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得知，许以“礼”的《小雅》比许以“静”的《风》所得到的评判要更为低些。
由上可知，《乐记》作者并不像孔颖达所论述的那样，将《风》贬抑为“其德狭劣”。相反，《乐记》用一个“静”字，将《风》抬至与《颂》《大雅》齐平并高于《小雅》的高度。也就是说，在《乐记》作者看来，《诗经》分成两大类：一为《颂》《大雅》《风》，一为《小雅》，它们分别具有“静”的特点以及“礼”的特点。这种独特的划分，让这一分类方式成为《诗经》接受史上一个不得不注意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孙诒让.周礼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7：1842.
[2][3]孔颖达.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0：271-272.
[4]朱熹.诗经集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
[5][6][7][9][11]郑玄注，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147、1112、1147-1148、1147、1084.
[8][13][17]王夫之.<礼记章句>船山全书编辑委员会编<船山全书（第四册）>[M].长沙：岳麓书社，2011：955-956、897、902.
[10][14][15][18][19]郑玄注，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中）>[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083、1086、1087、1085、1093-1094.
[12]朱熹.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御纂朱子全书（二）[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953.
[16]陈澔注.礼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207.
作者简介：李瑛（1980—），女，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博士研究生，兼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师，主要从事儒家思想与儒家经典研究，以及传统文化与艺术领域的教学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