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４年底至１９４５年初，国际国内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很大胜利。日本统治集团更急于谋求迅速解决所谓“中国事变”，一面再次发表“对中国国民政府的声明”，加紧对蒋介石的诱降活动，一面再度调兵遣将从军事上给蒋介石以强大压力，逼蒋就范。继陷洛阳、衡阳之后，日本又西犯广西，攻陷桂林、柳州、南宁，打通了所谓大陆交通线。１９４４年１２月，日军侵入贵州，攻陷独山，摆出从侧背包抄重庆的战略态势。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党为了克服危机，实现保卫西南、坚持抗战的任务，决定加强对西南地方势力的统战工作，因而重庆工作委员会（南方局改称）特派我作为党的秘密代表前往成都，去做川康边防总指挥、二十四军军长、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的统战工作。
　　我当时在重庆以生活书店总编辑、左派文化人士和“救国会”成员的身份活动，在党内担负的工作是重庆工作委员会候补委员、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做刘文辉的工作就是要使刘文辉不管形势如何变化，都要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团结西南地方力量，实行西南自保。
　　其实，刘文辉早已与我党有接触，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等，都与他谈过话。周恩来与他谈话后，同他建立了经常的秘密联系。党中央还由他掩护和安排，在雅安设置了一部电台。１９４４年夏以来，刘文辉曾表示他反对蒋介石的法西斯独裁、排斥异己、消灭异己的政策，赞成我党的民主、团结、抗战的方针政策。
　　１９４５年初，利用国民党特务春节休假，我和华岗、朱蕴山一起出发前往成都。
　　到成都后，华岗和朱蕴山住在杨叔明安排的住处，我住在张志和开设的茶庄。张志和在刘文辉手下当过旅长、师长。我与刘的联系，便主要通过他。
　　我第一次去刘文辉家是由张志和陪着去的。刚走近大门，刘文辉就迎了出来。他对我很尊重，很客气。我也表示了我党领导人对他的问候。
　　这次见面商定，以后每天上午来他家。此后一个多月，直到我离开成都为止，从没推迟或改变日期。我和刘文辉谈话时，只有我们两人在场。每次大约谈一两个小时。一般都是我讲他听。刘文辉是个聪明人，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较多的政治经验。他还经常阅读书报，特别是在雅安设立了与延安联系的电台后，凡是延安发出的一切消息，毛主席的谈话，新华社的社论、通讯、报告等，他都认真收阅。因此，他对一般的国内外形势和我党的一般方针政策是比较了解的。我同他谈话，就不能和尚念经般泛泛地再重复他已经了解的东西，而需要从理论和实际方面，做深入的、具体的分析和阐释。
　　我的谈话主要围绕一个中心问题，即日军的新动向和蒋介石面临日军压境的严重局势所可能作出的抉择，以及西南地方力量所采取的对策。
　　我着重介绍了解放区和广大敌后区域的情况。日本的侵华战争，几年来，虽然在正面战场取得一定的进展，但在广大敌后区域，由于我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人民武装力量的蓬勃发展壮大，抗日根据地的广泛建立，不但在军事上给日本侵略者以严重打击，而且在政治、经济方面也粉碎了它“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幻想。我们最后战胜日本是绝对可靠的，不容置疑的。它这次进攻已成“强弩之末”，只不过是临死前的“回光返照”。
　　而我党对于像他这样与共产党合作的爱国人士的政策，也是我谈话的重点之一。
　　刘文辉在我谈话的过程中，很少提意见、发议论。而且他对我们的谈话是有周密安排的。在长达一个来月的每次谈话，没有人进来向他请示或报告什么问题，而且，连服务人员也不进来，他亲自给我添茶倒水。
　　对于我所谈的内容，刘文辉都听得很认真。解放后，刘文辉在回忆录中说：“１９４５年２月间，张友渔到成都，党派他帮助我进行政治理论学习。他每天清早就到我的住所，给我系统地分析世界和中国革命形势，讲解革命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连续达一个多月之久，我等于进了一次政治学校。”
　　在同刘文辉谈话这段时间，我还找过当时住在成都的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先生，请他同刘谈谈保卫西南的问题。张是四川实力派的前辈，他们都尊重他，特别是刘文辉同张的关系很好。据张说，刘是民盟的不公开成员，并在经济方面支持民盟……
　　１９４９年１２月，胡宗南在我第一野战军的强大攻势下，由陕西退到四川。我解放大军兵分两路从南北两个方面入川夹击。在这关键时刻，刘文辉联合邓锡侯、潘文华等宣布起义，为配合我军解放西南，歼灭国民党主力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