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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讨论由唐代佛教官寺制度而生的一则传说，通过考证传说文本的演变，分析其背后所反映的制度和史实。认为敦煌写本S.3728Va《大唐玄宗皇帝问胜光法师而造开元寺》所记之事并非史实，而是佛教徒依傍开元二十六年开元官寺的设立而创造的一则传说，传说的产生应反映了唐代先后设立的佛教官寺的地位转移问题。该传说在南宋末年和元代继续在中国的南北方流传，则反映了唐代所立开元官寺在后世地方寺院体系中的地位依然崇高。
关键词：唐玄宗；开元寺；官寺制度；传说
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2）05-0093-07
所谓官寺，按照日本学者的界定，即隋唐时期由朝廷在全国各地统一敕建并供养的寺院，其主要功能在于为国祈福和宣扬皇帝威德[1]。官寺区别于普通敕建寺院的显著特点在于普设于天下诸州，寺额与制度均十分统一，而且承担着诸多特殊功能。
官寺作为唐代佛教的重要制度早已引起日本和欧洲学者的长期关注和研究。日本学者的研究大致为我们梳理了唐代先后四次设立官寺的基本史实：即高宗乾封元年（666）封禅泰山后诏令天下诸州各立观、寺一所；武瞾天授元年（690）制令天下诸州各立大云寺一所；中宗神龙元年（705）诏令天下诸州各立中兴寺、观一所，神龙三年（707）改为龙兴寺、观；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诏令天下诸州各立开元观、寺一所[2]。
意大利汉学家富安敦（Antonino Forte）先生则将官寺描述为“国寺（state monasteries）”，并严格区分了国寺和私寺（private monasteries）的不同。认为国寺即由国家营建并为国家服务的寺院，强调其全民共有的性质，私寺（含皇家寺院）则完全相反。他从政教关系的角度研究了唐代上述四次国寺设置中的政教关系形势，并着重探讨了安西四镇只有武周大云寺和中宗龙兴寺而无道观的原因，认为这可能与佛教的国际主义与和平主义有利于中国的外交政策和普世国家的意识形态有关①。
在传统文献的记载中，关于唐代何以先后四次设立官寺的直接原因，其中前三次均较为清楚，高宗乾封元年是因为封禅泰山，武周天授元年的大云寺是为宣传武瞾女主当立而制造舆论，中宗的龙兴寺观则是为庆祝李唐政权的成功复辟。唯独对于开元二十六年的开元官寺设立原因语焉不详。敦煌写本S.3728Va《大唐玄宗皇帝问胜光法师而造开元寺》记载了玄宗因宣问胜光法师佛的恩德而归信佛教，遂敕令天下诸州建立开元寺。马德先生曾撰文加以讨论，认为此写本当指开元二十六年玄宗敕令天下诸州设立开元寺一事，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玄宗与佛教的关系②。
但笔者研究发现，该写本所记之事并非史实，而是依傍开元二十六年开元官寺的设立而生的一则传说，这则传说直到南宋末年和元代仍有流传，而且传说文本前后变化较大。所反映的应是唐代佛教官寺地位的转移及其在后世的持续影响。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拟对传说文本的演变进行考证和分析，对传说产生和演变的原因进行解释和说明。
一 唐五代：现存传说的最早记录
敦煌写本S.3728Va《大唐玄宗皇帝问胜光法师而造开元寺》（以下简称《造开元寺》）是目前所见较早涉及玄宗诏立开元官寺原因的文献，也是现存这一传说的最早记录。原文不长，全文转录如下③：
1大唐玄宗皇帝问胜光法师而造开元寺
2帝问：佛有何恩得（德？），致使人臣舍父舍君而师侍之？说若无凭，
3朕当除灭。法师奏曰：我佛之恩，恩越天地，明过日月，亲过父母，
4义极君臣。帝乃责之，天地日月，有造化之功，父母
5君臣，兆民之本，何得将佛言其圣哉？再具分宣，不宜讹谬。法师
6又奏曰：天但能盖而不能载，地但能载而不能盖；日则昼明
7而夜不能朗，月则夜朗而昼不能明；父只能训诲，母只能
8慈育；君王若圣，臣下尽忠；君若不圣，臣当矫佞。以此而推，
9各具其一。我佛之恩，即不然矣。覆则四生普覆，载
10则六道俱般（搬）；明则照耀乾坤，朗则光辉三友（有）；慈则
11牢笼苦海，悲则济及幽冥；圣则众圣中尊，神则六通
12自在。存亡皆普，贵残（贱）同遵。伏望天恩，回心敬仰。
13帝乃虔恭，谓法师曰：佛德实大，非师莫宣。朕今发愿，
14永为佛之弟子。敕下：诸州府每州造寺一所，额号开元，
15一任有力人造寺，以表朕之敬仰。
这篇文字为S.3728背面的前15行。关于这件写本的年代，马德先生认为：“从这个敦煌遗书的内容和墨迹分析鉴定，这个卷子为五代时书写。因为是抄件，其原文的成文年代应该更早一些（唐代），具体时间尚待进一步考证。”这一判断大致无误。因为该写本正面为官文书“柴场司判凭五件”，其中的“乙卯年”已被断代为后周显德二年（955）[3]。
唐代的写本档案，一般须在州县籍库中保留九年[4]。若五代时期敦煌归义军政权继续沿用这一制度，则即使在理论上，《造开元寺》应抄写于北宋乾德二年（964）之后，已经入宋。加之官写本流出后，由寺院收集整理再抄写佛教文献需要一个过程，故其抄写时间应该更晚。至于该写本抄写年代的下限，固难准确判断，但无疑应在1006年敦煌石室封闭之前①。
笔者之所以怀疑《造开元寺》写本系出于传说而非史实，首先是因为写本内容与传世文献所载的开元官寺设立情形完全不同。《唐会要》中保留了两条有关开元官寺设立的材料。其卷48云，“天授元年十月二十九日，两京及天下诸州各置大云寺一所。至开元二十六年六月一日，并改为开元寺。”[5]卷50云“（开元）二十六年六月一日，敕每州各以郭下定形胜观、寺，改以开元为额。”[5]879这两条记载看似矛盾，实则不然。大云寺的设立是以各州大寺改名的方式完成的[6]，故大云寺本身就是各州的形胜大寺之一。富安敦先生则从政教关系的角度对此进行了解释和论证，认为玄宗设立开元国寺的目的并非创造一个新的国寺系统，而是旨在取代武周时期遗留下来的大云国寺体系[7]。这一见解无疑是合理而深刻的。相较而言，《造开元寺》写本所云因玄宗归信佛教而诏建开元官寺的说法就只能认为是佛教徒一厢情愿的想象。 这也可从玄宗开元年间的佛教政策中窥得一二。开元二年，接受姚崇的建议整肃佛教，还俗伪滥僧尼二万余人，不久又下令僧尼致拜父母[8]。同年，禁止私造寺观[9]。十三年，僧尼试经，年六十以下不过者勒令还俗，十七年，整顿僧尼旧籍，二十一年，重申僧尼致拜君亲之令[9]672。同时，禁止私度僧尼及僧尼私住兰若[10]。二十八年，敕令还俗私度僧尼[9]711。这些政策抑制佛教的意图十分明显，自然不能认为十分友好。虽然玄宗曾在开元二十三年御注《金刚经》并颁行天下寺院宣讲[11]，但他早在开元十年和二十年就分别御注《孝经》和《道德经》，故御注《金刚经》只能理解为玄宗调和三教以利于国家的政治策略之一，而非其归信佛教的表现。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玄宗因胜光法师的一段得体应对就归信佛教并诏令天下诸州各建一所开元寺的文字当然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即《造开元寺》中敕令内容为“诸州府每州造寺一所，额号开元。一任有力人造寺”。而上引《唐会要》两道诏令的原意均为将旧有寺院改名，而非新造。这不仅符合玄宗开元朝的佛教政策，也是唐代诸州设立开元官寺的一般程式，即由原有寺院改名而来[6]4538，4553-4555。而开元寺作为官寺，更不可能“一任有力人造寺”②。
马德先生曾推测，《造开元寺》的成文年代可能在唐代，但并未进行具体讨论。笔者以为，文中一些与唐代观念和制度的符合之处或许可以为证。观念层面，最典型者莫过于写本中三处提到君父先后排序时，都是父先君后，即“致使人臣舍父舍君而师侍之”、“我佛之恩……亲过父母，义极君臣”和“父母君臣，兆民之本”。因为在唐代士大夫的忠孝观念中往往更重视孝[12]。这一观念在唐五代时期的敦煌民间仍然流行。敦煌写本《太公家教》中就颇有体现[13]。写本制度层面，如祈求皇帝时的“伏望天恩”，诏令中表示天下各州的“诸州府”都是唐代公文中的常见用语③。这些内容均可说明传说产生于唐代。更为直接的证据来自“伏望天恩”和“以表朕之敬仰”两句，其中“天恩”和“朕”字之前均有约两字的空格，这是敦煌《在开元寺》写本抄自唐代传说写本的力证。“天恩”和“朕”字两处之前的空格是为了表示对当朝（唐代）皇帝的尊敬，宋初的敦煌抄手无意间为我们留下了这一传说在唐代已经成文的证据。
至于传说产生的具体时间和背景，还需要分析其动机。通观传说全文，可知其主要目的在于强调开元寺乃玄宗归信佛教后下诏统一敕建，其实是在强调开元寺正统官寺地位的特殊和崇高。唐代曾先后四次设立官寺，但在开元寺设立后，并非四所寺院同时拥有官寺地位，而应是存在官寺地位的先后转移和取代问题。此点荣新江先生曾有论及[14]。笔者推测该传说的产生可能与开元寺设立之后未能及时取代原有大云寺或龙兴寺的官寺地位而产生的焦虑有关。故传说产生时间应在开元二十六年之后不久。传说的产生地点虽无法确定，但考虑到开元官寺普设于天下诸州，官寺地位的转移又是一个全国诸州普遍存在的问题，故笔者更倾向于认为该传说产生于唐中期的中原内地。敦煌本传说亦应系由中原传入。这一推测当距史实不远，否则开元寺乃玄宗敕建官寺本身就是史实，根本无需再造传说来加以强调。
而该传说之所以在敦煌流传，则可能与敦煌开元寺当时的地位有关。开元寺作为唐代设立最晚的官寺，理论上应是开元二十六年以后各州的唯一官寺，但敦煌开元寺的地位却并不高。研究表明，龙兴寺不仅是敦煌第一大寺，而且是敦煌地区佛教僧团的最高管理机构都僧统司的驻所和都司下属机构经司的所在地，具有统属其他寺院和掌握敦煌官经的功能[15]。在这种情况下，开元寺兴致传说在敦煌的出现和流传也就不难理解。
二 南宋末：传说的拆分与改造
降至南宋，该传说继续流行，并被纳入释本觉编撰的编年体佛教通史《释氏通鉴》中。该书全称《历代编年释氏通鉴》，书前有南宋咸淳六年（1270）荐福寺沙门用错序，可知其成书于此前不久。据天启丙寅年（1626）毕熙志序可知，此书在南宋后流传不广，明代中叶已很难看到，经毕熙志等人据宋本校订后重新刊刻出版。毕氏等人仅对原书进行校订，应基本保留了宋本的原文。现存版本即毕熙志等人的校订本。为比勘方便，照录全文如下：
帝宣问左街僧录神光法师曰：佛于众生，有何恩德？致舍君亲妻子而师侍之。说若有理，朕当建立。说若无理，朕当削除。奏曰：佛于众生，恩过天地，明逾日月，德重父母，义越君臣。帝曰：天地日月，具造化之功；父母君臣，具生成之德。何以言佛并过此乎？光曰：天能盖不能载，地能载不能盖。日则照昼不照夜，月则照夜不照昼。父只能生不能养，母只能养不能生。君有道则臣忠，君无道则臣佞。以此而推，德则不全。佛于众生，恩则不尔。言盖则四生普覆，论载则六道俱承。论明则照耀十方，论明（朗？）则光辉三有。论慈则提拔苦海，论悲则度脱幽冥。论圣则众圣中王，论神则六通自在。所以存亡普救，贵贱皆携。唯愿陛下，回心敬仰。帝悦，曰：佛恩如此，非师莫宣。朕愿回心，生生敬仰。[16]
比勘敦煌《造开元寺》写本可知，两文的主体内容基本一致，但《释氏通鉴》的文字更为精炼和工整。故可推测这段文字应出于上引敦煌《造开元寺》传说或其同源传说。其中最大的变化莫过于《释氏通鉴》将此段引文系于开元二年，而将玄宗下诏诸州各造开元寺的几句系于开元二十六年。该书同卷戊寅（开元二十六年）条下记载了开元寺的修建：“诏天下州郡，各建一大寺，以纪年为号，曰开元寺。”[16]98
至此可知《释氏通鉴》是将上引敦煌《造开元寺》传说或其同源传说一分为二，一为玄宗与神光法师的对话，系于开元二年；一为玄宗下诏天下州郡各造开元寺，系于开元二十六年。其次是将胜光法师改名为神光法师，并委以左街僧录的高级僧官。
之所以认定是本觉将原有传说一分为二，而非别有所据，最重要的证据来自文本本身。正如《释氏通鉴》所云，玄宗最初表示，“说若有理，朕当建立；说若无理，朕当削除”，但在神光法师进行了有理有据的回答之后，玄宗却仅以“佛恩如此，非师莫宣。朕愿回心，生生敬仰”来搪塞，而完全不提之前答应过的“建立”之诺。这应是本觉在改造传说时只顾快刀斩乱麻地将其一分为二，而未能留心细节所致。 本觉之所以将玄宗下诏造开元寺部分系于开元二十六年，而非其他年份，当与其编撰《释氏通鉴》时已发现传说的不足信有关。本觉为编撰该书曾参考百余种文献[17]，其中自然会涉及玄宗开元二十六年诏立开元官寺的资料，也就容易发现这一传说的不实。否则也无法直接将此事系于开元二十六年。即便如此，传说的痕迹仍然明显。如上所引，《释氏通鉴》开元二十六年玄宗诏立开元寺的文字为“诏天下州郡，各建一大寺，以纪年为号，曰开元寺”。仍是在强调新建，而非上引《唐会要》诏令所云将原有寺院改名为开元寺。此点却与敦煌《造开元寺》传说所云“诸州府每州造寺一所，额号开元”十分一致。
本觉之所以将胜光法师改名为神光，并冠以左街僧录的僧官头衔。当是为与旧有传说有所区别，并增加其可信度。殊不知这样的改造又留下了纰漏。神光法师同样无考，故并不能增加传说的可信度。更重要的是，左街僧录这一僧官最早设立于宪宗元和元年（806）或二年（807）①，上距开元二年（714）的宣问之事已近百年，玄宗又如何能够宣问近百年后才设立的僧官左街僧录神光法师呢？由此亦可见本觉在改造传说时的草率。
三 元代：传说的继续层累
元代，这一传说继续流行。其保存载体为延佑六年（1319）奉元路（今西安）的《大开元寺兴致》碑（以下简称《兴致》碑）。碑分为上下两截刻，上刻长安窦恭画玄宗与胜光法师对坐论佛功德图，下刻文二十行，行二十七字。原碑现存陕西省博物馆。本录文是以《陕西金石志》[18]（以下简称《陕志》）录文为基础，对照原碑拓片图版[19]修订而成。为明传说演变，将碑文全文照录如下：
大开元寺兴致
唐开元二十八年正月二十八日，于延庆殿建（《陕志》脱建字）金刚道场之次，玄宗皇帝问胜光法师曰：佛于众生，有何恩德？至使舍君臣父母（《陕志》作父子）而敬于佛。说若有据，朕当归敬，说若无据，朕当除灭。法师答曰：佛于众生，恩越天地，明逾日月，义极君臣，亲过父母。玄宗再问：天地日月，造化之功，父母君臣，兆民之本。何将佛德胜于此耶？法师答曰：天能盖不能载，地能载不能盖，日则昼明夜暗，月则夜朗（《陕志》作明）昼昧。君臣之恩，君王若圣，臣下尽忠，君若不明，臣当矫佞。父母之恩，父能慈训，母能慈育。以理（《陕志》作礼）推之，各具一德（《陕志》作得）。佛则不然，盖则四生普覆（《陕志》作庆），载则六道俱搬，明则照耀乾坤，朗则光辉三有，神则众圣中尊，慈则捞笼苦海，悲则拔济幽冥，存亡普益，贵贱同遵，以理（《陕志》作礼）推之，佛恩实大。玄宗皇帝起立虔恭，谓法师曰：佛恩实大（《陕志》脱大字），非师宣说，朕岂知耶？自今已（《陕志》作以）后，誓为佛之弟子，可于天下州府各置开元寺一所，表朕归佛之本意。遂赐法师御茶一角，金银净瓶各一对，无上□偈一首：三界犹如旋火轮，百千万劫历微尘。此身不向今时度，更待何时度此身？
此文贞佑四年九月初二日弘教大师赐紫僧澄润书于开元皇帝祠壁。必有所据，未暇探讨。虑岁月浸久，渐致泯灭，故移之贞石，庶后之来者有以见夫寺之由致焉□。
大元延佑六年岁次己未正月日（以下碑文从略）
对照此碑录文与上引敦煌《造开元寺》写本和《释氏通鉴》文字可知，《兴致》碑与敦煌《造开元寺》传说之间的继承关系更为明显。首先，“胜光法师”作为人名因而未改，其次，玄宗与胜光法师的对话基本保留未变。但同时又增加了许多细节，如玄宗宣问胜光法师的具体时间、地点、对胜光法师的系列赏赐以及碑文来源等。
据碑文来源可知，其主体部分系照录自金贞佑四年（1216）九月初二日弘教大师赐紫僧澄润书于开元皇帝祠壁的原文，因“虑岁月浸久，渐致泯灭”，故“移之贞石”，目的在于“庶后之来者有以见夫寺之由致”。尽管“弘教大师赐紫僧澄润”无考，但丝毫不影响我们对该传说元代以前广泛流传北方的判断。因为《兴致》碑不可能空穴来风。
关于碑文中新增玄宗宣问胜光法师的时间，碑文所记为“开元二十八年正月二十八日”，而上所引《唐会要》所载玄宗诏立开元寺的时间均为“开元二十六年六月一日”，两者相距一年半，殊无可能。
作为宣问地点的“延庆殿”亦属杜撰。宋敏求《长安志》备载长安宫殿，而无延庆殿之名。《河南志》附图中延庆殿位于洛阳洛城西门之内北侧，实为偏居洛阳宫城西南隅的一座小殿[20]。徐松《唐两京城坊考》认为延庆殿之名不确，已据《禁扁》改为德昌殿[21]。设若此殿存在，玄宗亦不至在如此偏僻的小殿宣问高僧胜光法师。
即使玄宗宣问胜光法师之所为洛阳延庆殿之说可以成立，开元二十八年正月时玄宗也不在东都[8]212[22]。即使是可能讹误的“开元二十六年”正月，玄宗亦无东幸洛阳之事[8]209[22]140。至此，可以确证元代《兴致》碑所增细节大多属于杜撰，显然是对传说的又一次层累。
碑文中所增内容尚有玄宗归信佛教后对胜光法师的系列赏赐，此固无法证伪，但可推想也是为增加可信度而有意增饰。
在增饰细节的同时，《兴致》碑也对原有传说文字进行了部分压缩。最为明显的一处是，将原文中“覆则四生普覆，载则六道俱般（搬），明则照耀乾坤，朗则光辉三友（有），慈则捞笼苦海，悲则济及幽冥，圣则众圣中尊，神则六通自在”，两两工整对仗的八句压缩为不能对仗的七句，即“盖则四生普覆，载则六道俱搬，明则照耀乾坤，朗则光辉三有，神则众圣中尊，慈则捞笼苦海，悲则拔济幽冥”，而且对原文句序进行了调整，使原文面貌大为改变，意思也难以连贯。
元代西安《大开元寺兴致》碑为何要过分增饰传说细节，以致不惜压缩原有传说文字的主体内容？笔者认为，这当与元代西安开元寺乃是非正统官寺的可疑来历有关。
《唐会要》云，开元二十六年玄宗诏令天下诸州各立开元寺一所。这一诏令也确实基本在地方上得到了执行，产生了许多同名的开元官寺。这也成为后世绝大多数开元寺的共同起源。但元代西安开元寺却并非此次官寺制度的产物。辛德勇先生曾对此进行考证，辛先生认为宋金元时代西安城的开元寺至晚后周时已有[23]。其首次见于记载是在后周显德二年（955）的《永兴军牒》中，且在当时是作为无额寺院得以保留未废的[18]655-656。尚未获得寺额，足见其建立不久。后周至元代西安开元寺的位置并未发生变化，按诸《唐长安城图》可知，其正位于唐长安城皇城内少府监的位置[24]。故其建寺时间不可能早于唐末天祐元年（904）朱全忠挟持唐昭宗迁都洛阳之后，因为此前绝无在皇城内建寺的可能。元代西安开元寺并非唐玄宗所诏立的开元官寺十分清楚。 明乎此，则元代西安《大开元寺兴致》碑之所以对原有传说进行大幅增饰就完全可以理解。正因为元代西安开元寺并非玄宗开元二十六年所立之正统开元官寺，所以需要制造细节来增饰原有传说，借此抬高其地位。
四 结语
敦煌写本S.3728Va《大唐玄宗皇帝问胜光法师而造开元寺》所记并非史实，而是佛教徒依傍玄宗开元官寺的设立而创造的一则传说，旨在强调开元官寺的特殊和崇高地位，突出其重要性。该传说当产生于开元官寺设立之后不久，可能与开元官寺设立后未能及时取代此前大云寺或龙兴寺的官寺地位而产生的焦虑有关。该传说在敦煌的流行则可能与敦煌开元寺在当地寺院体系中经济和政治地位低下而产生的焦虑有关。
南宋末，该传说被释本觉纳入其编年体佛教通史《释氏通鉴》之中，并对其进行了拆分和改造。本觉将胜光法师改名为神光，并委以“左街僧录”之职；又将原有传说拆分为玄宗问神光法师佛之功德和诏令天下州郡各造开元寺两部分，并将其分别系于开元二年和开元二十六年。这应是本觉在编撰《释氏通鉴》时已发现原传说的不足信，故将其一分为二，以掩人耳目，只是改造痕迹依然明显。
降至元代，这一传说继续在北方流传。奉元路（今西安）的《大开元寺兴致》碑在继承敦煌《造开元寺》传说或其同源传说主体部分的同时，又增加了许多细节。这些细节大多与史实不符，杜撰痕迹明显。这应与元代西安开元寺并非开元二十六年玄宗所诏立的正统开元官寺有关，因对其起源十分心虚，故需要借助传说并增饰细节来增加其来历的可信度，强调其地位的崇高与特殊。
传说在南宋末的改造虽然并未与具体开元寺发生联系，但《释氏通鉴》的成书地点却值得注意。从作者自署“括山一庵本觉”来看，此书撰成于括苍山，即今浙南山区。故可推知开元寺兴致传说在南方流传甚广。元代西安《大开元寺兴致》碑则可证明元代以前该传说在北方的广泛流传。传说在全国范围内的广泛流传本身就是开元官寺在后世仍然影响巨大的表现之一。《大开元寺兴致》碑上距唐代开元官寺的设立已近六百年，仍试图通过强调开元寺兴致传说来抬高其地位，足见唐玄宗所立开元官寺在后世地方寺院体系中的地位依然特殊而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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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唐玄宗；开元寺；官寺制度；传说
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2）05-0093-07
所谓官寺，按照日本学者的界定，即隋唐时期由朝廷在全国各地统一敕建并供养的寺院，其主要功能在于为国祈福和宣扬皇帝威德[1]。官寺区别于普通敕建寺院的显著特点在于普设于天下诸州，寺额与制度均十分统一，而且承担着诸多特殊功能。
官寺作为唐代佛教的重要制度早已引起日本和欧洲学者的长期关注和研究。日本学者的研究大致为我们梳理了唐代先后四次设立官寺的基本史实：即高宗乾封元年（666）封禅泰山后诏令天下诸州各立观、寺一所；武瞾天授元年（690）制令天下诸州各立大云寺一所；中宗神龙元年（705）诏令天下诸州各立中兴寺、观一所，神龙三年（707）改为龙兴寺、观；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诏令天下诸州各立开元观、寺一所[2]。
意大利汉学家富安敦（Antonino Forte）先生则将官寺描述为“国寺（state monasteries）”，并严格区分了国寺和私寺（private monasteries）的不同。认为国寺即由国家营建并为国家服务的寺院，强调其全民共有的性质，私寺（含皇家寺院）则完全相反。他从政教关系的角度研究了唐代上述四次国寺设置中的政教关系形势，并着重探讨了安西四镇只有武周大云寺和中宗龙兴寺而无道观的原因，认为这可能与佛教的国际主义与和平主义有利于中国的外交政策和普世国家的意识形态有关①。
在传统文献的记载中，关于唐代何以先后四次设立官寺的直接原因，其中前三次均较为清楚，高宗乾封元年是因为封禅泰山，武周天授元年的大云寺是为宣传武瞾女主当立而制造舆论，中宗的龙兴寺观则是为庆祝李唐政权的成功复辟。唯独对于开元二十六年的开元官寺设立原因语焉不详。敦煌写本S.3728Va《大唐玄宗皇帝问胜光法师而造开元寺》记载了玄宗因宣问胜光法师佛的恩德而归信佛教，遂敕令天下诸州建立开元寺。马德先生曾撰文加以讨论，认为此写本当指开元二十六年玄宗敕令天下诸州设立开元寺一事，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玄宗与佛教的关系②。
但笔者研究发现，该写本所记之事并非史实，而是依傍开元二十六年开元官寺的设立而生的一则传说，这则传说直到南宋末年和元代仍有流传，而且传说文本前后变化较大。所反映的应是唐代佛教官寺地位的转移及其在后世的持续影响。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拟对传说文本的演变进行考证和分析，对传说产生和演变的原因进行解释和说明。
一 唐五代：现存传说的最早记录
敦煌写本S.3728Va《大唐玄宗皇帝问胜光法师而造开元寺》（以下简称《造开元寺》）是目前所见较早涉及玄宗诏立开元官寺原因的文献，也是现存这一传说的最早记录。原文不长，全文转录如下③：
1大唐玄宗皇帝问胜光法师而造开元寺
2帝问：佛有何恩得（德？），致使人臣舍父舍君而师侍之？说若无凭，
3朕当除灭。法师奏曰：我佛之恩，恩越天地，明过日月，亲过父母，
4义极君臣。帝乃责之，天地日月，有造化之功，父母
5君臣，兆民之本，何得将佛言其圣哉？再具分宣，不宜讹谬。法师
6又奏曰：天但能盖而不能载，地但能载而不能盖；日则昼明
7而夜不能朗，月则夜朗而昼不能明；父只能训诲，母只能
8慈育；君王若圣，臣下尽忠；君若不圣，臣当矫佞。以此而推，
9各具其一。我佛之恩，即不然矣。覆则四生普覆，载
10则六道俱般（搬）；明则照耀乾坤，朗则光辉三友（有）；慈则
11牢笼苦海，悲则济及幽冥；圣则众圣中尊，神则六通
12自在。存亡皆普，贵残（贱）同遵。伏望天恩，回心敬仰。
13帝乃虔恭，谓法师曰：佛德实大，非师莫宣。朕今发愿，
14永为佛之弟子。敕下：诸州府每州造寺一所，额号开元，
15一任有力人造寺，以表朕之敬仰。
这篇文字为S.3728背面的前15行。关于这件写本的年代，马德先生认为：“从这个敦煌遗书的内容和墨迹分析鉴定，这个卷子为五代时书写。因为是抄件，其原文的成文年代应该更早一些（唐代），具体时间尚待进一步考证。”这一判断大致无误。因为该写本正面为官文书“柴场司判凭五件”，其中的“乙卯年”已被断代为后周显德二年（955）[3]。
唐代的写本档案，一般须在州县籍库中保留九年[4]。若五代时期敦煌归义军政权继续沿用这一制度，则即使在理论上，《造开元寺》应抄写于北宋乾德二年（964）之后，已经入宋。加之官写本流出后，由寺院收集整理再抄写佛教文献需要一个过程，故其抄写时间应该更晚。至于该写本抄写年代的下限，固难准确判断，但无疑应在1006年敦煌石室封闭之前①。
笔者之所以怀疑《造开元寺》写本系出于传说而非史实，首先是因为写本内容与传世文献所载的开元官寺设立情形完全不同。《唐会要》中保留了两条有关开元官寺设立的材料。其卷48云，“天授元年十月二十九日，两京及天下诸州各置大云寺一所。至开元二十六年六月一日，并改为开元寺。”[5]卷50云“（开元）二十六年六月一日，敕每州各以郭下定形胜观、寺，改以开元为额。”[5]879这两条记载看似矛盾，实则不然。大云寺的设立是以各州大寺改名的方式完成的[6]，故大云寺本身就是各州的形胜大寺之一。富安敦先生则从政教关系的角度对此进行了解释和论证，认为玄宗设立开元国寺的目的并非创造一个新的国寺系统，而是旨在取代武周时期遗留下来的大云国寺体系[7]。这一见解无疑是合理而深刻的。相较而言，《造开元寺》写本所云因玄宗归信佛教而诏建开元官寺的说法就只能认为是佛教徒一厢情愿的想象。 这也可从玄宗开元年间的佛教政策中窥得一二。开元二年，接受姚崇的建议整肃佛教，还俗伪滥僧尼二万余人，不久又下令僧尼致拜父母[8]。同年，禁止私造寺观[9]。十三年，僧尼试经，年六十以下不过者勒令还俗，十七年，整顿僧尼旧籍，二十一年，重申僧尼致拜君亲之令[9]672。同时，禁止私度僧尼及僧尼私住兰若[10]。二十八年，敕令还俗私度僧尼[9]711。这些政策抑制佛教的意图十分明显，自然不能认为十分友好。虽然玄宗曾在开元二十三年御注《金刚经》并颁行天下寺院宣讲[11]，但他早在开元十年和二十年就分别御注《孝经》和《道德经》，故御注《金刚经》只能理解为玄宗调和三教以利于国家的政治策略之一，而非其归信佛教的表现。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玄宗因胜光法师的一段得体应对就归信佛教并诏令天下诸州各建一所开元寺的文字当然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即《造开元寺》中敕令内容为“诸州府每州造寺一所，额号开元。一任有力人造寺”。而上引《唐会要》两道诏令的原意均为将旧有寺院改名，而非新造。这不仅符合玄宗开元朝的佛教政策，也是唐代诸州设立开元官寺的一般程式，即由原有寺院改名而来[6]4538，4553-4555。而开元寺作为官寺，更不可能“一任有力人造寺”②。
马德先生曾推测，《造开元寺》的成文年代可能在唐代，但并未进行具体讨论。笔者以为，文中一些与唐代观念和制度的符合之处或许可以为证。观念层面，最典型者莫过于写本中三处提到君父先后排序时，都是父先君后，即“致使人臣舍父舍君而师侍之”、“我佛之恩……亲过父母，义极君臣”和“父母君臣，兆民之本”。因为在唐代士大夫的忠孝观念中往往更重视孝[12]。这一观念在唐五代时期的敦煌民间仍然流行。敦煌写本《太公家教》中就颇有体现[13]。写本制度层面，如祈求皇帝时的“伏望天恩”，诏令中表示天下各州的“诸州府”都是唐代公文中的常见用语③。这些内容均可说明传说产生于唐代。更为直接的证据来自“伏望天恩”和“以表朕之敬仰”两句，其中“天恩”和“朕”字之前均有约两字的空格，这是敦煌《在开元寺》写本抄自唐代传说写本的力证。“天恩”和“朕”字两处之前的空格是为了表示对当朝（唐代）皇帝的尊敬，宋初的敦煌抄手无意间为我们留下了这一传说在唐代已经成文的证据。
至于传说产生的具体时间和背景，还需要分析其动机。通观传说全文，可知其主要目的在于强调开元寺乃玄宗归信佛教后下诏统一敕建，其实是在强调开元寺正统官寺地位的特殊和崇高。唐代曾先后四次设立官寺，但在开元寺设立后，并非四所寺院同时拥有官寺地位，而应是存在官寺地位的先后转移和取代问题。此点荣新江先生曾有论及[14]。笔者推测该传说的产生可能与开元寺设立之后未能及时取代原有大云寺或龙兴寺的官寺地位而产生的焦虑有关。故传说产生时间应在开元二十六年之后不久。传说的产生地点虽无法确定，但考虑到开元官寺普设于天下诸州，官寺地位的转移又是一个全国诸州普遍存在的问题，故笔者更倾向于认为该传说产生于唐中期的中原内地。敦煌本传说亦应系由中原传入。这一推测当距史实不远，否则开元寺乃玄宗敕建官寺本身就是史实，根本无需再造传说来加以强调。
而该传说之所以在敦煌流传，则可能与敦煌开元寺当时的地位有关。开元寺作为唐代设立最晚的官寺，理论上应是开元二十六年以后各州的唯一官寺，但敦煌开元寺的地位却并不高。研究表明，龙兴寺不仅是敦煌第一大寺，而且是敦煌地区佛教僧团的最高管理机构都僧统司的驻所和都司下属机构经司的所在地，具有统属其他寺院和掌握敦煌官经的功能[15]。在这种情况下，开元寺兴致传说在敦煌的出现和流传也就不难理解。
二 南宋末：传说的拆分与改造
降至南宋，该传说继续流行，并被纳入释本觉编撰的编年体佛教通史《释氏通鉴》中。该书全称《历代编年释氏通鉴》，书前有南宋咸淳六年（1270）荐福寺沙门用错序，可知其成书于此前不久。据天启丙寅年（1626）毕熙志序可知，此书在南宋后流传不广，明代中叶已很难看到，经毕熙志等人据宋本校订后重新刊刻出版。毕氏等人仅对原书进行校订，应基本保留了宋本的原文。现存版本即毕熙志等人的校订本。为比勘方便，照录全文如下：
帝宣问左街僧录神光法师曰：佛于众生，有何恩德？致舍君亲妻子而师侍之。说若有理，朕当建立。说若无理，朕当削除。奏曰：佛于众生，恩过天地，明逾日月，德重父母，义越君臣。帝曰：天地日月，具造化之功；父母君臣，具生成之德。何以言佛并过此乎？光曰：天能盖不能载，地能载不能盖。日则照昼不照夜，月则照夜不照昼。父只能生不能养，母只能养不能生。君有道则臣忠，君无道则臣佞。以此而推，德则不全。佛于众生，恩则不尔。言盖则四生普覆，论载则六道俱承。论明则照耀十方，论明（朗？）则光辉三有。论慈则提拔苦海，论悲则度脱幽冥。论圣则众圣中王，论神则六通自在。所以存亡普救，贵贱皆携。唯愿陛下，回心敬仰。帝悦，曰：佛恩如此，非师莫宣。朕愿回心，生生敬仰。[16]
比勘敦煌《造开元寺》写本可知，两文的主体内容基本一致，但《释氏通鉴》的文字更为精炼和工整。故可推测这段文字应出于上引敦煌《造开元寺》传说或其同源传说。其中最大的变化莫过于《释氏通鉴》将此段引文系于开元二年，而将玄宗下诏诸州各造开元寺的几句系于开元二十六年。该书同卷戊寅（开元二十六年）条下记载了开元寺的修建：“诏天下州郡，各建一大寺，以纪年为号，曰开元寺。”[16]98
至此可知《释氏通鉴》是将上引敦煌《造开元寺》传说或其同源传说一分为二，一为玄宗与神光法师的对话，系于开元二年；一为玄宗下诏天下州郡各造开元寺，系于开元二十六年。其次是将胜光法师改名为神光法师，并委以左街僧录的高级僧官。
之所以认定是本觉将原有传说一分为二，而非别有所据，最重要的证据来自文本本身。正如《释氏通鉴》所云，玄宗最初表示，“说若有理，朕当建立；说若无理，朕当削除”，但在神光法师进行了有理有据的回答之后，玄宗却仅以“佛恩如此，非师莫宣。朕愿回心，生生敬仰”来搪塞，而完全不提之前答应过的“建立”之诺。这应是本觉在改造传说时只顾快刀斩乱麻地将其一分为二，而未能留心细节所致。 本觉之所以将玄宗下诏造开元寺部分系于开元二十六年，而非其他年份，当与其编撰《释氏通鉴》时已发现传说的不足信有关。本觉为编撰该书曾参考百余种文献[17]，其中自然会涉及玄宗开元二十六年诏立开元官寺的资料，也就容易发现这一传说的不实。否则也无法直接将此事系于开元二十六年。即便如此，传说的痕迹仍然明显。如上所引，《释氏通鉴》开元二十六年玄宗诏立开元寺的文字为“诏天下州郡，各建一大寺，以纪年为号，曰开元寺”。仍是在强调新建，而非上引《唐会要》诏令所云将原有寺院改名为开元寺。此点却与敦煌《造开元寺》传说所云“诸州府每州造寺一所，额号开元”十分一致。
本觉之所以将胜光法师改名为神光，并冠以左街僧录的僧官头衔。当是为与旧有传说有所区别，并增加其可信度。殊不知这样的改造又留下了纰漏。神光法师同样无考，故并不能增加传说的可信度。更重要的是，左街僧录这一僧官最早设立于宪宗元和元年（806）或二年（807）①，上距开元二年（714）的宣问之事已近百年，玄宗又如何能够宣问近百年后才设立的僧官左街僧录神光法师呢？由此亦可见本觉在改造传说时的草率。
三 元代：传说的继续层累
元代，这一传说继续流行。其保存载体为延佑六年（1319）奉元路（今西安）的《大开元寺兴致》碑（以下简称《兴致》碑）。碑分为上下两截刻，上刻长安窦恭画玄宗与胜光法师对坐论佛功德图，下刻文二十行，行二十七字。原碑现存陕西省博物馆。本录文是以《陕西金石志》[18]（以下简称《陕志》）录文为基础，对照原碑拓片图版[19]修订而成。为明传说演变，将碑文全文照录如下：
大开元寺兴致
唐开元二十八年正月二十八日，于延庆殿建（《陕志》脱建字）金刚道场之次，玄宗皇帝问胜光法师曰：佛于众生，有何恩德？至使舍君臣父母（《陕志》作父子）而敬于佛。说若有据，朕当归敬，说若无据，朕当除灭。法师答曰：佛于众生，恩越天地，明逾日月，义极君臣，亲过父母。玄宗再问：天地日月，造化之功，父母君臣，兆民之本。何将佛德胜于此耶？法师答曰：天能盖不能载，地能载不能盖，日则昼明夜暗，月则夜朗（《陕志》作明）昼昧。君臣之恩，君王若圣，臣下尽忠，君若不明，臣当矫佞。父母之恩，父能慈训，母能慈育。以理（《陕志》作礼）推之，各具一德（《陕志》作得）。佛则不然，盖则四生普覆（《陕志》作庆），载则六道俱搬，明则照耀乾坤，朗则光辉三有，神则众圣中尊，慈则捞笼苦海，悲则拔济幽冥，存亡普益，贵贱同遵，以理（《陕志》作礼）推之，佛恩实大。玄宗皇帝起立虔恭，谓法师曰：佛恩实大（《陕志》脱大字），非师宣说，朕岂知耶？自今已（《陕志》作以）后，誓为佛之弟子，可于天下州府各置开元寺一所，表朕归佛之本意。遂赐法师御茶一角，金银净瓶各一对，无上□偈一首：三界犹如旋火轮，百千万劫历微尘。此身不向今时度，更待何时度此身？
此文贞佑四年九月初二日弘教大师赐紫僧澄润书于开元皇帝祠壁。必有所据，未暇探讨。虑岁月浸久，渐致泯灭，故移之贞石，庶后之来者有以见夫寺之由致焉□。
大元延佑六年岁次己未正月日（以下碑文从略）
对照此碑录文与上引敦煌《造开元寺》写本和《释氏通鉴》文字可知，《兴致》碑与敦煌《造开元寺》传说之间的继承关系更为明显。首先，“胜光法师”作为人名因而未改，其次，玄宗与胜光法师的对话基本保留未变。但同时又增加了许多细节，如玄宗宣问胜光法师的具体时间、地点、对胜光法师的系列赏赐以及碑文来源等。
据碑文来源可知，其主体部分系照录自金贞佑四年（1216）九月初二日弘教大师赐紫僧澄润书于开元皇帝祠壁的原文，因“虑岁月浸久，渐致泯灭”，故“移之贞石”，目的在于“庶后之来者有以见夫寺之由致”。尽管“弘教大师赐紫僧澄润”无考，但丝毫不影响我们对该传说元代以前广泛流传北方的判断。因为《兴致》碑不可能空穴来风。
关于碑文中新增玄宗宣问胜光法师的时间，碑文所记为“开元二十八年正月二十八日”，而上所引《唐会要》所载玄宗诏立开元寺的时间均为“开元二十六年六月一日”，两者相距一年半，殊无可能。
作为宣问地点的“延庆殿”亦属杜撰。宋敏求《长安志》备载长安宫殿，而无延庆殿之名。《河南志》附图中延庆殿位于洛阳洛城西门之内北侧，实为偏居洛阳宫城西南隅的一座小殿[20]。徐松《唐两京城坊考》认为延庆殿之名不确，已据《禁扁》改为德昌殿[21]。设若此殿存在，玄宗亦不至在如此偏僻的小殿宣问高僧胜光法师。
即使玄宗宣问胜光法师之所为洛阳延庆殿之说可以成立，开元二十八年正月时玄宗也不在东都[8]212[22]。即使是可能讹误的“开元二十六年”正月，玄宗亦无东幸洛阳之事[8]209[22]140。至此，可以确证元代《兴致》碑所增细节大多属于杜撰，显然是对传说的又一次层累。
碑文中所增内容尚有玄宗归信佛教后对胜光法师的系列赏赐，此固无法证伪，但可推想也是为增加可信度而有意增饰。
在增饰细节的同时，《兴致》碑也对原有传说文字进行了部分压缩。最为明显的一处是，将原文中“覆则四生普覆，载则六道俱般（搬），明则照耀乾坤，朗则光辉三友（有），慈则捞笼苦海，悲则济及幽冥，圣则众圣中尊，神则六通自在”，两两工整对仗的八句压缩为不能对仗的七句，即“盖则四生普覆，载则六道俱搬，明则照耀乾坤，朗则光辉三有，神则众圣中尊，慈则捞笼苦海，悲则拔济幽冥”，而且对原文句序进行了调整，使原文面貌大为改变，意思也难以连贯。
元代西安《大开元寺兴致》碑为何要过分增饰传说细节，以致不惜压缩原有传说文字的主体内容？笔者认为，这当与元代西安开元寺乃是非正统官寺的可疑来历有关。
《唐会要》云，开元二十六年玄宗诏令天下诸州各立开元寺一所。这一诏令也确实基本在地方上得到了执行，产生了许多同名的开元官寺。这也成为后世绝大多数开元寺的共同起源。但元代西安开元寺却并非此次官寺制度的产物。辛德勇先生曾对此进行考证，辛先生认为宋金元时代西安城的开元寺至晚后周时已有[23]。其首次见于记载是在后周显德二年（955）的《永兴军牒》中，且在当时是作为无额寺院得以保留未废的[18]655-656。尚未获得寺额，足见其建立不久。后周至元代西安开元寺的位置并未发生变化，按诸《唐长安城图》可知，其正位于唐长安城皇城内少府监的位置[24]。故其建寺时间不可能早于唐末天祐元年（904）朱全忠挟持唐昭宗迁都洛阳之后，因为此前绝无在皇城内建寺的可能。元代西安开元寺并非唐玄宗所诏立的开元官寺十分清楚。 明乎此，则元代西安《大开元寺兴致》碑之所以对原有传说进行大幅增饰就完全可以理解。正因为元代西安开元寺并非玄宗开元二十六年所立之正统开元官寺，所以需要制造细节来增饰原有传说，借此抬高其地位。
四 结语
敦煌写本S.3728Va《大唐玄宗皇帝问胜光法师而造开元寺》所记并非史实，而是佛教徒依傍玄宗开元官寺的设立而创造的一则传说，旨在强调开元官寺的特殊和崇高地位，突出其重要性。该传说当产生于开元官寺设立之后不久，可能与开元官寺设立后未能及时取代此前大云寺或龙兴寺的官寺地位而产生的焦虑有关。该传说在敦煌的流行则可能与敦煌开元寺在当地寺院体系中经济和政治地位低下而产生的焦虑有关。
南宋末，该传说被释本觉纳入其编年体佛教通史《释氏通鉴》之中，并对其进行了拆分和改造。本觉将胜光法师改名为神光，并委以“左街僧录”之职；又将原有传说拆分为玄宗问神光法师佛之功德和诏令天下州郡各造开元寺两部分，并将其分别系于开元二年和开元二十六年。这应是本觉在编撰《释氏通鉴》时已发现原传说的不足信，故将其一分为二，以掩人耳目，只是改造痕迹依然明显。
降至元代，这一传说继续在北方流传。奉元路（今西安）的《大开元寺兴致》碑在继承敦煌《造开元寺》传说或其同源传说主体部分的同时，又增加了许多细节。这些细节大多与史实不符，杜撰痕迹明显。这应与元代西安开元寺并非开元二十六年玄宗所诏立的正统开元官寺有关，因对其起源十分心虚，故需要借助传说并增饰细节来增加其来历的可信度，强调其地位的崇高与特殊。
传说在南宋末的改造虽然并未与具体开元寺发生联系，但《释氏通鉴》的成书地点却值得注意。从作者自署“括山一庵本觉”来看，此书撰成于括苍山，即今浙南山区。故可推知开元寺兴致传说在南方流传甚广。元代西安《大开元寺兴致》碑则可证明元代以前该传说在北方的广泛流传。传说在全国范围内的广泛流传本身就是开元官寺在后世仍然影响巨大的表现之一。《大开元寺兴致》碑上距唐代开元官寺的设立已近六百年，仍试图通过强调开元寺兴致传说来抬高其地位，足见唐玄宗所立开元官寺在后世地方寺院体系中的地位依然特殊而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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