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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康迪达在人群的簇拥下走进展览场地，安静地听着翻译为她介绍每一个人，并立刻伸出手和对方轻轻相握。她的样貌就像人们心目中的德国人，坚硬的脸部线条，利落的银色短发，刘海短短的不肯遮住眉毛，让眼睛在交谈时能够认真地看着你。一件黑色A字型蓬松外套，自由却又轮廓分明。
康迪达和她的先生对中国有着强大的好奇，喜欢旅游的他们今年打算把上海、南京、苏州等地都去一遍。“我遇到的中国人都非常好客和温暖，并且她们能非常敏感地感觉到你的需求，即使你不会用语言把它们表达出来。”这是康迪达对中国总体的感觉。
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
1944年，康迪达·赫弗（Candida Hofer）出生于德国埃贝尔斯瓦尔德，父亲是一名小有名气的记者，母亲是一名芭蕾舞演员。高中毕业后，康迪达致力于摄影这个行业，她对父亲说：“摄影将成为我一生的事业。”她开始了与摄影有关的一系列尝试：在摄影工作室见习、去科隆造型艺术及建筑学院深造、为时尚杂志拍照等等。之后她报考了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最初在电影班学习。一次，类型学摄影大师贝歇夫妇来看电影班的展览，偶然发现了康迪达拍摄的土耳其劳工系列照片，大为赞赏。于是，康迪达成为贝歇夫妇最早的一批学生——那是1976年，康迪达已经32岁了。“成名晚也不是什么坏事”，她似乎一点都不着急。
之后的几十年，康迪达·赫弗与安德烈亚斯·古尔斯基、托马斯·鲁夫、托马斯·斯特鲁特以及他们的老师贝歇夫妇一同被称为杜塞尔多夫学派的代表人物。由北京德国文化中心·歌德学院（中国）和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主办的《论方法》，是康迪达·赫弗在中国的首个大型个展。展览呈现了艺术家从1970年代至今各个阶段重要的摄影作品。
纵观展览作品，人们能感受到康迪达这些年的变化，例如，创作手法从小画幅到大画幅，现在又回归到小画幅。这是因为一段再次回到杜塞尔多夫拍摄的经历——2012年和2013年，她被邀请回到杜塞尔多夫拍摄照片，这是康迪达进入艺术学院之前就已经拍摄过的地方。这次回归令她想起她的昔日时光以及更轻便的拍摄方式，这让她对于再次使用手持相机有了新的信心，此前她已经使用大画幅相机拍摄室内空间三十年了。“对于我来讲，这个并不是变化，而是我重新发现了上大学时候的创作方式，希望能够再用起来。”展览中，我们看到康迪达最近两年的新作都使用了手持中画幅相机拍摄。
策展人希望展示出来的作品是一个螺旋上升的状态，康迪达则形象地补充道：“就像一个蜗牛壳式的花纹。”
杜塞尔多夫莱茵河德意志歌剧院 2012年
康迪达和她的“助手”
康迪达的先生赫伯尔特·布克特也是这次展览的策展人。康迪达称她的先生为“我的助手”，她曾在过去的采访中表示：“只有跟‘我的助手’在一起时，我才感到舒适。”
即使不知道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你也能很快发现他们彼此间的特殊互动，一个眼神胜过千言万语。艺术家导展阶段，赫伯尔特一直站在距离她不远不近的位置。与康迪达的低声细语不同，赫伯尔特是一个声音特别洪亮的小老头，他会大声地招呼记者在楼下开始群访，也会在说到有趣的地方时哈哈大笑。群访阶段，记者们一个接一个的问题令生性有些害羞敏感的康迪达渐渐招架不住，这时赫伯尔特会迅速接过话茬，替她回答并解围。留意到康迪达渐渐露出疲惫的神色，赫伯尔特立即说：“最后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康迪达回答完问题离开之后，他则留下向现场的媒体表达谢意。
在很多人眼中康迪达和她的先生在性格上十分互补，不过康迪达并不认同，“我并没有觉得我们性格是互补的。”她说，“互补的方面是，我去了很多他开会或谈判时去的有趣的地方。他通过我见到了一些艺术家朋友，他对跟这些朋友聊天比他的法律学校更感兴趣一些。”
赫伯尔特其实是一位法律教授，他是瑞士圣加仑大学法律信息研究中心的主席，并在该学校教授公共法律等课程。但作为康迪达的策展人，赫伯尔特先生也是尽职尽责的。他为康迪达写了长达九页的策展词，深入剖析了康迪达作品的方方面面，读这篇文章会令你觉得他甚至比艺术家本人更了解她的作品。 “除有艺术家直接提供的直接引言外，其余的解讀及可能出现的误读均属作者责任，包括作者作为艺术家配偶身份而容易造成的误解。”这句话被赫伯尔特写在了文章的最后。
康迪达来过中国许多次。1996年，她第一次来到北京的时候，闪烁的街灯、骑着自行车的人们、街道旁边食物的味道、害羞地躲在他们的父母身后向你笑的调皮孩子，都给康迪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次，她也拍摄了中国的博物馆。
“在你看来十分普遍的东西对我来说可能就是很有趣的。”康迪达认为在拍照时，她和西方游客没有太大的不同，她试图找到一些超越我们常见的，更能体现异国情调的东西。在最新的作品中，她拍了老旧的居民楼，晾衣服线上的衣物，街角的广告牌，散落在地上的杂物……
作为一个以“秩序”出名的德国人，康迪达的大部分作品都会首先制定详细的计划，再按照计划按部就班地拍摄。但偶尔也有例外，北京篱苑图书馆的拍摄对她来说就是一次偶然。这个中国图书馆屡获国际建筑类奖项，为了探寻它的独特之处，康迪达打破了她通常只拍建筑空间内景，而不拍建筑外观的常规。康迪达认为，这是她看过的最好的将建筑与环境融为一体的例子之一，“这是一个迷人同时也是非常实用的地方”。
Q&A Q：你是杜塞尔多夫学派中少数的女性，在男性偏多的摄影家群体中会不会感到有压力，你作为女性有哪些方面的优势？
A：并没有什么压力。我不觉得男女差异有那么大，有艺术评论家说过，如果我是一个男性摄影家，我可能会成名的更早，但是我并不会特别计较男女的差异，也并不觉得成名晚是个坏事。
Q：你说过“拍照有一种方法，制作照片有一种方法，展示作品亦有一种方法，三种方法同等重要。”这是这次展览的主题《论方法》的由来么？
A：对的，但更普遍的问题是对于艺术家来说“方法”扮演的角色是什么？还有一个隐含在内无法解答的问题：方法能真正解释艺术家的一切作品么？
Q：你拍摄过中国的图书馆，在你眼中中国的图书馆和西方的图书馆有什么不一样？
A：我看到的中国图书馆提供的基础设施非常现代。比如我拍的篱苑图书馆，它被建在了郊区，可能城市里没法建这种风格的建筑物。在中国看到的这种实验性质的建筑要比欧洲多得多，有很多西方的设计师来中国实现他们的创作。
篱苑图书馆 2014年
Q：你的作品给人一种很强的控制感和理性色彩，创作出的作品看起来是冷静并有秩序的，但你在创作时会有个人情绪么？
A：我认为强大，内敛，冷静，有序并不等于完全没有感情，他们还是带有某种情感底色的。感情不仅是爱与恨，悲伤与慷慨激昂。我想我可能会把我的工作比喻成喝茶，充满冷静、专注并享受着。
Q：现在摄影设备和科学技术不断发展，你怎么看待手机摄影？
A：是有少数摄影师坚持使用原来胶片式的摄影，并认为坚持是很重要的。但在年轻一代的艺术家中更多的人会使用数码相机或者智能手机来拍摄，像我现在的作品多是使用数码相机，也会使用到手機拍照，但对于我来说仅仅是用来做笔记或者想抓住某一瞬间的回忆。
Q：去年你曾担任三影堂摄影比赛的评委，当时你说希望发现一些可以被称为“中国式”的独特性的东西。后来有所发现吗？
A：是的，这是我的西方式的好奇心。我现在还记得一个“中国式”的瞬间——用中国书法的方式表现交通信号灯的变幻。在看到和了解了更多的中国摄影师和摄影作品之后，我会倾向于说：至少在目前的中国摄影中，感情作为拍摄主体和表达方式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康迪达和她的先生对中国有着强大的好奇，喜欢旅游的他们今年打算把上海、南京、苏州等地都去一遍。“我遇到的中国人都非常好客和温暖，并且她们能非常敏感地感觉到你的需求，即使你不会用语言把它们表达出来。”这是康迪达对中国总体的感觉。
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
1944年，康迪达·赫弗（Candida Hofer）出生于德国埃贝尔斯瓦尔德，父亲是一名小有名气的记者，母亲是一名芭蕾舞演员。高中毕业后，康迪达致力于摄影这个行业，她对父亲说：“摄影将成为我一生的事业。”她开始了与摄影有关的一系列尝试：在摄影工作室见习、去科隆造型艺术及建筑学院深造、为时尚杂志拍照等等。之后她报考了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最初在电影班学习。一次，类型学摄影大师贝歇夫妇来看电影班的展览，偶然发现了康迪达拍摄的土耳其劳工系列照片，大为赞赏。于是，康迪达成为贝歇夫妇最早的一批学生——那是1976年，康迪达已经32岁了。“成名晚也不是什么坏事”，她似乎一点都不着急。
之后的几十年，康迪达·赫弗与安德烈亚斯·古尔斯基、托马斯·鲁夫、托马斯·斯特鲁特以及他们的老师贝歇夫妇一同被称为杜塞尔多夫学派的代表人物。由北京德国文化中心·歌德学院（中国）和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主办的《论方法》，是康迪达·赫弗在中国的首个大型个展。展览呈现了艺术家从1970年代至今各个阶段重要的摄影作品。
纵观展览作品，人们能感受到康迪达这些年的变化，例如，创作手法从小画幅到大画幅，现在又回归到小画幅。这是因为一段再次回到杜塞尔多夫拍摄的经历——2012年和2013年，她被邀请回到杜塞尔多夫拍摄照片，这是康迪达进入艺术学院之前就已经拍摄过的地方。这次回归令她想起她的昔日时光以及更轻便的拍摄方式，这让她对于再次使用手持相机有了新的信心，此前她已经使用大画幅相机拍摄室内空间三十年了。“对于我来讲，这个并不是变化，而是我重新发现了上大学时候的创作方式，希望能够再用起来。”展览中，我们看到康迪达最近两年的新作都使用了手持中画幅相机拍摄。
策展人希望展示出来的作品是一个螺旋上升的状态，康迪达则形象地补充道：“就像一个蜗牛壳式的花纹。”
康迪达和她的“助手”
康迪达的先生赫伯尔特·布克特也是这次展览的策展人。康迪达称她的先生为“我的助手”，她曾在过去的采访中表示：“只有跟‘我的助手’在一起时，我才感到舒适。”
即使不知道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你也能很快发现他们彼此间的特殊互动，一个眼神胜过千言万语。艺术家导展阶段，赫伯尔特一直站在距离她不远不近的位置。与康迪达的低声细语不同，赫伯尔特是一个声音特别洪亮的小老头，他会大声地招呼记者在楼下开始群访，也会在说到有趣的地方时哈哈大笑。群访阶段，记者们一个接一个的问题令生性有些害羞敏感的康迪达渐渐招架不住，这时赫伯尔特会迅速接过话茬，替她回答并解围。留意到康迪达渐渐露出疲惫的神色，赫伯尔特立即说：“最后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康迪达回答完问题离开之后，他则留下向现场的媒体表达谢意。
在很多人眼中康迪达和她的先生在性格上十分互补，不过康迪达并不认同，“我并没有觉得我们性格是互补的。”她说，“互补的方面是，我去了很多他开会或谈判时去的有趣的地方。他通过我见到了一些艺术家朋友，他对跟这些朋友聊天比他的法律学校更感兴趣一些。”
赫伯尔特其实是一位法律教授，他是瑞士圣加仑大学法律信息研究中心的主席，并在该学校教授公共法律等课程。但作为康迪达的策展人，赫伯尔特先生也是尽职尽责的。他为康迪达写了长达九页的策展词，深入剖析了康迪达作品的方方面面，读这篇文章会令你觉得他甚至比艺术家本人更了解她的作品。 “除有艺术家直接提供的直接引言外，其余的解讀及可能出现的误读均属作者责任，包括作者作为艺术家配偶身份而容易造成的误解。”这句话被赫伯尔特写在了文章的最后。
康迪达来过中国许多次。1996年，她第一次来到北京的时候，闪烁的街灯、骑着自行车的人们、街道旁边食物的味道、害羞地躲在他们的父母身后向你笑的调皮孩子，都给康迪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次，她也拍摄了中国的博物馆。
“在你看来十分普遍的东西对我来说可能就是很有趣的。”康迪达认为在拍照时，她和西方游客没有太大的不同，她试图找到一些超越我们常见的，更能体现异国情调的东西。在最新的作品中，她拍了老旧的居民楼，晾衣服线上的衣物，街角的广告牌，散落在地上的杂物……
作为一个以“秩序”出名的德国人，康迪达的大部分作品都会首先制定详细的计划，再按照计划按部就班地拍摄。但偶尔也有例外，北京篱苑图书馆的拍摄对她来说就是一次偶然。这个中国图书馆屡获国际建筑类奖项，为了探寻它的独特之处，康迪达打破了她通常只拍建筑空间内景，而不拍建筑外观的常规。康迪达认为，这是她看过的最好的将建筑与环境融为一体的例子之一，“这是一个迷人同时也是非常实用的地方”。
Q&A Q：你是杜塞尔多夫学派中少数的女性，在男性偏多的摄影家群体中会不会感到有压力，你作为女性有哪些方面的优势？
A：并没有什么压力。我不觉得男女差异有那么大，有艺术评论家说过，如果我是一个男性摄影家，我可能会成名的更早，但是我并不会特别计较男女的差异，也并不觉得成名晚是个坏事。
Q：你说过“拍照有一种方法，制作照片有一种方法，展示作品亦有一种方法，三种方法同等重要。”这是这次展览的主题《论方法》的由来么？
A：对的，但更普遍的问题是对于艺术家来说“方法”扮演的角色是什么？还有一个隐含在内无法解答的问题：方法能真正解释艺术家的一切作品么？
Q：你拍摄过中国的图书馆，在你眼中中国的图书馆和西方的图书馆有什么不一样？
A：我看到的中国图书馆提供的基础设施非常现代。比如我拍的篱苑图书馆，它被建在了郊区，可能城市里没法建这种风格的建筑物。在中国看到的这种实验性质的建筑要比欧洲多得多，有很多西方的设计师来中国实现他们的创作。
Q：你的作品给人一种很强的控制感和理性色彩，创作出的作品看起来是冷静并有秩序的，但你在创作时会有个人情绪么？
A：我认为强大，内敛，冷静，有序并不等于完全没有感情，他们还是带有某种情感底色的。感情不仅是爱与恨，悲伤与慷慨激昂。我想我可能会把我的工作比喻成喝茶，充满冷静、专注并享受着。
Q：现在摄影设备和科学技术不断发展，你怎么看待手机摄影？
A：是有少数摄影师坚持使用原来胶片式的摄影，并认为坚持是很重要的。但在年轻一代的艺术家中更多的人会使用数码相机或者智能手机来拍摄，像我现在的作品多是使用数码相机，也会使用到手機拍照，但对于我来说仅仅是用来做笔记或者想抓住某一瞬间的回忆。
Q：去年你曾担任三影堂摄影比赛的评委，当时你说希望发现一些可以被称为“中国式”的独特性的东西。后来有所发现吗？
A：是的，这是我的西方式的好奇心。我现在还记得一个“中国式”的瞬间——用中国书法的方式表现交通信号灯的变幻。在看到和了解了更多的中国摄影师和摄影作品之后，我会倾向于说：至少在目前的中国摄影中，感情作为拍摄主体和表达方式发挥着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