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大学生就业形势一直偏紧，今年尤为严峻。在问题的症结清单中，经济增速下滑叠加大学“盲目扩招”被认为是造成就业缺口扩大的两大“罪魁祸首”。
　　经济增速下滑无疑对大学生就业有影响，但并没有紧密的正相关关系。一个反证就是，前几年经济增速高企时，大学生就业形势并未得到实质性缓解。
　　无就业增长原本是发达经济体普遍面临的一个难题，主要是因为引领增长的高科技和高端服务业部门对就业吸纳能力偏弱，而作为就业大户的传统制造业部门持续萎缩。由于中国近年来的增速主要是通过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来拉抬，这种资本密集型导向的增长也导致了某种程度的“无就业增长”。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条件许可，重回基建投资拉动型增长的老路以拉抬经济增速，对解决大学生就业也无太多助益。
　　而所谓“盲目扩招”不自今日始，且对一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言，数百万大学生的就业压力本不该令人如此戒慎恐惧。问题主要还是出在经济结构而非增速上。
　　此一经济结构问题不能简单替代为人们常说的就业结构错配问题。换言之，与其苛责各大学为何未能培养出适合市场需求的就业生源，进而导入课程设置合理性等争议性话题，不如反向思考身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们为何迟迟无法提供较大规模的、农民工层次以上的非制造业岗位。
　　制造业大国并不意味着全民皆技工，向服务业转型也不意味着全民皆服务生。较长时段的大学生就业压力凸显了我们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就业岗位的结构性匮乏。这反过来说明我们在产业升级速度和“微笑曲线”爬升高度方面的不足。
　　生产性服务业领域就业岗位的匮乏与制造业岗位的充足形成了鲜明对比。作为身处工业化中期的制造业大国，中国为2.3亿农民工提供了就业岗位，可谓成就斐然。入世十年来，各地政府通过开发区模式人为汇聚要素资源，对接入世所带来的大规模海外订单和资本，在极短时间内实现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外溢和农民的市场卷入，为人类经济史所罕见，其意义不容小觑。
　　然而，蒙一利必受一弊。从某种意义上讲，入世红利加剧了我们对低端制造业进行水平扩张的冲动，而削弱了在价值链上纵向攀爬的努力。换言之，在低端制造业潜力耗尽，从而令人们有足够的动力进行产业升级和价值链提升之前，大学生就业难可能会成为一个长期存在的现象。
　　由这一工业化路径导致的大学生就业难题，又因为“中国特色”的城镇化路径扭曲而加重。国家对各级城镇资源的配置是严格按照城镇行政级别来进行，换言之，离开了资源超配的“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大学生们欲觅求合适的工作岗位难度更大。这种城市资源配置扭曲所产生的“激励”效应远非单纯“扭转就业观念”所能够对冲的。
　　上述两个结构性因素决定了解决大学生就业难不可能有所谓的“灵丹妙药”。病急尤忌乱投医。结构调整是一个耗时长久的系统性工程，在此过程中可以通过类似“大学生就业辅助计划”，以及国家更多分担新就业大学生在职培训费用等举措来缓解大学生就业压力，但切忌以短期应急举措来干扰正常的结构调整进程，甚而形成新的扭曲。
　　比如以延迟就业为目的的“大学生村官”计划就有不少可訾议之处，其中最为人们所诟病的是“村官们”原本并无长久“上山下乡”计划，等相关年限过后再度“入市”时，可能除了“人事协调”能力显著增加外，专业的荒废和“年事渐长”会令其处于更为不利的竞争地位。到时相关部门是否会再出台专门政策加以扶助？
　　有一种意见认为，眼下的这些应急举措只是权宜之计，一旦情势好转，便会回归常规。历史经验证明，这是一种危险的想法。上世纪50年代为了解决因基建规模失序而导致的农民工大规模滞留城市，而采取了严格控制城乡户籍分野的应急性举措；上世纪60年代末，又为了解决青年人就业问题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所有这些针对就业的权宜性举措，到头来都令我们付出了更多的代价。
　　再比如让央企扩大针对大学生的招聘规模。除了内部人操控“先到先得”的风险外，此举会否逆转国企改革红利亦值得人们担忧。
　　现在的一些央企之所以能有底气在上级号召下大包大揽，主要得益于前些年大规模减员增效令企业实力壮大。如今时移势易，人们大多已忘记此一前缘，身陷历史循环而不觉其吊诡之处。
　　何以解忧，唯有改革。30年前我们面对因大量知青返城而骤然出现的就业危机，采取的是改革的对策：放宽就业门路，允许个体户等各种体制外就业形式“先行先试”。此举在分流了就业压力的同时，揭橥了多种非公经济成分蓬勃生长的序幕。如若没有个私经济的成长，今日之就业形势不知要更严重多少倍。
　　为今之计，更应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让更多的资源进入更能提升就业效率的经济部门，才是真正解决就业难题的正道。那种承平时日奢谈改革，猝临艰难便急回计划经济老路的因循迁延，即便苟安应对于一时，也必将为后人所哂笑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