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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边塞诗是中国诗歌史上一道独特的景观，它不仅是古代诗歌思想与艺术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唐代民族融合格局下的文学产物。唐代边塞诗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其中的征战主题、和平主题均与民族融合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本文以相关创作主题为切入点，对民族融合与唐代边塞诗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究。
民族融合是两个民族或多个民族通过长期的共同交流和联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互通互融的过程，唐代的民族融合也不外乎如此。在民族融合方式不断发展变更的过程中，民族交流也更加密切。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之下，与之相关的大量边塞诗便顺势而生。据相关统计，唐代边塞诗超过两千首，为边塞诗的历史最高成就，当然这时不乏一些有才华、有理想、有經历的诗人，盛唐甚至还产生了边塞诗派。这一时期，边塞诗人骆宾王、岑参、高适等创作了大量的边塞诗，就连田园诗人王维、诗仙李白、诗圣杜甫等诗人也有边塞诗留世。据创作主题来划分，唐代体现民族融合的边塞诗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模块，一是征战主题，主要包括对战争场面的描写、对戍边战士思乡厌战心理的反映及报国情怀的书写等的诗歌;二是和平主题，既包括对边塞奇异风光的彩绘，又包含边塞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融合后的另一番生活状态的描绘。本文由此来揭示唐代边塞诗与民族融合的关系。
一、民族融合与唐代边塞诗中的征战主题
古代，边塞往往是双方兵戎相见的战场，征战不仅是边塞诗的重要题材，更是民族融合的一种形式。因此，一些学者认为边塞诗可以当作一种诗意的战争文学。胡云翼认为：“在唐代诗人中有边塞一派，他们的描写大都以出塞曲为主题，他们作品的风格，也就形成一种悲壮的倾向，无论是主战与非战文学，这些边塞派的诗人，便是战争诗人……战争文学已经成了时代的趋尚。”笔者认为，这些学者所说的“战争文学”中所包含的边塞诗只是边塞诗中的征战主题部分。只是因为表现战争场面以及有关战争描写的边塞诗在唐代边塞诗中占比实在太大，所以其他一些边塞诗主题就会被忽略，从而直接定义它为“战争文学”。民族融合在此主题边塞诗中的体现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体现在文人文武并重、好勇尚武的思想，另一方面体现在边塞诗人的厌战心理。
在征战背景之下，文人受民族融合潮流的影响极大，既受到前朝重文思想的影响，亦吸收了北方游牧民族的尚武之风，所以他们生成了文武并重和好勇尚武的思想，其创作的边塞诗就不禁出现了侠气之风和报国之志。例如，盛唐诗人王维的《燕支行》：“汉家天将才且雄。来时谒帝明光宫。万乘亲推双阙下。千官出饯五陵东。誓辞甲第金门里。身作长城玉塞中。卫霍才堪一骑将。朝廷不数贰师功。赵魏燕韩多劲卒。关西侠少何咆勃。报仇只是闻尝胆。饮酒不曾妨刮骨。画戟雕戈白日寒。连旗大旆黄尘没。叠鼓遥翻瀚海波。鸣笳乱动天山月。麒麟锦带佩吴钩。飒沓青骊跃紫骝。拔剑已断天骄臂。归鞍共饮月支头。汉兵大呼一当百。虏骑相看哭且愁。教战虽令赴汤火。终知上将先伐谋。”
该诗通过描述一位具有英雄豪情的将军出征来写盛唐将士的心态，“汉兵大呼一当百，虏骑相看哭且愁”，展现了将士们奋勇抗敌的自信。“叠鼓遥翻瀚海波，鸣茄乱动天山月”也揭示了将士们艰苦的行军过程，“拔剑已断天骄臂，归鞍共饮月支头”体现了将士们即使行军艰难却仍然乐观积极向上的心态，这样艰苦的战斗生活还能让他们想着胜利后的月下共饮，他们忠君报国的壮志豪情撑起了整首诗。
与盛唐气象相符，高适与岑参是唐代边塞诗创作高峰的代表人物。边塞战争中，将士们忠君报国，满怀战斗热情，这在岑参的作品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岑参两次从军边塞，《灭胡曲》诗云：“都护新灭胡，士马气亦粗。萧条虏尘净，突兀天山孤。”其足可以表明这一点，当都护带领将士们打败胡人后，将士们的那种骄傲自信溢于言表，敌人不再敢进犯，将士们尤为欣喜。
另外，文武并重思想之下，唐人摒弃了以武立功为耻的思想，并且想以此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种价值观在高适的边塞诗中便有所体现，在战争爆发之时，不愿做官的他也站在了最前线。他曾在哥舒翰幕府期间写下《塞下曲》一诗，通过“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表达了立功报国的雄心壮志和实现自我价值的决心。
在不断的征战中，诗人内心虽然充满报国之志，但也难免生出悲凉之感。而这种情感在王之涣的《凉州词》中体现得非常明显，一句“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把玉门关这一兵家重地的瑟瑟悲凉之感描写得淋漓尽致，更是抒写出诗人内心的无限愁思与悲凉。更甚者则直接表现的是对战争的痛恨，对百姓的无限同情和对和平的向往。
岑参除了有报国的壮志豪情外，他也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精神，他尤为关注那些被战争搞得家破人亡的边塞劳苦大众。他后期的作品《行军诗两首》（时扈从在凤翔）充分体现了他对战争的厌恶和对老百姓的无限同情：“吾窃悲此生，四十幸未老。一朝逢世乱，终日不自保。胡兵夺长安，宫殿生野草。伤心五陵树，不见二京道。我皇在行军，兵马日浩浩。胡雏尚未灭，诸将恳征讨。昨闻咸阳败，杀戮净如扫。积尸若丘山，流血涨丰镐。干戈碍乡国，豺虎满城堡。村落皆无人，萧条空桑枣。儒生有长策，无处豁怀抱。块然伤时人，举首哭苍昊。”
“吾窃悲此生”之“悲”足以佐证诗人之怜悯众生之苦心，战争让原本美丽平静的地方变得横尸遍野，“杀戮净如扫”是残酷战争场面的真实写照，“积尸若丘山，流血涨丰镐”更加生动，闭眼仿佛就能感受到这残忍的战争，让人不禁心头一颤，村落原本袅袅炊烟，现在却荒无人烟，诗人悲痛到“举首哭苍昊”，让人想起了近代以来的那些战争，可怜天下苍生，为何要受这种无缘之痛。诗人认为“干戈碍乡国，儒生有长策”，他反对这种亵渎生命的战争，能和平解决绝不动武。这还是诗人的悯生之心啊！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但和平主题是永远的渴望，遥远的唐代诗人岑参与当代人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和平之永恒深植于此，这是一种对民族融合潮流的特殊照应。
诗人除了对处于水生火热的老百姓表达同情外，他们更是对在战争中流血牺牲的将士们刻画极多。他们大多都亲身经历过战争的苦痛，他们以自己的感同身受为战士们代笔。边塞将士多年饱经风霜无法归家，经常以天为被，以地为席，长此以往军旅生活的苦闷和辛酸、对家人的思念也就随之而生。将士思念家人，诗人往往借助特殊意象来抒发这种情感。例如，诗人往往借“月”“雁”等意象表达自己的思乡之情，李益写道“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夜上受降城闻笛》），诗人借征人的眼光看此处边城的“月”下景象，想起远处故乡，以此表达思乡之情。 以上征战主题的边塞诗在战争中燃烧，在每个边塞战场遗留下一幅幅或壮丽或凄苦的图景，当然边塞也留下了不少民族融合的足迹。每一次的战争，都会有文化与心灵的碰撞，尤其是生性敏感的文人更会受到其他民族独特文化与心理的感染。
二、民族融合与唐代边塞诗中的和平主题
唐代的边塞虽然是一方战火频繁之地，但边塞的民族间和平交往才是主流。史学家韩国磐在《隋唐五代史纲》中指出：“战争比起和平来往说，终究是一时的事，而且均以和議而结束，所以绝非双方历史发展的主流。而和平亲善，‘和同为一家’，才是历史发展的主流。唐朝和当时边境各族的关系，也都是如此。”的确，在边塞民族的和平融合下，唐代边塞诗也显现出各民族文化相互交融后新的题材与风格。民族融合在此主题的边塞诗中主要体现在文化交融之中。
唐朝统治者的政策较为开明，从文成公主与吐蕃松赞干布联姻到武则天时期命怀阳王武延秀纳突厥之女为妃，从唐太宗设立安西都护府管理西域到武则天设北庭都护府来管理西突厥故地，再到唐玄宗册封少数民族首领，实施羁縻统治，使民族融合进一步发展。在互通有无之中，不同文化相互交流、碰撞，诗人感受边塞风光、体验边塞生活，也激发了创作激情。
在民族融合政策之下，诗人会更多地描写边塞风光和边塞民族民俗生活风貌，边塞诗的题材也由此扩展。对于边塞自然风光的描写，有高适的“雪净胡天牧马还，月明羌笛戍楼间。借问梅花何处落，风吹一夜满关山”（《塞上听吹笛》）。这虽是他从军之时所写，却以明快的基调描绘了优美的塞外风光。张籍《凉州词》曰：“边城暮雨雁飞低，芦笋初生渐欲齐。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该诗描绘出一幅格外清奇的边塞暮雨图。关于边塞人文风光，高适的《营州歌》以“营州少年厌原野，狐裘蒙茸猎城下。虏酒千钟不醉人，胡儿十岁能骑马”对边塞营州各族人民杂居牧猎为生的生活场景进行刻画，整首诗充满浓浓的边塞风情。
岑参也在《与独孤渐道别呈严八侍御》中写道：“军中置酒夜挝鼓，锦筵红烛月未午。花门将军善胡歌，叶河蕃王能汉语。”该诗描写了花门将军与叶河郡王歌舞欢宴的场景，表明各族人民相处得十分融洽。
与此同时，不少边塞诗还体现了唐王朝与边塞少数民族在音乐、绘画、书法、歌舞等艺术方面的交流与融合。其中音乐在融合中体现得十分明显，诗词以歌姬和歌、弹奏的形式进入不同阶层百姓的视野中，从而达到雅俗共赏的效果。由此可见，音乐与诗歌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边塞诗人在诗词创作中更是汲取了各具特色的外来乐调和创作手法，例如，岑参的《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曰：“弯弯月出挂城头，城头月出照梁州。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琵琶一曲肠堪断，风萧萧兮夜漫漫。”其使用了顶真手法，在很大程度上效仿了西域的民歌形式，同时又配上“弯弯”“萧萧”“漫漫”这样的叠词，使诗歌呈现出特有的民歌风味，生动自然。
除此以外，唐代的服饰穿着更进一步体现了民族融合的印记。唐代，猎户和民间艺人也着胡服，《新唐书》提到：“天宝初，贵族及士民好为胡服胡帽。”白居易在《东城晚归》中写道：“晚入东城谁识我，短靴低帽蕉衣。”诗中所谓的短靴，是从西北传入中原的，也被叫做“蛮靴”。这些都进一步体现了在唐代宽松的民族政策下，各民族相互交融，生活和文化相互影响。这些都体现出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交融，最终以诗歌的形式呈现出来。
唐朝实施相对包容、开明的民族政策，善于汲取多元文化。所以，唐文化具有很强的包容性，融入很多民族的文化元素，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光彩。这对诗人的创作观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同时丰富多彩的文化融合也为诗人提供了绚烂多彩的创作素材，从而为后世留下数量众多的边塞诗。
三、结语
唐代边塞诗的发展和繁荣有着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其形象、真实地描绘了边塞和平与征战生活，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和历史研究价值。诗歌反映了战争的状况和场景，体现诗人对战争的态度，抒发诗人的豪情壮志，并把个人理想与国家梦统一起来。不仅如此，对民族关系的反映也是唐代边塞诗的特殊价值。盛唐时期，虽然边塞战争迭起，但是各民族交往愈加频繁，文化相互交融，深刻影响着文人的创作风格，为边塞诗人增添了五彩缤纷的创作素材，也为边塞诗歌的繁荣提供了重要的社会历史条件。大量涌现的唐代边塞诗是唐王朝和少数民族交往的缩影，这对于了解唐代多民族文化交融与发展有着重要作用。
（北方民族大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北方民族大学自治区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民族融合与唐代边塞诗探论”（项目编号：2018-QJ-01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指导老师：郭艳华
民族融合是两个民族或多个民族通过长期的共同交流和联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互通互融的过程，唐代的民族融合也不外乎如此。在民族融合方式不断发展变更的过程中，民族交流也更加密切。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之下，与之相关的大量边塞诗便顺势而生。据相关统计，唐代边塞诗超过两千首，为边塞诗的历史最高成就，当然这时不乏一些有才华、有理想、有經历的诗人，盛唐甚至还产生了边塞诗派。这一时期，边塞诗人骆宾王、岑参、高适等创作了大量的边塞诗，就连田园诗人王维、诗仙李白、诗圣杜甫等诗人也有边塞诗留世。据创作主题来划分，唐代体现民族融合的边塞诗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模块，一是征战主题，主要包括对战争场面的描写、对戍边战士思乡厌战心理的反映及报国情怀的书写等的诗歌;二是和平主题，既包括对边塞奇异风光的彩绘，又包含边塞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融合后的另一番生活状态的描绘。本文由此来揭示唐代边塞诗与民族融合的关系。
一、民族融合与唐代边塞诗中的征战主题
古代，边塞往往是双方兵戎相见的战场，征战不仅是边塞诗的重要题材，更是民族融合的一种形式。因此，一些学者认为边塞诗可以当作一种诗意的战争文学。胡云翼认为：“在唐代诗人中有边塞一派，他们的描写大都以出塞曲为主题，他们作品的风格，也就形成一种悲壮的倾向，无论是主战与非战文学，这些边塞派的诗人，便是战争诗人……战争文学已经成了时代的趋尚。”笔者认为，这些学者所说的“战争文学”中所包含的边塞诗只是边塞诗中的征战主题部分。只是因为表现战争场面以及有关战争描写的边塞诗在唐代边塞诗中占比实在太大，所以其他一些边塞诗主题就会被忽略，从而直接定义它为“战争文学”。民族融合在此主题边塞诗中的体现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体现在文人文武并重、好勇尚武的思想，另一方面体现在边塞诗人的厌战心理。
在征战背景之下，文人受民族融合潮流的影响极大，既受到前朝重文思想的影响，亦吸收了北方游牧民族的尚武之风，所以他们生成了文武并重和好勇尚武的思想，其创作的边塞诗就不禁出现了侠气之风和报国之志。例如，盛唐诗人王维的《燕支行》：“汉家天将才且雄。来时谒帝明光宫。万乘亲推双阙下。千官出饯五陵东。誓辞甲第金门里。身作长城玉塞中。卫霍才堪一骑将。朝廷不数贰师功。赵魏燕韩多劲卒。关西侠少何咆勃。报仇只是闻尝胆。饮酒不曾妨刮骨。画戟雕戈白日寒。连旗大旆黄尘没。叠鼓遥翻瀚海波。鸣笳乱动天山月。麒麟锦带佩吴钩。飒沓青骊跃紫骝。拔剑已断天骄臂。归鞍共饮月支头。汉兵大呼一当百。虏骑相看哭且愁。教战虽令赴汤火。终知上将先伐谋。”
该诗通过描述一位具有英雄豪情的将军出征来写盛唐将士的心态，“汉兵大呼一当百，虏骑相看哭且愁”，展现了将士们奋勇抗敌的自信。“叠鼓遥翻瀚海波，鸣茄乱动天山月”也揭示了将士们艰苦的行军过程，“拔剑已断天骄臂，归鞍共饮月支头”体现了将士们即使行军艰难却仍然乐观积极向上的心态，这样艰苦的战斗生活还能让他们想着胜利后的月下共饮，他们忠君报国的壮志豪情撑起了整首诗。
与盛唐气象相符，高适与岑参是唐代边塞诗创作高峰的代表人物。边塞战争中，将士们忠君报国，满怀战斗热情，这在岑参的作品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岑参两次从军边塞，《灭胡曲》诗云：“都护新灭胡，士马气亦粗。萧条虏尘净，突兀天山孤。”其足可以表明这一点，当都护带领将士们打败胡人后，将士们的那种骄傲自信溢于言表，敌人不再敢进犯，将士们尤为欣喜。
另外，文武并重思想之下，唐人摒弃了以武立功为耻的思想，并且想以此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种价值观在高适的边塞诗中便有所体现，在战争爆发之时，不愿做官的他也站在了最前线。他曾在哥舒翰幕府期间写下《塞下曲》一诗，通过“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表达了立功报国的雄心壮志和实现自我价值的决心。
在不断的征战中，诗人内心虽然充满报国之志，但也难免生出悲凉之感。而这种情感在王之涣的《凉州词》中体现得非常明显，一句“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把玉门关这一兵家重地的瑟瑟悲凉之感描写得淋漓尽致，更是抒写出诗人内心的无限愁思与悲凉。更甚者则直接表现的是对战争的痛恨，对百姓的无限同情和对和平的向往。
岑参除了有报国的壮志豪情外，他也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精神，他尤为关注那些被战争搞得家破人亡的边塞劳苦大众。他后期的作品《行军诗两首》（时扈从在凤翔）充分体现了他对战争的厌恶和对老百姓的无限同情：“吾窃悲此生，四十幸未老。一朝逢世乱，终日不自保。胡兵夺长安，宫殿生野草。伤心五陵树，不见二京道。我皇在行军，兵马日浩浩。胡雏尚未灭，诸将恳征讨。昨闻咸阳败，杀戮净如扫。积尸若丘山，流血涨丰镐。干戈碍乡国，豺虎满城堡。村落皆无人，萧条空桑枣。儒生有长策，无处豁怀抱。块然伤时人，举首哭苍昊。”
“吾窃悲此生”之“悲”足以佐证诗人之怜悯众生之苦心，战争让原本美丽平静的地方变得横尸遍野，“杀戮净如扫”是残酷战争场面的真实写照，“积尸若丘山，流血涨丰镐”更加生动，闭眼仿佛就能感受到这残忍的战争，让人不禁心头一颤，村落原本袅袅炊烟，现在却荒无人烟，诗人悲痛到“举首哭苍昊”，让人想起了近代以来的那些战争，可怜天下苍生，为何要受这种无缘之痛。诗人认为“干戈碍乡国，儒生有长策”，他反对这种亵渎生命的战争，能和平解决绝不动武。这还是诗人的悯生之心啊！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但和平主题是永远的渴望，遥远的唐代诗人岑参与当代人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和平之永恒深植于此，这是一种对民族融合潮流的特殊照应。
诗人除了对处于水生火热的老百姓表达同情外，他们更是对在战争中流血牺牲的将士们刻画极多。他们大多都亲身经历过战争的苦痛，他们以自己的感同身受为战士们代笔。边塞将士多年饱经风霜无法归家，经常以天为被，以地为席，长此以往军旅生活的苦闷和辛酸、对家人的思念也就随之而生。将士思念家人，诗人往往借助特殊意象来抒发这种情感。例如，诗人往往借“月”“雁”等意象表达自己的思乡之情，李益写道“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夜上受降城闻笛》），诗人借征人的眼光看此处边城的“月”下景象，想起远处故乡，以此表达思乡之情。 以上征战主题的边塞诗在战争中燃烧，在每个边塞战场遗留下一幅幅或壮丽或凄苦的图景，当然边塞也留下了不少民族融合的足迹。每一次的战争，都会有文化与心灵的碰撞，尤其是生性敏感的文人更会受到其他民族独特文化与心理的感染。
二、民族融合与唐代边塞诗中的和平主题
唐代的边塞虽然是一方战火频繁之地，但边塞的民族间和平交往才是主流。史学家韩国磐在《隋唐五代史纲》中指出：“战争比起和平来往说，终究是一时的事，而且均以和議而结束，所以绝非双方历史发展的主流。而和平亲善，‘和同为一家’，才是历史发展的主流。唐朝和当时边境各族的关系，也都是如此。”的确，在边塞民族的和平融合下，唐代边塞诗也显现出各民族文化相互交融后新的题材与风格。民族融合在此主题的边塞诗中主要体现在文化交融之中。
唐朝统治者的政策较为开明，从文成公主与吐蕃松赞干布联姻到武则天时期命怀阳王武延秀纳突厥之女为妃，从唐太宗设立安西都护府管理西域到武则天设北庭都护府来管理西突厥故地，再到唐玄宗册封少数民族首领，实施羁縻统治，使民族融合进一步发展。在互通有无之中，不同文化相互交流、碰撞，诗人感受边塞风光、体验边塞生活，也激发了创作激情。
在民族融合政策之下，诗人会更多地描写边塞风光和边塞民族民俗生活风貌，边塞诗的题材也由此扩展。对于边塞自然风光的描写，有高适的“雪净胡天牧马还，月明羌笛戍楼间。借问梅花何处落，风吹一夜满关山”（《塞上听吹笛》）。这虽是他从军之时所写，却以明快的基调描绘了优美的塞外风光。张籍《凉州词》曰：“边城暮雨雁飞低，芦笋初生渐欲齐。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该诗描绘出一幅格外清奇的边塞暮雨图。关于边塞人文风光，高适的《营州歌》以“营州少年厌原野，狐裘蒙茸猎城下。虏酒千钟不醉人，胡儿十岁能骑马”对边塞营州各族人民杂居牧猎为生的生活场景进行刻画，整首诗充满浓浓的边塞风情。
岑参也在《与独孤渐道别呈严八侍御》中写道：“军中置酒夜挝鼓，锦筵红烛月未午。花门将军善胡歌，叶河蕃王能汉语。”该诗描写了花门将军与叶河郡王歌舞欢宴的场景，表明各族人民相处得十分融洽。
与此同时，不少边塞诗还体现了唐王朝与边塞少数民族在音乐、绘画、书法、歌舞等艺术方面的交流与融合。其中音乐在融合中体现得十分明显，诗词以歌姬和歌、弹奏的形式进入不同阶层百姓的视野中，从而达到雅俗共赏的效果。由此可见，音乐与诗歌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边塞诗人在诗词创作中更是汲取了各具特色的外来乐调和创作手法，例如，岑参的《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曰：“弯弯月出挂城头，城头月出照梁州。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琵琶一曲肠堪断，风萧萧兮夜漫漫。”其使用了顶真手法，在很大程度上效仿了西域的民歌形式，同时又配上“弯弯”“萧萧”“漫漫”这样的叠词，使诗歌呈现出特有的民歌风味，生动自然。
除此以外，唐代的服饰穿着更进一步体现了民族融合的印记。唐代，猎户和民间艺人也着胡服，《新唐书》提到：“天宝初，贵族及士民好为胡服胡帽。”白居易在《东城晚归》中写道：“晚入东城谁识我，短靴低帽蕉衣。”诗中所谓的短靴，是从西北传入中原的，也被叫做“蛮靴”。这些都进一步体现了在唐代宽松的民族政策下，各民族相互交融，生活和文化相互影响。这些都体现出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交融，最终以诗歌的形式呈现出来。
唐朝实施相对包容、开明的民族政策，善于汲取多元文化。所以，唐文化具有很强的包容性，融入很多民族的文化元素，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光彩。这对诗人的创作观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同时丰富多彩的文化融合也为诗人提供了绚烂多彩的创作素材，从而为后世留下数量众多的边塞诗。
三、结语
唐代边塞诗的发展和繁荣有着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其形象、真实地描绘了边塞和平与征战生活，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和历史研究价值。诗歌反映了战争的状况和场景，体现诗人对战争的态度，抒发诗人的豪情壮志，并把个人理想与国家梦统一起来。不仅如此，对民族关系的反映也是唐代边塞诗的特殊价值。盛唐时期，虽然边塞战争迭起，但是各民族交往愈加频繁，文化相互交融，深刻影响着文人的创作风格，为边塞诗人增添了五彩缤纷的创作素材，也为边塞诗歌的繁荣提供了重要的社会历史条件。大量涌现的唐代边塞诗是唐王朝和少数民族交往的缩影，这对于了解唐代多民族文化交融与发展有着重要作用。
（北方民族大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北方民族大学自治区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民族融合与唐代边塞诗探论”（项目编号：2018-QJ-01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指导老师：郭艳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