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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本世纪之后的晚近十几年，“政治哲学”无论是在汉语学术界内还是在更为广阔的公共讨论空间中都俨然成为一门“显学”。对政治生活的关注以及随之而来对政治生活的规范研究，推动着学者们追随思想大师的步伐探讨政治世界具有根本意义的重大问题，而这些探讨本身也在公共讨论的大环境中逆向形塑着社会政治生活中人们的观念结构和政治实践，而观念和实践的变迁反过来又进一步深化了政治哲学研究与讨论。在这股激流涌动的风潮之中，名目繁多、内容芜杂的各类研究虽然拓宽了学界的整体视野，却也在某种程度上模糊了严格意义上的专门政治哲学研究本来应有的焦点，“以达名、类名的政治哲学替代私名的政治哲学……不仅让中国学术界无法跟世界主流学术界对话，无法对之做出推动性的贡献，而且也无力提供给中国社会融入现代世界的观念力量，让中国既徘徊在现代学术主流的大门外，也局促于非主流学术的伪批判情境中”。[1]在如此纷繁嘈杂的背景之中，由国内学者自主编写出版的这套《政治哲学研究丛书》，可谓这股研究风潮中的一股清流。
由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任劍涛教授主编的《政治哲学研究丛书》，聚焦于现代主流的政治哲学，力图为不同于政治神学、政治诗学等视角的专门化政治哲学研究划定边界，重新揭示围绕“现代”处境申述的、建立在理性与公共性基础之上的政治哲学言说，以期为转型中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厘清思路，也为急速现代化中的中国政治现实提供指引性参考。该丛书的第一辑收录了四部政治哲学研究著作，包括任剑涛教授的《公共的政治哲学》、萧高彦教授的《西方共和主义思想史论》、陈华文博士的《命运与审慎：马基雅维里政治哲学研究》和黄璇博士的《情感与现代政治：卢梭政治哲学研究》。
首先来逐一介绍这四部著作。任剑涛教授的《公共的政治哲学》脱胎于作者对汉语学术界中十分流行的“公共”这一概念的关注与困惑。以罗尔斯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公共哲学、以阿伦特和桑德尔为代表的共和主义公共哲学和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新左派公共哲学是西方学界主流的三种公共哲学，通过对这三者的深入研究和反复辩难，作者厘清了具有共识性的现代公共概念的边界，并指出其相对于古典公共概念的区别与不可逆性。在此基础之上，作者以广阔的学术视野与极具挑战性的钻研精神，广泛而深入地讨论了围绕“公共”话题展开的一系列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作者描画了现代公私领域基于“国家—市场—社会—个人”四个维度之上的复杂但明晰的立体结构，勾勒了民主协商框架之下的公共舆论及由此孕育出的公共理性对现代政治的巨大作用，强调了信仰这一非理性要素作为公共精神必要构件的重大意义，刻画了现代公共的政治机制的主要表征；在尝试回答谁是现代公共的捍卫与创制者这一问题时，作者将公共的意义推广到后民族国家时代更为广泛的全球化视野之中，并最终回归到了捍卫现代公共的根本立场上来。作为一部极具突破性的原创作品，该书填补了国内相关研究的空白，并彰显了现代政治哲学应有的导向与品格。
相较于《公共的政治哲学》这样哲学意味浓厚的作品，萧高彦教授的《西方共和主义思想史论》在风格与结构上则更加接近规范化的思想史写作。在迄今为止的半个多世纪里，“共和主义复兴思潮”在西方学术界持续发挥着影响力，国内学术界在过去的10年里对之也给予了颇多关注。在此背景之下，萧高彦教授的这部作品梳理了上自亚里士多德、下迄剑桥共和主义学派的长达两千多年的西方共和主义传统的悠久历史，详尽叙述了古希腊城邦、罗马共和国、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近代政治革命诸节点性的历史时代与20世纪意识形态思潮中的重要思想家的相关论述，通过对各家纷繁复杂的理论体系的梳理，点明了共和主义的基本信念，勾勒出了在古典共和向现代共和转型过程中产生的强调人民作为主权者的“民主共和主义”。
马基雅维里的思想被西方学界称为“难解之题”，陈华文博士的《命运与审慎：马基雅维里政治哲学研究》正是以这道“难题”为研究对象，并对之做出了可谓十分出色的作答。不同于一般研究者从《君主论》和《论李维》这两部互生张力的政治理论著作入手研究马基雅维里思想，陈华文博士独辟蹊径，以马基雅维里晚年的喜剧作品《曼陀罗》为主要研究文本，强调其不应该被看作马氏政治理论著作的补充印证或象征隐喻，而应该拥有独立的研究价值，并且因其戏剧文本的特殊形式，能够关注更为广泛、普遍同时也更加根本、重大的人类政治生活。通过对文本的分析，作者以“命运———审慎”作为理解马基雅维里思想的基本结构，重新深入解读《曼陀罗》的人物与剧情，凸显了在面对混沌无常的命运时通过审时度势理解“必然性”而能达致目标的现代审慎之意涵，并强调这种在具体情境中关注个体经验的审慎德性统摄了其他诸道德，“马基雅维里并不是在两种道德之间进行选择，而是提出了一个超越两种道德的范式”，[2]反映了其对于人类生活根本处境的冷峻观察与深入思考。
与陈华文博士强调“男子气概”的马基雅维里思想研究相映成趣，黄璇博士的《情感与现代政治：卢梭政治哲学研究》以女性学者更为擅长的情感领域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卢梭思想中极为重要的“同情”概念的研究与梳理，强调“在现代政治生活中，正确地对待政治情感、发掘政治情感的向善特性”，[3]指出与理性相结合并得到扩展的同情作为一种政治美德为现代政治提供了道德基础，而因得到进一步规则化而更加有力的情感则足以成为现代政治的制度规范。作者进一步以确定边界的政治想象力、对人性与政治生活具有足够敏感性的情感知识，以及对情感知识与情感经验必要的理性反思作为情感规则的三大组成要素，对卢梭基于自由意志的同情论做出了重要的修正与补充，重新将情感这种人类共同的基本能力带回到以理性为基础的现代政治体系之中并对后者加以补足，进而超越卢梭的理论框架，通过反思其同情论的革命导向，使其作为一种提供政治美德的完备性理论被纳入更为广阔的现代性的多元冲突话语环境之中，同时又与政治正义相协调。
丛书第一辑的四部著作各有特色，主题涉及现代政治生活共时与历时、宏观与微观的方方面面。虽然各自的研究领域不同，但笔者认为这四部著作呈现出了某种高度的内在一致性，而这种一致性也正体现了现代政治哲学研究的应有品格。 首先从时间维度上看，四部著作在深入的历时性研究基础之上均保持了对于“现代”基本價值的坚持与捍卫，强调现代较之于古典时代的不可逆转以及随之而来的研究上的优先性。近十几年来在汉语学术界一直盛行一种保守倾向的复古思潮，这股思潮伴随着对西方古典学的引介以及对中国传统政治的追思与重构，声势颇为浩大。应该指出，古典时代的各大文明均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对中西古典思想的研究与反思有助于帮助我们理解当下的现代政治境况，先人的政治智慧也为我们清理思想源流、构建知识体系提供了途径。但对古典思想的梳理并不意味着在价值上对封闭的古典政治形态的向往，这种“厚古薄今”的取向不仅容易导致对古今思想的同时误解，更容易使学者忽视甚至逃避现代政治生活的实际问题，而对于政治学而言，脱离了实践经验的研究往往便会陷于抽象概念的空洞框架，最终在规范与操作上双重失焦。正如任剑涛教授在讨论公共问题时所指出的那样，“一切为了逆转不完满的现代公共，回归古希腊罗马公共的尝试与努力，都将是白白浪费人类智力资源之举”。[4]在这一点上四部著作均旗帜鲜明地站在“现代”立场，以现实政治为基本的问题视域，以问题本身为焦点，展开论述各家思想，在观点的碰撞中不偏不倚地深化对问题的思考，而这种超越古今的研究进路恰恰是古今思想大家所一致认同的政治哲学核心之所在。
其次从空间维度上看，四部著作虽均以西方政治思想为研究对象，但并没有舍弃对于中国政治经验的关注，体现了四位学者超越民族国家乃至文明界限的胸襟、视野与现实关怀。承接上文所言，在政治文明现代化高速发展的本世纪中国，以“现代”政治为研究焦点和价值取向，本身就已经体现出了对中国政治的高度关注，四位学者的成长背景及治学经历都立足于本土，因而在研究中也就更加可以体现出中国学人特有的问题意识与路径导向。在冷战结束近30年之后的当代，仍有一些学者延续冷战思维营造某种中西对垒的话语模式，对西方学界创造的某些人类共享的学术成果只因“西方”二字便弃如敝履，拒绝同西方学术界进行沟通对话。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这四部汉语学者自主完成的著作就显得尤其重要，须知独立不等于封闭，想要建立独立的中国学术体系，必须先对人类身处的现代政治环境有清醒的认识，能在人类共同面对的重大政治问题上给出他人所不及的有效回应，而这一切都必须且首先建立在对所有宝贵的人类思想资源兼容并蓄、平等对话的基础之上，只有这样，才可能为政治学界做出创造性贡献，才可能得到其他学术社群的认可与赞同。萧高彦教授在附录的《“文化政治”的魅力与贫困》一文中，将这一过程形容为对“民族总体主义”之“迷醉”的“祛魅”，并总结道，“只有当代的书写者有此种建立坚实基础的自我期许与实践，中文的学术社群才有可能逐渐发展，文化创造才有曙光”。[5]这一评语，可视作对该丛书阶段性成果的一个总结，也为未来的政治哲学研究指引了方向。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四部著作在贯通古今、包容中西的基础之上，均保持了高度的原创性与突破性。自清季以来西方思想著作不断被引介到中国，但从问题到方法论再到研究成果的成体系的政治哲学引介亦不过自改革开放始。早期学者的研究由于知识结构与资料所限多以介绍归纳为主，少有独创性见解，这也造成了汉语学术界的自卑感以及由此而来的保守倾向，甚至古典学引入之后不少学人误以“解经学”思路对待西方经典，更加谈不上为现代学术做出贡献。随着思想引介的不断深入，学界对政治哲学体系的认知逐渐趋于完整，这四部著作就显然走出了上述学术误区，以作为政治哲学核心的重大问题为导向，以严谨认真的学术思辨为路径，辅之以广阔的时空视野，对关注的问题做出了更加深入的解读，并真正为政治哲学研究做出了一定贡献。例如，陈华文博士在对《曼陀罗》的分析中，突破性地借助了文学理论领域中的原型批评理论，这一分析又恰好同流行于文艺复兴时代并在马基雅维里论著中十分突出的“典范”式论述相契合；黄璇博士将修正后的卢梭的同情论作为完备性理论纳入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框架中，也显示出了开阔的视野与现实的关怀。
在古希腊城邦时代，航海者出航时往往借风而行，待风停或转向便以桨划行，古希腊人将此称为“第二次起航”。在《斐多》（Phaedo，99d—100a）中，苏格拉底就借此为喻，形容自己超越阿那克萨戈拉的原子论，开始独创自己的观念论体系。[6]在此笔者亦斗胆以此为喻，希望中国的政治哲学界能借《政治哲学研究丛书》之桨，超越古今中西的藩篱，并以此为契机独立而深入地研究探讨政治哲学，为当代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乃至人类的政治文明做出真正卓越的贡献！
注释
[1]任剑涛：《政治哲学研究丛书》总序，iii。
[2]陈华文：《命运与审慎：马基雅维里政治哲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270页。
[3]黄璇：《情感与现代政治：卢梭政治哲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44页。
[4]任剑涛：《公共的政治哲学》，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213页。
[5]萧高彦：《西方共和主义思想史论》，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376—377页。
[6][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对话集》，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62页。
由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任劍涛教授主编的《政治哲学研究丛书》，聚焦于现代主流的政治哲学，力图为不同于政治神学、政治诗学等视角的专门化政治哲学研究划定边界，重新揭示围绕“现代”处境申述的、建立在理性与公共性基础之上的政治哲学言说，以期为转型中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厘清思路，也为急速现代化中的中国政治现实提供指引性参考。该丛书的第一辑收录了四部政治哲学研究著作，包括任剑涛教授的《公共的政治哲学》、萧高彦教授的《西方共和主义思想史论》、陈华文博士的《命运与审慎：马基雅维里政治哲学研究》和黄璇博士的《情感与现代政治：卢梭政治哲学研究》。
首先来逐一介绍这四部著作。任剑涛教授的《公共的政治哲学》脱胎于作者对汉语学术界中十分流行的“公共”这一概念的关注与困惑。以罗尔斯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公共哲学、以阿伦特和桑德尔为代表的共和主义公共哲学和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新左派公共哲学是西方学界主流的三种公共哲学，通过对这三者的深入研究和反复辩难，作者厘清了具有共识性的现代公共概念的边界，并指出其相对于古典公共概念的区别与不可逆性。在此基础之上，作者以广阔的学术视野与极具挑战性的钻研精神，广泛而深入地讨论了围绕“公共”话题展开的一系列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作者描画了现代公私领域基于“国家—市场—社会—个人”四个维度之上的复杂但明晰的立体结构，勾勒了民主协商框架之下的公共舆论及由此孕育出的公共理性对现代政治的巨大作用，强调了信仰这一非理性要素作为公共精神必要构件的重大意义，刻画了现代公共的政治机制的主要表征；在尝试回答谁是现代公共的捍卫与创制者这一问题时，作者将公共的意义推广到后民族国家时代更为广泛的全球化视野之中，并最终回归到了捍卫现代公共的根本立场上来。作为一部极具突破性的原创作品，该书填补了国内相关研究的空白，并彰显了现代政治哲学应有的导向与品格。
相较于《公共的政治哲学》这样哲学意味浓厚的作品，萧高彦教授的《西方共和主义思想史论》在风格与结构上则更加接近规范化的思想史写作。在迄今为止的半个多世纪里，“共和主义复兴思潮”在西方学术界持续发挥着影响力，国内学术界在过去的10年里对之也给予了颇多关注。在此背景之下，萧高彦教授的这部作品梳理了上自亚里士多德、下迄剑桥共和主义学派的长达两千多年的西方共和主义传统的悠久历史，详尽叙述了古希腊城邦、罗马共和国、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近代政治革命诸节点性的历史时代与20世纪意识形态思潮中的重要思想家的相关论述，通过对各家纷繁复杂的理论体系的梳理，点明了共和主义的基本信念，勾勒出了在古典共和向现代共和转型过程中产生的强调人民作为主权者的“民主共和主义”。
马基雅维里的思想被西方学界称为“难解之题”，陈华文博士的《命运与审慎：马基雅维里政治哲学研究》正是以这道“难题”为研究对象，并对之做出了可谓十分出色的作答。不同于一般研究者从《君主论》和《论李维》这两部互生张力的政治理论著作入手研究马基雅维里思想，陈华文博士独辟蹊径，以马基雅维里晚年的喜剧作品《曼陀罗》为主要研究文本，强调其不应该被看作马氏政治理论著作的补充印证或象征隐喻，而应该拥有独立的研究价值，并且因其戏剧文本的特殊形式，能够关注更为广泛、普遍同时也更加根本、重大的人类政治生活。通过对文本的分析，作者以“命运———审慎”作为理解马基雅维里思想的基本结构，重新深入解读《曼陀罗》的人物与剧情，凸显了在面对混沌无常的命运时通过审时度势理解“必然性”而能达致目标的现代审慎之意涵，并强调这种在具体情境中关注个体经验的审慎德性统摄了其他诸道德，“马基雅维里并不是在两种道德之间进行选择，而是提出了一个超越两种道德的范式”，[2]反映了其对于人类生活根本处境的冷峻观察与深入思考。
与陈华文博士强调“男子气概”的马基雅维里思想研究相映成趣，黄璇博士的《情感与现代政治：卢梭政治哲学研究》以女性学者更为擅长的情感领域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卢梭思想中极为重要的“同情”概念的研究与梳理，强调“在现代政治生活中，正确地对待政治情感、发掘政治情感的向善特性”，[3]指出与理性相结合并得到扩展的同情作为一种政治美德为现代政治提供了道德基础，而因得到进一步规则化而更加有力的情感则足以成为现代政治的制度规范。作者进一步以确定边界的政治想象力、对人性与政治生活具有足够敏感性的情感知识，以及对情感知识与情感经验必要的理性反思作为情感规则的三大组成要素，对卢梭基于自由意志的同情论做出了重要的修正与补充，重新将情感这种人类共同的基本能力带回到以理性为基础的现代政治体系之中并对后者加以补足，进而超越卢梭的理论框架，通过反思其同情论的革命导向，使其作为一种提供政治美德的完备性理论被纳入更为广阔的现代性的多元冲突话语环境之中，同时又与政治正义相协调。
丛书第一辑的四部著作各有特色，主题涉及现代政治生活共时与历时、宏观与微观的方方面面。虽然各自的研究领域不同，但笔者认为这四部著作呈现出了某种高度的内在一致性，而这种一致性也正体现了现代政治哲学研究的应有品格。 首先从时间维度上看，四部著作在深入的历时性研究基础之上均保持了对于“现代”基本價值的坚持与捍卫，强调现代较之于古典时代的不可逆转以及随之而来的研究上的优先性。近十几年来在汉语学术界一直盛行一种保守倾向的复古思潮，这股思潮伴随着对西方古典学的引介以及对中国传统政治的追思与重构，声势颇为浩大。应该指出，古典时代的各大文明均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对中西古典思想的研究与反思有助于帮助我们理解当下的现代政治境况，先人的政治智慧也为我们清理思想源流、构建知识体系提供了途径。但对古典思想的梳理并不意味着在价值上对封闭的古典政治形态的向往，这种“厚古薄今”的取向不仅容易导致对古今思想的同时误解，更容易使学者忽视甚至逃避现代政治生活的实际问题，而对于政治学而言，脱离了实践经验的研究往往便会陷于抽象概念的空洞框架，最终在规范与操作上双重失焦。正如任剑涛教授在讨论公共问题时所指出的那样，“一切为了逆转不完满的现代公共，回归古希腊罗马公共的尝试与努力，都将是白白浪费人类智力资源之举”。[4]在这一点上四部著作均旗帜鲜明地站在“现代”立场，以现实政治为基本的问题视域，以问题本身为焦点，展开论述各家思想，在观点的碰撞中不偏不倚地深化对问题的思考，而这种超越古今的研究进路恰恰是古今思想大家所一致认同的政治哲学核心之所在。
其次从空间维度上看，四部著作虽均以西方政治思想为研究对象，但并没有舍弃对于中国政治经验的关注，体现了四位学者超越民族国家乃至文明界限的胸襟、视野与现实关怀。承接上文所言，在政治文明现代化高速发展的本世纪中国，以“现代”政治为研究焦点和价值取向，本身就已经体现出了对中国政治的高度关注，四位学者的成长背景及治学经历都立足于本土，因而在研究中也就更加可以体现出中国学人特有的问题意识与路径导向。在冷战结束近30年之后的当代，仍有一些学者延续冷战思维营造某种中西对垒的话语模式，对西方学界创造的某些人类共享的学术成果只因“西方”二字便弃如敝履，拒绝同西方学术界进行沟通对话。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这四部汉语学者自主完成的著作就显得尤其重要，须知独立不等于封闭，想要建立独立的中国学术体系，必须先对人类身处的现代政治环境有清醒的认识，能在人类共同面对的重大政治问题上给出他人所不及的有效回应，而这一切都必须且首先建立在对所有宝贵的人类思想资源兼容并蓄、平等对话的基础之上，只有这样，才可能为政治学界做出创造性贡献，才可能得到其他学术社群的认可与赞同。萧高彦教授在附录的《“文化政治”的魅力与贫困》一文中，将这一过程形容为对“民族总体主义”之“迷醉”的“祛魅”，并总结道，“只有当代的书写者有此种建立坚实基础的自我期许与实践，中文的学术社群才有可能逐渐发展，文化创造才有曙光”。[5]这一评语，可视作对该丛书阶段性成果的一个总结，也为未来的政治哲学研究指引了方向。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四部著作在贯通古今、包容中西的基础之上，均保持了高度的原创性与突破性。自清季以来西方思想著作不断被引介到中国，但从问题到方法论再到研究成果的成体系的政治哲学引介亦不过自改革开放始。早期学者的研究由于知识结构与资料所限多以介绍归纳为主，少有独创性见解，这也造成了汉语学术界的自卑感以及由此而来的保守倾向，甚至古典学引入之后不少学人误以“解经学”思路对待西方经典，更加谈不上为现代学术做出贡献。随着思想引介的不断深入，学界对政治哲学体系的认知逐渐趋于完整，这四部著作就显然走出了上述学术误区，以作为政治哲学核心的重大问题为导向，以严谨认真的学术思辨为路径，辅之以广阔的时空视野，对关注的问题做出了更加深入的解读，并真正为政治哲学研究做出了一定贡献。例如，陈华文博士在对《曼陀罗》的分析中，突破性地借助了文学理论领域中的原型批评理论，这一分析又恰好同流行于文艺复兴时代并在马基雅维里论著中十分突出的“典范”式论述相契合；黄璇博士将修正后的卢梭的同情论作为完备性理论纳入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框架中，也显示出了开阔的视野与现实的关怀。
在古希腊城邦时代，航海者出航时往往借风而行，待风停或转向便以桨划行，古希腊人将此称为“第二次起航”。在《斐多》（Phaedo，99d—100a）中，苏格拉底就借此为喻，形容自己超越阿那克萨戈拉的原子论，开始独创自己的观念论体系。[6]在此笔者亦斗胆以此为喻，希望中国的政治哲学界能借《政治哲学研究丛书》之桨，超越古今中西的藩篱，并以此为契机独立而深入地研究探讨政治哲学，为当代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乃至人类的政治文明做出真正卓越的贡献！
注释
[1]任剑涛：《政治哲学研究丛书》总序，iii。
[2]陈华文：《命运与审慎：马基雅维里政治哲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270页。
[3]黄璇：《情感与现代政治：卢梭政治哲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44页。
[4]任剑涛：《公共的政治哲学》，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213页。
[5]萧高彦：《西方共和主义思想史论》，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376—377页。
[6][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对话集》，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