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读吴秀明老师主编的新著《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研究》（以下简称《史料问题研究》），就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自走进浙江大学中文系以来，吴老师经常耳提面命，他在课内课外透出的学术思想与感悟之精华，仿佛都凝结在这部65万字的论著中。我知道，一部书的容量最大也不可能宽大无边，作为吴老师的学生，大约更容易见微知著，读出老师惯有的高屋建瓴逼视对象的风格。每逢我等学子的学习、写作碰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或铺张太过、找不到研究的核心，老师最常做的，就是以深厚的学养底蕴、开阔的思维视野，准确地拎出那一团乱麻当中最重要的一根“线”。在笔者看来，这部论著最具特色和价值的，首先即在于此。
　　当代文学史料，何其庞大繁复，又何其凌乱琐碎。正如鲁迅先生所言：“中国文学史，研究起来，可真不容易，研究古的，恨材料太少，研究今的，材料又太多。”[1]吴老师自历史文学（历史小说）评论和研究始，经历了大量的一线文学批评、文学思潮、文学史与学科研究后，再进而从事当代文学史料研究。这既是厚积薄发，也乃水到渠成，对史料的理解自然而然地站在一个整体系统的高度，同时又对文学史料搜研和真实还原有着近乎严苛的自我要求。正如他在数年前出版的另一部论著《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生态场》中所言：“我们与研究对象之间近距离的对话，是制约学科发展的不可改变的因素，也是构成它与其他学科差异的最主要标志。”[2]“作为只有几十年历史的当代文学，一方面，它应在严谨扎实的学术规范的导引下，逐步建立起本学科的相对可靠的知识系统，否则便很有可能使研究走向虚蹈的误区；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希望它因为强调了学术的累积，而失落掉关怀现实与关怀人文的宝贵传统，将这门有着强烈生命质感的学科变成一种书斋里的思想游戏。”[3]吴老师不但以文学亲历者的身份珍惜着作为历史实存的史料的丰富性和鲜活性，而且还以历史编纂者的思维理念捍卫着与史料具有内在关联的当代文学学科的独立性和自洽性。
　　或许是这样的学养和积淀，《史料问题研究》在绪论开头就用不无冷峻的笔触写道：“我们认为这一切对当代文学史料来说仅仅开了个头，带有‘启动’性质，实际上在成就的背后存在不少问题，离人们的期待和学科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4]这话乍听似乎让人有点沮丧，但冷静一想，却颇有一语惊醒梦中人之感。现今的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早应甚至早已脱离了“以论代史”“以论带史”的窠臼，也开始超越了发掘一条不为人知的史料即可撼动学科根本的初级状态，而摆在我们面前的最急迫、也是吴老师此次论著中所做的核心工作，就是如何“从史料再出发”，使之在原有基础上有进一步的推进。史料工作者如何认识、发掘、甄别、整理、阐释史料，如何与之形成双向能动、互渗互融的对话关系，这也就成为史料研究工作的关捩所在，自然，也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极富生命力的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今天讲当代文学史料，不是回到一般‘史论结合’或‘论从史出’的思维层面，而是主要强调突出在现有理论思想和认知的高度以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史料’与‘思想’或曰‘事实’与‘意识’之间的互渗互透，以达到在较高平台上的动态平衡，求得研究工作的新拓展。”[5]在这样的视域下开展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研究，无疑是具有前沿性的，它是吴老师站在学科前沿对当代文学的一种思考。由之，这部《史料问题研究》的价值与分量，亦已不言自明。
　　就我自己而论，拜读吴老师主编的这部论著的过程，正是我抽丝剥茧、找到那根当代文学史料问题最核心的“线”的过程。如何在浩如烟海的资料当中寻求一丛史料的坐标和价值？如何将史料研究与文学批评打通，使之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乃至更早从延安开始一直延至当下？更进一步地，如何在回答以上两个问题的同时，却不以来自研究者的某种特定的历史观强加于人，抛去对思想阐释的过分依赖？这是我很关心的，也是很困惑之处。《史料问题研究》以分合有序的上下两编的构架，对此做出了很好的解析：上编“当代文学史料的存在与叙述”，以公共性文学史料、私人性文学史料、民间与“地下”文学史料、期刊社团与流派文学史料、通俗文学史料、台湾文学史料、书话与口述文学史料、版本史料、选本史料共九个大类，细致、全面又明晰地对当代文学史料的多种多样的形态进行爬梳；下编“当代文学史料若干专题探讨”，则笔锋一转，撷取出其中的几个关键点，包括史料研究的历史观问题、史料研究与政治关系、史料研究与现代科技、史料研究与实证及文化研究、史料研究与文学史编写、“文代会报告”和“潜在写作”个案分析、现代文学馆中的当代文学史料，并以这些关键点为圆心，层层展开，不仅在上编的基础上对整体当代文学史料的样貌做了凝练和总结，而且避开了对历史观本身的描摹。这样上下编相结合，先以史观之转化、范式之变革对同一类型的史料进行观照；继而，又围绕与思想史、文学史、学术史以及当下文学研究和学科建设等若干专题，以问题为导向，构建“整体完整”的当代文学史料体系，并由此及彼做深入的探讨。如此这般，就使史料研究不仅超越了“为史料而史料”，甚至超越了“真实还原史料”这样简单、狭隘与平浅层次，而具有了“史料学”的品格。
　　为了说明这一点，在此，笔者不妨抽取上编第九章“版本史料”，以此作为例证，略做分析。提到版本，更加为人所熟悉的概念是存在于古代文学范畴的“版本学”，当代文学似乎不甚了之，其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往往有意无意地被遮蔽了。而《史料问题研究》从史料存在的实际出发，却明确地指出：“由于社会政治、文化心理、艺术审美、传播载体、印刷技术发展变化等多方面因素，当代文学版本不但量大类多，而且还呈现出了为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版本所没有的纷繁复杂，各种版本之间主要不再限于个别文字上的歧义，而是更多涉及其所生存的时代社会以及作品的整体思想艺术”[6]。这也就告诉我们，当代文学领域的版本问题，它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而是已延展和拓宽到了当代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各个领域。正因如此，所以，研究当代文学版本需要勾连以上所述的诸多要素；反过来，当代文学版本的生成，也成为版本所处的意识、话语、时代等完整“生态场”的极好映射，有关当代文学版本研究的意义与方法，尤其是不同于古代文学范畴“版本学”的意义与方法，也就自然而有效地凸显出来。第九章用四节近四万字的篇幅，从现代文学的“重印”说起，探讨了封闭语境下意识形态对作家作品的内在改造、外在规范等；又选取了新时期这样一个既有开放性又有复杂性的阶段，在意识形态逐渐后撤的话语环境中，作家一方面重拾对艺术的追求，一方面又渐渐开始受到市场与媒体的冲击，作品出现了“更丰富繁复”[7]的文学版本。在最后一节，引入了一个颇具巧思的切入点———“茅奖”修订版的修订。茅盾文学奖作为“中国当代文学最高奖”，其毋庸置疑的权威性是由评奖条例明确指认的，“茅奖的评委阵容确保了该奖项的学术权威性，而其组织体制则保证了其政治权威性，获得茅奖对作家而言具有双重意义”[8]。如此，与“茅奖”相关的诸多文学作品，因何落选、因何获奖，都具有更深层的研究意义；其中最耐人寻味的是，其中两部作品———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和陈忠实的《白鹿原》，以重新修改后的“修订版”获得了茅盾文学奖。因何修改，改在何处？相较于许多研究文章将“茅奖”做专文探讨，或是与作协和文学制度放在一起研究，“茅奖”修订版不仅可以作为版本研究的一眼绝妙窥镜，同时也令茅盾文学奖研究与更具丰富性的研究向度发生关联，极大地擴充了茅盾文学奖研究的层次与场域。 　　网络时代的到来伴随着瞬息万变的版本生成与湮灭，第九章也未忽略。它在第二节“新时期以来的再版、修订版与电子版”中总结了网络文学的“潜版本”、集体写作现象，点出了网络文学电子初稿到网络版再到纸质版的独特生产过程。基于上述情况，作为一名生长在网络时代的“80后”，笔者还联想到了当今出版界的热点亦是痛点———“电子化”，指的是报纸、杂志和文学作品直接以电子版本发行，以便读者在“电子书”等终端上进行阅读和存储。过去纸质书仅限于精装和简装、印刷质量优劣，并不能引起读者过多注意，在“电子书”诞生后渐渐变得突显甚至尖锐。读者的阅读感受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新兴的硬件终端显示的内容不再限于文字和图画，视频、配乐等也可进入文学作品的呈现。材质，成就了新的版本。现今的一些网络文学作品为了适应电子终端阅读，已经在结构、篇幅和叙述节奏等方面做了相应的调整和妥协，而随着技术的变革，如若大胆预测，未来电子阅读对传统纸质出版行业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和颠覆性的重构，部分仍然富有市场价值的文学作品或许会发生“电子化”再版也未可知。正如该节文末所说，“计算机写作和出版产生的版本问题尽管已经存在，但似乎还没有到被认真关注的时候，它也缺乏必要的理论和研究范式的支撑。但随着当代文学史叙述对象的趋近，这个问题将越来越成为一个迫近的现实问题。”[9]
　　在第十三章“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与现代科技”中，吴老师还详细论述了与上编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的“电子化史料”。如果说“电纸书”是在需求推动下促生新的技术，那么“电子化史料”就是“科技改变生活”的明证。当然，这一章的论述与其说史料总结，倒更倾向于当前性和前瞻性的体现；提出了許多颇富意义的问题。如最后一节“有待关注的两个研究向度”中，谈及了“电子化史料建设亟须弥补和强化的三项基础性的工作”[10]，重点强调了借助现代科技对当代文学的文学创作和研究进行整理分类、对网络文学进行搜集规范、对跨文化跨语际的文学史料的搜索和分析。除此之外，笔者认为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即如何在学科内处理电子史料和非电子史料的关系。笔者在日常研究和阅读中观察到，21世纪以前的报纸、杂志过刊，极少有电子化的版本[11]，想必受到了“千年虫”病毒的影响，也有时间较远的过刊收集不便、查阅需求较低的原因。不同的存在形态和存储介质，势必加大史料统一保存和查阅的难度。如要求非电子史料向电子史料统一，将会产生巨大的工作量，何者承担、范围多大，都难以决策；但若保持现有状况，当代文学的史料收集整理工作又因此产生割裂。类似种种，必将是今后史料工作中所要面临的迫切问题。
　　作为首个以“中国当代文学文献史料”申报并获准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之结项成果，《史料问题研究》无论从容量与分量还是创新与创见，都值得我们引起重视。笔者以为，绪论中提出的三方面的学术追求，在论著中都得到了较好较充分的实现：“一、全面系统地对当代文学史料做了归纳、梳理与整合”；“二、在强调文学史料重要性的同时，也重视现代理论思想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思维方法的作用，并通过彼此的对话与互证，努力在更高层面上激活文学史料，对其进行观照、审视和把握”；“三、不仅注重历史意识和崇尚信而有证，而且融入了强烈的前沿意识”[12]。可以说，《史料问题研究》不仅是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一部厚重之作，同时也是联结当代文学历史与当下的一座桥梁，更是构建“当代文学史料学”的一块重要基石。吴老师自谦此书“力争使史料研究带有某种‘史料学’的品格”，笔者却觉得，以这部论著为始为架构，开展真正进入并构建“当代文学史料学”的研究工作，为期亦不远矣。
　　注释
　　[1]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九月间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讲》，《而已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80页。
　　[2]吴秀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生态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1页。
　　[3]吴秀明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65页。
　　[4]同[3]，第4页。
　　[5]同[3]，第22页。
　　[6]同[3]，第252页。
　　[7]同[3]，第263页。
　　[8]同[3]，第272页。
　　[9]同[3]，第271页。
　　[10]同[3]，第406页。
　　[11]如《文艺报》的电子版本自2004年6月23日始，《人民文学》的电子版本自2008年第1期始。以上数据来自“中国作家网”官方发行的电子版本，并不包括网友自行录入的电子版本。
　　[12]同[3]，第29—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