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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震云的《吃瓜时代的儿女们》，是2017年中国文坛值得注意的长篇小说。这部长篇呈现了在网络传媒席卷社会、“包笼”天下的时代里，文学叙事面临的危机，值得作为一种写作的症候提出来讨论。
书写时代的精神状况
刘震云的《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如题目所示，有着鲜明的书写整体时代的倾向，其对时代精神状况的洞察和捕捉也是较为精彩的。“吃瓜时代”是看客的时代，也是利益分化、人心离散的时代，这个时代所产生的情义危机以及其中的混乱、暧昧、荒诞都被时代的“儿女们”所分享。
小说中的牛小丽为了哥哥娶上媳妇，不惜借高利贷，被骗婚后千里追债，无奈之下又通过卖淫来获取钱财，暂时的成功之后又遭遇丈夫的背叛和竞争对手齐亚芬的挤兑。泼辣强悍的牛小丽，把骗婚的宋彩霞“当成老实人”，认为狡猾地逃离村庄的老辛老婆朱菊花“是个厚道人”，一直觉得勾引自己丈夫的齐亚芬“挺文静的”，但自己却被这些人当成傻子欺骗戏弄。常务副省长李安邦快要当上省长之际，却面临自己孩子闯下祸事、中央考察组长是官场中与自己反目成仇者朱玉臣的同学、自己心腹宋耀武被双规等难题，为了化解难题，无奈中听信商人赵平凡的安排，从所谓的老少边穷地区找来了处女破红，因此遭遇了伪装处女卖淫的牛小丽。李安邦虽然暂时化解了危机，却在其间遭遇了情义的瓦解。他一手提拔并长期对其忠诚的省公安厅副厅长段小铁，因掌握了自己儿子祸事的把柄而以变相胁迫的方式提出了升职的要求，李安邦嫖娼的过程也被他所信任的赵平凡安排人录制下来以备用。县公路局局长杨开拓则因在事故现场面对市长问话的惊慌中傻笑了一下，而被网络冠以“微笑哥”、“表哥”的诨名疯传，进而被组织双规调查。因为单位领导内斗而上位环保局副局长的马忠诚，因嫖娼而被联防队罚款，他交纳罚款被放出后，又为自己的侥幸和嫖宿了省长老婆的荣幸而感慨世事的纷纭和荒唐。
实感经验的匮乏
《吃瓜时代的儿女们》所讲述的故事，都有着强烈的现实感，有的还来自于真实的政治及社会案件。类似的故事已经被大众传媒反复讲述过而且还要讲述下去，网络的发达便利已经在虚拟的空间建构了数不清的文本社区，种种故事、谣言和传说在这些社区里滋生蔓延、繁殖流传。这也为作家的叙述提供了机遇和挑战。一段时间以来，有些作家创作小说，其基本的情节来自于网络新闻，作家所依赖的生活被批评界讥讽为“二手”的生活。著名作家余华创作的长篇小说《第七天》就是如此，也遭到了批评界的冷遇。刘震云的《吃瓜时代的儿女们》虽然故事精彩，叙述亦能深入人物的内心，和大众传媒中的网传文本有着明显差异，但还是难逃“二手生活”之讥。
刘震云以及余华所面对的问题是具有普遍性的，尤其是当很多人感慨现实生活的戏剧性要远超小说之时。但面对越来越具有铺天盖地之势的大众传媒，作家们真的没有办法了吗？须知大众传媒被资本所裹挟，有着自己的利益逻辑，也因此有着严重的对于现实的遮蔽和歪曲。作家对此应该了然于心，应该用自己扎实的现实观照和锐利的思想探索刺破大众文化的围困。在《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中，刘震云对于网络文化有所警惕、有所批判，但就这个时代的复杂性所要求的有品质的叙述而言，显然又是不够的。
《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存在与时代真实经验相隔绝的问题，不仅以往小说那种常见的“自叙传”式的个人亲历经验的叙述比較少见，而且经验的浑然状态也较为欠缺。这当然和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这个社会有关。我们所面临的当下社会，是典型的法国思想家居伊·德波所说的“景观社会”。居伊·德波认为：景观社会所生产的景观“是自我与世界的边界的消除，通过世界的在场和不在场对自我进行挤压，它也是真实与虚假的边界的消除，通过表象组织所保障的虚假的真实在场，对所经历的任何真理进行压抑”。在景观社会中，文化状态则是媒介与资本高度共谋并进而牢笼一切的，在这样一种状态下，影像与现实、主体与客体、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是颠倒的、混乱的，新闻、广告、娱乐画面生成了不计其数的超现实的“景观”，“景观”代替了真实的生存经验，并以消费文化为助力，成为社会经验的主导性表达方式，甚至成为人们感知社会经验的唯一方式。景观社会里的景观生产，当然是繁多且具有吸引力的，而且优胜劣汰、花样翻新，真正是“乱花渐欲迷人眼”。景观社会中的小说创作，无疑要面临讲故事的难度。
小说家作为现代社会“讲故事的人”，也要应对新的经验问题。关于现代社会小说与生存经验的关系，德国犹太裔学者本雅明认为“长篇小说在现代初期的兴起是讲故事走向衰微的先兆”。他在《讲故事的人》一文中阐释道：“讲故事的人取材于自己亲历或道听途说的经验，然后把这种经验转化为听故事人的经验。小说家则闭门独处，小说诞生于离群索居的个人。此人已不能通过列举自身最深切的关怀来表达自己，他缺乏指教，对人亦无以教诲。写小说意味着在人生的呈现中把不可言诠和交流之事推向极致。囿于生活之繁复丰盈而又要呈现这丰盈，小说显示了生命深刻的困惑”。本雅明所指的“讲故事的人”是指传统的说书人之类的民间故事传说的自然的讲述者。在本雅明看来，除了“讲故事的人”和社会生存经验具有统一性之外，“讲故事的人”所呈现的经验还具有教诲性，对听故事的人而言则是增加了一种人生经验，而小说则只能传递并且巩固现代人的孤独感，彰显“生命深刻的困惑”，因而也就面临能够为读者提供教益的经验的贫乏等问题。《吃瓜时代的儿女们》，表面上讲的似乎也是来自民间的道听途说的故事，但这些故事已经被大众传媒反复讲述过，不仅丧失了吸引读者或听众的能力，而且也不能提供教益，经验只能处于贫乏状态。在“把不可言诠和交流之事推向极致”这一小说创作的维度上，小说也没有显出应有的精彩来，灵魂的深度、“生命深刻的困惑”是缺失的。问题还在于，《吃瓜时代的儿女们》既然暴露出书写时代整体经验的抱负，因而也就必然直面实感经验的匮乏这一时代难题。
结构设计的虚弱与叙述语言的衰疲
在《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中，实感经验的匮乏导致了结构设计的虚弱，而结构设计的虚弱进一步暴露了实感经验的匮乏。在传统的小说叙述中，浑融性的经验往往自身会提供一个合适的结构，或者依托一个人的成长，或者依托一个重大事件的起承转合，或者历史时序本身就规定了结构的样态。但《吃瓜时代的儿女们》，无法再享用传统小说的结构便利，作家只能耗费心力，去尝试着搭建新的结构，然而这样的尝试都显得勉强。 刘震云的《吃瓜时代的儿女们》采用的是连接缀合型的结构。民女牛小丽、省长李安邦、公路局长杨开拓以及马忠诚等，本来是素不相识的四个人，因为卖淫嫖娼的事被联系在一起了，彼此的生活都遭遇了大的改变。作者的创作意图是借四个人的故事来讲述具有总体性意义的中国故事、呈现错综复杂的甚至带有奇观色彩的中国经验，或许还带有讲给外国人听、讲给世界听的跨文化传播的诉求。因而，小说追求奇妙的情节感、在故事之间建立令人震惊的联系就是可以理解的了。但如此新异的经验无疑是匪夷所思的，尽管其间的逻辑关系是合理的。即便作家把小说中的人物视为能够反映当下社会各个阶层生存样态的典型，他们的生活也不可能有如此富有戏剧性的交集。作者的这个结构设计因此显得有些勉强，反映在小说的章节设置方面也是如此。小说第一部分为前言，共分五章和两个附录，基本上叙述了民女牛小丽、省长李安邦、公路局长杨开拓的所有故事。小说第二部分也为前言，前言的题目是“你认识所有人”，内容则为短短的一句话——“一年过去了”。小说第三部分是标题为“洗脚屋”的“正文”，则用不长的篇幅讲了马忠诚嫖娼被敲诈的故事。这样的章节设置是富有智性的，也带有丰富的隐喻意味。前言成了占篇幅最多的内容，或许隐喻我们的生活也是如此，非正经的、东拉西扯的内容占据了我们生活的大部分空间，而认真的、严肃的生活则被缩减、挤压以至于变形为游戏性的时光片段。就小说而言，牛小丽、李安邦、杨开拓的故事在大众的眼中成了精彩的狂欢化消費文本，其中的严肃性早已化为乌有。不管其中隐藏了多少个人的艰辛委屈，但在吃瓜时代的儿女们的观看下，都不是正经的故事而是笑谈，自身的真实性、完整性和独立意义在文本化的过程中就已不再存在，因此也就丧失了正文的意义。第二部分前言标题“你认识所有人”以及内容中的那句话“一年过去了”，则提示了这种状况的普遍性、持续性。而“正文”中所讲的马忠诚，则是吃瓜时代的儿女们的直接写照。马忠诚的嫖娼对象是省长李安邦的老婆康淑萍（这可能是联防队员的杜撰，实际情况尚不至如此），他因此侥幸之后又心生报复的快意，这是国民典型的垃圾情绪、卑劣心态的反映。因为嫖娼，马忠诚和李安邦等人与事产生了一些联系，也是因为嫖娼，马忠诚差点成为另一个杨开拓，或者马忠诚日后很可能成为另一个杨开拓，他的故事也会被作为一个消费性文本在一定范围内流传。马忠诚就是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之一，马忠诚就是你我他，就是我们。我们作为吃瓜时代的儿女们，既观看了时代的荒诞，又分享了时代的荒诞，进而创造着时代的荒诞。这正如小说中所说：“你也荒唐，我也荒唐，大家共同靠荒唐过日子，荒唐可不就成了正常？”小说设置这样一个带有隐喻性的章节结构，是有所用心的，也显得较为机智。不过，机智并非最高等次的智慧，也有伤社会经验的自然情理，而且我们社会的情义危机感、阶层撕裂感可能会在如此机智的嘲讽中被消磨得渐渐平滑，进而流于一声长叹。尽管《吃瓜时代的儿女们》总体表现属于上乘，但对于刘震云这样的文学大家，提出更高的经验要求和结构要求应当不算苛求。
实感经验的匮乏也带来了《吃瓜时代的儿女们》语言上的一些问题。语言本身是有形象的，领会一种语言就是领会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生存状态。巴赫金认为：“语言要成为艺术形象，必须要与说话人的形象结合，成为说话人嘴里的话语”。也就是说，小说的叙述语言自身会生成可以被感知的形象，这形象和叙述人以及叙述人所在的生活场域连接在一起，成为作品形象世界的有效参与元素。《吃瓜时代的儿女们》的语言，保持了刘震云一贯的风格——机智而富有幽默感，尤其是人物的对话，简洁而饱满，能够体现一个人的存在状态。这样的语言当然是成功的文学语言，也显现了作家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本雅明谈到文学语言时曾指出：“任何写作本来都立足于它的（语词的、语言的）秘密之中。在任何形式中，语言都证明是有效果的，它不必通过内容的中介，而是通过纯粹地揭示它的尊严和性质，就可以证明这一点。”本雅明的阐发是有道理的，《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中的语言状态，尤其是那种玩世不恭之感，和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状态有暗合之处。幽默的语言风格所呈现的叙述伦理，也是不严肃的，而这可能损害了作品的批判力量。
刘震云的小说，长期关注小人物的生存状态，也长期葆有他文学起步之初创作新写实主义小说时“分享艰难”的伦理意识，只是这种“分享艰难”到了《吃瓜时代的儿女们》这里，变成了“分享荒唐”。但是，对于当今世事的荒唐，不能仅仅止步于分享荒唐。有能力、有抱负的作家应该去分析这种荒唐、批判这种荒唐，尽管分析和批判并不是一件容易和轻松的事情。如果作家一味地满足于容易和轻松的写作，就不可能创作出具有高峰意义的作品，甚至有可能使自己的写作沦为消费文化的附庸。提到语言的幽默，不能不想起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鲁迅对于林语堂的批评，鲁迅先生不满林语堂大肆提倡迎合消费文化的幽默随性的小品文，曾在《小品文的危机》一文中批评此类小品文“靠着低诉或微吟，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的平滑”。刘震云的《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当然不是如鲁迅所批判的那种文字，小说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作者对荒唐社会的分析和批判，不过小说确实存在幽默过度的问题，不仅冲淡了主题的严肃性和深刻性，也影响了读者对关注重心的判断。事实上，确实有很多读者只注意到了刘震云小说语言的幽默，而忘记了幽默背后的“一把辛酸泪”。这种现象，小说的语言表达或许也应该承担一部分责任。
整体看来，刘震云的《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书写的是当下带有总体性意味的现实经验，应该属于正面强攻的现实主义写作，这无疑是颇具难度的。面对当下变动不居的现实以及日趋膨胀的大众传媒，作家们的困境有增无减。刘震云如此，其他作家也一样面对经验的贫乏及相应问题。余华的《兄弟》上半部写改革开放前的生活写得从容，下半部写改革开放后的生活写得慌乱；格非的《望春风》也是如此，小说的后半部分写改革开放以来的生活时推进得明显快一些，经验的全面性也明显不足。这大概都是作家没有把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想深想透的结果。面对新世纪、新时代的经验，如何想深想透就是一个更加让人焦虑也更加让人着迷的问题，而具有高峰意义的作品，也将在对这个问题的卓越应答中得到诞生。
书写时代的精神状况
刘震云的《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如题目所示，有着鲜明的书写整体时代的倾向，其对时代精神状况的洞察和捕捉也是较为精彩的。“吃瓜时代”是看客的时代，也是利益分化、人心离散的时代，这个时代所产生的情义危机以及其中的混乱、暧昧、荒诞都被时代的“儿女们”所分享。
小说中的牛小丽为了哥哥娶上媳妇，不惜借高利贷，被骗婚后千里追债，无奈之下又通过卖淫来获取钱财，暂时的成功之后又遭遇丈夫的背叛和竞争对手齐亚芬的挤兑。泼辣强悍的牛小丽，把骗婚的宋彩霞“当成老实人”，认为狡猾地逃离村庄的老辛老婆朱菊花“是个厚道人”，一直觉得勾引自己丈夫的齐亚芬“挺文静的”，但自己却被这些人当成傻子欺骗戏弄。常务副省长李安邦快要当上省长之际，却面临自己孩子闯下祸事、中央考察组长是官场中与自己反目成仇者朱玉臣的同学、自己心腹宋耀武被双规等难题，为了化解难题，无奈中听信商人赵平凡的安排，从所谓的老少边穷地区找来了处女破红，因此遭遇了伪装处女卖淫的牛小丽。李安邦虽然暂时化解了危机，却在其间遭遇了情义的瓦解。他一手提拔并长期对其忠诚的省公安厅副厅长段小铁，因掌握了自己儿子祸事的把柄而以变相胁迫的方式提出了升职的要求，李安邦嫖娼的过程也被他所信任的赵平凡安排人录制下来以备用。县公路局局长杨开拓则因在事故现场面对市长问话的惊慌中傻笑了一下，而被网络冠以“微笑哥”、“表哥”的诨名疯传，进而被组织双规调查。因为单位领导内斗而上位环保局副局长的马忠诚，因嫖娼而被联防队罚款，他交纳罚款被放出后，又为自己的侥幸和嫖宿了省长老婆的荣幸而感慨世事的纷纭和荒唐。
实感经验的匮乏
《吃瓜时代的儿女们》所讲述的故事，都有着强烈的现实感，有的还来自于真实的政治及社会案件。类似的故事已经被大众传媒反复讲述过而且还要讲述下去，网络的发达便利已经在虚拟的空间建构了数不清的文本社区，种种故事、谣言和传说在这些社区里滋生蔓延、繁殖流传。这也为作家的叙述提供了机遇和挑战。一段时间以来，有些作家创作小说，其基本的情节来自于网络新闻，作家所依赖的生活被批评界讥讽为“二手”的生活。著名作家余华创作的长篇小说《第七天》就是如此，也遭到了批评界的冷遇。刘震云的《吃瓜时代的儿女们》虽然故事精彩，叙述亦能深入人物的内心，和大众传媒中的网传文本有着明显差异，但还是难逃“二手生活”之讥。
刘震云以及余华所面对的问题是具有普遍性的，尤其是当很多人感慨现实生活的戏剧性要远超小说之时。但面对越来越具有铺天盖地之势的大众传媒，作家们真的没有办法了吗？须知大众传媒被资本所裹挟，有着自己的利益逻辑，也因此有着严重的对于现实的遮蔽和歪曲。作家对此应该了然于心，应该用自己扎实的现实观照和锐利的思想探索刺破大众文化的围困。在《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中，刘震云对于网络文化有所警惕、有所批判，但就这个时代的复杂性所要求的有品质的叙述而言，显然又是不够的。
《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存在与时代真实经验相隔绝的问题，不仅以往小说那种常见的“自叙传”式的个人亲历经验的叙述比較少见，而且经验的浑然状态也较为欠缺。这当然和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这个社会有关。我们所面临的当下社会，是典型的法国思想家居伊·德波所说的“景观社会”。居伊·德波认为：景观社会所生产的景观“是自我与世界的边界的消除，通过世界的在场和不在场对自我进行挤压，它也是真实与虚假的边界的消除，通过表象组织所保障的虚假的真实在场，对所经历的任何真理进行压抑”。在景观社会中，文化状态则是媒介与资本高度共谋并进而牢笼一切的，在这样一种状态下，影像与现实、主体与客体、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是颠倒的、混乱的，新闻、广告、娱乐画面生成了不计其数的超现实的“景观”，“景观”代替了真实的生存经验，并以消费文化为助力，成为社会经验的主导性表达方式，甚至成为人们感知社会经验的唯一方式。景观社会里的景观生产，当然是繁多且具有吸引力的，而且优胜劣汰、花样翻新，真正是“乱花渐欲迷人眼”。景观社会中的小说创作，无疑要面临讲故事的难度。
小说家作为现代社会“讲故事的人”，也要应对新的经验问题。关于现代社会小说与生存经验的关系，德国犹太裔学者本雅明认为“长篇小说在现代初期的兴起是讲故事走向衰微的先兆”。他在《讲故事的人》一文中阐释道：“讲故事的人取材于自己亲历或道听途说的经验，然后把这种经验转化为听故事人的经验。小说家则闭门独处，小说诞生于离群索居的个人。此人已不能通过列举自身最深切的关怀来表达自己，他缺乏指教，对人亦无以教诲。写小说意味着在人生的呈现中把不可言诠和交流之事推向极致。囿于生活之繁复丰盈而又要呈现这丰盈，小说显示了生命深刻的困惑”。本雅明所指的“讲故事的人”是指传统的说书人之类的民间故事传说的自然的讲述者。在本雅明看来，除了“讲故事的人”和社会生存经验具有统一性之外，“讲故事的人”所呈现的经验还具有教诲性，对听故事的人而言则是增加了一种人生经验，而小说则只能传递并且巩固现代人的孤独感，彰显“生命深刻的困惑”，因而也就面临能够为读者提供教益的经验的贫乏等问题。《吃瓜时代的儿女们》，表面上讲的似乎也是来自民间的道听途说的故事，但这些故事已经被大众传媒反复讲述过，不仅丧失了吸引读者或听众的能力，而且也不能提供教益，经验只能处于贫乏状态。在“把不可言诠和交流之事推向极致”这一小说创作的维度上，小说也没有显出应有的精彩来，灵魂的深度、“生命深刻的困惑”是缺失的。问题还在于，《吃瓜时代的儿女们》既然暴露出书写时代整体经验的抱负，因而也就必然直面实感经验的匮乏这一时代难题。
结构设计的虚弱与叙述语言的衰疲
在《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中，实感经验的匮乏导致了结构设计的虚弱，而结构设计的虚弱进一步暴露了实感经验的匮乏。在传统的小说叙述中，浑融性的经验往往自身会提供一个合适的结构，或者依托一个人的成长，或者依托一个重大事件的起承转合，或者历史时序本身就规定了结构的样态。但《吃瓜时代的儿女们》，无法再享用传统小说的结构便利，作家只能耗费心力，去尝试着搭建新的结构，然而这样的尝试都显得勉强。 刘震云的《吃瓜时代的儿女们》采用的是连接缀合型的结构。民女牛小丽、省长李安邦、公路局长杨开拓以及马忠诚等，本来是素不相识的四个人，因为卖淫嫖娼的事被联系在一起了，彼此的生活都遭遇了大的改变。作者的创作意图是借四个人的故事来讲述具有总体性意义的中国故事、呈现错综复杂的甚至带有奇观色彩的中国经验，或许还带有讲给外国人听、讲给世界听的跨文化传播的诉求。因而，小说追求奇妙的情节感、在故事之间建立令人震惊的联系就是可以理解的了。但如此新异的经验无疑是匪夷所思的，尽管其间的逻辑关系是合理的。即便作家把小说中的人物视为能够反映当下社会各个阶层生存样态的典型，他们的生活也不可能有如此富有戏剧性的交集。作者的这个结构设计因此显得有些勉强，反映在小说的章节设置方面也是如此。小说第一部分为前言，共分五章和两个附录，基本上叙述了民女牛小丽、省长李安邦、公路局长杨开拓的所有故事。小说第二部分也为前言，前言的题目是“你认识所有人”，内容则为短短的一句话——“一年过去了”。小说第三部分是标题为“洗脚屋”的“正文”，则用不长的篇幅讲了马忠诚嫖娼被敲诈的故事。这样的章节设置是富有智性的，也带有丰富的隐喻意味。前言成了占篇幅最多的内容，或许隐喻我们的生活也是如此，非正经的、东拉西扯的内容占据了我们生活的大部分空间，而认真的、严肃的生活则被缩减、挤压以至于变形为游戏性的时光片段。就小说而言，牛小丽、李安邦、杨开拓的故事在大众的眼中成了精彩的狂欢化消費文本，其中的严肃性早已化为乌有。不管其中隐藏了多少个人的艰辛委屈，但在吃瓜时代的儿女们的观看下，都不是正经的故事而是笑谈，自身的真实性、完整性和独立意义在文本化的过程中就已不再存在，因此也就丧失了正文的意义。第二部分前言标题“你认识所有人”以及内容中的那句话“一年过去了”，则提示了这种状况的普遍性、持续性。而“正文”中所讲的马忠诚，则是吃瓜时代的儿女们的直接写照。马忠诚的嫖娼对象是省长李安邦的老婆康淑萍（这可能是联防队员的杜撰，实际情况尚不至如此），他因此侥幸之后又心生报复的快意，这是国民典型的垃圾情绪、卑劣心态的反映。因为嫖娼，马忠诚和李安邦等人与事产生了一些联系，也是因为嫖娼，马忠诚差点成为另一个杨开拓，或者马忠诚日后很可能成为另一个杨开拓，他的故事也会被作为一个消费性文本在一定范围内流传。马忠诚就是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之一，马忠诚就是你我他，就是我们。我们作为吃瓜时代的儿女们，既观看了时代的荒诞，又分享了时代的荒诞，进而创造着时代的荒诞。这正如小说中所说：“你也荒唐，我也荒唐，大家共同靠荒唐过日子，荒唐可不就成了正常？”小说设置这样一个带有隐喻性的章节结构，是有所用心的，也显得较为机智。不过，机智并非最高等次的智慧，也有伤社会经验的自然情理，而且我们社会的情义危机感、阶层撕裂感可能会在如此机智的嘲讽中被消磨得渐渐平滑，进而流于一声长叹。尽管《吃瓜时代的儿女们》总体表现属于上乘，但对于刘震云这样的文学大家，提出更高的经验要求和结构要求应当不算苛求。
实感经验的匮乏也带来了《吃瓜时代的儿女们》语言上的一些问题。语言本身是有形象的，领会一种语言就是领会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生存状态。巴赫金认为：“语言要成为艺术形象，必须要与说话人的形象结合，成为说话人嘴里的话语”。也就是说，小说的叙述语言自身会生成可以被感知的形象，这形象和叙述人以及叙述人所在的生活场域连接在一起，成为作品形象世界的有效参与元素。《吃瓜时代的儿女们》的语言，保持了刘震云一贯的风格——机智而富有幽默感，尤其是人物的对话，简洁而饱满，能够体现一个人的存在状态。这样的语言当然是成功的文学语言，也显现了作家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本雅明谈到文学语言时曾指出：“任何写作本来都立足于它的（语词的、语言的）秘密之中。在任何形式中，语言都证明是有效果的，它不必通过内容的中介，而是通过纯粹地揭示它的尊严和性质，就可以证明这一点。”本雅明的阐发是有道理的，《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中的语言状态，尤其是那种玩世不恭之感，和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状态有暗合之处。幽默的语言风格所呈现的叙述伦理，也是不严肃的，而这可能损害了作品的批判力量。
刘震云的小说，长期关注小人物的生存状态，也长期葆有他文学起步之初创作新写实主义小说时“分享艰难”的伦理意识，只是这种“分享艰难”到了《吃瓜时代的儿女们》这里，变成了“分享荒唐”。但是，对于当今世事的荒唐，不能仅仅止步于分享荒唐。有能力、有抱负的作家应该去分析这种荒唐、批判这种荒唐，尽管分析和批判并不是一件容易和轻松的事情。如果作家一味地满足于容易和轻松的写作，就不可能创作出具有高峰意义的作品，甚至有可能使自己的写作沦为消费文化的附庸。提到语言的幽默，不能不想起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鲁迅对于林语堂的批评，鲁迅先生不满林语堂大肆提倡迎合消费文化的幽默随性的小品文，曾在《小品文的危机》一文中批评此类小品文“靠着低诉或微吟，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的平滑”。刘震云的《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当然不是如鲁迅所批判的那种文字，小说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作者对荒唐社会的分析和批判，不过小说确实存在幽默过度的问题，不仅冲淡了主题的严肃性和深刻性，也影响了读者对关注重心的判断。事实上，确实有很多读者只注意到了刘震云小说语言的幽默，而忘记了幽默背后的“一把辛酸泪”。这种现象，小说的语言表达或许也应该承担一部分责任。
整体看来，刘震云的《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书写的是当下带有总体性意味的现实经验，应该属于正面强攻的现实主义写作，这无疑是颇具难度的。面对当下变动不居的现实以及日趋膨胀的大众传媒，作家们的困境有增无减。刘震云如此，其他作家也一样面对经验的贫乏及相应问题。余华的《兄弟》上半部写改革开放前的生活写得从容，下半部写改革开放后的生活写得慌乱；格非的《望春风》也是如此，小说的后半部分写改革开放以来的生活时推进得明显快一些，经验的全面性也明显不足。这大概都是作家没有把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想深想透的结果。面对新世纪、新时代的经验，如何想深想透就是一个更加让人焦虑也更加让人着迷的问题，而具有高峰意义的作品，也将在对这个问题的卓越应答中得到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