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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有近半个世纪从事俄国（包括苏联）通史的教学和研究的经验。《俄罗斯史》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他终身学习、教学和研究的一个总结之作，也是近年来英语国家同类出版物中较有影响、学术水准也较高的著作。该书于1962年初版，后多次再版（1968，1976，1983，1992，1999年，至2010年已出第八版。200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中译本，翻译了牛津大学出版社2005年的第七版）。全书共分为导论、基辅罗斯、封建割据时期的罗斯、莫斯科大公国、俄罗斯帝国、苏联、俄罗斯联邦等七个部分。其中第三部分《基辅公国的建立》介绍了关于古罗斯国家起源的有代表性的各家学术观点。梁赞诺夫斯基总体上认为应该批判地看待古罗斯国家的诺曼起源说。
第一，他肯定了18世纪诺曼起源说对解释基辅公国起源所作出的“首次全面的学术努力”，但同时认识到这一学说在文化领域有显著的局限性——即斯堪的纳维亚文化对于基辅文化并没有根本性的影响。“基辅公国一旦出现，它的文化就比其北方邻居发展得更丰富、更迅速；无论是书面文学、成文法，还是铸币，它们出现在基辅罗斯的时间都比它们出现在斯堪的纳维亚的时间要早得多。” 他认为，通过对俄罗斯文化中斯堪的纳维亚因素的详细考察，便会发现这一因素的作用是无足轻重的：俄语中实际只有六、七个诺曼词汇；基辅的书面文学先于斯堪的纳维亚的书面文学，且显然是受到拜占庭和保加利亚的影响；基辅法律中也几乎找不到来自诺曼的原型；也没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诺曼人对基辅的多神教信仰有过影响。但对于诺曼人在基辅公国建立中的作用，是否如诺曼起源说认为的那样，“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维金人——也就是古代挪威人，在俄国历史编篆学里则通常称之为诺曼人——在很大程度上给俄罗斯带来政府、内聚力乃至文化等方面的作用”， 梁赞诺夫斯基表示这一问题仍然颇具争议。
第二，梁赞诺夫斯基认为与基辅公国起源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被称为“罗斯”的部落或民族的起源问题。诺曼起源说的支持者全盘接受《往年纪事》，认为罗斯人是斯堪的纳维亚的一个部落或分支。并在斯堪的纳维亚语中寻找“罗斯”这一名称的起源，根据这一假说的术语来阐释所有涉及罗斯人的古代文献。梁赞诺夫斯基特别批判了维尔纳茨基关于诺曼人在公元740年就来到黑海海滨的推理，认为这是“极具推测性的，总的来说根本没有说服力”。
反诺曼起源说的学者则提出各种证据表明罗斯人在南俄罗斯早就存在，甚至把诺曼人仅仅当作是罗斯人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罗斯人与南俄罗斯及其居民有着本质联系。“按照阿拉伯作家的记载，罗斯人的一些习俗，比如单身汉的冥婚以及妻子在丈夫死后的自杀，看来确切无疑地是斯拉夫人的、而不是诺曼人的习俗。阿拉伯人所知的罗斯人最可能生活在南俄罗斯的某个地方。”
第三，肯定了沙赫马托夫等专家对《往年纪事》的详尽分析和批评，认为这些批评“澄清了它的叙述中的一些明显缺陷，并进一步揭示了其中的错误”。梁赞诺夫斯基并不试图对这些问题给出答案，而是在揭示相关研究的一些过度简化历史的拙劣错误后，以置身争议之外的口吻结束了他对基辅罗斯国家起源的阐释：“无论如何，不管是通过内部演化，还是外部干涉，还是两者的某种特定的结合，基辅公国于9世纪的确在第聂伯河地区崛起了。”
梁赞诺夫斯基所著的《俄罗斯史》对古罗斯国家起源问题的探讨，持介绍性的态度，他将各方学者的观点推广到了教学之中。总体来说，20世纪40-60年代英美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侧重点各不相同，但为其之后研究奠定了基础。
古罗斯国家起源实质上分为两个问题。一是“罗斯人”族属问题，即谁建立了古罗斯国家？二是古罗斯国家建立过程的问题，即怎么建立了古罗斯国家？纵观20世纪后半期英美史家的论述，基本可以看出，对于第一个问题争论的分歧比较严重，如维尔纳茨基认为罗斯人起源于黑海东北部，是阿兰尼克人联盟的一支。帕斯凯维奇坚定认为是是纯血统的斯堪的纳维亚人，而普里查克则放弃从民族属性来看待这一问题，代之以商人阶层视角给予重新阐释。对于第二个问题，英美史家更多偏重论述古罗斯商业位置的突出，及与拜占庭和阿拉伯世界贸易的发展，如维尔纳茨基、普里查克以及富兰克林和谢波德都在其文中强调了商业的重要性质。
由于古史文献记载的含混，考古学成果的局限性及不确定性，以及语言学对Rus这词汇变化的多种推测，有关罗斯人族屬问题的解答依然需要历史学者长期研究探讨。而第二个问题即古罗斯国家是怎样建立的，很多学者更为关注的是商业在古罗斯国家建立过程中的重要影响，瓦希之路联通了罗斯与拜占庭、阿拉伯之间的贸易。随着贸易的发展，商路上的主要贸易点逐渐发展成为古罗斯国家的早期城市，城市的形成对古罗斯国家的起源无疑具有重要的地位。一般认为古代国家的形成起源主要有三种：一种是自下而上的方式，即国家是内部阶级分化产生的；另一种是社会契约性质，由于瓦良格人财富和控制范围的增加，滋生了很多社会的不稳定因素，需要成熟的社会体系来维护他们的利益，如奥丽加建立猎户小木屋，规范了贡赋的制度；还有一种自上而下的方式，即国家在外部因素的影响下形成，具体到古罗斯国家就是瓦良格人的征战与贸易，因征战与贸易本身也是早期国家建立的一种动力机制，这一认识，回答了对古罗斯国家怎样建立的问题，并作为支撑其观点的理论依据，对古罗斯国家怎样建立问题的研究都是极具价值的。
第一，他肯定了18世纪诺曼起源说对解释基辅公国起源所作出的“首次全面的学术努力”，但同时认识到这一学说在文化领域有显著的局限性——即斯堪的纳维亚文化对于基辅文化并没有根本性的影响。“基辅公国一旦出现，它的文化就比其北方邻居发展得更丰富、更迅速；无论是书面文学、成文法，还是铸币，它们出现在基辅罗斯的时间都比它们出现在斯堪的纳维亚的时间要早得多。” 他认为，通过对俄罗斯文化中斯堪的纳维亚因素的详细考察，便会发现这一因素的作用是无足轻重的：俄语中实际只有六、七个诺曼词汇；基辅的书面文学先于斯堪的纳维亚的书面文学，且显然是受到拜占庭和保加利亚的影响；基辅法律中也几乎找不到来自诺曼的原型；也没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诺曼人对基辅的多神教信仰有过影响。但对于诺曼人在基辅公国建立中的作用，是否如诺曼起源说认为的那样，“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维金人——也就是古代挪威人，在俄国历史编篆学里则通常称之为诺曼人——在很大程度上给俄罗斯带来政府、内聚力乃至文化等方面的作用”， 梁赞诺夫斯基表示这一问题仍然颇具争议。
第二，梁赞诺夫斯基认为与基辅公国起源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被称为“罗斯”的部落或民族的起源问题。诺曼起源说的支持者全盘接受《往年纪事》，认为罗斯人是斯堪的纳维亚的一个部落或分支。并在斯堪的纳维亚语中寻找“罗斯”这一名称的起源，根据这一假说的术语来阐释所有涉及罗斯人的古代文献。梁赞诺夫斯基特别批判了维尔纳茨基关于诺曼人在公元740年就来到黑海海滨的推理，认为这是“极具推测性的，总的来说根本没有说服力”。
反诺曼起源说的学者则提出各种证据表明罗斯人在南俄罗斯早就存在，甚至把诺曼人仅仅当作是罗斯人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罗斯人与南俄罗斯及其居民有着本质联系。“按照阿拉伯作家的记载，罗斯人的一些习俗，比如单身汉的冥婚以及妻子在丈夫死后的自杀，看来确切无疑地是斯拉夫人的、而不是诺曼人的习俗。阿拉伯人所知的罗斯人最可能生活在南俄罗斯的某个地方。”
第三，肯定了沙赫马托夫等专家对《往年纪事》的详尽分析和批评，认为这些批评“澄清了它的叙述中的一些明显缺陷，并进一步揭示了其中的错误”。梁赞诺夫斯基并不试图对这些问题给出答案，而是在揭示相关研究的一些过度简化历史的拙劣错误后，以置身争议之外的口吻结束了他对基辅罗斯国家起源的阐释：“无论如何，不管是通过内部演化，还是外部干涉，还是两者的某种特定的结合，基辅公国于9世纪的确在第聂伯河地区崛起了。”
梁赞诺夫斯基所著的《俄罗斯史》对古罗斯国家起源问题的探讨，持介绍性的态度，他将各方学者的观点推广到了教学之中。总体来说，20世纪40-60年代英美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侧重点各不相同，但为其之后研究奠定了基础。
古罗斯国家起源实质上分为两个问题。一是“罗斯人”族属问题，即谁建立了古罗斯国家？二是古罗斯国家建立过程的问题，即怎么建立了古罗斯国家？纵观20世纪后半期英美史家的论述，基本可以看出，对于第一个问题争论的分歧比较严重，如维尔纳茨基认为罗斯人起源于黑海东北部，是阿兰尼克人联盟的一支。帕斯凯维奇坚定认为是是纯血统的斯堪的纳维亚人，而普里查克则放弃从民族属性来看待这一问题，代之以商人阶层视角给予重新阐释。对于第二个问题，英美史家更多偏重论述古罗斯商业位置的突出，及与拜占庭和阿拉伯世界贸易的发展，如维尔纳茨基、普里查克以及富兰克林和谢波德都在其文中强调了商业的重要性质。
由于古史文献记载的含混，考古学成果的局限性及不确定性，以及语言学对Rus这词汇变化的多种推测，有关罗斯人族屬问题的解答依然需要历史学者长期研究探讨。而第二个问题即古罗斯国家是怎样建立的，很多学者更为关注的是商业在古罗斯国家建立过程中的重要影响，瓦希之路联通了罗斯与拜占庭、阿拉伯之间的贸易。随着贸易的发展，商路上的主要贸易点逐渐发展成为古罗斯国家的早期城市，城市的形成对古罗斯国家的起源无疑具有重要的地位。一般认为古代国家的形成起源主要有三种：一种是自下而上的方式，即国家是内部阶级分化产生的；另一种是社会契约性质，由于瓦良格人财富和控制范围的增加，滋生了很多社会的不稳定因素，需要成熟的社会体系来维护他们的利益，如奥丽加建立猎户小木屋，规范了贡赋的制度；还有一种自上而下的方式，即国家在外部因素的影响下形成，具体到古罗斯国家就是瓦良格人的征战与贸易，因征战与贸易本身也是早期国家建立的一种动力机制，这一认识，回答了对古罗斯国家怎样建立的问题，并作为支撑其观点的理论依据，对古罗斯国家怎样建立问题的研究都是极具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