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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龙海，1962年生于湖北公安。西南师范大学书法硕士、美学博士。现为华中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华美学学会会员，湖北省书法家协会学术、篆刻委员会委员，东湖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武汉市文艺理论家协会副主席。著有《大学书法》、《中国线性艺术论》、《名帖解读》等。
对于60年代的人来说，人生选择的空间十分逼仄，甚至常常别无选择地被裹挟到时代的浪潮之中。我，便在这特殊的历史关口遭遇书法，与之结缘，并为之耗费了四十余年的光阴。
小学课堂上，老师用朱笔为每个同学写一张八开大小的字，我们蒙着写，算是最早的临摹。后来祖父不满老师的朱墨，用土红写了三寸见方的字让我照着写，并教以执笔之法，而且督导甚严，不按时完成，或书写不佳是要受到责罚的。我虽不以为然，但迫于祖父的威严，却也不敢怠慢。现在想来，祖父的土红字，以及他写在箩筐、锄头柄、铁犁柄等农具上的字，竟是出规入矩的柳体。最初的楷书基础就在这不太情愿的日课中慢慢打下了。农村的春节，照例是要张贴对联的，父亲是老家那一带的义务书写者，开始我帮着裁纸、牵纸、磨墨，后来在父亲休息的间隙中开始代笔，再后来，父亲说，你写吧。那一年，我11岁。从此，写春联便成了我每年必做的事情，直到参加工作，离家数百里，仍然未有间断。记得有一年我迟至腊月三十才回家。一进家门，发现乡邻满座，见我后纷纷起身含笑相迎，说，等你写春联呢。我来不及歇息，摆开家里的八仙桌就开始书写，不知不觉中，新年的钟声已经敲响，看着满地的春联和乡亲们的一张张笑脸，我感到无限惬意。书法，承载着社会底层人们简单的欢乐与美好的祈祝，熔铸着浓浓的乡情暖意，而作为书法人，有什么比这更满足、更快乐的事呢？
经过幼时的庭训与十余年的临摹学习，书法之于我，已经成为一种“不可一日无此君”的人生伴侣。而真正引领我步入书法神圣殿堂的则是我的恩师徐无闻先生。
先生之于我，恩重如山！
22年前，还是一个乡村中学英文教师的我冒了料峭的春寒，乘了四天三夜的轮船，第一次踏上山城重庆的土地，此行的目的是赶考—冲着“徐无闻”响亮的名声和西南师范大学的美丽简称“西师”，我报考了由先生主持的“西师”中文系的书法硕士研究生。考试完毕，我去拜访先生。心想，即使考不上，能见到仰慕已久的书法大家，也不虚此趟远行。没有预约，直接叩响了先生的家门。自我介绍之后，我对先生说，我练书法已十年，还没看过书法家写字，我就想看你写字！那语气，简直没有商量，不容拒绝。现在想来，当时的我是何等冒失和无礼。然而，先生竟然应允了一个素不相识的乡村教师的要求，真的为我写了一张字，是行书。随后，我出示我临习的金文和《兰亭序》，先生连连说“好！好！要得”！（当时不懂事，还以为真的好呢）先生与我交谈片刻后，微笑着说：“你来写嘛。”我龙飞凤舞地刷出一张草书，然后，从包里掏出一盒硕大的会计印油，钤盖上几方不三不四的印章。先生问：“印是你刻的吗？”我很自豪地说：“是！”先生未作评价，只是说：“印泥不行，跑油。”这一年的秋天，我幸运地成为先生的入室弟子。
正是西师三年，在无闻师的面命耳提之中，使我对书法有了深层的体认与感悟。
中国书法是一门有着悠久历史并至今鲜活的艺术，也是最能显示中华文化立场和精神指向的艺术。从其物质媒介来看，书法离不开中国人发明的毛笔（包括墨和宣纸等），同时，更离不开汉字这种载体。鲁迅先生曾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总结汉字的“三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传说中生有四目的仓颉造字初成而“天雨粟，鬼夜哭”，可见文字之功何等神奇。正是汉字自身无与伦比的“美”和神奇以及在三千多年的历史演进中层出不穷的变化给予书法以生存之根。于是，毛笔书写汉字就成为中国书法最原初的界定。如此界定，还停留在“技”的层面，而中国书法是一个由“技”而“艺”、由“艺”至“道”的立体呈现。反对书法的赵壹在《非草书》中无意给我们透露了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人对书法的痴狂，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从书法中找到了人生的寄托和乐趣。动乱但浓情的魏晋，书法实在是人们文采风流、潇洒气度的感性呈现，因而也开启了书法的自觉时代。唐代孙过庭在其《书谱》中提出了“达其情性，形其哀乐”的命题，肯定了书法的抒情功能。宋以降，在晋唐“尚韵”、“尚法”的基础上，经历了“尚意”、“尚态”、“尚质”的发展变化，直到当今的万紫千红。余光中说：“只要仓颉的灵感不灭，美丽的中文不老，那形象，那磁石一般的向心力当必然长在。因为一个方块汉字是一个天地。太初有字，于是汉族的心灵，祖先的回忆和希望便有了寄托。”以汉字为载体的中国书法，就不仅仅是一种艺术，而是承载着五千年中华文明的重托和中国人的精神形态，那以汉字书写所建构的黑白世界中，接通着儒家之“礼”、老子的辩证法、庄子的逍遥游和佛旨禅味，此之谓书法之“道”。中国书法不仅承载着中国人的精神特质，还具有中国哲学的深厚底蕴，表现着典型的“中国美”。
中国书法传统是一个庞大的谱系，从先前时期的甲、金、石刻、小篆到两汉的碑刻隶书、唐代的楷碑，无不具有一种庙堂气象和高贵气质，魏晋书法集中展示了那个乱离时代文人们的高雅追求，是清新典丽、风流萧散的魏晋风骨的感性显现。一帖《兰亭序》，一曲生命感怀之歌，一篇千古美文！唐“法”也好，宋“意”也罢，都是特定历史时空里人们生存状态和时代精神的集中呈现。碑学昌盛，未必是传统帖学走到了尽头，直接的推手或许要归功于文字狱。历史的无奈催生了艺术的新风，断碑残碣的大量出土，金石考据之学在恢恢文网中异军突起，碑学应运而生。从楼兰残纸到经生抄本、砖瓦铭文等为代表的所谓“民间书法”也是中国书法传统谱系中的一部分。书法传统源远流长，作品汗牛充栋，但真正称得上经典的却是有限的。经典是经过时间的自然冲洗，为世人所共同认可的最优秀的作品。经典不仅是一个时代书法艺术的晴雨表和风向标，而且能在遥远的后代找到无数的知音，并引起广泛而深沉的共鸣。作为国粹的书法，在我们心怀敬畏的进行书法实践之时，我们应当知道，书法从何处来？书法写什么？怎样写？书法向何处去？敬畏传统，不是在传统的屋檐下找一处安身之所；回归经典，也不是对经典的因袭和复制，而是要求我们具有更为广阔的文化视野，在以经史子集为代表的国学根基上来培育书法艺术之花。
“书为心画”，两千多年前扬雄的这一命题昭示着：书法不仅是书法主体个人的心灵轨迹和情感诉求，而且还是一个民族文明变迁的烙印和性格、气度和审美理想等的感性显现。
面对三千多年的书法传统，我们没有理由不敬畏。正是这种敬畏之心才有了矢志不移的坚守。坚守中难免有辛酸苦楚，但值得回味的，仍然是无尽的愉悦与深沉的感触。
责任编辑：吕欢呼
对于60年代的人来说，人生选择的空间十分逼仄，甚至常常别无选择地被裹挟到时代的浪潮之中。我，便在这特殊的历史关口遭遇书法，与之结缘，并为之耗费了四十余年的光阴。
小学课堂上，老师用朱笔为每个同学写一张八开大小的字，我们蒙着写，算是最早的临摹。后来祖父不满老师的朱墨，用土红写了三寸见方的字让我照着写，并教以执笔之法，而且督导甚严，不按时完成，或书写不佳是要受到责罚的。我虽不以为然，但迫于祖父的威严，却也不敢怠慢。现在想来，祖父的土红字，以及他写在箩筐、锄头柄、铁犁柄等农具上的字，竟是出规入矩的柳体。最初的楷书基础就在这不太情愿的日课中慢慢打下了。农村的春节，照例是要张贴对联的，父亲是老家那一带的义务书写者，开始我帮着裁纸、牵纸、磨墨，后来在父亲休息的间隙中开始代笔，再后来，父亲说，你写吧。那一年，我11岁。从此，写春联便成了我每年必做的事情，直到参加工作，离家数百里，仍然未有间断。记得有一年我迟至腊月三十才回家。一进家门，发现乡邻满座，见我后纷纷起身含笑相迎，说，等你写春联呢。我来不及歇息，摆开家里的八仙桌就开始书写，不知不觉中，新年的钟声已经敲响，看着满地的春联和乡亲们的一张张笑脸，我感到无限惬意。书法，承载着社会底层人们简单的欢乐与美好的祈祝，熔铸着浓浓的乡情暖意，而作为书法人，有什么比这更满足、更快乐的事呢？
经过幼时的庭训与十余年的临摹学习，书法之于我，已经成为一种“不可一日无此君”的人生伴侣。而真正引领我步入书法神圣殿堂的则是我的恩师徐无闻先生。
先生之于我，恩重如山！
22年前，还是一个乡村中学英文教师的我冒了料峭的春寒，乘了四天三夜的轮船，第一次踏上山城重庆的土地，此行的目的是赶考—冲着“徐无闻”响亮的名声和西南师范大学的美丽简称“西师”，我报考了由先生主持的“西师”中文系的书法硕士研究生。考试完毕，我去拜访先生。心想，即使考不上，能见到仰慕已久的书法大家，也不虚此趟远行。没有预约，直接叩响了先生的家门。自我介绍之后，我对先生说，我练书法已十年，还没看过书法家写字，我就想看你写字！那语气，简直没有商量，不容拒绝。现在想来，当时的我是何等冒失和无礼。然而，先生竟然应允了一个素不相识的乡村教师的要求，真的为我写了一张字，是行书。随后，我出示我临习的金文和《兰亭序》，先生连连说“好！好！要得”！（当时不懂事，还以为真的好呢）先生与我交谈片刻后，微笑着说：“你来写嘛。”我龙飞凤舞地刷出一张草书，然后，从包里掏出一盒硕大的会计印油，钤盖上几方不三不四的印章。先生问：“印是你刻的吗？”我很自豪地说：“是！”先生未作评价，只是说：“印泥不行，跑油。”这一年的秋天，我幸运地成为先生的入室弟子。
正是西师三年，在无闻师的面命耳提之中，使我对书法有了深层的体认与感悟。
中国书法是一门有着悠久历史并至今鲜活的艺术，也是最能显示中华文化立场和精神指向的艺术。从其物质媒介来看，书法离不开中国人发明的毛笔（包括墨和宣纸等），同时，更离不开汉字这种载体。鲁迅先生曾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总结汉字的“三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传说中生有四目的仓颉造字初成而“天雨粟，鬼夜哭”，可见文字之功何等神奇。正是汉字自身无与伦比的“美”和神奇以及在三千多年的历史演进中层出不穷的变化给予书法以生存之根。于是，毛笔书写汉字就成为中国书法最原初的界定。如此界定，还停留在“技”的层面，而中国书法是一个由“技”而“艺”、由“艺”至“道”的立体呈现。反对书法的赵壹在《非草书》中无意给我们透露了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人对书法的痴狂，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从书法中找到了人生的寄托和乐趣。动乱但浓情的魏晋，书法实在是人们文采风流、潇洒气度的感性呈现，因而也开启了书法的自觉时代。唐代孙过庭在其《书谱》中提出了“达其情性，形其哀乐”的命题，肯定了书法的抒情功能。宋以降，在晋唐“尚韵”、“尚法”的基础上，经历了“尚意”、“尚态”、“尚质”的发展变化，直到当今的万紫千红。余光中说：“只要仓颉的灵感不灭，美丽的中文不老，那形象，那磁石一般的向心力当必然长在。因为一个方块汉字是一个天地。太初有字，于是汉族的心灵，祖先的回忆和希望便有了寄托。”以汉字为载体的中国书法，就不仅仅是一种艺术，而是承载着五千年中华文明的重托和中国人的精神形态，那以汉字书写所建构的黑白世界中，接通着儒家之“礼”、老子的辩证法、庄子的逍遥游和佛旨禅味，此之谓书法之“道”。中国书法不仅承载着中国人的精神特质，还具有中国哲学的深厚底蕴，表现着典型的“中国美”。
中国书法传统是一个庞大的谱系，从先前时期的甲、金、石刻、小篆到两汉的碑刻隶书、唐代的楷碑，无不具有一种庙堂气象和高贵气质，魏晋书法集中展示了那个乱离时代文人们的高雅追求，是清新典丽、风流萧散的魏晋风骨的感性显现。一帖《兰亭序》，一曲生命感怀之歌，一篇千古美文！唐“法”也好，宋“意”也罢，都是特定历史时空里人们生存状态和时代精神的集中呈现。碑学昌盛，未必是传统帖学走到了尽头，直接的推手或许要归功于文字狱。历史的无奈催生了艺术的新风，断碑残碣的大量出土，金石考据之学在恢恢文网中异军突起，碑学应运而生。从楼兰残纸到经生抄本、砖瓦铭文等为代表的所谓“民间书法”也是中国书法传统谱系中的一部分。书法传统源远流长，作品汗牛充栋，但真正称得上经典的却是有限的。经典是经过时间的自然冲洗，为世人所共同认可的最优秀的作品。经典不仅是一个时代书法艺术的晴雨表和风向标，而且能在遥远的后代找到无数的知音，并引起广泛而深沉的共鸣。作为国粹的书法，在我们心怀敬畏的进行书法实践之时，我们应当知道，书法从何处来？书法写什么？怎样写？书法向何处去？敬畏传统，不是在传统的屋檐下找一处安身之所；回归经典，也不是对经典的因袭和复制，而是要求我们具有更为广阔的文化视野，在以经史子集为代表的国学根基上来培育书法艺术之花。
“书为心画”，两千多年前扬雄的这一命题昭示着：书法不仅是书法主体个人的心灵轨迹和情感诉求，而且还是一个民族文明变迁的烙印和性格、气度和审美理想等的感性显现。
面对三千多年的书法传统，我们没有理由不敬畏。正是这种敬畏之心才有了矢志不移的坚守。坚守中难免有辛酸苦楚，但值得回味的，仍然是无尽的愉悦与深沉的感触。
责任编辑：吕欢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