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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学府——军事学院在南京成立，学院陆续设立了基本系、高级速成系、上级速成系、情报系、政治系、函授系和海军、空军、炮兵、装甲兵等军兵种系，为人民军队现代化建设培养了一大批人才。这时，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刘伯承高瞻远瞩，又把眼光投向培养具有战略眼光的战役指挥人才上。
刘伯承领衔呈文中央军委，“建议开办战役系，加强高级将领的训练”
1954年1月15日，在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刘伯承作了长篇发言，题目是《我在学习党的总路线中对国防现代化的一些见解》，专门讲到了培养高级将领对于国防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他认为，我军的高级干部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是安危所系的人物。在我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时，要靠他们来掌握局面，指挥作战。在这次会议上，他具体介绍了军事学院举办战役系的设想，计划招收学员30到60人，主要学习政治、战略、战役、我军战史和苏军战史等内容，培养适应国防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高级人才。发言中，刘伯承诚恳地点出了杨得志、张爱萍、萧克、萧华、邓华、李达、叶飞等10个人的名字，希望他们都能来战役系学习，并深情地呼吁：“希望年壮的将领有机会来和我们一道学习。我虽年纪大一点，但仍愿意同诸位年壮的同志一起学习。”刘伯承的呼吁，引起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
这年7月，刘伯承和学院领导陈伯钧、钟期光等趁热打铁，联名向中央军委写了报告，开宗明义：“学院党委曾向军事系统高干会议提出，在军队改装备、各级学校成立之后，建议开办战役系，加强高级将领的训练，第一期学员名额，拟宜适应国防工作最低的要求，至少为30至40名兵团及其以上高级将领。”中央军委迅速批准了他们的报告，从全军各大单位选调52名高级干部进入战役系学习。
当时，要进入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还得“攻关”。比如，时任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的张震想到军事学院学习，他找到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提出自己的想法，彭德怀笑着说：“你们这一级干部，是毛主席管的，我怎么管得了？”“听得出来，他是在婉拒我。”张震后来回忆此事笑道，“1954年8月，听说军事学院战役系即将开学，我便再次向彭总提出上述请求。直到11月初，他才‘开恩’，批准了我的报告。”
能够进入战役系学习的，都是人民军队的精英，一个个大名鼎鼎，其中包括杨得志、陈锡联、韩先楚、刘震、李天佑、张震、杜义德、吴克华、张祖谅、陈先瑞、秦基伟、曾思玉、廖汉生等人。1955年9月，人民军队第一次评授军衔时，这52名学员都被授予少将以上军衔，其中杨得志、陈锡联、韩先楚、刘震、李天佑等5人被授予上将军衔；张震、杜义德、李作鹏、吴克华、张祖谅、陈先瑞、秦基伟、曾思玉、廖汉生等22人被授予中将军衔；丁盛、贺晋年、肖全夫、左齐等25人被授予少将军衔。军事学院战役系因此成为我军历史上第一个“将军系”，杨得志兼任系主任。
当时，战役系学员的年龄多在40至50岁之间，都是军职以上干部，经历了长期革命战争的锻炼和考验，有着丰富的作战指挥经验和较高的政治素质，也善于独立思考，不少人是我军赫赫有名的战将。不足之处是文化水平较低，缺乏系统的军事理论学习，对现代军事科学知识知之不多。张震就是其中的代表：“就我自己而言，以前从未系统学习过。连年征战，很少能坐下来认真读书。1937年到抗大学习，也仅是几个月的短期培训。年逾不惑之际，能暂时离开繁重的工作岗位，专门拿出3年的时间系统学习军事理论，特别是有周密的教学计划，有优秀的教员教授，机会十分难得。因此，对这次学习，我倍加珍惜。”
见到杨得志等人来军事学院学习，刘伯承打心眼里高兴。他对学院训练部的负责人说：“我年纪大了，要培养年轻将领。杨得志同志是志愿军副司令员，他来学习，和我们一起研究学术，这很好。他们都是中国革命几十年斗争保存下来的党的宝贵财产。将来，在我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时，要靠他们来掌握局面、指挥作战。”
由于战役系学员的学习时间比较长，学员的职务比较高，年龄也相对大一些，因此，军事学院对他们在生活上给予了特别的关照，允许学员带家属，并将他们安排在南京宁海路一带居住，每家一幢房子。学员驻地离院部较远，所以学院干脆就在宁海路附近找了一幢房子，即解放前国民党为美国特使马歇尔的随员准备的办公用房，作为小组的课堂。后来，还盖了一间简易大教室。
“哎呀，老伯伯怎么还背着书包上学呀”
战役系第一年为预科，总训练时间为1200小时，其中1000小时用于补习文化，目的在于“提高学员文化水平，学会识图与要图调制，为升入正科，学习现代化军事科学与政治理论打开门径”，这也是刘伯承的一贯思想。他多次强调：高级将领的文化学习特别重要。我们工农出身的同志，如果只是政治、经济上带头翻身，而文化上不接着翻身，那就不能掌握科学，不能以军事科学来保卫国防，是非常不完全的。
当时规定，不需补习文化者，可以不参加预科学习。所以，战役系第一年只有30多人入学。学员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刘伯承主张因人施教，把学员分别编为甲、乙、丙3个学习组：甲组入学时学习初中三年级的语文、初中一年级的数学；乙组学习初中一二年级的语文、小学五六年级的数学；丙组则学习小学五六年级的语文和三四年级的数学。甲组的层次较高，要求学员结业时能够达到高中三年级语文和高中一年级数学的文化水平。
战役系文化课共设4门，即语文、数学、理化常识和地理。授课以学习组为单位进行。
语文课，主要是讲解语法、修辞和写作等基础知识。按照“精读广看，常写文章”的要求，划分若干单元，采取讲、读、写三者结合的教学方法，求得逐步提高。教员羊达之是从南京大学请来的，很有学问，教得也很耐心，仅仅一个“人”字，就可以讲上半天，旁征博引，头头是道，生动有趣，使学员们听几个小时也不感到乏味。
数学课，主要是学习代数，学到一元二次方程，还学了平面几何和三角函数。教学中，教员采用“讲解、研究、练习、总结”的办法，对于难懂的定理、定义、公式，盡量利用实物图解、模型等配合，帮助学员循序渐进，熟悉演算方法。被分在甲组的张震认为“学起来也蛮有意思”。 理化常识，主要是学习与军事有关的物理、化学的基本知识，如力学、电学、火药、化学战剂等。教员从学员所熟悉的自然现象、生产知识和生活经验讲起，进而归纳、上升到理论，并尽可能地联系军事实际，如对原子弹、化学武器的防护等。
地理课，主要是学习自然地理，包括本国地理和外国地理。在此基础上，重点学习军事地形学，特别是识图、用图与要图调制，以及军队标号等。诚如张震所言：“这就好懂一些，因为打仗离不开地图，离不开对地物地貌的了解，许多还是参谋业务知识。”军队标号，过去一般用英文字母，但当时学习苏军，用的是俄文字母。于是，学员们又从字母开始，学起了俄文，进而学习俄文军队标号。
文化学习除课堂讲授外，语文、数学均留有作业，以消化所学的知识，就像中学生的家庭作业一样。回忆往事，张震记忆犹新：“由于自习时间比较多，我大都可以在自习室里完成。一年下来，作业本就有一大摞。几十年过去了，这些作业本我仍保存着。这毕竟是自己的‘劳动成果’啊！”
入学第一年，学院的课程安排，以文化课为重点，还穿插进行一些其他方面的教学活动，方法很灵活，对提高学习效果，很有帮助。那时，训练大纲明确规定以“自学为主”，要求学员发扬勤学苦练、独立思考的精神，自行练习，自写作业。在自学的基础上，各学习组开展互助，遇有不懂的问题就集体讨论，通过讨论仍解决不了的，再由教员讲解。同时，还采取了“教员约学员、学员约教员”的办法，进行课外辅导。一年下来，学员们的学习热情都很高，文化程度提高不小，为尔后的正科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学院对学员在思想上、学习上的要求，是相当严格的。刘伯承曾多次强调：“唯其是高级干部，更应加强领导。对他们放松了，就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相因成习，积重难返。我们对他们的最大照顾，是保障他们能学到东西。”在照顾学员安顿好家事后，他就按照打仗的要求来严格规范学员的行动。有一件事，给张震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并被写入了他的回忆录。刚入校时，学员坐的是皮沙发凳子。刘伯承看到后，说：“当学生的，就是要坐硬凳子，屁股那么娇贵呀？”他还引用“慈不掌兵”的古语，来说明这个道理。此后，学员座位就都换成了硬凳子。外出作业时，学员都提着马扎，背着图囊。学院外的孩子们看见后都不解地问：“哎呀，老伯伯怎么还背着书包上学呀？”
“大家都对这位老帅从心里佩服，他既会打仗，又能办学”
1955年9月1日，战役系学员全部转入两年的正科学习。战役系的开办，使军事学院学员系增加到10个，学员增加到3000多人。刘伯承幽默地称军事学院是全军院校的“托拉斯”。学员重新编为4个学习组：第一组组长陈锡联，副组长李作鹏；第二组组长廖汉生，副组长张祖谅；第三组组长谭希林，副组长吴克华；第四组组长是张震，副组长温玉成。班主任由杨得志兼任。后来，院部又派孙继先为副主任。他俩既是领导，又是学员。另外，还有专职协理员桑子祯。
刘伯承亲自抓训练计划的制定，紧紧围绕“以培养成熟的战役指挥员为目的”来安排所设课程：政治课，有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等；军事课，有军兵种知识和集团军、方面军战役理论等，内容十分丰富，科目种类不少。
学员的学习任务是相当繁重的，仅以《战役系二年级训练计划》为例，在一个学年中，除去假期和节日、休息日、党日，实有训练日为240天，合1800多课时。学院给学员安排的政治课程有2门，其中“中国共产党历史”12课时，“军队政治工作”24课时，军事课则多达14门，1700多课时，主要学习集团军和方面军的“进攻与防御战役法”，围绕“战役法”这个中心课程进行多兵种的学习，包括“军队侦察”“外国军队研究”“装甲坦克兵”“炮兵”“航空兵”“海军”“工程兵”“防空”“防化学兵”“通信联络”“后方”“想定编写”和“军事学术史”。
刘伯承对学员的要求很高，他强调：战役系所学习的东西就要比高级系、基本系的军、师级干部要多一些。你们都是高级指挥员，要管一个大的方面，要学这些。世界是发展的，军队是发展的，军队的战略技术也是发展的。因此要不断学习，不能只是过去的那点经验。
对于院长刘伯承，学员廖汉生敬佩之至：“我们这些学员来自各个‘山头’。有的同学是刘伯承院长的老部下，如陈锡联、张震、秦基伟等，大多数同学不是。但是大家都对这位老帅从心里佩服，他既会打仗，又能办学，在军事学术上也有很高的造诣。刘帅自己更是带头认真学习。他的年纪比我们大十多岁，身体不好，一只眼睛在早期的护国战争中被打瞎了，另一只眼睛患青光眼，视力不好，看东西很费力，但是他坚持自己看文件，自己动手编教材，还亲自讲课。”
刘伯承非常重视学员的德操和军人素质的培养，强调“教书即教人，作业即作战”。他要求战役系学员放下首长架子，做一个好学生。盛夏的南京是有名的“火炉”，学院规定夏季軍官可以不扎武装带，可52名学员坐在草席棚子的教室里，穿着短袖衬衣还是热得受不了。然而有一件事，让大家深受震动：“刘院长来参加战役系的讨论会，穿着笔挺的军装，扎着武装带，军人姿态一丝不苟，对我们触动很大。”刘伯承多次为战役系学员讲课，组织指导他们实施室内或野外作业与演习。他还亲自批阅他们的考卷，并在杨得志、秦基伟、刘震、张震等人的考卷上写过中肯的评语。
由于需要掌握的东西太多，训练计划安排得比较满，学员们的学习显得十分紧张，但他们毫不松懈。诚如廖汉生所言：“战役系的学员比起其他系的学员，年龄大不少。我入学时已经是44岁了，其他人也差不多，小的也是40岁出头，大的接近50岁。人到中年，身体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毛病，什么高血压、心脏病、头昏头疼，总是免不了，而且几乎每个人身上都有战伤，有些同志不止一处伤，有的身体里至今留有弹头、弹片，如左齐同志失去了一只右臂，记笔记、写作业只能用左手。有的失去了一条腿。尽管大家普遍年大体弱，伤病缠身，但是学习的劲头都很足。下课回到家里，许多同志也在复习、预习。” “有一堂外文课上，一位年轻教员先后三次叫到系主任杨得志的名字”
军事学院的教员，大体上由三部分人构成：一部分是学院建立以来自己培养出来的，即从基本系、政治系毕业的年轻师、团干部中选拔适合教学的同志留校任教，主要教授军事和政治课程；第二部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参军的大学生，主要教授科学文化和外文等课程；第三部分是原国民党军队中起义、投诚、被俘的高级将领和高级军事技术人员，主要教授海军、空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等技术兵种和军事地理、军事历史课程。所有这些教员，组成了大大小小几十个教授会。
由于战役系的学员都是来自全军的高级指挥员，是身经百战的老红军，资格老，打过二十几年仗，具有相当丰富的实战经验，这样，在教员与学员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现象，正如一些人议论的那样：“下级教上级”“老百姓教军人”“没胡子的教有胡子的”“打败仗的教打胜仗的”……
对于上述现象，廖汉生有过生动的回忆：
给我们上通信课的一位教员也是一位老红軍，我当红二军团六师政治委员时，他是师里的通信参谋，后来一直是我的老部下。他于1952年从第一军调入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他来战役系上课，轮到我值星，我要带领全系学员起立，然后我向他敬礼、报告，请他讲课。这是“下级教上级”的一个例子。这样的例子在战役系很多。许多学员都碰到过原先的部下来上课。
教授科学文化课和外文课的，大多是年轻的男女教员。课堂提问时，教员手拿花名册，叫到哪个学员，哪个学员必须立即起立，喊“到”，立正回答问题。如果回答不出问题，众目睽睽之下是很难堪的。有一堂外文课上，一位年轻教员先后三次叫到系主任杨得志的名字，这位教员大概不知道、也不管面前的学员是多大的官。杨得志不得不三次起立，规规矩矩地回答教员的提问。这是“没胡子的教有胡子的”例子。
军事学院初创时期，从原国民党军队中吸收的“旧军官”教员承担了大部分军事课程。我们战役系开学时，这种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仍有数百人留校任教，如原国民党军队的兵团司令郭汝瑰（实为中共秘密党员，改革开放后方公开身份——编者注）、快速纵队总指挥蒋铁雄、海军舰队司令林遵等人。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担任了教授会的主任、副主任。在教学中，学员对于“败军之将教胜利之师”的不服气情绪，已经不像建院初期那么突出了，但或多或少还是存在的。这是“打败仗的教打胜仗的”例子。
于是，对于战役系学员来讲，如何以普通一兵的身份，尊师重道，处理好学员与教员的关系，成为他们经常遇到的问题。教员们的军衔，大大低于这些学员。按照内务条令，军衔低的军官见到军衔高的要主动敬礼。而按学院规定，应是学员先给教员敬礼。这就产生了“矛盾”，究竟如何处理？针对这一情况，系党支部专门开会研究，提出要按照刘伯承倡导的“尊师重道”的要求，放下将军的架子，牢记自己现在是“学员”，不是“首长”：“面对教员，不管他是校官还是尉官，都是我们的老师。每次上课，值班员都向教员敬礼、报告”。
由于党支部对这个问题抓得紧，大家开始都做得不错，但时间久了，也有个别学员不够注意。有一次，一位空军上尉教员讲授“空军技术”，讲得还算不错。课讲到一半时，张震组里的一名学员突然提出空军战术运用方面的问题。教员如实相告：我是搞技术的，对战术问题不大懂。可这位学员不客气地说，技术是战术的基础，战术是基础的应用。你只懂技术、不懂战术，当什么教员啊？弄得这位教员很难堪，回到办公室还哭了一场。下课后，张震同这位学员交谈，提醒他不能用这样的态度对待教员，况且人家还是个新教员，再说授课也有分工，讲什么不讲什么，不是他说了算。一经提醒，这位学员当即作了自我批评，并向那位教员赔礼道歉。后来，张震在小组会上提醒大家：要尊重教员，有什么意见，可以通过领导反映。不能要求教员什么都懂，对年轻人应多鼓励。自那以后，张震那个组再没发生过这类事情。
“军事学院的学习，是个加油站，也是个新起点”
战役系的学员来自各个部队，大部分人过去不在一起工作、战斗，相互之间不太了解，每个人的脾气秉性也有很大不同，现在，大家在一起学习，这是很难得的机会，因此团结互助、完成学业，就成为他们的共同目标。战役系党支部提出：在学习上开展互助活动，保证不让一个同学掉队；在生活上互相关心，注意劳逸结合，原则上不加班，动员每个同学积极参加课外体育活动，保证到毕业的那一天，没有一个减员。
在廖汉生的回忆文章中，学员们当年团结互助的画面定格在历史中：
有的同学写字很慢，又听又记忙得满头大汗，结果课也没听懂，记也没记全。课下，大家凑在一起，互相核对、补充笔记，并且要求他课上集中精力听讲，课下再抄其他人的笔记。
有的同学在学习中遇到疑难问题一时理解不了，表现出急躁情绪。大家在学习讨论会上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有时免不了也会各抒己见、争辩一番，直到把问题弄明白。
有的同学在课堂上一时回答不出教员的提问，赌气，抱怨总是叫“老的迁就小的”，即学员迁就教员。在党小组生活会上，大家对此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贯彻刘院长提出的“尊师重道”“教学相长”的方针。
有些同学在学习上费力不少，但效果不是很好，主要原因还是学习方法不对头。战役系和各小组经常组织大家交流学习体会，总结学习经验，并且归纳出一套学习方法，这就是：理论与实际相联系，讲解与自修相结合，听、记、看、想四者相统一。这套方法对于加深理解、加强记忆很有帮助。
在紧张的学习之余，每逢星期天或节假日，战役系同学也常常结伴外出。有时来到中山陵下，十几个人排成一横排，随着一声口令，顺着上千级台阶一冲而上，看谁最先到达终点。有时候，我们来到夫子庙，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逛街，买一些小商品，爱喝酒的陈锡联、张震等人则走进一家小酒馆，喝个痛快。
在共同的学习生活中，同学们增进了相互之间的了解，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即使是在毕业多年以后，每逢参加全军性的会议、演习，不论是在北京还是在南京、上海、广州，当地的同学都会热情地招待大家聚会一下，畅谈各自的情况，交流工作体会，探讨遇到的问题。 1956年1月，在军事学院建院5周年的庆典上，院长兼政治委员刘伯承发布了“授奖令”，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考绩奖励工作暂行办法》，对全院优秀教学单位、教员和学员进行表彰，战役系的同学有不少获得奖励。杨得志、张震等被授予一等奖，廖汉生和吴克华、林浩等被授予二等奖，孙继先、左良等被授予三等奖。据廖汉生回忆：我们获二等奖学员的条件是“刻苦钻研学术，虚心向学，能使理论联系实际，团结互助，成绩显著及积极参加党的活动，维护党的原则，遵守纪律有示范作用者”。奖励方式分政治荣誉和物质奖励两种，我因此得到了一张奖状和一只小闹钟。
通过战役系的学习，学员们收获很大，廖汉生认为：“在两年半的学习中，我们既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军事、政治的基本理论，又懂得了如何进行部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实际问题；既全面地總结了我军在历次战争中的丰富经验和典型战例，又充分了解到外军的作战样式及其特点；既理顺了下决心、做部署等一整套正规的作战指挥程序，又学会了在现代条件下诸多兵种协同作战的组织指挥。总之，收获很大。这对于学员们以后能够担负起大军区、军兵种、总部机关乃至军委的领导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张震也有切身体会：“3年的学习，我取得了较好的成绩。……通过学习，我重温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学到了现代军事科学的基本知识，掌握了观察、把握现代战争的思维方法，提高了从事军事工作特别是驾驭现代战争的战役指挥能力。毕业以后，我又在人民军队整整服役了40年。我深深感到，军事学院的学习，是个加油站，也是个新起点，为尔后的工作，打下了更为扎实的基础。”
学员廖汉生直接接任院长，成为军史上的一段佳话
1957年7月，战役系52名学员全部通过严格的毕业考试，圆满结束了学习生活。不久，国防部长彭德怀签署命令：军事学院战役系52名学员毕业考试及格，准予毕业。
这52名将军学员毕业后，陆续于1957年底以前由中央军委进行了重新分配，大多数担任了各大军区、军兵种的领导职务。陈锡联仍回军委炮兵任司令员，杨得志任济南军区司令员，刘震任空军副司令员兼空军学院院长，韩先楚任福州军区司令员，秦基伟任昆明军区司令员，黄新廷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贺晋年任军委装甲兵副司令员，吴富善任广州军区空军司令员，郭鹏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罗元发任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刘转连任旅大警备区司令员，贾若愚任军事科学院战史研究部副部长，赵俊任南京军区副参谋长，罗通任济南军区装甲兵副司令员，黄荣海仍任军长……他们在各个部队中成为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骨干和中坚。
毕业分配期间，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来到军事学院主持这一工作，听取学院领导和学员本人对分配的意见。
廖汉生是在西北军区撤销后到军事学院上学的，毕业后面临着新的去向。虽然说分配工作是组织上考虑的事，但他自己打算好了：我从西北来，还回西北去。于是，他主动向萧华表明自己的想法：原来的六大军区没有了，现在的十二个大军区的职位基本上都有人了，只有新疆军区是王恩茂同志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同时他还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一身兼三职，可以给我一个，我去新疆军区当司令，王恩茂当政治委员。
萧华告诉他：“你不能去新疆，要留下来当军事学院院长。”
廖汉生一听，愣住了：“什么，要我当院长？”
这个决定太突然了，廖汉生毫无思想准备，事先也没有听到谁说起过。他急忙推辞道：“不行，不行。我是第一次住军事学院，是来当学生的，我这个学生一毕业就当院长，哪有这样的事？”
萧华反问：“为什么不行？”
廖汉生说：“原来的院长是刘伯承元帅当的，要我这个中将去接元帅的位置，行吗？再说，我本身的能力也不行。”他态度十分坚决地请辞了：“对现代化、正规化的军事科学教育工作，我只有当学生的那么一点体会，只有刚刚学到的那么一点知识，缺乏组织实施和深入研究的经验。”
不久，刘伯承带廖汉生到北京为筹建高等军事学院选址。在京期间，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彭德怀找廖汉生谈了一次话，说明了军委对他的任职意见，廖汉生也直言不讳地讲了自己的想法：希望能派我到新疆去工作。后来，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也和廖汉生谈了一次，廖汉生还是坚持自己的想法。
于是，萧华第二次又找到廖汉生，明确说：“要你当院长，你就当，不要管院长是元帅还是中将。”
看到军委已经决定，廖汉生只得服从：“好吧，既然一定要我当，我就当。”
就这样，廖汉生从一个刚刚毕业的学员直接担任了母校的院长。和他一样，战役系学员张震中将担任了副院长，原军事学院代理政治委员钟期光上将担任院政治委员。
这次任命，成为我军院校史上的一段佳话。
随着52名将军学成毕业，军事学院战役系也成为历史。
（责任编辑：吴攻）
刘伯承领衔呈文中央军委，“建议开办战役系，加强高级将领的训练”
1954年1月15日，在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刘伯承作了长篇发言，题目是《我在学习党的总路线中对国防现代化的一些见解》，专门讲到了培养高级将领对于国防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他认为，我军的高级干部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是安危所系的人物。在我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时，要靠他们来掌握局面，指挥作战。在这次会议上，他具体介绍了军事学院举办战役系的设想，计划招收学员30到60人，主要学习政治、战略、战役、我军战史和苏军战史等内容，培养适应国防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高级人才。发言中，刘伯承诚恳地点出了杨得志、张爱萍、萧克、萧华、邓华、李达、叶飞等10个人的名字，希望他们都能来战役系学习，并深情地呼吁：“希望年壮的将领有机会来和我们一道学习。我虽年纪大一点，但仍愿意同诸位年壮的同志一起学习。”刘伯承的呼吁，引起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
这年7月，刘伯承和学院领导陈伯钧、钟期光等趁热打铁，联名向中央军委写了报告，开宗明义：“学院党委曾向军事系统高干会议提出，在军队改装备、各级学校成立之后，建议开办战役系，加强高级将领的训练，第一期学员名额，拟宜适应国防工作最低的要求，至少为30至40名兵团及其以上高级将领。”中央军委迅速批准了他们的报告，从全军各大单位选调52名高级干部进入战役系学习。
当时，要进入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还得“攻关”。比如，时任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的张震想到军事学院学习，他找到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提出自己的想法，彭德怀笑着说：“你们这一级干部，是毛主席管的，我怎么管得了？”“听得出来，他是在婉拒我。”张震后来回忆此事笑道，“1954年8月，听说军事学院战役系即将开学，我便再次向彭总提出上述请求。直到11月初，他才‘开恩’，批准了我的报告。”
能够进入战役系学习的，都是人民军队的精英，一个个大名鼎鼎，其中包括杨得志、陈锡联、韩先楚、刘震、李天佑、张震、杜义德、吴克华、张祖谅、陈先瑞、秦基伟、曾思玉、廖汉生等人。1955年9月，人民军队第一次评授军衔时，这52名学员都被授予少将以上军衔，其中杨得志、陈锡联、韩先楚、刘震、李天佑等5人被授予上将军衔；张震、杜义德、李作鹏、吴克华、张祖谅、陈先瑞、秦基伟、曾思玉、廖汉生等22人被授予中将军衔；丁盛、贺晋年、肖全夫、左齐等25人被授予少将军衔。军事学院战役系因此成为我军历史上第一个“将军系”，杨得志兼任系主任。
当时，战役系学员的年龄多在40至50岁之间，都是军职以上干部，经历了长期革命战争的锻炼和考验，有着丰富的作战指挥经验和较高的政治素质，也善于独立思考，不少人是我军赫赫有名的战将。不足之处是文化水平较低，缺乏系统的军事理论学习，对现代军事科学知识知之不多。张震就是其中的代表：“就我自己而言，以前从未系统学习过。连年征战，很少能坐下来认真读书。1937年到抗大学习，也仅是几个月的短期培训。年逾不惑之际，能暂时离开繁重的工作岗位，专门拿出3年的时间系统学习军事理论，特别是有周密的教学计划，有优秀的教员教授，机会十分难得。因此，对这次学习，我倍加珍惜。”
见到杨得志等人来军事学院学习，刘伯承打心眼里高兴。他对学院训练部的负责人说：“我年纪大了，要培养年轻将领。杨得志同志是志愿军副司令员，他来学习，和我们一起研究学术，这很好。他们都是中国革命几十年斗争保存下来的党的宝贵财产。将来，在我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时，要靠他们来掌握局面、指挥作战。”
由于战役系学员的学习时间比较长，学员的职务比较高，年龄也相对大一些，因此，军事学院对他们在生活上给予了特别的关照，允许学员带家属，并将他们安排在南京宁海路一带居住，每家一幢房子。学员驻地离院部较远，所以学院干脆就在宁海路附近找了一幢房子，即解放前国民党为美国特使马歇尔的随员准备的办公用房，作为小组的课堂。后来，还盖了一间简易大教室。
“哎呀，老伯伯怎么还背着书包上学呀”
战役系第一年为预科，总训练时间为1200小时，其中1000小时用于补习文化，目的在于“提高学员文化水平，学会识图与要图调制，为升入正科，学习现代化军事科学与政治理论打开门径”，这也是刘伯承的一贯思想。他多次强调：高级将领的文化学习特别重要。我们工农出身的同志，如果只是政治、经济上带头翻身，而文化上不接着翻身，那就不能掌握科学，不能以军事科学来保卫国防，是非常不完全的。
当时规定，不需补习文化者，可以不参加预科学习。所以，战役系第一年只有30多人入学。学员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刘伯承主张因人施教，把学员分别编为甲、乙、丙3个学习组：甲组入学时学习初中三年级的语文、初中一年级的数学；乙组学习初中一二年级的语文、小学五六年级的数学；丙组则学习小学五六年级的语文和三四年级的数学。甲组的层次较高，要求学员结业时能够达到高中三年级语文和高中一年级数学的文化水平。
战役系文化课共设4门，即语文、数学、理化常识和地理。授课以学习组为单位进行。
语文课，主要是讲解语法、修辞和写作等基础知识。按照“精读广看，常写文章”的要求，划分若干单元，采取讲、读、写三者结合的教学方法，求得逐步提高。教员羊达之是从南京大学请来的，很有学问，教得也很耐心，仅仅一个“人”字，就可以讲上半天，旁征博引，头头是道，生动有趣，使学员们听几个小时也不感到乏味。
数学课，主要是学习代数，学到一元二次方程，还学了平面几何和三角函数。教学中，教员采用“讲解、研究、练习、总结”的办法，对于难懂的定理、定义、公式，盡量利用实物图解、模型等配合，帮助学员循序渐进，熟悉演算方法。被分在甲组的张震认为“学起来也蛮有意思”。 理化常识，主要是学习与军事有关的物理、化学的基本知识，如力学、电学、火药、化学战剂等。教员从学员所熟悉的自然现象、生产知识和生活经验讲起，进而归纳、上升到理论，并尽可能地联系军事实际，如对原子弹、化学武器的防护等。
地理课，主要是学习自然地理，包括本国地理和外国地理。在此基础上，重点学习军事地形学，特别是识图、用图与要图调制，以及军队标号等。诚如张震所言：“这就好懂一些，因为打仗离不开地图，离不开对地物地貌的了解，许多还是参谋业务知识。”军队标号，过去一般用英文字母，但当时学习苏军，用的是俄文字母。于是，学员们又从字母开始，学起了俄文，进而学习俄文军队标号。
文化学习除课堂讲授外，语文、数学均留有作业，以消化所学的知识，就像中学生的家庭作业一样。回忆往事，张震记忆犹新：“由于自习时间比较多，我大都可以在自习室里完成。一年下来，作业本就有一大摞。几十年过去了，这些作业本我仍保存着。这毕竟是自己的‘劳动成果’啊！”
入学第一年，学院的课程安排，以文化课为重点，还穿插进行一些其他方面的教学活动，方法很灵活，对提高学习效果，很有帮助。那时，训练大纲明确规定以“自学为主”，要求学员发扬勤学苦练、独立思考的精神，自行练习，自写作业。在自学的基础上，各学习组开展互助，遇有不懂的问题就集体讨论，通过讨论仍解决不了的，再由教员讲解。同时，还采取了“教员约学员、学员约教员”的办法，进行课外辅导。一年下来，学员们的学习热情都很高，文化程度提高不小，为尔后的正科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学院对学员在思想上、学习上的要求，是相当严格的。刘伯承曾多次强调：“唯其是高级干部，更应加强领导。对他们放松了，就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相因成习，积重难返。我们对他们的最大照顾，是保障他们能学到东西。”在照顾学员安顿好家事后，他就按照打仗的要求来严格规范学员的行动。有一件事，给张震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并被写入了他的回忆录。刚入校时，学员坐的是皮沙发凳子。刘伯承看到后，说：“当学生的，就是要坐硬凳子，屁股那么娇贵呀？”他还引用“慈不掌兵”的古语，来说明这个道理。此后，学员座位就都换成了硬凳子。外出作业时，学员都提着马扎，背着图囊。学院外的孩子们看见后都不解地问：“哎呀，老伯伯怎么还背着书包上学呀？”
“大家都对这位老帅从心里佩服，他既会打仗，又能办学”
1955年9月1日，战役系学员全部转入两年的正科学习。战役系的开办，使军事学院学员系增加到10个，学员增加到3000多人。刘伯承幽默地称军事学院是全军院校的“托拉斯”。学员重新编为4个学习组：第一组组长陈锡联，副组长李作鹏；第二组组长廖汉生，副组长张祖谅；第三组组长谭希林，副组长吴克华；第四组组长是张震，副组长温玉成。班主任由杨得志兼任。后来，院部又派孙继先为副主任。他俩既是领导，又是学员。另外，还有专职协理员桑子祯。
刘伯承亲自抓训练计划的制定，紧紧围绕“以培养成熟的战役指挥员为目的”来安排所设课程：政治课，有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等；军事课，有军兵种知识和集团军、方面军战役理论等，内容十分丰富，科目种类不少。
学员的学习任务是相当繁重的，仅以《战役系二年级训练计划》为例，在一个学年中，除去假期和节日、休息日、党日，实有训练日为240天，合1800多课时。学院给学员安排的政治课程有2门，其中“中国共产党历史”12课时，“军队政治工作”24课时，军事课则多达14门，1700多课时，主要学习集团军和方面军的“进攻与防御战役法”，围绕“战役法”这个中心课程进行多兵种的学习，包括“军队侦察”“外国军队研究”“装甲坦克兵”“炮兵”“航空兵”“海军”“工程兵”“防空”“防化学兵”“通信联络”“后方”“想定编写”和“军事学术史”。
刘伯承对学员的要求很高，他强调：战役系所学习的东西就要比高级系、基本系的军、师级干部要多一些。你们都是高级指挥员，要管一个大的方面，要学这些。世界是发展的，军队是发展的，军队的战略技术也是发展的。因此要不断学习，不能只是过去的那点经验。
对于院长刘伯承，学员廖汉生敬佩之至：“我们这些学员来自各个‘山头’。有的同学是刘伯承院长的老部下，如陈锡联、张震、秦基伟等，大多数同学不是。但是大家都对这位老帅从心里佩服，他既会打仗，又能办学，在军事学术上也有很高的造诣。刘帅自己更是带头认真学习。他的年纪比我们大十多岁，身体不好，一只眼睛在早期的护国战争中被打瞎了，另一只眼睛患青光眼，视力不好，看东西很费力，但是他坚持自己看文件，自己动手编教材，还亲自讲课。”
刘伯承非常重视学员的德操和军人素质的培养，强调“教书即教人，作业即作战”。他要求战役系学员放下首长架子，做一个好学生。盛夏的南京是有名的“火炉”，学院规定夏季軍官可以不扎武装带，可52名学员坐在草席棚子的教室里，穿着短袖衬衣还是热得受不了。然而有一件事，让大家深受震动：“刘院长来参加战役系的讨论会，穿着笔挺的军装，扎着武装带，军人姿态一丝不苟，对我们触动很大。”刘伯承多次为战役系学员讲课，组织指导他们实施室内或野外作业与演习。他还亲自批阅他们的考卷，并在杨得志、秦基伟、刘震、张震等人的考卷上写过中肯的评语。
由于需要掌握的东西太多，训练计划安排得比较满，学员们的学习显得十分紧张，但他们毫不松懈。诚如廖汉生所言：“战役系的学员比起其他系的学员，年龄大不少。我入学时已经是44岁了，其他人也差不多，小的也是40岁出头，大的接近50岁。人到中年，身体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毛病，什么高血压、心脏病、头昏头疼，总是免不了，而且几乎每个人身上都有战伤，有些同志不止一处伤，有的身体里至今留有弹头、弹片，如左齐同志失去了一只右臂，记笔记、写作业只能用左手。有的失去了一条腿。尽管大家普遍年大体弱，伤病缠身，但是学习的劲头都很足。下课回到家里，许多同志也在复习、预习。” “有一堂外文课上，一位年轻教员先后三次叫到系主任杨得志的名字”
军事学院的教员，大体上由三部分人构成：一部分是学院建立以来自己培养出来的，即从基本系、政治系毕业的年轻师、团干部中选拔适合教学的同志留校任教，主要教授军事和政治课程；第二部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参军的大学生，主要教授科学文化和外文等课程；第三部分是原国民党军队中起义、投诚、被俘的高级将领和高级军事技术人员，主要教授海军、空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等技术兵种和军事地理、军事历史课程。所有这些教员，组成了大大小小几十个教授会。
由于战役系的学员都是来自全军的高级指挥员，是身经百战的老红军，资格老，打过二十几年仗，具有相当丰富的实战经验，这样，在教员与学员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现象，正如一些人议论的那样：“下级教上级”“老百姓教军人”“没胡子的教有胡子的”“打败仗的教打胜仗的”……
对于上述现象，廖汉生有过生动的回忆：
给我们上通信课的一位教员也是一位老红軍，我当红二军团六师政治委员时，他是师里的通信参谋，后来一直是我的老部下。他于1952年从第一军调入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他来战役系上课，轮到我值星，我要带领全系学员起立，然后我向他敬礼、报告，请他讲课。这是“下级教上级”的一个例子。这样的例子在战役系很多。许多学员都碰到过原先的部下来上课。
教授科学文化课和外文课的，大多是年轻的男女教员。课堂提问时，教员手拿花名册，叫到哪个学员，哪个学员必须立即起立，喊“到”，立正回答问题。如果回答不出问题，众目睽睽之下是很难堪的。有一堂外文课上，一位年轻教员先后三次叫到系主任杨得志的名字，这位教员大概不知道、也不管面前的学员是多大的官。杨得志不得不三次起立，规规矩矩地回答教员的提问。这是“没胡子的教有胡子的”例子。
军事学院初创时期，从原国民党军队中吸收的“旧军官”教员承担了大部分军事课程。我们战役系开学时，这种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仍有数百人留校任教，如原国民党军队的兵团司令郭汝瑰（实为中共秘密党员，改革开放后方公开身份——编者注）、快速纵队总指挥蒋铁雄、海军舰队司令林遵等人。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担任了教授会的主任、副主任。在教学中，学员对于“败军之将教胜利之师”的不服气情绪，已经不像建院初期那么突出了，但或多或少还是存在的。这是“打败仗的教打胜仗的”例子。
于是，对于战役系学员来讲，如何以普通一兵的身份，尊师重道，处理好学员与教员的关系，成为他们经常遇到的问题。教员们的军衔，大大低于这些学员。按照内务条令，军衔低的军官见到军衔高的要主动敬礼。而按学院规定，应是学员先给教员敬礼。这就产生了“矛盾”，究竟如何处理？针对这一情况，系党支部专门开会研究，提出要按照刘伯承倡导的“尊师重道”的要求，放下将军的架子，牢记自己现在是“学员”，不是“首长”：“面对教员，不管他是校官还是尉官，都是我们的老师。每次上课，值班员都向教员敬礼、报告”。
由于党支部对这个问题抓得紧，大家开始都做得不错，但时间久了，也有个别学员不够注意。有一次，一位空军上尉教员讲授“空军技术”，讲得还算不错。课讲到一半时，张震组里的一名学员突然提出空军战术运用方面的问题。教员如实相告：我是搞技术的，对战术问题不大懂。可这位学员不客气地说，技术是战术的基础，战术是基础的应用。你只懂技术、不懂战术，当什么教员啊？弄得这位教员很难堪，回到办公室还哭了一场。下课后，张震同这位学员交谈，提醒他不能用这样的态度对待教员，况且人家还是个新教员，再说授课也有分工，讲什么不讲什么，不是他说了算。一经提醒，这位学员当即作了自我批评，并向那位教员赔礼道歉。后来，张震在小组会上提醒大家：要尊重教员，有什么意见，可以通过领导反映。不能要求教员什么都懂，对年轻人应多鼓励。自那以后，张震那个组再没发生过这类事情。
“军事学院的学习，是个加油站，也是个新起点”
战役系的学员来自各个部队，大部分人过去不在一起工作、战斗，相互之间不太了解，每个人的脾气秉性也有很大不同，现在，大家在一起学习，这是很难得的机会，因此团结互助、完成学业，就成为他们的共同目标。战役系党支部提出：在学习上开展互助活动，保证不让一个同学掉队；在生活上互相关心，注意劳逸结合，原则上不加班，动员每个同学积极参加课外体育活动，保证到毕业的那一天，没有一个减员。
在廖汉生的回忆文章中，学员们当年团结互助的画面定格在历史中：
有的同学写字很慢，又听又记忙得满头大汗，结果课也没听懂，记也没记全。课下，大家凑在一起，互相核对、补充笔记，并且要求他课上集中精力听讲，课下再抄其他人的笔记。
有的同学在学习中遇到疑难问题一时理解不了，表现出急躁情绪。大家在学习讨论会上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有时免不了也会各抒己见、争辩一番，直到把问题弄明白。
有的同学在课堂上一时回答不出教员的提问，赌气，抱怨总是叫“老的迁就小的”，即学员迁就教员。在党小组生活会上，大家对此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贯彻刘院长提出的“尊师重道”“教学相长”的方针。
有些同学在学习上费力不少，但效果不是很好，主要原因还是学习方法不对头。战役系和各小组经常组织大家交流学习体会，总结学习经验，并且归纳出一套学习方法，这就是：理论与实际相联系，讲解与自修相结合，听、记、看、想四者相统一。这套方法对于加深理解、加强记忆很有帮助。
在紧张的学习之余，每逢星期天或节假日，战役系同学也常常结伴外出。有时来到中山陵下，十几个人排成一横排，随着一声口令，顺着上千级台阶一冲而上，看谁最先到达终点。有时候，我们来到夫子庙，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逛街，买一些小商品，爱喝酒的陈锡联、张震等人则走进一家小酒馆，喝个痛快。
在共同的学习生活中，同学们增进了相互之间的了解，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即使是在毕业多年以后，每逢参加全军性的会议、演习，不论是在北京还是在南京、上海、广州，当地的同学都会热情地招待大家聚会一下，畅谈各自的情况，交流工作体会，探讨遇到的问题。 1956年1月，在军事学院建院5周年的庆典上，院长兼政治委员刘伯承发布了“授奖令”，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考绩奖励工作暂行办法》，对全院优秀教学单位、教员和学员进行表彰，战役系的同学有不少获得奖励。杨得志、张震等被授予一等奖，廖汉生和吴克华、林浩等被授予二等奖，孙继先、左良等被授予三等奖。据廖汉生回忆：我们获二等奖学员的条件是“刻苦钻研学术，虚心向学，能使理论联系实际，团结互助，成绩显著及积极参加党的活动，维护党的原则，遵守纪律有示范作用者”。奖励方式分政治荣誉和物质奖励两种，我因此得到了一张奖状和一只小闹钟。
通过战役系的学习，学员们收获很大，廖汉生认为：“在两年半的学习中，我们既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军事、政治的基本理论，又懂得了如何进行部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实际问题；既全面地總结了我军在历次战争中的丰富经验和典型战例，又充分了解到外军的作战样式及其特点；既理顺了下决心、做部署等一整套正规的作战指挥程序，又学会了在现代条件下诸多兵种协同作战的组织指挥。总之，收获很大。这对于学员们以后能够担负起大军区、军兵种、总部机关乃至军委的领导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张震也有切身体会：“3年的学习，我取得了较好的成绩。……通过学习，我重温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学到了现代军事科学的基本知识，掌握了观察、把握现代战争的思维方法，提高了从事军事工作特别是驾驭现代战争的战役指挥能力。毕业以后，我又在人民军队整整服役了40年。我深深感到，军事学院的学习，是个加油站，也是个新起点，为尔后的工作，打下了更为扎实的基础。”
学员廖汉生直接接任院长，成为军史上的一段佳话
1957年7月，战役系52名学员全部通过严格的毕业考试，圆满结束了学习生活。不久，国防部长彭德怀签署命令：军事学院战役系52名学员毕业考试及格，准予毕业。
这52名将军学员毕业后，陆续于1957年底以前由中央军委进行了重新分配，大多数担任了各大军区、军兵种的领导职务。陈锡联仍回军委炮兵任司令员，杨得志任济南军区司令员，刘震任空军副司令员兼空军学院院长，韩先楚任福州军区司令员，秦基伟任昆明军区司令员，黄新廷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贺晋年任军委装甲兵副司令员，吴富善任广州军区空军司令员，郭鹏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罗元发任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刘转连任旅大警备区司令员，贾若愚任军事科学院战史研究部副部长，赵俊任南京军区副参谋长，罗通任济南军区装甲兵副司令员，黄荣海仍任军长……他们在各个部队中成为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骨干和中坚。
毕业分配期间，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来到军事学院主持这一工作，听取学院领导和学员本人对分配的意见。
廖汉生是在西北军区撤销后到军事学院上学的，毕业后面临着新的去向。虽然说分配工作是组织上考虑的事，但他自己打算好了：我从西北来，还回西北去。于是，他主动向萧华表明自己的想法：原来的六大军区没有了，现在的十二个大军区的职位基本上都有人了，只有新疆军区是王恩茂同志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同时他还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一身兼三职，可以给我一个，我去新疆军区当司令，王恩茂当政治委员。
萧华告诉他：“你不能去新疆，要留下来当军事学院院长。”
廖汉生一听，愣住了：“什么，要我当院长？”
这个决定太突然了，廖汉生毫无思想准备，事先也没有听到谁说起过。他急忙推辞道：“不行，不行。我是第一次住军事学院，是来当学生的，我这个学生一毕业就当院长，哪有这样的事？”
萧华反问：“为什么不行？”
廖汉生说：“原来的院长是刘伯承元帅当的，要我这个中将去接元帅的位置，行吗？再说，我本身的能力也不行。”他态度十分坚决地请辞了：“对现代化、正规化的军事科学教育工作，我只有当学生的那么一点体会，只有刚刚学到的那么一点知识，缺乏组织实施和深入研究的经验。”
不久，刘伯承带廖汉生到北京为筹建高等军事学院选址。在京期间，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彭德怀找廖汉生谈了一次话，说明了军委对他的任职意见，廖汉生也直言不讳地讲了自己的想法：希望能派我到新疆去工作。后来，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也和廖汉生谈了一次，廖汉生还是坚持自己的想法。
于是，萧华第二次又找到廖汉生，明确说：“要你当院长，你就当，不要管院长是元帅还是中将。”
看到军委已经决定，廖汉生只得服从：“好吧，既然一定要我当，我就当。”
就这样，廖汉生从一个刚刚毕业的学员直接担任了母校的院长。和他一样，战役系学员张震中将担任了副院长，原军事学院代理政治委员钟期光上将担任院政治委员。
这次任命，成为我军院校史上的一段佳话。
随着52名将军学成毕业，军事学院战役系也成为历史。
（责任编辑：吴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