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国实践，从来便与诸多质疑相随。因而要体认这一实践之于中国历史乃至世界文明史的真正意义，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对于具有代表性的系列质疑做出有效回应。有鉴于此，本文选择问答的形式探索中国革命与中国现代文明建立之关联。
问：单就经济总量而言，中国直至19世纪60年代仍居世界首位，以中国幅员之广阔、人口之众多、传统政治经验之丰富，为何自鸦片战争爆发后，却陷入屡战屡败之困境？究竟中国在近代落后在何处？
答：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曾非常敏锐地对近代以来中国与西方之得失作出总结：“若特指其（即中国）失败之处，那不外两点：一是缺乏科学技术；二是缺乏团体组织。更无其他。而近代西洋正是以科学技术和团体组织见长，也更无其他。”科学技术的缺乏，直接导致了器物层面的差距，形诸战争最深切著明者即是西方的坚船利炮。团体组织的缺乏，影响更为深远，坚船利炮尚可购买仿造，而团体组织必待自生而有效。两次鸦片战争之败，或可归咎于武器装备差距过大，而甲午海战失利，全在组织动员不力。
中国在传统上以文明而非族裔为根本纽带统合而成。国家之权首在治官而非治民，其治止于县乡，而县乡之治则主要依托于宗族乡绅。维系社会的根本在伦理与家庭（家族）。因而，个人与国家之关系较疏远，而国家认同也较淡漠，其状态有类于《击壤歌》所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国家兴起，国家对于社会资源的攫取利用与整体动员能力大幅度提升，直接有效的国家—个体支配关系被迅速确立。在面对具有优势武器和现代国家组织动员机制的帝国主义列强之际，传统中国社会的无组织状态遂成 “一盘散沙”的局面，故中国资源人口总量虽大，却无法形成充分有效的全民动员和组织整合，也就无力形成对于强敌的有效抵抗，进而陷入越来越被动的战略态势。
问：中国自秦汉以来两千余年，颇不乏以外族入侵而导致政权更替之情况，但中华文明粲然自立，道统不绝如缕。何以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非但国势衰颓，文明认同也难以维系？
答：前现代世界历史的一般规律是，军事上征服了文明民族的野蛮民族被前者之文明所征服。这也正是中国文明可以经历包括蒙元、满清在内的多次异族入主仍得以保全延续的原因所在。
伴随着近代以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兴起，这一规律被彻底颠覆。由西方列强主导的资本主义—殖民主义世界体系，不但将世界一切非西方民族通过暴力方式强行摄纳到这一体系之内，更提供了一种带有强烈目的论特征的世界历史解释体系。在其所描绘的世界历史图景中，以希腊—罗马—基督教为轴心的西方文明被标示为人类文明之正宗，现代资本主义被视作西方文明自我逻辑的唯一与必然的实现形式，一切其他人类民族以及所属的文明都只是旁观者和被动者，或者说，都是“东方”的。它们唯有放弃自我成为“西方”，才可能真正将进入“现代”。现实中西方对于东方的殖民—被殖民、支配—被支配关系，被视作对应于彼此文明的高下尊卑关系，从而具有了文明论意义上的合理性。传统中国建立在自我文明优越性基础上的、对待外来民族武力征服的政治经验，在面对现代性及世界资本主义逻辑时变得无所适从。陷入不但在武力上打不过，更在道理上讲不过的困窘。这是自中国文明自周秦确立成熟以来从未遭际过的全面文明挑战，诚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问：日本与中国同遭此“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为何日本借明治维新而建立现代国家，步入列强之序，而中国无法同样行自上而下贯彻之变法而求自强？
答：中日遭遇的相同处在于均无法以传统方式加以解释和应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国家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乃至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由于外力的介入而受到严重威胁。相异之处在于，日本是较典型的单一民族国家，这与建立在西欧经验上、以单一民族为基础构建现代国家的理念相合。其天皇制有“万世一系”的特征，这有利于日本在遭遇外来强敌的情势下，依托于既有的制度与传统，迅速确立与强化以天皇为至高权威的军国体制。而这一体制正可以满足现代国家有效整合一切社会资源、实现全民动员与组织的根本要求。因而，日本向现代国家的转化相对阻力较小。
而此时中国的满清政权，始终坚持以少数族群作为国家的主导力量，面对列强的侵凌，既不愿也不敢以天下共主的身份进行全民动员组织抵抗，甚而出于私念，对民间自发的救亡运动多行阻挠弹压。这直接导致其动员力非但不能与西方现代国家相比，甚至无法达到汉、唐、明这样中国传统统一王朝的动员程度。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极不符合欧洲意义上的单一民族国家定义的多民族帝国，如何完成向现代国家的转化，较之日本便要复杂艰难许多。而满清政权的统治，更使得这样的转化无法完成。
就世界形势而言，日本以变法而步入列强行列已属异数，以欧美列强主导的世界格局不可能允许出现两个来自亚洲（更不必说东亚）的强国。在日本通过全民动员，举倾国之力在甲午海战中战胜中国并确立其亚洲强国的地位后，传统中国希望以渐进改良方式实现向现代国家的转化的可能，事实上已告破灭。由于不愿意放弃自我族群的特权地位，满清统治集团唯有加强对内镇压以满足包括日本在内的列强提出的利益诉求，这就进一步激化了内部矛盾（特别是民族矛盾）。带有强烈民族主义特征的反满革命就成为解决内部民族压迫，进而扫除阻碍中国完成现代国家转化的必然选择。
问：辛亥革命既已推翻满清奠立民国，何不循英美之故迹，以改良之法建国，而选择继续革命？革命破坏过甚，牺牲过甚，流血数以千万，其中岂无不义之事，无辜之人？此岂仁者所当行之道？
答：欲解决近代中国所遭遇的全局性危机，必须首先完成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的转化，否则任何形式的政权更替，都无法保证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不能改变中国在世界格局中被殖民—被支配对象的地位。这一转化必须是全面根本的，要求与之相适应的全面社会改造，而不可能只着眼于某一局部，故无法寄望于单纯的实业、科学、教育为旨归的方略。这一转化是在外力裹挟逼迫下发生，并伴随着危机不断深化的，故而必然体现为极巨大的历史断裂，无视这种断裂而认为传统自身可自然地过渡到现代的设想，只能流于虚诞，故对于传统无法只保持“温情与敬意”而不进行批判乃至摒弃；这一转化发生于外敌侵凌民族生死危亡之际，形势迫切异常，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号召动员组织最广泛的民众参与救亡。
唯有摧折扫荡一切阻碍的革命，方能实现上述目标。但正因其摧枯拉朽之势，其中亦有暴力、杀戮和黑暗，有无辜者的鲜血和死亡，这是历史的现实。但历史从来不是可以用简单的道德判断便能加以通约解释的。即便在“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中，也有类似伯夷叔齐这样的无辜者死去。这是最正义的革命也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对于革命中无辜受难者最好的纪念，不是去否定革命的意义，恰恰在于认同并捍卫革命的成果，让他们的死不至归于空虚。
问：如必行革命，取汤武革命顺天应人之义足矣，何必用阶级斗争之形式？梁漱溟认为传统中国非阶级社会。既非阶级社会，欲以阶级斗争解决中国之问题，岂非缘木求鱼？
答：梁漱溟对于传统中国社会无阶级的观点，有其合理性。中国传统社会与西欧相比，既以伦理为本位，又形成了科举这样有利于精英流动、阶层迁变的制度，因而阶级分野、阶级矛盾均远不如传统欧洲社会突出分明。因而梁漱溟在建国后，尽管承认中国传统社会为阶级社会，仍坚持相较于阶级，伦理本位方是社会之根本特色。
问题的关键在于，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的转化过程中，必须建立具有高度组织性、代表性和行动力的新团体，从而彻底终结传统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尽管各种政治力量均对此有所意识，但正如梁漱溟承认的那样，当真面对这一问题，无论是号称代表全民而否认其阶级特征的国民党的实践，还是他本人为代表的试图以礼乐教化的方式构建团体生活的乡建道路，均告失败，唯有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现实地解决了它。共产党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建立团体生活，在尖锐甚而残酷的斗争中，将原来中国社会所匮乏的团体意识迸发出来，而这种团体意识伴随着斗争在更广更深地发展，转化为团体精神。
对此，梁漱溟在《建国之路》中概括为“原来集团引起斗争，斗争促成集团。集团实与斗争相联，而散漫则与和平相关”。这一论断的实质，即是回归到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开篇提出的原则“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唯有依托于带有强烈敌友意识的阶级斗争的实践，团体才被最大程度地动员组织起来，力量被最充分有效地激发汇聚起来，其自我认同才能获得最坚实的基础。中国共产党即是这类新型团体精神的最高代表。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缺乏团体生活传统的国家而言，希望在全面危局的情势下，通过社会的“自发秩序”生长出能担当起存亡续绝使命的新团体，纯属妄想。有组织之社会团体的建设，必须依靠国家这一组织化程度更高的团体推动，而国家要达到有效整合一切资源、实现全民动员与组织的目的，必须依靠组织化程度更高的团体，即具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的列宁主义式的政党。国民党希望建立推行党—国体制，也正是出于这一考量。但它试图抹去自身之阶级色彩而以“全民党”自居，事实上非但无法有效整合全国各阶层之力量，甚至无力完成对于全党的有效组织动员，空有党—国之名而无党—国之实，宜乎其败也。
要言之，恰恰因为传统中国的阶级社会特征较弱，在进入现代国家的过程中，愈发需要突出强调阶级与阶级斗争，并在此基础上建成新团体作为解决近代以来全面危机的领导核心。非此不足以对传统中国团体生活之贫乏和现代国家精神之缺失做一根本性的扭转。这正是历史的辩证法。
问：以阶级状况而言，则当时中国之主体阶级为农民，工人占人口比例甚小；以政党结构而言，中共党员的构成亦非以工人为主，为何以无产阶级—工人阶级代表自居的中国共产党最终获得胜利？
答：支撑中国共产党获胜的众多原因中，根本性的是以毛泽东思想为全党决定性的路线指导。
毛泽东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特别是以阶级矛盾及阶级斗争为枢纽的唯物史观和社会学说。不同于一般性理论研究的是，它从诞生之初便是以实践为旨归，并现实地指导实践。由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发端于近代的西欧，即便俄国这样横亘于东西方之间的社会形态都没有进入它的核心视野，更不必说中国这样以农业生产为主导的、在近代史中沦为西方附庸的落后国家。因而在面对具体生动的中国现实与中国革命实践时，毛泽东思想天然地具有强烈的反教条特征。这突出地体现为，在其视野中，中国不只是由一切既有事实构成的固定对象，更是可以通过革命实践改造，并不断孕育着新鲜的革命性要素的变化主体；面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客观现实与主体实践的矛盾统一体时，绝不机械僵硬地坚持前者对于后者的决定支配地位，相反，它始终坚持强调实践过程中后者可以施加于前者之巨大的、革命性的能动作用，对于实践而言，这种能动作用恰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正是在这一带有极强烈的实践特征的认识论基础上，思想政治建设成为党的建设之首要问题。中国共产党的构成尽管在很长时间里并非以工人为主，但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觉悟及理想却通过制度化的思想政治建设被不断地强化与突出，从而实现了对于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党员的思想改造，使之达到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成员的要求。通过将其意识统一到党的路线方针之下，形成坚定的集体意识和党性品质。这种思想建设的本质是通过外在的思想政治教育促成个体内在思想意识乃至习气风格的转化，通过思想改造形成新的自我本质，并在此基础上建构新的共同体本质。因此，中国共产党既是具有极强的组织纪律性和高度战斗性的工人阶级政党，又保持着对于社会各阶层的开放性和对其中优秀分子的强烈吸引力和道义感召力。因为决定党员之为党员的不是其阶级出身，而是在实践中塑造与体现的阶级意识；而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理想，是解放全人类从而建立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与中国人希望摆脱近代以来列强加于自身的屈辱压迫，进而与全人类以“远近大小若一”的方式共进于太平的天下关怀，具有内在的契合。正是在此意义上，成就了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的双重身份。
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兼具双重先锋队身份的中国共产党得以明确革命过程中的敌友关系和领导权归属。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提出并贯彻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实现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战略过渡，通过领导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特征的人民革命推翻内外敌人的压迫建立独立自主的人民共和国，进而建立与建设社会主义制度。中国革命之胜利，在以共产党为一切事业的领导核心，而毛泽东思想是党的根本灵魂。
问：经历了长期的革命，中国固有的典章制度纲常名教悉遭摧折，几乎沉沦湮灭。虽有一统之功业，但新建之国如何继承中华道统？
答：贯穿文明终始而能决定其所是的根本，可谓之“道”，而“道”之运行所显示的轨辙统序，即为道统。中华固有之道统，其体则儒释道三教和合，其用则儒法互补，不可偏执一端以为概论。
中国革命的发生、进行、深化乃至胜利，不可避免地会与旧有传统发生矛盾乃至严重之冲突。但中国固有之纲纪之说发生彻底之动摇，本质上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切非西方民族被强行摄纳到世界性的资本主义—殖民主义体系过程中所遭际的共同命运。中国革命，恰恰是改变这一命运、让传统得以完成现代性转化的唯一出路。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将“反封建”与“反帝”并举作为最重要的目标，是有极深刻的历史合理性的。帝国主义列强正是利用中央集权的瓦解与缺失，扶植其代言人造成事实上的地方割据，以完成其对中国分而治之的图谋。而以特定集团的利益最大化为旨归的封建势力、封建意识、封建传统恰好与这样的图谋浑然契合，外来势力希望以华制华，地方封建势力则欲挟洋自重，二者具有天然的勾结倾向和同盟可能。因而，要彻底地反帝，则不可不彻底地反封建。封建之存在由来已久，与儒家传统的宗法制度极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因而对于封建主义的清算必然也就意味着对相关传统的痛切批判和破除。土地改革，非但是调动最广大之农民群众的能动性参与革命实践的必然要求，也是对于封建宗法制度及其意识的彻底清算。
毛泽东对于传统的基本态度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是中国政治传统“损益折中”原则的真精神所在。以革命驱逐列强，扫荡割据，实现中国大陆的完全统一，正合春秋“大一统”之义；新中国体现的人民当家作主原则，深契“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之古训；毛泽东时代确立的以平等为核心的社会价值观，既与儒家“有教无类”、“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之精神相符，更与佛家言众生平等之教相合；毛泽东时代所提倡的艰苦奋斗的作风与无私奉献的精神，可以视作对自孔子之后一直存在并不断强化的儒家损文益质之传统，特别是作为质家法之典范的夏道（即忠道）之承继，那时人民于党、政府和人民领袖的忠诚是发乎于心的，诚所谓“人道主忠，人以至道教人，忠之至也”（《白虎通·三教·右论三教》）。
此皆中国道统所在之荦荦大者，何疑乎道统之不存？
问：建国诚然千难万险，期间用雷霆手段，亦可体谅。国家既定，则宜偃武修文，昌明文教。马上得天下，不可以马上治之；汤武革命，逆取而顺守，此皆中国传统之政治智慧。何以新中国成立30年仍行革命斗争之道更有甚于从前？
答：新中国的建设是在敌对势力的全面封锁与武力威胁下进行的。不行斗争之道，则内无以凝聚人心，整合资源，外无以抵抗强敌，保家卫国。无论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还是大规模群众运动，在思想及意识形态领域展开的“儒法斗争”，都可以看作是斗争逻辑充分展开所带来的后果。斗争逻辑在这一时期居于主导地位，既是思想认识的问题，也是国际政治斗争的客观情势所致，同时是中国在进行跨越性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新旧矛盾集中爆发的体现。在这一逻辑主导下进行的各种社会—政治实践，不仅是对处于帝国主义全面包围境遇下的社会主义中国如何反帝防修保证革命成果的历史任务的探索，也是中国传统政治逻辑的延续，即如何处理亲亲、尊尊、贤贤三者关系，防止特权阶层以私己之利损害国家的根本利益，保证精英流动的顺畅进行和社会的长治久安。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阶级矛盾”、“阶级斗争”、“资产阶级复辟”在当时语境下被着重强调，其所依据的是政治原则而非经济原则：在1956年大规模农业及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严格意义上的剥削阶级在新中国已基本不复存在。上述话语所指涉的更大程度上不是作为独立经济实体的剥削阶级，而是精神层面的剥削阶级意识及其所指向的道路，不是已在的事实，而是潜在的可能和趋势。它所依凭的认识基础，在于将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看作自身不断变化，蕴含着多种可能性的主体。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及实践，本质上是以此让共产党保持为具有高度政治敏感与觉悟的政治主体，防止其在党—国制度确立的过程中，因自身之现实阶级代表性日益模糊，沦为丧失政治意识和意志的客体化的官僚体制代表。这一问题并没有伴随着文革实践的失败而丧失其现实意义，有关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化的命题正是其在当下中国的表述形式。
问：既然革命斗争有大功大用，为何改革开放30年终结了革命？依革命所成就之中国，与传统中国本有断裂；而新中国成立60年来，文革终结又是一断裂，则国朝之正统何在？
答：只承认历史的延续性而无视其中的差异与裂缝，是知有森林而不见树木；只着重具体历史事实之差异而不见使事实得以贯穿的因缘，是徒见树木而不知森林。
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胜利实现的革命建国，是对于上述两种历史观的深刻扬弃。新中国的创建是一个转折性事件，这种转折既是针对自鸦片战争以来现代性境遇中其他强势民族国家加之于中国的各种奴役性、屈辱性的关系与意识，也是对于自我长达数千年的前现代传统；与此同时，新中国的建立也是对于历史的接续，它赋予了中国这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旧邦”以“新命”，让中国文明在现代性境遇中重新获得现实，使中国境内五十六个民族得以通过历史与现实的双重维度融合凝聚为一，共同构成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主体民族的中华民族。由此中国既成为具有极强大的动员组织协调能力的现代国家，又仍是保留着天下关怀与视野的“华夏”。
只有从非此即彼、非断即常的线性思维中摆脱出来，才能对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新中国建国之初用夏之道，文革以大规模之群众运动横扫当权派，乃至提出“踢开党委闹革命”。物极则反，故1976年后停止文革继之以改革，废阶级斗争为纲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以产业升级为核心目标的超越式发展路径为依从比较优势理论之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期间不免矫枉过正，人心浮动，致有前后三十年道路迥异之议。
然统治方式因时而转，不可偏执。毛泽东思想，折衷损益，邓之功业，首在尊毛，前后三十年差异虽巨，国朝道统之赖此乃得相续。
问：印度于1947年独立，其人口、历史、发展程度与中国颇有所似，今亦蔚然大国，而其传统因未历中国式之革命而得保留，相较于中国之道路，何者更具垂范之义？
答：印度之独立以印巴分治为代价，印巴分治以宗教信仰为依据。传统印度早于美国许多世纪即有“民族熔炉”之称，各宗教及其信众并行不悖，并无信仰差异而致国族分裂之事。以宗教信仰之差异引发惨烈之族群冲突，竟至于国族分裂不可挽救之局面，为印度传统之大创伤。
论者以为印度传统完好之证据，首推其种姓制度之保留。这一制度为祭司阶层所倡导，印度自古即有大争议，佛教倡言众生平等，直接针对的就是种姓之说。后因佛教于印度本土为印度教所逐，平等之义逐渐式微，故种姓之影响绵延至今。正以印度未经中国式之革命，故而这样明显违反现代国家基础的制度及其意识得以依托于固有之社会结构和族群利益得以存在，在此意义上，印度的现代国家进程尚未完成。尽管就印度的国土、人口、经济总量而言，可许之以大，但观其国家整体之动员整合及凝聚力，尚未可言大国。
印度的发展路径确实有其代表性：大多数后发国家在获得民族独立后，因无力完成彻底的现代国家转化，无法摆脱近代以来被西方殖民统治存留于民族集体意识之痕迹，被迫继续接受既有的国际利益格局下被指定的角色与分工，延续着近代以来的弱势地位。印度的人口、版图、资源、地缘形势，决定了它可以在这一序列的国家中处于较突出的地位，且其成绩易于获得西方主流舆论的认可，但它没有也不可能提供一种超越西方主导的发展模式。
与印度相比，中国通过革命建国实现了彻底的现代国家转型，通过前三十年的超越式发展战略建立起基本完备的产业体系和自主研发体系，这是二者发展道路的最大差异所在。
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的实践表明，在沦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被欺凌压迫剥夺的受害者和成为这一体系中进行侵凌压迫剥夺的列强这两种貌似非此即彼的命运之外，人类还可以拥有一种完全不同的、值得追求的前途和道路——曾经拥有古老文明传统的东方民族在进入现代性的境遇后，一方面寻找适合自身的与现代性接榫之形式，同时保持本来民族之独立地位与自我认同，实现自我文明传统的新生与复兴。
（作者系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中国模式课题组成员）
问：单就经济总量而言，中国直至19世纪60年代仍居世界首位，以中国幅员之广阔、人口之众多、传统政治经验之丰富，为何自鸦片战争爆发后，却陷入屡战屡败之困境？究竟中国在近代落后在何处？
答：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曾非常敏锐地对近代以来中国与西方之得失作出总结：“若特指其（即中国）失败之处，那不外两点：一是缺乏科学技术；二是缺乏团体组织。更无其他。而近代西洋正是以科学技术和团体组织见长，也更无其他。”科学技术的缺乏，直接导致了器物层面的差距，形诸战争最深切著明者即是西方的坚船利炮。团体组织的缺乏，影响更为深远，坚船利炮尚可购买仿造，而团体组织必待自生而有效。两次鸦片战争之败，或可归咎于武器装备差距过大，而甲午海战失利，全在组织动员不力。
中国在传统上以文明而非族裔为根本纽带统合而成。国家之权首在治官而非治民，其治止于县乡，而县乡之治则主要依托于宗族乡绅。维系社会的根本在伦理与家庭（家族）。因而，个人与国家之关系较疏远，而国家认同也较淡漠，其状态有类于《击壤歌》所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国家兴起，国家对于社会资源的攫取利用与整体动员能力大幅度提升，直接有效的国家—个体支配关系被迅速确立。在面对具有优势武器和现代国家组织动员机制的帝国主义列强之际，传统中国社会的无组织状态遂成 “一盘散沙”的局面，故中国资源人口总量虽大，却无法形成充分有效的全民动员和组织整合，也就无力形成对于强敌的有效抵抗，进而陷入越来越被动的战略态势。
问：中国自秦汉以来两千余年，颇不乏以外族入侵而导致政权更替之情况，但中华文明粲然自立，道统不绝如缕。何以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非但国势衰颓，文明认同也难以维系？
答：前现代世界历史的一般规律是，军事上征服了文明民族的野蛮民族被前者之文明所征服。这也正是中国文明可以经历包括蒙元、满清在内的多次异族入主仍得以保全延续的原因所在。
伴随着近代以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兴起，这一规律被彻底颠覆。由西方列强主导的资本主义—殖民主义世界体系，不但将世界一切非西方民族通过暴力方式强行摄纳到这一体系之内，更提供了一种带有强烈目的论特征的世界历史解释体系。在其所描绘的世界历史图景中，以希腊—罗马—基督教为轴心的西方文明被标示为人类文明之正宗，现代资本主义被视作西方文明自我逻辑的唯一与必然的实现形式，一切其他人类民族以及所属的文明都只是旁观者和被动者，或者说，都是“东方”的。它们唯有放弃自我成为“西方”，才可能真正将进入“现代”。现实中西方对于东方的殖民—被殖民、支配—被支配关系，被视作对应于彼此文明的高下尊卑关系，从而具有了文明论意义上的合理性。传统中国建立在自我文明优越性基础上的、对待外来民族武力征服的政治经验，在面对现代性及世界资本主义逻辑时变得无所适从。陷入不但在武力上打不过，更在道理上讲不过的困窘。这是自中国文明自周秦确立成熟以来从未遭际过的全面文明挑战，诚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问：日本与中国同遭此“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为何日本借明治维新而建立现代国家，步入列强之序，而中国无法同样行自上而下贯彻之变法而求自强？
答：中日遭遇的相同处在于均无法以传统方式加以解释和应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国家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乃至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由于外力的介入而受到严重威胁。相异之处在于，日本是较典型的单一民族国家，这与建立在西欧经验上、以单一民族为基础构建现代国家的理念相合。其天皇制有“万世一系”的特征，这有利于日本在遭遇外来强敌的情势下，依托于既有的制度与传统，迅速确立与强化以天皇为至高权威的军国体制。而这一体制正可以满足现代国家有效整合一切社会资源、实现全民动员与组织的根本要求。因而，日本向现代国家的转化相对阻力较小。
而此时中国的满清政权，始终坚持以少数族群作为国家的主导力量，面对列强的侵凌，既不愿也不敢以天下共主的身份进行全民动员组织抵抗，甚而出于私念，对民间自发的救亡运动多行阻挠弹压。这直接导致其动员力非但不能与西方现代国家相比，甚至无法达到汉、唐、明这样中国传统统一王朝的动员程度。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极不符合欧洲意义上的单一民族国家定义的多民族帝国，如何完成向现代国家的转化，较之日本便要复杂艰难许多。而满清政权的统治，更使得这样的转化无法完成。
就世界形势而言，日本以变法而步入列强行列已属异数，以欧美列强主导的世界格局不可能允许出现两个来自亚洲（更不必说东亚）的强国。在日本通过全民动员，举倾国之力在甲午海战中战胜中国并确立其亚洲强国的地位后，传统中国希望以渐进改良方式实现向现代国家的转化的可能，事实上已告破灭。由于不愿意放弃自我族群的特权地位，满清统治集团唯有加强对内镇压以满足包括日本在内的列强提出的利益诉求，这就进一步激化了内部矛盾（特别是民族矛盾）。带有强烈民族主义特征的反满革命就成为解决内部民族压迫，进而扫除阻碍中国完成现代国家转化的必然选择。
问：辛亥革命既已推翻满清奠立民国，何不循英美之故迹，以改良之法建国，而选择继续革命？革命破坏过甚，牺牲过甚，流血数以千万，其中岂无不义之事，无辜之人？此岂仁者所当行之道？
答：欲解决近代中国所遭遇的全局性危机，必须首先完成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的转化，否则任何形式的政权更替，都无法保证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不能改变中国在世界格局中被殖民—被支配对象的地位。这一转化必须是全面根本的，要求与之相适应的全面社会改造，而不可能只着眼于某一局部，故无法寄望于单纯的实业、科学、教育为旨归的方略。这一转化是在外力裹挟逼迫下发生，并伴随着危机不断深化的，故而必然体现为极巨大的历史断裂，无视这种断裂而认为传统自身可自然地过渡到现代的设想，只能流于虚诞，故对于传统无法只保持“温情与敬意”而不进行批判乃至摒弃；这一转化发生于外敌侵凌民族生死危亡之际，形势迫切异常，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号召动员组织最广泛的民众参与救亡。
唯有摧折扫荡一切阻碍的革命，方能实现上述目标。但正因其摧枯拉朽之势，其中亦有暴力、杀戮和黑暗，有无辜者的鲜血和死亡，这是历史的现实。但历史从来不是可以用简单的道德判断便能加以通约解释的。即便在“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中，也有类似伯夷叔齐这样的无辜者死去。这是最正义的革命也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对于革命中无辜受难者最好的纪念，不是去否定革命的意义，恰恰在于认同并捍卫革命的成果，让他们的死不至归于空虚。
问：如必行革命，取汤武革命顺天应人之义足矣，何必用阶级斗争之形式？梁漱溟认为传统中国非阶级社会。既非阶级社会，欲以阶级斗争解决中国之问题，岂非缘木求鱼？
答：梁漱溟对于传统中国社会无阶级的观点，有其合理性。中国传统社会与西欧相比，既以伦理为本位，又形成了科举这样有利于精英流动、阶层迁变的制度，因而阶级分野、阶级矛盾均远不如传统欧洲社会突出分明。因而梁漱溟在建国后，尽管承认中国传统社会为阶级社会，仍坚持相较于阶级，伦理本位方是社会之根本特色。
问题的关键在于，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的转化过程中，必须建立具有高度组织性、代表性和行动力的新团体，从而彻底终结传统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尽管各种政治力量均对此有所意识，但正如梁漱溟承认的那样，当真面对这一问题，无论是号称代表全民而否认其阶级特征的国民党的实践，还是他本人为代表的试图以礼乐教化的方式构建团体生活的乡建道路，均告失败，唯有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现实地解决了它。共产党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建立团体生活，在尖锐甚而残酷的斗争中，将原来中国社会所匮乏的团体意识迸发出来，而这种团体意识伴随着斗争在更广更深地发展，转化为团体精神。
对此，梁漱溟在《建国之路》中概括为“原来集团引起斗争，斗争促成集团。集团实与斗争相联，而散漫则与和平相关”。这一论断的实质，即是回归到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开篇提出的原则“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唯有依托于带有强烈敌友意识的阶级斗争的实践，团体才被最大程度地动员组织起来，力量被最充分有效地激发汇聚起来，其自我认同才能获得最坚实的基础。中国共产党即是这类新型团体精神的最高代表。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缺乏团体生活传统的国家而言，希望在全面危局的情势下，通过社会的“自发秩序”生长出能担当起存亡续绝使命的新团体，纯属妄想。有组织之社会团体的建设，必须依靠国家这一组织化程度更高的团体推动，而国家要达到有效整合一切资源、实现全民动员与组织的目的，必须依靠组织化程度更高的团体，即具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的列宁主义式的政党。国民党希望建立推行党—国体制，也正是出于这一考量。但它试图抹去自身之阶级色彩而以“全民党”自居，事实上非但无法有效整合全国各阶层之力量，甚至无力完成对于全党的有效组织动员，空有党—国之名而无党—国之实，宜乎其败也。
要言之，恰恰因为传统中国的阶级社会特征较弱，在进入现代国家的过程中，愈发需要突出强调阶级与阶级斗争，并在此基础上建成新团体作为解决近代以来全面危机的领导核心。非此不足以对传统中国团体生活之贫乏和现代国家精神之缺失做一根本性的扭转。这正是历史的辩证法。
问：以阶级状况而言，则当时中国之主体阶级为农民，工人占人口比例甚小；以政党结构而言，中共党员的构成亦非以工人为主，为何以无产阶级—工人阶级代表自居的中国共产党最终获得胜利？
答：支撑中国共产党获胜的众多原因中，根本性的是以毛泽东思想为全党决定性的路线指导。
毛泽东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特别是以阶级矛盾及阶级斗争为枢纽的唯物史观和社会学说。不同于一般性理论研究的是，它从诞生之初便是以实践为旨归，并现实地指导实践。由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发端于近代的西欧，即便俄国这样横亘于东西方之间的社会形态都没有进入它的核心视野，更不必说中国这样以农业生产为主导的、在近代史中沦为西方附庸的落后国家。因而在面对具体生动的中国现实与中国革命实践时，毛泽东思想天然地具有强烈的反教条特征。这突出地体现为，在其视野中，中国不只是由一切既有事实构成的固定对象，更是可以通过革命实践改造，并不断孕育着新鲜的革命性要素的变化主体；面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客观现实与主体实践的矛盾统一体时，绝不机械僵硬地坚持前者对于后者的决定支配地位，相反，它始终坚持强调实践过程中后者可以施加于前者之巨大的、革命性的能动作用，对于实践而言，这种能动作用恰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正是在这一带有极强烈的实践特征的认识论基础上，思想政治建设成为党的建设之首要问题。中国共产党的构成尽管在很长时间里并非以工人为主，但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觉悟及理想却通过制度化的思想政治建设被不断地强化与突出，从而实现了对于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党员的思想改造，使之达到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成员的要求。通过将其意识统一到党的路线方针之下，形成坚定的集体意识和党性品质。这种思想建设的本质是通过外在的思想政治教育促成个体内在思想意识乃至习气风格的转化，通过思想改造形成新的自我本质，并在此基础上建构新的共同体本质。因此，中国共产党既是具有极强的组织纪律性和高度战斗性的工人阶级政党，又保持着对于社会各阶层的开放性和对其中优秀分子的强烈吸引力和道义感召力。因为决定党员之为党员的不是其阶级出身，而是在实践中塑造与体现的阶级意识；而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理想，是解放全人类从而建立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与中国人希望摆脱近代以来列强加于自身的屈辱压迫，进而与全人类以“远近大小若一”的方式共进于太平的天下关怀，具有内在的契合。正是在此意义上，成就了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的双重身份。
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兼具双重先锋队身份的中国共产党得以明确革命过程中的敌友关系和领导权归属。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提出并贯彻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实现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战略过渡，通过领导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特征的人民革命推翻内外敌人的压迫建立独立自主的人民共和国，进而建立与建设社会主义制度。中国革命之胜利，在以共产党为一切事业的领导核心，而毛泽东思想是党的根本灵魂。
问：经历了长期的革命，中国固有的典章制度纲常名教悉遭摧折，几乎沉沦湮灭。虽有一统之功业，但新建之国如何继承中华道统？
答：贯穿文明终始而能决定其所是的根本，可谓之“道”，而“道”之运行所显示的轨辙统序，即为道统。中华固有之道统，其体则儒释道三教和合，其用则儒法互补，不可偏执一端以为概论。
中国革命的发生、进行、深化乃至胜利，不可避免地会与旧有传统发生矛盾乃至严重之冲突。但中国固有之纲纪之说发生彻底之动摇，本质上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切非西方民族被强行摄纳到世界性的资本主义—殖民主义体系过程中所遭际的共同命运。中国革命，恰恰是改变这一命运、让传统得以完成现代性转化的唯一出路。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将“反封建”与“反帝”并举作为最重要的目标，是有极深刻的历史合理性的。帝国主义列强正是利用中央集权的瓦解与缺失，扶植其代言人造成事实上的地方割据，以完成其对中国分而治之的图谋。而以特定集团的利益最大化为旨归的封建势力、封建意识、封建传统恰好与这样的图谋浑然契合，外来势力希望以华制华，地方封建势力则欲挟洋自重，二者具有天然的勾结倾向和同盟可能。因而，要彻底地反帝，则不可不彻底地反封建。封建之存在由来已久，与儒家传统的宗法制度极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因而对于封建主义的清算必然也就意味着对相关传统的痛切批判和破除。土地改革，非但是调动最广大之农民群众的能动性参与革命实践的必然要求，也是对于封建宗法制度及其意识的彻底清算。
毛泽东对于传统的基本态度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是中国政治传统“损益折中”原则的真精神所在。以革命驱逐列强，扫荡割据，实现中国大陆的完全统一，正合春秋“大一统”之义；新中国体现的人民当家作主原则，深契“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之古训；毛泽东时代确立的以平等为核心的社会价值观，既与儒家“有教无类”、“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之精神相符，更与佛家言众生平等之教相合；毛泽东时代所提倡的艰苦奋斗的作风与无私奉献的精神，可以视作对自孔子之后一直存在并不断强化的儒家损文益质之传统，特别是作为质家法之典范的夏道（即忠道）之承继，那时人民于党、政府和人民领袖的忠诚是发乎于心的，诚所谓“人道主忠，人以至道教人，忠之至也”（《白虎通·三教·右论三教》）。
此皆中国道统所在之荦荦大者，何疑乎道统之不存？
问：建国诚然千难万险，期间用雷霆手段，亦可体谅。国家既定，则宜偃武修文，昌明文教。马上得天下，不可以马上治之；汤武革命，逆取而顺守，此皆中国传统之政治智慧。何以新中国成立30年仍行革命斗争之道更有甚于从前？
答：新中国的建设是在敌对势力的全面封锁与武力威胁下进行的。不行斗争之道，则内无以凝聚人心，整合资源，外无以抵抗强敌，保家卫国。无论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还是大规模群众运动，在思想及意识形态领域展开的“儒法斗争”，都可以看作是斗争逻辑充分展开所带来的后果。斗争逻辑在这一时期居于主导地位，既是思想认识的问题，也是国际政治斗争的客观情势所致，同时是中国在进行跨越性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新旧矛盾集中爆发的体现。在这一逻辑主导下进行的各种社会—政治实践，不仅是对处于帝国主义全面包围境遇下的社会主义中国如何反帝防修保证革命成果的历史任务的探索，也是中国传统政治逻辑的延续，即如何处理亲亲、尊尊、贤贤三者关系，防止特权阶层以私己之利损害国家的根本利益，保证精英流动的顺畅进行和社会的长治久安。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阶级矛盾”、“阶级斗争”、“资产阶级复辟”在当时语境下被着重强调，其所依据的是政治原则而非经济原则：在1956年大规模农业及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严格意义上的剥削阶级在新中国已基本不复存在。上述话语所指涉的更大程度上不是作为独立经济实体的剥削阶级，而是精神层面的剥削阶级意识及其所指向的道路，不是已在的事实，而是潜在的可能和趋势。它所依凭的认识基础，在于将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看作自身不断变化，蕴含着多种可能性的主体。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及实践，本质上是以此让共产党保持为具有高度政治敏感与觉悟的政治主体，防止其在党—国制度确立的过程中，因自身之现实阶级代表性日益模糊，沦为丧失政治意识和意志的客体化的官僚体制代表。这一问题并没有伴随着文革实践的失败而丧失其现实意义，有关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化的命题正是其在当下中国的表述形式。
问：既然革命斗争有大功大用，为何改革开放30年终结了革命？依革命所成就之中国，与传统中国本有断裂；而新中国成立60年来，文革终结又是一断裂，则国朝之正统何在？
答：只承认历史的延续性而无视其中的差异与裂缝，是知有森林而不见树木；只着重具体历史事实之差异而不见使事实得以贯穿的因缘，是徒见树木而不知森林。
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胜利实现的革命建国，是对于上述两种历史观的深刻扬弃。新中国的创建是一个转折性事件，这种转折既是针对自鸦片战争以来现代性境遇中其他强势民族国家加之于中国的各种奴役性、屈辱性的关系与意识，也是对于自我长达数千年的前现代传统；与此同时，新中国的建立也是对于历史的接续，它赋予了中国这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旧邦”以“新命”，让中国文明在现代性境遇中重新获得现实，使中国境内五十六个民族得以通过历史与现实的双重维度融合凝聚为一，共同构成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主体民族的中华民族。由此中国既成为具有极强大的动员组织协调能力的现代国家，又仍是保留着天下关怀与视野的“华夏”。
只有从非此即彼、非断即常的线性思维中摆脱出来，才能对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新中国建国之初用夏之道，文革以大规模之群众运动横扫当权派，乃至提出“踢开党委闹革命”。物极则反，故1976年后停止文革继之以改革，废阶级斗争为纲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以产业升级为核心目标的超越式发展路径为依从比较优势理论之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期间不免矫枉过正，人心浮动，致有前后三十年道路迥异之议。
然统治方式因时而转，不可偏执。毛泽东思想，折衷损益，邓之功业，首在尊毛，前后三十年差异虽巨，国朝道统之赖此乃得相续。
问：印度于1947年独立，其人口、历史、发展程度与中国颇有所似，今亦蔚然大国，而其传统因未历中国式之革命而得保留，相较于中国之道路，何者更具垂范之义？
答：印度之独立以印巴分治为代价，印巴分治以宗教信仰为依据。传统印度早于美国许多世纪即有“民族熔炉”之称，各宗教及其信众并行不悖，并无信仰差异而致国族分裂之事。以宗教信仰之差异引发惨烈之族群冲突，竟至于国族分裂不可挽救之局面，为印度传统之大创伤。
论者以为印度传统完好之证据，首推其种姓制度之保留。这一制度为祭司阶层所倡导，印度自古即有大争议，佛教倡言众生平等，直接针对的就是种姓之说。后因佛教于印度本土为印度教所逐，平等之义逐渐式微，故种姓之影响绵延至今。正以印度未经中国式之革命，故而这样明显违反现代国家基础的制度及其意识得以依托于固有之社会结构和族群利益得以存在，在此意义上，印度的现代国家进程尚未完成。尽管就印度的国土、人口、经济总量而言，可许之以大，但观其国家整体之动员整合及凝聚力，尚未可言大国。
印度的发展路径确实有其代表性：大多数后发国家在获得民族独立后，因无力完成彻底的现代国家转化，无法摆脱近代以来被西方殖民统治存留于民族集体意识之痕迹，被迫继续接受既有的国际利益格局下被指定的角色与分工，延续着近代以来的弱势地位。印度的人口、版图、资源、地缘形势，决定了它可以在这一序列的国家中处于较突出的地位，且其成绩易于获得西方主流舆论的认可，但它没有也不可能提供一种超越西方主导的发展模式。
与印度相比，中国通过革命建国实现了彻底的现代国家转型，通过前三十年的超越式发展战略建立起基本完备的产业体系和自主研发体系，这是二者发展道路的最大差异所在。
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的实践表明，在沦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被欺凌压迫剥夺的受害者和成为这一体系中进行侵凌压迫剥夺的列强这两种貌似非此即彼的命运之外，人类还可以拥有一种完全不同的、值得追求的前途和道路——曾经拥有古老文明传统的东方民族在进入现代性的境遇后，一方面寻找适合自身的与现代性接榫之形式，同时保持本来民族之独立地位与自我认同，实现自我文明传统的新生与复兴。
（作者系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中国模式课题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