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受西方世界冲击和影响，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之中。受时代裹挟，不少投身政治舞台的知识分子，身不由己成为中国外交界“三朝元老”，但终因“水土不服”难以得志。投身外交界的汪荣宝就是一例。
　　
　　洞悉潮流的晚清官员
　　
　　汪荣宝，字衮甫。1878年出生，江苏吴县人。出身读书世家，其父汪凤瀛兄弟四人，皆以才学之士步入仕途，在晚清政界有“一家四知府”之时誉。作为家中长子，汪荣宝自幼颖慧，9岁即读遍四书五经。15岁入县学，后以优等保送江阴南菁书院。1897年举拔贡生，第二年应朝考，以七品小京官身份进入兵部任职。
　　此时正值戊戌变法失败，维新事务受到压制和摧残。汪荣宝见国是不振，遂请假回家。不久，义和团运动发生，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国势衰弱，受人欺凌，汪荣宝深受刺激，深知靠旧学已难以拯救国家于危难，于是立志习新学。他先是入上海南洋公学作特班生，随后前往日本留学，进入早稻田大学和庆应大学，主攻历史兼及政法。其间，汪荣宝曾与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一起，积极参与爱国活动，在留学生中号称“四大金刚”，日俄战争时，更曾加入革命党人在东京组织的国民义勇军。
　　当时留居东京的中国人士中各种思潮杂陈，相互排斥。汪荣宝从亲友劝说不等结业，启程回国，重返兵部任职，不久受聘兼任京师译学馆(北京大学前身)教员，讲授近代史，并撰写“清史讲义”。此时清政府推行新政改革，各部争相罗致留学生，汪荣宝由兵部改授巡警部主事。1906年，清政府改革官职，巡警部改民政部，汪荣宝升补参事。随民政部尚书徐世昌前往东三省考察，原来，徐世昌回来后撰写的一份内容详尽、传诵一时的考察报告是由汪荣宝捉刀。由是汪荣宝名声大噪，升任民政部右参议。1910年，清政府召开资政院会议，指定汪荣宝为钦选议员。他负责审查新刑律案，全力支持用资产阶级立法原理编纂新律，汪荣宝甚至带头高呼“大清国立宪政体万岁”。1911年初，担任协纂宪法大臣，汪荣宝与李家驹草拟了“可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的宪法草案。可惜，未及定稿颁布，清朝就覆亡了。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汪荣宝在南北议和期间，曾帮助南方革命党人与袁吐凯接洽。此举表明，汪荣宝心向共和，是一位洞悉潮流的有识之人。
　　
　　出任驻比利时公使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随后公开征集国歌词曲。汪荣宝根据古诗改编的《卿云歌》曾被选为国歌。
　　1913年4月8日，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正式成立，汪氏当选众议院议员。1914年2月19日，袁世凯委任汪荣宝出任驻比利时公使，汪荣宝从此踏上外交舞台，成了一名职业外交官。
　　当时欧洲正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夜，这给汪荣宝观察世界局势提供了良机。一战爆发后，汪荣宝除及时将战况和比利时动向报回国内，还积极关注中日交涉等问题，随时与驻欧其他中国公使交换意见和看法，不断致电北京外交部提出种种建议。1915年7月，汪荣宝被推举为宪法起草委员，奉调回国。此时正值袁世凯积极筹划恢复帝制，他召见汪荣宝，询问中西政制以及外国对中国国体的意见，他答称：“国外人士，希望中国出个华盛顿，不愿中国有个拿破仑。”
　　
　　参与巴黎和会
　　
　　1917年8月14日，中国正式对德宣战，这使身处欧战前线国家的汪荣宝面临严峻考验。当时，比利时正处于德国占领之下，对德宣战。意味着要关闭中国使馆，汪荣宝一方面拟定撤离人员名单，妥善处理中国在比利时利益的善后保护事宜-另一方面，为在比利时的中国人，特别是留学生的去留问题做了安排，争取中国政府给自费留学生提供补助。同时，他还与中国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法公使胡惟德、驻意公使王广圻于1918年5月举行会议，商讨和协约国的关系问题。
　　1918年11月1日，汪荣宝接到外交总长陆徵祥电文，内称将委派他、顾维钧、王正廷、颜惠庆与陆氏一起担任中国出席巴黎和会全权代表。然而，当巴黎和会于1919年1月开幕后，中国代表团却因全权代表排名问题发生内讧，致使团长陆徵祥一度出走，代表团群龙无首，陷入四分五裂境地。为解决这一困境，汪荣宝与其他公使一道，积极开展活动，维护了代表团的团结和稳定。1919年1月5日，汪荣宝转任中-国首任驻瑞士公使，不过因参加巴黎和会，4月22日才正式赴瑞士就职。
　　
　　驻日时间最长的中国公使
　　
　　1921年9月，汪氏代表中国参加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第三届国际劳工大会。1922年6月，为照顾前外交总长陆徵祥养护生病的比利时籍夫人，外交部委任陆徵祥出任驻瑞士公使，调汪荣宝担任驻日本公使。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驻日本公使职一直空缺。中日交涉繁杂而敏感，前两任驻日公使均被国人指斥为“卖国贼”，因此该职被认为是个费力不讨好的差事，汪菜宝为此提出辞任，但内阁不准。汪氏迟至1923年12月25日才到任。让汪荣宝没想到的是，他在日本一呆就是近八年之久，直到1931年7月才离职，成为民国时期在任时间最久的驻日公使。
　　1924年1月，汪荣宝奉命拜访日本外务省大臣，催促日本撤走进入中国南满协助张作霖的日军。汪荣宝感到，在国内军阀派系政争局面下难以履行使命，于是在同年8月再次坚请辞职，但又未如愿。1925年10月关税会议召开前夕，汪荣宝为免除日本的疑虑，特用日文写成关税会议意见书，向日本各界尤其是实业家宣传，呼吁他们支持中国实现关税自主。1926年10月，《中日通商行船条约》第三次期满，汪荣宝除照会日本，提议根本修改外，更指出原条约是片面的不平等条约，主张用相互平等的原则另订新约。然而，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北洋政府，不仅难以做修订条约的后盾，甚至连使馆日常开支以及人员的薪资所需的经费也难以提供。汪荣宝不得已只得返国索薪，并再次口头提出辞职。只是中日交涉随国民革命军北伐日益频繁，他不得不回到日本任所。1927年6月13日，汪荣宝访问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抗议日本“第一次出兵山东”，要求日本对中国局势保持不干涉态度。7月7日，2200名目军不顾中国反对，进驻济南，“第二次出兵山东”。汪荣宝奉外交部之命，再次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
　　1928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汪荣宝转任为新政府的驻日公使。他曾与日本首相田中、外务省官员数次面晤，试图推动中日改订商约谈判。此时的对日外交已开始由蒋介石亲信主持处理，汪荣宝已不受重视。1931年7月发生的万宝山事件就是一例。事变前，汪荣宝获悉日本将在中国东北采取行动，曾函告外交部长王正廷，但未披理睬。事变发生后，汪荣宝被要求前往朝鲜调查华侨被杀详情。7月底，汪荣宝回到国内准备起草调查报告，8月5日，却被宣布免去公使职位。
　　转任国民政府驻日公使后，惟一令汪荣宝宽慰之事，便是他解决了中国使馆迁址问题。1923年，在日本东京大地震中，中国驻日使馆成为废墟，汪荣宝只得修筑数间板屋充作临时办公之处。虽然他屡次提议重建馆舍，但经费无着，几年中使馆沉没于荒草中，破败不堪。后来，日本政府大兴土木，重建东京，将中国使馆所在地划为政府官厅迁移地，动员中国使馆另觅新地。汪荣宝提出了面积相等、须在市中心且交通便利、地价补偿、新地址地面之物从廉估价售予中国、提供迁移费、使馆租金不增、永租借权不变等八条要求，几经谈判和协商，与日本政府商定以德川赖贞侯爵府邸与中国使馆地址交换，但北洋政府外交部却一再推延，未成定案。1928年8月，日本政府再次催促，汪荣宝致函政府，要求迅速核定批准。10月5日，国民政府议决照办。中国驻日使馆顺利迁到东京麻布区重建新馆。惠及后人。
　　离开外交舞台后，身心疲惫的汪荣宝到北平休养，一度任张学良陆海空军副司令部行营参议、外交委员会委员长。“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北平军政当局召集会议谈论对策，汪荣宝受邀与会，他发言批评不抵抗政策，主张抗击日本侵略，未被采纳。一怒之下，决计从此不问国事，一心著书立说。1933年6月，最终完成长达50万字的巨著《法言义疏》，成就一家之言。由于伏案辛勤劳作，加之忧愤时局，旧疾发作，7月病逝于北平，终年5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