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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高等教育供给的视角，对中部六省普通高等教育发展与变化进行比较分析，根据各省情况，有针对性地提出改善高等教育供给的努力方向，并建议执行合理的省级和中央的高等教育财政政策以及强化政策的执行力度，优化高等教育的规模、优质资源以及结构的供给，实现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中部；高等教育；发展；供给
中图分类号：G6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2）05—0113—06
收稿日期：2012—08—15
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中部地区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效益分析”（DFA100276）
作者简介：王耀中（1953—），男，湖南益阳人，长沙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西方经济学和国际经济与贸易研究。
按照国家经济区域的划分，中部地区包括“湖北、湖南、山西、安徽、江西、河南”等内陆六省①。知识经济时代，要实现“中部崛起”，促进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必须振兴中部地区的高等教育，优化高等教育供给。高等教育有效供给包括规模上的适度供给、教育资源上的优质供给以及结构上的合理供给等几个方面。
一、普通高等教育规模供给
高等教育规模表征高等教育在数量上的发展状况，主要分为高等教育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高等教育绝对规模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高等教育的总体容量，其评价指标是高校数和在校大学生人数；高等教育相对规模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的人口总量条件下承载的高等教育规模，其评价指标一般是每万人口中的在校大学生数，即利用人口指标来衡量高等教育规模相对于人口的水平[2]。
如表1所示，自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中部普通高等教育的规模供给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普通高校数量、在校生人数以及每万人口在校生人数均增长显著，但不同省份之间的规模供给增长速度不一样，且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供给的差异较大（见表2）。
湖北的人口总量为中部第二，1998年普通高等教育的相对规模和绝对规模均位居榜首。也正因为规模基数较大，湖北规模供给的增长速度最慢，2008年的绝对规模位居河南省之后列第二位，其相对规模稳居第一，每万人口大学生数为208人，大大超过全国的平均水平。湖南的人口总量排在第四，2008年的普通高等教育的绝对规模位居第三，在校生达到94.9万人，但其相对规模名列第四，每万人口大学生数只有139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作为全国第一人口大省，河南省的绝对规模增长速度最快，从中部第三跃到第一，在校生达到125万人，但其相对规模却始终是六省之末，每万人口大学生数只有126人。江西和山西的人口数量位居中部第五和第六，到2008年，虽然普通高等教育绝对规模增长明显，但排序仍然是第五和第六，相对规模却排在第二和第三。与1998年相比，2008年安徽省的高校数量增长了三倍，在校生数量增加了70万人，但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排名没有变化，分别位居第四和第五，每万人口在校生数没有达到全国平均数。
二、普通高等教育的优质教育资源供给
优质教育资源是保证高等教育质量，彰显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重要保障。因相关数据的限制，本文选取重点高校数、学科与学位点、师资学历与职称结构、科学研究等指标对中部高等教育的优质资源供给进行分析。众所周知，“211”和“985”高校代表的是我国高等教育最高发展水平，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重要聚合地。如表3所示，2008年，中部地区“211”大学16所，其中湖北7所，湖南和安徽各3所，河南、江西和山西各1所。中部“985”高校5所，其中湖南和湖北各2所，安徽1所，河南、山西和江西三省均无“985”高校。
国家重点学科和重点实验室建设、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研究生教育的水平反映了大学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的水平和能力，是衡量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及其潜力的重要标志。如表3所示，国家重点学科、国家重点实验室、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大部分都分布在“211”和“985”高校中。湖北有76个国家重点学科和675个博士学位点，其博士生培养能力位居全国前列。湖南和安徽的优质学科资源分别位居中部第二和第三。江西、山西和河南的重点学科和学位点建设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优质学科资源仍然相当少，研究生培养能力也相对落后，与湖北、湖南的差距明显。
高水平的师资队伍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关键组成部分。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的专任教师比例和师生比等师资状况，是考核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指标。如表4所示，2004年，湖北的博士学位教师比例为8.6%，是河南和江西的两倍；2008年，该比例增长到13.8%，高于全国同期的水平。湖南的博士学位教师比例由2004年的6.33%增长到2008年的9.28%。其他省份的师资学历结构也有所优化，但山西与江西2008年的相关数据仍低于湖北2004年的比例，尤其是江西和山西的比例分别只有5.1%和5.7%，具有硕士以上学历层次和高级职称的专任教师偏少。
科研水平体现了高校的综合实力，是重要的高等教育资源。如表5所示，中部各省科研差异相对明显，拥有“211”和“985”高校的省份科研水平高，科研项目多。如，1998年湖北的研究与发展课题数是山西省的3倍多，到2008年湖北是山西的4倍多。河南、江西等省的高校重点学科少，难以涵养足够的优秀人才，整体科学研究的能力较低。
湖北、湖南和安徽三省有“211”和“985”高校，这类高校尤其关注重点学科建设，并以此为平台，聚集了大批优秀拔尖人才，在办学资源、教学水平、科学研究、学校声誉等方面的各种优势相得益彰。如湖北的重点大学数量较多，其学科建设、师资队伍、科学研究等方面优势明显，综合竞争力仅次于北京、上海和江苏，位居全国前列，而河南、江西等省份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与湖北不可同日而语。
现今，六省高等教育优质资源不均衡状况既有历史的根源又有现实的原因。一方面，全国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优秀拔尖人才、优质生源、省部级以上的科研经费、科研成果都基本上由“211”、“985”高校包揽。另一方面，河南、江西等省份由于人才引进难，人才流失又很严重， 科研学术活动不活跃等原因，造成高等教育优质资源的供给缺乏优势。 三、中部普通高等教育的结构供给
高等教育的结构主要包括层次结构和学科结构。其中，层次结构是高等教育办学层次的组合比例关系，是一种纵向结构。科类结构主要指高等教育内各学科的比例关系，是一种横向结构。高等教育层次与科类结构的合理供给，直接关系到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及国民经济各产业对各类人才需求的满足程度以及人才的使用效益。
根据表6与表8的数据显示，随着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中部6省高校的层次和学科结构出现了较大的变化。根据国外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经验，合理的层次结构应该是“金字塔”型，即专科是塔基，本科是塔身，研究生是塔顶。高校扩招初期，湖北、河南的层次结构是金字塔型，其他四省份则呈两头小、中间大的“纺锤型”结构。到2008年，河南、山西与江西的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大致是金字塔型，而湖北的专科生比例低于本科生，研究生教育相当发达，层次结构形态是中间大两头小。湖南和安徽的专科生与本科生比例持平，研究生教育发展也很迅速。这得益于这三个省份拥有中部绝大多数的“211”和“985”高校，学科建设强势，学位点多等优势，研究生培养的能力明显优于其它三省，故高等教育层次结构重心上移。
近年来，随着“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以及国内制造业向中西部地区的产业梯度转移，中部产业结构不断演进。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持续上升（见表7），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其中山西、江西和河南三省的第二产业比重分别由2004年的53.7%、45.6%和51.2%增长到2008年的61.5%、52.7%和56.9%。湖北、安徽与河南的第三产业比重都有一定程度的提高。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作为我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之一，河南、江西和安徽第一产业比重下降相对较多，第一产业的从业者也逐渐向二、三产业转移，如，安徽、河南和湖北的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分别由2004年的20.2%、20.4%和18.9%增长到2008年的27%、26.8%和24.6%。第三产业将逐渐增加智力密集型经济和高素质劳动者的比重，产业结构的这种变化，要求高素质劳动力和高级专门人才的数量和质量有一个较大的提高。
高等教育的学科结构和社会的经济结构、人才市场结构紧密联系，前者为后者提供不可缺少的人力资源，而后者又影响着学科专业的设置和调整变化[5]。从学科结构看，工学和管理学等实践性较强的应用学科比例增长速度和幅度较大，2008年6个省份的工学在校生比例均高于30%，其中比例最高的安徽为40.5%，山西的增长比例高达10.7%，大体上源于其第二产业比重增长最快。管理学在校生比例约为10%—19%。随着第一产业比重下降，河南和湖南的农学在校生比例也下降。河南、江西的第三产业比重偏低，发展缓慢，经济学、理学、法学等理论性较强的学科在校生比例均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
四、结论与建议
第一，1998年到2008年，中部各省经历了高等教育规模的大众化，高等教育优质资源的增多以及高等教育层次与结构的改善，但是，高等教育的有效供给还有待完善。具体而言，湖北省高等教育供给的相关指标发展均衡，明显优于中部其他五省。今后应稳定高等教育供给规模，适当扩大专科教育比例，加大与本地区支柱产业相匹配的专门人才培养力度，切实提高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耦合度。湖南省可稳步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供给，进一步加大教师队伍建设力度，提高高校专任教师的比例，努力使高等教育的层次和结构与湖南省已经进行和将要进行的产业结构调整相吻合。安徽省的普通高等教育规模有待继续扩大，需提高高等教育优质资源的供给，尤其是努力提升教师队伍学历层次，并根据省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方向和重点领域进行层次与学科结构调整，加大培养与区域发展相关的人才。河南作为全国第一人口大省，普通高等教育规模供给明显不足，持续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势在必行。同时，应着力提高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提升专任教师的学历水平和科研能力；努力发展研究生教育，提升层次结构的重心，优先发展适应本省经济社会发展和支柱产业急需的学科和专业。山西的高等教育规模供给需要继续增大，并努力提升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供给能力，尤其是加强师资队伍的学历水平、学位点和科研水平的建设。以本省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为导向，进一步推进高等教育层次与科类结构的调整。江西省的高等教育供给明显落后，在中部甚至全国都处于下游水平，面临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提升的巨大压力。还需进一步调整优化层次与学科结构，形成研究生、本科生和专科生教育的合理比例。
第二，中部高等教育经费投入的不足，影响了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张、优质教育资源供给和结构调整。高等教育供给有效性的提高，有赖于高等教育经费投入的增大。我国高校经费主要来源为政府财政拨款、学生缴纳的学费和银行贷款。高等学校教育事业性经费由中央与地方两级财政分级负责，中央财政投入主要集中在部属院校，省级财政是高等教育公共财政的主体。十年来，中部六省预算内教育事业费的绝对量一直保持上升趋势。但相对于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速度而言，实际上高等教育经费增长幅度普遍不够。据表1测算可知，与1998年相比，2008年安徽的普通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增长了6.7倍，预算内教育事业费却只增长了4.4倍。江西和山西的普通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分别增长了7倍和6倍，预算内教育事业费只增长了5.8倍和4.4倍，位居中部之末。湖北和湖南的普通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增长与预算内教育事业费增长基本持平，预算内教育事业费位居六省的前列。由于缺少“985”、“211”等重点高校，河南、山西和江西获得的中央财政投入相当有限，省级高等教育财政支持又欠缺，致使高校经费增长不能与规模增长同步，办学经费的严重不足在大程度上影响了高等教育的供给。
第三，中央财政要从促进“中部崛起”、提升中部高等教育供给能力与水平的角度， 制定合理的高等教育财政政策以及强化政策的执行力度，增强对中部高等教育薄弱省份的支持力度，增加对非重点高校的高等教育公共财政投入。众所周知，由于历史、地理和政治等原因，中部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知识经济时代，区域发展对人才和技术的要求越来越高，对高等教育有效供给的依赖越来越大。要真正实现“中部崛起”的战略，促进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必须振兴中部地区的高等教育。当前，中部受教育人口的规模较大，省级公共财政支撑能力的乏力，造成区域高等教育的供给能力与高等教育的竞争力整体水平不强，且高等教育发展与资源配置的省际不均衡的问题突出。中部各省在努力从税收政策、制度环境和管理机制上引导社会资金以捐赠、合作、办学等多种方式进入高等教育领域，促进高等教育经费增加的同时，中央财政促进中部高等教育的发展在当前十分必要。与此同时，中部各省的高校必须着力提高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的使用效益，优化高等教育的规模、优质资源与结构的供给，实现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服务区域经济与社会。
参考文献
[1] 沈百福.简评普通高等教育规模的地区差异[J].教育与现代化，2003（4）：63.
[2] 邱均平.中国大学及学科评价报告2008—2009[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202—406.
[3] 1999年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G].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39—45；2005年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G].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43—47；2009年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G].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53—56.
[4] 贺正楚，吴艳.高等教育产业的敏捷性评价[J].湖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11（2）：46—50.
关键词：中部；高等教育；发展；供给
中图分类号：G6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2）05—0113—06
收稿日期：2012—08—15
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中部地区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效益分析”（DFA100276）
作者简介：王耀中（1953—），男，湖南益阳人，长沙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西方经济学和国际经济与贸易研究。
按照国家经济区域的划分，中部地区包括“湖北、湖南、山西、安徽、江西、河南”等内陆六省①。知识经济时代，要实现“中部崛起”，促进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必须振兴中部地区的高等教育，优化高等教育供给。高等教育有效供给包括规模上的适度供给、教育资源上的优质供给以及结构上的合理供给等几个方面。
一、普通高等教育规模供给
高等教育规模表征高等教育在数量上的发展状况，主要分为高等教育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高等教育绝对规模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高等教育的总体容量，其评价指标是高校数和在校大学生人数；高等教育相对规模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的人口总量条件下承载的高等教育规模，其评价指标一般是每万人口中的在校大学生数，即利用人口指标来衡量高等教育规模相对于人口的水平[2]。
如表1所示，自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中部普通高等教育的规模供给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普通高校数量、在校生人数以及每万人口在校生人数均增长显著，但不同省份之间的规模供给增长速度不一样，且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供给的差异较大（见表2）。
湖北的人口总量为中部第二，1998年普通高等教育的相对规模和绝对规模均位居榜首。也正因为规模基数较大，湖北规模供给的增长速度最慢，2008年的绝对规模位居河南省之后列第二位，其相对规模稳居第一，每万人口大学生数为208人，大大超过全国的平均水平。湖南的人口总量排在第四，2008年的普通高等教育的绝对规模位居第三，在校生达到94.9万人，但其相对规模名列第四，每万人口大学生数只有139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作为全国第一人口大省，河南省的绝对规模增长速度最快，从中部第三跃到第一，在校生达到125万人，但其相对规模却始终是六省之末，每万人口大学生数只有126人。江西和山西的人口数量位居中部第五和第六，到2008年，虽然普通高等教育绝对规模增长明显，但排序仍然是第五和第六，相对规模却排在第二和第三。与1998年相比，2008年安徽省的高校数量增长了三倍，在校生数量增加了70万人，但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排名没有变化，分别位居第四和第五，每万人口在校生数没有达到全国平均数。
二、普通高等教育的优质教育资源供给
优质教育资源是保证高等教育质量，彰显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重要保障。因相关数据的限制，本文选取重点高校数、学科与学位点、师资学历与职称结构、科学研究等指标对中部高等教育的优质资源供给进行分析。众所周知，“211”和“985”高校代表的是我国高等教育最高发展水平，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重要聚合地。如表3所示，2008年，中部地区“211”大学16所，其中湖北7所，湖南和安徽各3所，河南、江西和山西各1所。中部“985”高校5所，其中湖南和湖北各2所，安徽1所，河南、山西和江西三省均无“985”高校。
国家重点学科和重点实验室建设、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研究生教育的水平反映了大学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的水平和能力，是衡量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及其潜力的重要标志。如表3所示，国家重点学科、国家重点实验室、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大部分都分布在“211”和“985”高校中。湖北有76个国家重点学科和675个博士学位点，其博士生培养能力位居全国前列。湖南和安徽的优质学科资源分别位居中部第二和第三。江西、山西和河南的重点学科和学位点建设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优质学科资源仍然相当少，研究生培养能力也相对落后，与湖北、湖南的差距明显。
高水平的师资队伍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关键组成部分。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的专任教师比例和师生比等师资状况，是考核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指标。如表4所示，2004年，湖北的博士学位教师比例为8.6%，是河南和江西的两倍；2008年，该比例增长到13.8%，高于全国同期的水平。湖南的博士学位教师比例由2004年的6.33%增长到2008年的9.28%。其他省份的师资学历结构也有所优化，但山西与江西2008年的相关数据仍低于湖北2004年的比例，尤其是江西和山西的比例分别只有5.1%和5.7%，具有硕士以上学历层次和高级职称的专任教师偏少。
科研水平体现了高校的综合实力，是重要的高等教育资源。如表5所示，中部各省科研差异相对明显，拥有“211”和“985”高校的省份科研水平高，科研项目多。如，1998年湖北的研究与发展课题数是山西省的3倍多，到2008年湖北是山西的4倍多。河南、江西等省的高校重点学科少，难以涵养足够的优秀人才，整体科学研究的能力较低。
湖北、湖南和安徽三省有“211”和“985”高校，这类高校尤其关注重点学科建设，并以此为平台，聚集了大批优秀拔尖人才，在办学资源、教学水平、科学研究、学校声誉等方面的各种优势相得益彰。如湖北的重点大学数量较多，其学科建设、师资队伍、科学研究等方面优势明显，综合竞争力仅次于北京、上海和江苏，位居全国前列，而河南、江西等省份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与湖北不可同日而语。
现今，六省高等教育优质资源不均衡状况既有历史的根源又有现实的原因。一方面，全国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优秀拔尖人才、优质生源、省部级以上的科研经费、科研成果都基本上由“211”、“985”高校包揽。另一方面，河南、江西等省份由于人才引进难，人才流失又很严重， 科研学术活动不活跃等原因，造成高等教育优质资源的供给缺乏优势。 三、中部普通高等教育的结构供给
高等教育的结构主要包括层次结构和学科结构。其中，层次结构是高等教育办学层次的组合比例关系，是一种纵向结构。科类结构主要指高等教育内各学科的比例关系，是一种横向结构。高等教育层次与科类结构的合理供给，直接关系到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及国民经济各产业对各类人才需求的满足程度以及人才的使用效益。
根据表6与表8的数据显示，随着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中部6省高校的层次和学科结构出现了较大的变化。根据国外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经验，合理的层次结构应该是“金字塔”型，即专科是塔基，本科是塔身，研究生是塔顶。高校扩招初期，湖北、河南的层次结构是金字塔型，其他四省份则呈两头小、中间大的“纺锤型”结构。到2008年，河南、山西与江西的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大致是金字塔型，而湖北的专科生比例低于本科生，研究生教育相当发达，层次结构形态是中间大两头小。湖南和安徽的专科生与本科生比例持平，研究生教育发展也很迅速。这得益于这三个省份拥有中部绝大多数的“211”和“985”高校，学科建设强势，学位点多等优势，研究生培养的能力明显优于其它三省，故高等教育层次结构重心上移。
近年来，随着“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以及国内制造业向中西部地区的产业梯度转移，中部产业结构不断演进。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持续上升（见表7），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其中山西、江西和河南三省的第二产业比重分别由2004年的53.7%、45.6%和51.2%增长到2008年的61.5%、52.7%和56.9%。湖北、安徽与河南的第三产业比重都有一定程度的提高。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作为我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之一，河南、江西和安徽第一产业比重下降相对较多，第一产业的从业者也逐渐向二、三产业转移，如，安徽、河南和湖北的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分别由2004年的20.2%、20.4%和18.9%增长到2008年的27%、26.8%和24.6%。第三产业将逐渐增加智力密集型经济和高素质劳动者的比重，产业结构的这种变化，要求高素质劳动力和高级专门人才的数量和质量有一个较大的提高。
高等教育的学科结构和社会的经济结构、人才市场结构紧密联系，前者为后者提供不可缺少的人力资源，而后者又影响着学科专业的设置和调整变化[5]。从学科结构看，工学和管理学等实践性较强的应用学科比例增长速度和幅度较大，2008年6个省份的工学在校生比例均高于30%，其中比例最高的安徽为40.5%，山西的增长比例高达10.7%，大体上源于其第二产业比重增长最快。管理学在校生比例约为10%—19%。随着第一产业比重下降，河南和湖南的农学在校生比例也下降。河南、江西的第三产业比重偏低，发展缓慢，经济学、理学、法学等理论性较强的学科在校生比例均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
四、结论与建议
第一，1998年到2008年，中部各省经历了高等教育规模的大众化，高等教育优质资源的增多以及高等教育层次与结构的改善，但是，高等教育的有效供给还有待完善。具体而言，湖北省高等教育供给的相关指标发展均衡，明显优于中部其他五省。今后应稳定高等教育供给规模，适当扩大专科教育比例，加大与本地区支柱产业相匹配的专门人才培养力度，切实提高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耦合度。湖南省可稳步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供给，进一步加大教师队伍建设力度，提高高校专任教师的比例，努力使高等教育的层次和结构与湖南省已经进行和将要进行的产业结构调整相吻合。安徽省的普通高等教育规模有待继续扩大，需提高高等教育优质资源的供给，尤其是努力提升教师队伍学历层次，并根据省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方向和重点领域进行层次与学科结构调整，加大培养与区域发展相关的人才。河南作为全国第一人口大省，普通高等教育规模供给明显不足，持续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势在必行。同时，应着力提高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提升专任教师的学历水平和科研能力；努力发展研究生教育，提升层次结构的重心，优先发展适应本省经济社会发展和支柱产业急需的学科和专业。山西的高等教育规模供给需要继续增大，并努力提升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供给能力，尤其是加强师资队伍的学历水平、学位点和科研水平的建设。以本省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为导向，进一步推进高等教育层次与科类结构的调整。江西省的高等教育供给明显落后，在中部甚至全国都处于下游水平，面临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提升的巨大压力。还需进一步调整优化层次与学科结构，形成研究生、本科生和专科生教育的合理比例。
第二，中部高等教育经费投入的不足，影响了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张、优质教育资源供给和结构调整。高等教育供给有效性的提高，有赖于高等教育经费投入的增大。我国高校经费主要来源为政府财政拨款、学生缴纳的学费和银行贷款。高等学校教育事业性经费由中央与地方两级财政分级负责，中央财政投入主要集中在部属院校，省级财政是高等教育公共财政的主体。十年来，中部六省预算内教育事业费的绝对量一直保持上升趋势。但相对于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速度而言，实际上高等教育经费增长幅度普遍不够。据表1测算可知，与1998年相比，2008年安徽的普通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增长了6.7倍，预算内教育事业费却只增长了4.4倍。江西和山西的普通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分别增长了7倍和6倍，预算内教育事业费只增长了5.8倍和4.4倍，位居中部之末。湖北和湖南的普通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增长与预算内教育事业费增长基本持平，预算内教育事业费位居六省的前列。由于缺少“985”、“211”等重点高校，河南、山西和江西获得的中央财政投入相当有限，省级高等教育财政支持又欠缺，致使高校经费增长不能与规模增长同步，办学经费的严重不足在大程度上影响了高等教育的供给。
第三，中央财政要从促进“中部崛起”、提升中部高等教育供给能力与水平的角度， 制定合理的高等教育财政政策以及强化政策的执行力度，增强对中部高等教育薄弱省份的支持力度，增加对非重点高校的高等教育公共财政投入。众所周知，由于历史、地理和政治等原因，中部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知识经济时代，区域发展对人才和技术的要求越来越高，对高等教育有效供给的依赖越来越大。要真正实现“中部崛起”的战略，促进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必须振兴中部地区的高等教育。当前，中部受教育人口的规模较大，省级公共财政支撑能力的乏力，造成区域高等教育的供给能力与高等教育的竞争力整体水平不强，且高等教育发展与资源配置的省际不均衡的问题突出。中部各省在努力从税收政策、制度环境和管理机制上引导社会资金以捐赠、合作、办学等多种方式进入高等教育领域，促进高等教育经费增加的同时，中央财政促进中部高等教育的发展在当前十分必要。与此同时，中部各省的高校必须着力提高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的使用效益，优化高等教育的规模、优质资源与结构的供给，实现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服务区域经济与社会。
参考文献
[1] 沈百福.简评普通高等教育规模的地区差异[J].教育与现代化，2003（4）：63.
[2] 邱均平.中国大学及学科评价报告2008—2009[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202—406.
[3] 1999年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G].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39—45；2005年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G].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43—47；2009年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G].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53—56.
[4] 贺正楚，吴艳.高等教育产业的敏捷性评价[J].湖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11（2）：46—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