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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超富先生长期从事《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常务副主编工作，耳濡目染，浸淫于教育实践与理论诠释之中。他的《大学的多维审思》（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所呈现的教育知识结构与教育话语，纵横捭阖、挥洒自如、耐人寻味，引导我们进一步追问大学是什么，大学为什么，大学靠什么等诸如此类的重要问题。
一、大学是什么
关于大学是什么，任何定义可能都是蹩脚的。徐先生不是急于求成给我们答案，而是把我们带进历史的梦幻，追溯到2300多年前我国战国时期齐国的稷下学宫、古希腊柏拉图的阿克德米学院，随即又回到汉唐时代的国子学和太学，再转而叙述意大利的波隆那、英国的牛津、剑桥、德国的柏林洪堡、美国的威斯康辛、麻省理工、斯坦福等名校。因为在那个时代，“他们就是世界上的一流大学，有着辉煌的历史”。从如此悠久的大学历史的线索中，我们似乎自得一种“心愤愤”、“口悱悱”的感觉，似乎渐渐知晓“大学是什么”的谜底：大学是传授普遍学问的地方，是科学发现的场所；大学有致力于探索真理的教授，也有生命勃发、激情四射的学生；大学是超凡脱俗的象牙塔，是闪耀智慧的知识库；大学是人类文明的乳化器，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轴……
徐先生对大学的诠释，采用了一个更为开放、更为包容、富于激情甚至有些浪漫的叙述。他说：“大学处处充满着感性，是感性之花绽放的地方；大学处处充满着理性，是理性之思交锋的地方；大学处处充满着智性，是智性之知播撒的地方；大学处处充满着灵性，是灵性之光闪耀的地方；大学处处充满着德性，是德性之善臻美的地方；大学处处充满着人性，是人性之魂升华的地方。”看来，徐先生给大学赋予了浓郁的生命特质：大学成为生命茁壮成长的园地，成为知识生成的自由田野，成为蕴藏科学、道德与艺术的宝库，成为享受幸福的休闲海滩，成为照亮人生旅程的太阳，这里经常有观念转变、新思想诞生与思维顿悟的激动人心的时刻。在徐先生看来，大学既是思想国，也是理想国。
大学犹如一个“学术森林”，学科林立、专业交叉、知识丛生、生机勃勃。在“学术森林”里，自由即是生命，多样即是活力，教育即是生长，生长即是繁荣。“学术森林”没有严格的等级观念、没有过多的权力意志、没有任何强制性与技术性的干扰；它一切以学术发展为中心、让师生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生活，让每个主体朝各自的可能性的方向发展。这种思想在徐先生的著作中体现特别明显。
二、大学为什么
在理解大学为什么时，相对我们的习惯性理解来说，徐先生更为辩证、轻松与包容。“学术自由是大学的核心理念，也是大学孜孜以求的核心诉求之一”。自由是大学追求的最高境界，是大学的永恒诉求。自由是一份令人愉悦的邀函，是一种如大自然一样简朴、纯真的生活。
徐先生对自由的理解是深刻的。他认为，自由总是体现人的本质，体现一种社会关系与民族的特征。他引用了胡适的一句话：“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陆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乃可耻尔。”由此可见，大学与一个国家、与一个民族的内在逻辑，及大学对自己国家与民族的意义。学术自由不是一个抽象、孤立的名词，它只有放置于一定的时间、空间与人的关系环境中才有其真正的内涵。所以，理解学术自由要“根据本国国情加以适宜的、恰当的改造和拓宽，这是必要的，也是无可厚非的”。这就是说，学术自由不是为了学术自由而学术自由，所有的自由都是有条件的。如果大学的存在忽视其社会价值、忽视其国家与民族的需要而高谈阔论，那只不过是空谈家的玄思梦呓罢了。
北宋哲学家张载说过这样一段名言，似乎更能理解徐先生说的大学为什么：“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这四句话最能表达出大学的宽广襟怀与器识宏愿，因而也可说是“大学为什么”的最好注解。不过，回归现实，徐先生也愤世疾俗、忧心忡忡，中国大学虽然具有开万世太平的宏愿，但是在道的层次上，一直过于理性主义与工具主义，在为政治经济社会服务的道路上走得过于急躁与偏颇，在左右不定的政治运动或欲海横流的市场经济中，未能开启学术自由与天下为公的仁政王道。如今需要重新呼唤厚生薄物、民主自由、科学发展，才能真正实现开物成务、人生幸福与社会昌明的大学宏愿，以创“万世太平”。
三、大学靠什么
“为了完成大学使命，学术自由是其必要的条件和保障。”“没有学术自由，就没有资格称为大学。”于是，“大学靠什么”的问题，被作者演绎为这样一个设问：如何让学术自由之花盛开绽放？
追求知识学问者，首先要解决生计问题，这是一个朴素的道理。徐先生引用了元代学者许衡的论述作为论据：“为学者治生最为先务，苟生理不足，则于为学之道有妨。”所以，大学成为可能的要务有三条：一曰治生。教师是人不是神，他们有最基本的物质需求。西方大学教授终身聘任制，其实质就是一个“治生”的制度。二曰包容。学术自由意味着标新立异、无中生有甚至无法无天。政府必须具有“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的雅量。这是创新知识、开启文明的必要环境。三曰立法。徐先生特意引导我们重温了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AAUP）于1940年发表的声明：大学教授必须明确自己有研究与发表成果的自由；有在教室里讨论课程主题的自由与以公民的身份发表演说或写作的自由；有免于大学之检查与惩罚的自由。
自由不是无度的，大学中的个体必须要有自律精神。人们似乎总是有一个印象，觉得知识分子或大学教授就是自由的，独立于任何的权威，好像真空地存在。其实，历史上，知识分子并非如此自由，甚至没有非学术职业人员那么自由。大学教师与其它所有类型的知识分子一样，他依赖一定的社会结构、规则与生存场域。有许多物质的、精神的、资本的和体制的东西在决定着他的所作所为。正如徐先生所说，大学教授虽然拥有以上所述的种种自由，但这些自由不是为所欲为的。它特别提醒教授说，在从事有金钱报酬的研究之前，应该要取得大学当局的谅解；大学教授在讨论、演说或写作时，特别要慎重，“应该小心翼翼地避免介绍与课题主题无关的争议性事物”；当自己以公民身份发言时，“应该要随时注意正确性，要有相当程度的自制，要尊重别人的意见，并且要极力说明自己并非以学校的立场发表言论”。所以，大学教授既有自己的知识特性、伦理追求、价值标准，并有相应的自由选择。但作为一个公民，不要与国家宪法相抵触；作为一个学者，要服从本行业的学术范式与道德。
（第一作者系湖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士）
一、大学是什么
关于大学是什么，任何定义可能都是蹩脚的。徐先生不是急于求成给我们答案，而是把我们带进历史的梦幻，追溯到2300多年前我国战国时期齐国的稷下学宫、古希腊柏拉图的阿克德米学院，随即又回到汉唐时代的国子学和太学，再转而叙述意大利的波隆那、英国的牛津、剑桥、德国的柏林洪堡、美国的威斯康辛、麻省理工、斯坦福等名校。因为在那个时代，“他们就是世界上的一流大学，有着辉煌的历史”。从如此悠久的大学历史的线索中，我们似乎自得一种“心愤愤”、“口悱悱”的感觉，似乎渐渐知晓“大学是什么”的谜底：大学是传授普遍学问的地方，是科学发现的场所；大学有致力于探索真理的教授，也有生命勃发、激情四射的学生；大学是超凡脱俗的象牙塔，是闪耀智慧的知识库；大学是人类文明的乳化器，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轴……
徐先生对大学的诠释，采用了一个更为开放、更为包容、富于激情甚至有些浪漫的叙述。他说：“大学处处充满着感性，是感性之花绽放的地方；大学处处充满着理性，是理性之思交锋的地方；大学处处充满着智性，是智性之知播撒的地方；大学处处充满着灵性，是灵性之光闪耀的地方；大学处处充满着德性，是德性之善臻美的地方；大学处处充满着人性，是人性之魂升华的地方。”看来，徐先生给大学赋予了浓郁的生命特质：大学成为生命茁壮成长的园地，成为知识生成的自由田野，成为蕴藏科学、道德与艺术的宝库，成为享受幸福的休闲海滩，成为照亮人生旅程的太阳，这里经常有观念转变、新思想诞生与思维顿悟的激动人心的时刻。在徐先生看来，大学既是思想国，也是理想国。
大学犹如一个“学术森林”，学科林立、专业交叉、知识丛生、生机勃勃。在“学术森林”里，自由即是生命，多样即是活力，教育即是生长，生长即是繁荣。“学术森林”没有严格的等级观念、没有过多的权力意志、没有任何强制性与技术性的干扰；它一切以学术发展为中心、让师生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生活，让每个主体朝各自的可能性的方向发展。这种思想在徐先生的著作中体现特别明显。
二、大学为什么
在理解大学为什么时，相对我们的习惯性理解来说，徐先生更为辩证、轻松与包容。“学术自由是大学的核心理念，也是大学孜孜以求的核心诉求之一”。自由是大学追求的最高境界，是大学的永恒诉求。自由是一份令人愉悦的邀函，是一种如大自然一样简朴、纯真的生活。
徐先生对自由的理解是深刻的。他认为，自由总是体现人的本质，体现一种社会关系与民族的特征。他引用了胡适的一句话：“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陆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乃可耻尔。”由此可见，大学与一个国家、与一个民族的内在逻辑，及大学对自己国家与民族的意义。学术自由不是一个抽象、孤立的名词，它只有放置于一定的时间、空间与人的关系环境中才有其真正的内涵。所以，理解学术自由要“根据本国国情加以适宜的、恰当的改造和拓宽，这是必要的，也是无可厚非的”。这就是说，学术自由不是为了学术自由而学术自由，所有的自由都是有条件的。如果大学的存在忽视其社会价值、忽视其国家与民族的需要而高谈阔论，那只不过是空谈家的玄思梦呓罢了。
北宋哲学家张载说过这样一段名言，似乎更能理解徐先生说的大学为什么：“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这四句话最能表达出大学的宽广襟怀与器识宏愿，因而也可说是“大学为什么”的最好注解。不过，回归现实，徐先生也愤世疾俗、忧心忡忡，中国大学虽然具有开万世太平的宏愿，但是在道的层次上，一直过于理性主义与工具主义，在为政治经济社会服务的道路上走得过于急躁与偏颇，在左右不定的政治运动或欲海横流的市场经济中，未能开启学术自由与天下为公的仁政王道。如今需要重新呼唤厚生薄物、民主自由、科学发展，才能真正实现开物成务、人生幸福与社会昌明的大学宏愿，以创“万世太平”。
三、大学靠什么
“为了完成大学使命，学术自由是其必要的条件和保障。”“没有学术自由，就没有资格称为大学。”于是，“大学靠什么”的问题，被作者演绎为这样一个设问：如何让学术自由之花盛开绽放？
追求知识学问者，首先要解决生计问题，这是一个朴素的道理。徐先生引用了元代学者许衡的论述作为论据：“为学者治生最为先务，苟生理不足，则于为学之道有妨。”所以，大学成为可能的要务有三条：一曰治生。教师是人不是神，他们有最基本的物质需求。西方大学教授终身聘任制，其实质就是一个“治生”的制度。二曰包容。学术自由意味着标新立异、无中生有甚至无法无天。政府必须具有“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的雅量。这是创新知识、开启文明的必要环境。三曰立法。徐先生特意引导我们重温了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AAUP）于1940年发表的声明：大学教授必须明确自己有研究与发表成果的自由；有在教室里讨论课程主题的自由与以公民的身份发表演说或写作的自由；有免于大学之检查与惩罚的自由。
自由不是无度的，大学中的个体必须要有自律精神。人们似乎总是有一个印象，觉得知识分子或大学教授就是自由的，独立于任何的权威，好像真空地存在。其实，历史上，知识分子并非如此自由，甚至没有非学术职业人员那么自由。大学教师与其它所有类型的知识分子一样，他依赖一定的社会结构、规则与生存场域。有许多物质的、精神的、资本的和体制的东西在决定着他的所作所为。正如徐先生所说，大学教授虽然拥有以上所述的种种自由，但这些自由不是为所欲为的。它特别提醒教授说，在从事有金钱报酬的研究之前，应该要取得大学当局的谅解；大学教授在讨论、演说或写作时，特别要慎重，“应该小心翼翼地避免介绍与课题主题无关的争议性事物”；当自己以公民身份发言时，“应该要随时注意正确性，要有相当程度的自制，要尊重别人的意见，并且要极力说明自己并非以学校的立场发表言论”。所以，大学教授既有自己的知识特性、伦理追求、价值标准，并有相应的自由选择。但作为一个公民，不要与国家宪法相抵触；作为一个学者，要服从本行业的学术范式与道德。
（第一作者系湖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