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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陶宏器教授，原苏州市妇幼保健院院长、妇产科主任医师，曾发表《人类染色体疾病》、《围产期保健》（第一讲至第四讲）、《睾丸女性化综合症的临床与细胞遗传学观察》等学术成果。1992年来港，现为中华医学会香港医护人员协会会长、香港国际中西医结合学会常务会长、中国高等院校香港校友联合会副主席及医疗健康委员会主席、香港蓝天歌舞团团长、香港中华文化总会理事等。
五十年前，为了填补妇产科人员的不足，刚工作两年的陶宏器医生被调往苏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妇产科，不曾想，正是这样让他並不太情愿的安排，成为了他——这位妇产科男医生波浪壮阔的妇产科医学路的开始。
一些年以後，他因为主刀一例手术，亲自接生一例单卵四胞胎，並保证了母子平安而在苏州甚至全国引起了轰动，引得各家媒体爭相报道；由他倡导的“围产期保健”开展之後，让苏州市的新生儿死亡率由之前的千分之二十三降到了千分之十一；由他主持的全国六十六家医院共六千六百例孕妇生产出血量调查，其结果不仅让医生们震惊，更让医生们深思，这项结果纠正了数十年来妇产科教材中产後出血标準，並与国际接轨；他发明的产时集血盘让医生準备掌握了孕妇生产时的出血量，方便为孕妇输入等量血液，直接、间接地挽救了无数孕妇的生命······
他的医学历程，有过失败，总结教训，不断提高，显示出来的是勇气，拷问的是医者的责任；有过奇蹟，会感兴奋，会觉欣慰；有过深思，有过探索，那是对生命的敬重，对新生的期盼。
妇产科的男医生
1955年，陶宏器先生考入山东大学医学院，毕业後分配在山東医学院前期任助教，工作两年之後，调往苏州市第二人民医院。那时候，因为妇产科人数不足，为补充妇产科人手，他这位七尺男儿被调往苏州第二人民医院妇产科。“作为一位男医生，进入妇产科总是觉得有些尴尬。所以当时进入妇产科我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只在妇产科工作一年。”陶宏器医生回忆说。那时的他有些不情愿，而来医院的孕妇和家属也感觉尴尬，常被他们拒之门外。
或许是上天已经认定了他将会是一个优秀的妇产科医生，一年之後，因为妇产科人员依旧不足，他再次勉为其难地留了下来。就这样到了第三年，三年之後，陶宏器医生也逐渐地适应了这个曾让他感到尴尬的岗位，安心地留了下来。这位男医生就这样开始了他数十年的妇产科历程。
一次意外 满心内疚
妇产科里的医生所担负起的是托起新生命的希望的责任，如同天使一般，这是一份神圣而圣洁的工作。只是曾经的一次意外，让陶宏器医生至今回忆起来仍深感内疚。
那是他刚进入妇产科的时候，那天，正是他值班，苏州第二人民医院的救护车从农村载来一位孕妇，在运送孕妇的过程中，这名孕妇产後胎盘滞留，出现严重的大出血状况，来到医院时血压显示为零，已经处於严重休克状态。这是陶宏器医生妇产科生涯中的第一例胎盘徒手剥离手术，因为经验不足，同时已经失去最佳手术时间等各种因素之下，让这个手术难上加难。他为孕妇做了胎盘徒手剥离术，当胎盘娩出後，该孕妇也已失去了生命特征。“不管是什麽原因，这个病人都是在我的手术後去世，我觉得很内疚。”陶宏器医生说，话语中透露出深深的歉意。
事故发生之後，除了内疚，陶宏器医生更多的是深思，这对他而言是一次深刻的经验教训，他找寻到了失败的原因，他说：“像这样的病人，首先要做的事应该是输血纠正休克，接下来再做其它处理。因为徒手剥离手术很痛，打止痛针是为了减轻病人的痛苦，减轻休克。”
吃一堑长一智，在三天後的又一次值班中，陶宏器医生又遇到了一位与三天前症状一样的孕妇，这时的他已经有了经验，将孕妇顺利抢救了过来。在之後的连续五例同样的案例中，陶宏器医生都顺利地完成了抢救手术。
後来，在妇产科、医学院的教学中，他常将最初那个失败的案例讲给学生们听。陶宏器医生说：“一个医生，只有总结了失败的教训，下次才不会犯同样的错误。”承认错误和失败，需要的是勇气，更是作为医生的良心和责任。陶宏器医生将自己的经验告知学生们，正是为了避免他们走自己的老路，减少失败，给孕妇更多生的希望。
在之後数十年的妇科医生岗位上，他一次次地创造了奇蹟。不可否认，他的存在，是医学界之幸；他的用心，是千千万万孕妇之福。
他的努力，医界之幸，孕妇之福
圣手接生 一胎四男引轰动
渐渐地，陶宏器医生成为了妇产科里的主任医师，专程找他看病的人多了，在他专家门诊的时候，常有人早早地来到医院排队，甚至许多人在凌晨三点便开始排队等候，这样的信任，让陶宏器医生感动，也给了他无穷的动力。
1972年10月1日，苏州第二人民医院里来了一位高危孕妇，孕妇的肚子比其他孕妇的肚子大了不少，孕妇被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出现羊水过多，呼吸困难，听不到旁人的话，並有高血压、水肿等严重的妊娠中毒症，情况十分危急。陶宏器医生立即将情况汇报给医院领导，並召集卫生局领导、军宣队、工宣队及家属，开会探讨解决措施，决定对其进行剖腹产手术。
“这个手术风险很大，手术之後子宫收缩不好造成产後大出血，产後容易引起左心衰竭。”陶宏器医生说。情况紧急，不容浪费一分一秒的时间，他们当即做了个有些无奈的决定——死马当作活马医，由陶宏器医生担任了主刀医生。
开始时，他以为这是一对双胞胎，判断为双胎羊水过多（因当时X光摄片只见两个胎头），然而，两个孩子出来之後，还有第三个，还有第四个，在场所有的医务人员都感到惊讶：“怎麽这麽多！是否还有第五个呢？”惊讶之後是紧张，因为当胎盘出来之後，产妇大出血，血压骤然下降到上压40下压0。陶宏器医生迅即一手紧握住子宫，一边注射宫缩剂，一边又吩咐护士为产妇快速输血，慢慢地，血被止住了。他看着产妇的子宫总算慢慢地收缩了，母亲与四个男娃皆平安，他的一颗悬着的心总算落了下来。事後回想起来，陶宏器医生说：“真是出了一身冷汗啊。”产後，产妇回到病房发生了左心衰竭，经抢救後控制。 这件事顿时在苏州甚至全国引起了轰动，四胞胎世上少有，单卵四胞胎（即四个男孩子的性别一样，相貌十分相似）更是罕有，全国各家媒体爭相报道。孩子们的家人也对陶宏器医生充满了感激之情，孩子们满月之时，特意邀请他前去喝满月酒。在之後的每一年，他们都会给他寄来孩子们的照片，浓浓的情谊不言而喻。直到1992年陶宏器医生移居香港，寄照片的事才中断。
在妇产科的数十年里，陶宏器医生抢救了许多病人，亲手托起了无数新的生命，生命诞生的那一刻，他的心情总会激动。在他心中，将一个生命带到世上，是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
围产期保健，为安全上一道保障
从事妇产工作，陶宏器医生每天都在为如何降低孕产妇及新生儿生产死亡率，提升妇儿健康而深思。上世纪七十年代，在妇幼保健部门的支持配合下，他在苏州成立了一个“苏州市围产期保健协作组”，将全市的各个医院的妇产科联合起来开展工作，进行早期的早孕登记，定期产前检查，开办孕妇学校，教育孕妇按时通过数胎动来观察婴儿的发育情况，教会孕妇的丈夫如何听胎心音等。陶宏器医生介绍说：“所谓的围产期指的是从怀孕二十八周开始到生产後七天的时间段。”但我们的围产期保健工作从早孕登记就开始。
随着围产期保健活动的开展，苏州新生儿死亡率由千分之二十三降至千分之十一。这样显著的成效赢得了中央卫生部的讚许，上海市等几个大的妇幼医院纷纷来到陶宏器医生所在的医院参观、学习经验。
1982年底，世界卫生组织与国家卫生部在北京召开了“欧洲—中国国产监测研讨会”，全国每个省委派两人参加，一人为儿科专家，一人为妇产科专家，陶宏器医生作为苏州妇产科专家出席了此次国际性研讨会，陶宏器医生受卫生部委托代表中国城市在会上作了题为“苏州市围产保健工作总结”的学术报告，受到各国代表的好评。
1982年，苏州市卫生局成立了妇幼保健院，请陶宏器医生出任院长。後来，北京医学院在北京郊区的顺义县开设了一个“农村围产期保健”试点，与苏州的“围产期保健”形成了一个农村，一个城市的围产期保健典型。这是一件十分隆重的事件，这次国际会议前卫生部在北京召开了为期一个星期的预备会，林佳楣女士（为卫生部妇幼司司长）主持，陶宏器医生所做的报告深得林佳楣女士的肯定。此次会议之後，他们便在北京成立了中国围产医学学会，陶宏器医生为首届委员，当时，每个省只有两个名额，他是其中之一。
集血盘，盛起的是生命的机会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孕妇产後出血死亡率较高，卫生部下达了要求，要求降低产妇产後出血产生的死亡率。陶宏器医生接受委託，与上海第一医院妇产科医院郑怀美教授共同组织全国产後出血调查科研协作组，主持了“中国妇女产後出血量调查”的工作。他们联合全国六十六家医院，每家医院选取一百人、共六千六百人进行调查，调查结果出来之後，他在向卫生部递交了调查结果，看到结果，大家都讶異不已。因为大家之前估计的、肉眼看到的出血量只是产妇实际出血量的一半，因此，虽然医生在孕妇生产之後进行了输血，然而卻因为估计地太少，而失去了最佳抢救的时间。1989年底，在西安全国妇产科会议上，陶宏器医生宣读了这篇论文，从此之後，妇产科教科书上开始採用陶宏器医生调查後的数据，将产後出血标準由产後出血400CC改为500CC，自此，已经沿用了数十年的产後出血标準得到改写，並与国际接轨。
此後，卫生部再次征求陶宏器医生的意见，督促他想办法了解每一位产妇生产的準确出血量，陶宏器医生苦思冥想之後，製造出“集血盘”，“集血盘的容量为400CC，在孕妇生产後放置於孕妇的臀部下，将所流的血收集起来，一只盘满之後，再换一个。”他介绍说。有了这个集血盘，他们便能準确掌握产妇出血量，方便各医生及时为产妇输入等量的血液。这个办法十分有效，直接、间接地挽救了许多孕妇的生命，意义非凡，颇有价值。
在之後发生的一件事上，更加直接地肯定了陶宏器医生所做的贡献。那是一次全国妇产科会议上，上海第一医院妇产科主任原定於在第一天发表他的学术报告，结果这一天，这位妇产科主任缺席了，在第二天才姗姗来迟，她上台的第一句话就是：“大家知道我为什麽迟到吗？就在昨天，我刚抢救了一名孕妇，多亏了陶院长的集血盘，让我知道这个孕妇失血多少，然後及时输血，搭救了这个孕妇。”
後来，卫生部要求每一个产包里都必须放置产後集血盘。而这个集血盘也在之後纳入了医疗器材中。由卫生部特批给苏嘉医疗器械厂定点生产。2012年年底，陶宏器医生应邀出席嘉兴的苏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成立二十周年庆典，苏嘉医疗器械厂鲍忆董事长在庆典上说：“苏嘉医疗器械厂的来历，不能忘了陶院长，因为‘苏嘉’的‘苏’指的就是陶院长所在的苏州。”原来，事隔这麽多年，陶宏器医生仍旧被许多人记在了心里。
唱响别样人生
1992年，陶宏器医生退休来港，离开了他奉献、付出了三十年的婦产科医疗岗位。喜欢唱歌的他在香港这片土地上，唱响了又一番别样的人生。如今的他，仍在许多与医界有关的社团中担任公职，奉献一片热情。
一路走来，许多不易让陶宏器医生感慨良多，有过尴尬，想过放棄，有过挫折和失败，然而，更多的是喜悦和成就，每每回想起来，他心中总感欣慰，他说自己是幸运的、幸福的，因为妇产科的这条路，他没有走错，他托起的是新生的希望。
陶宏器教授，原苏州市妇幼保健院院长、妇产科主任医师，曾发表《人类染色体疾病》、《围产期保健》（第一讲至第四讲）、《睾丸女性化综合症的临床与细胞遗传学观察》等学术成果。1992年来港，现为中华医学会香港医护人员协会会长、香港国际中西医结合学会常务会长、中国高等院校香港校友联合会副主席及医疗健康委员会主席、香港蓝天歌舞团团长、香港中华文化总会理事等。
五十年前，为了填补妇产科人员的不足，刚工作两年的陶宏器医生被调往苏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妇产科，不曾想，正是这样让他並不太情愿的安排，成为了他——这位妇产科男医生波浪壮阔的妇产科医学路的开始。
一些年以後，他因为主刀一例手术，亲自接生一例单卵四胞胎，並保证了母子平安而在苏州甚至全国引起了轰动，引得各家媒体爭相报道；由他倡导的“围产期保健”开展之後，让苏州市的新生儿死亡率由之前的千分之二十三降到了千分之十一；由他主持的全国六十六家医院共六千六百例孕妇生产出血量调查，其结果不仅让医生们震惊，更让医生们深思，这项结果纠正了数十年来妇产科教材中产後出血标準，並与国际接轨；他发明的产时集血盘让医生準备掌握了孕妇生产时的出血量，方便为孕妇输入等量血液，直接、间接地挽救了无数孕妇的生命······
他的医学历程，有过失败，总结教训，不断提高，显示出来的是勇气，拷问的是医者的责任；有过奇蹟，会感兴奋，会觉欣慰；有过深思，有过探索，那是对生命的敬重，对新生的期盼。
妇产科的男医生
1955年，陶宏器先生考入山东大学医学院，毕业後分配在山東医学院前期任助教，工作两年之後，调往苏州市第二人民医院。那时候，因为妇产科人数不足，为补充妇产科人手，他这位七尺男儿被调往苏州第二人民医院妇产科。“作为一位男医生，进入妇产科总是觉得有些尴尬。所以当时进入妇产科我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只在妇产科工作一年。”陶宏器医生回忆说。那时的他有些不情愿，而来医院的孕妇和家属也感觉尴尬，常被他们拒之门外。
或许是上天已经认定了他将会是一个优秀的妇产科医生，一年之後，因为妇产科人员依旧不足，他再次勉为其难地留了下来。就这样到了第三年，三年之後，陶宏器医生也逐渐地适应了这个曾让他感到尴尬的岗位，安心地留了下来。这位男医生就这样开始了他数十年的妇产科历程。
一次意外 满心内疚
妇产科里的医生所担负起的是托起新生命的希望的责任，如同天使一般，这是一份神圣而圣洁的工作。只是曾经的一次意外，让陶宏器医生至今回忆起来仍深感内疚。
那是他刚进入妇产科的时候，那天，正是他值班，苏州第二人民医院的救护车从农村载来一位孕妇，在运送孕妇的过程中，这名孕妇产後胎盘滞留，出现严重的大出血状况，来到医院时血压显示为零，已经处於严重休克状态。这是陶宏器医生妇产科生涯中的第一例胎盘徒手剥离手术，因为经验不足，同时已经失去最佳手术时间等各种因素之下，让这个手术难上加难。他为孕妇做了胎盘徒手剥离术，当胎盘娩出後，该孕妇也已失去了生命特征。“不管是什麽原因，这个病人都是在我的手术後去世，我觉得很内疚。”陶宏器医生说，话语中透露出深深的歉意。
事故发生之後，除了内疚，陶宏器医生更多的是深思，这对他而言是一次深刻的经验教训，他找寻到了失败的原因，他说：“像这样的病人，首先要做的事应该是输血纠正休克，接下来再做其它处理。因为徒手剥离手术很痛，打止痛针是为了减轻病人的痛苦，减轻休克。”
吃一堑长一智，在三天後的又一次值班中，陶宏器医生又遇到了一位与三天前症状一样的孕妇，这时的他已经有了经验，将孕妇顺利抢救了过来。在之後的连续五例同样的案例中，陶宏器医生都顺利地完成了抢救手术。
後来，在妇产科、医学院的教学中，他常将最初那个失败的案例讲给学生们听。陶宏器医生说：“一个医生，只有总结了失败的教训，下次才不会犯同样的错误。”承认错误和失败，需要的是勇气，更是作为医生的良心和责任。陶宏器医生将自己的经验告知学生们，正是为了避免他们走自己的老路，减少失败，给孕妇更多生的希望。
在之後数十年的妇科医生岗位上，他一次次地创造了奇蹟。不可否认，他的存在，是医学界之幸；他的用心，是千千万万孕妇之福。
他的努力，医界之幸，孕妇之福
圣手接生 一胎四男引轰动
渐渐地，陶宏器医生成为了妇产科里的主任医师，专程找他看病的人多了，在他专家门诊的时候，常有人早早地来到医院排队，甚至许多人在凌晨三点便开始排队等候，这样的信任，让陶宏器医生感动，也给了他无穷的动力。
1972年10月1日，苏州第二人民医院里来了一位高危孕妇，孕妇的肚子比其他孕妇的肚子大了不少，孕妇被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出现羊水过多，呼吸困难，听不到旁人的话，並有高血压、水肿等严重的妊娠中毒症，情况十分危急。陶宏器医生立即将情况汇报给医院领导，並召集卫生局领导、军宣队、工宣队及家属，开会探讨解决措施，决定对其进行剖腹产手术。
“这个手术风险很大，手术之後子宫收缩不好造成产後大出血，产後容易引起左心衰竭。”陶宏器医生说。情况紧急，不容浪费一分一秒的时间，他们当即做了个有些无奈的决定——死马当作活马医，由陶宏器医生担任了主刀医生。
开始时，他以为这是一对双胞胎，判断为双胎羊水过多（因当时X光摄片只见两个胎头），然而，两个孩子出来之後，还有第三个，还有第四个，在场所有的医务人员都感到惊讶：“怎麽这麽多！是否还有第五个呢？”惊讶之後是紧张，因为当胎盘出来之後，产妇大出血，血压骤然下降到上压40下压0。陶宏器医生迅即一手紧握住子宫，一边注射宫缩剂，一边又吩咐护士为产妇快速输血，慢慢地，血被止住了。他看着产妇的子宫总算慢慢地收缩了，母亲与四个男娃皆平安，他的一颗悬着的心总算落了下来。事後回想起来，陶宏器医生说：“真是出了一身冷汗啊。”产後，产妇回到病房发生了左心衰竭，经抢救後控制。 这件事顿时在苏州甚至全国引起了轰动，四胞胎世上少有，单卵四胞胎（即四个男孩子的性别一样，相貌十分相似）更是罕有，全国各家媒体爭相报道。孩子们的家人也对陶宏器医生充满了感激之情，孩子们满月之时，特意邀请他前去喝满月酒。在之後的每一年，他们都会给他寄来孩子们的照片，浓浓的情谊不言而喻。直到1992年陶宏器医生移居香港，寄照片的事才中断。
在妇产科的数十年里，陶宏器医生抢救了许多病人，亲手托起了无数新的生命，生命诞生的那一刻，他的心情总会激动。在他心中，将一个生命带到世上，是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
围产期保健，为安全上一道保障
从事妇产工作，陶宏器医生每天都在为如何降低孕产妇及新生儿生产死亡率，提升妇儿健康而深思。上世纪七十年代，在妇幼保健部门的支持配合下，他在苏州成立了一个“苏州市围产期保健协作组”，将全市的各个医院的妇产科联合起来开展工作，进行早期的早孕登记，定期产前检查，开办孕妇学校，教育孕妇按时通过数胎动来观察婴儿的发育情况，教会孕妇的丈夫如何听胎心音等。陶宏器医生介绍说：“所谓的围产期指的是从怀孕二十八周开始到生产後七天的时间段。”但我们的围产期保健工作从早孕登记就开始。
随着围产期保健活动的开展，苏州新生儿死亡率由千分之二十三降至千分之十一。这样显著的成效赢得了中央卫生部的讚许，上海市等几个大的妇幼医院纷纷来到陶宏器医生所在的医院参观、学习经验。
1982年底，世界卫生组织与国家卫生部在北京召开了“欧洲—中国国产监测研讨会”，全国每个省委派两人参加，一人为儿科专家，一人为妇产科专家，陶宏器医生作为苏州妇产科专家出席了此次国际性研讨会，陶宏器医生受卫生部委托代表中国城市在会上作了题为“苏州市围产保健工作总结”的学术报告，受到各国代表的好评。
1982年，苏州市卫生局成立了妇幼保健院，请陶宏器医生出任院长。後来，北京医学院在北京郊区的顺义县开设了一个“农村围产期保健”试点，与苏州的“围产期保健”形成了一个农村，一个城市的围产期保健典型。这是一件十分隆重的事件，这次国际会议前卫生部在北京召开了为期一个星期的预备会，林佳楣女士（为卫生部妇幼司司长）主持，陶宏器医生所做的报告深得林佳楣女士的肯定。此次会议之後，他们便在北京成立了中国围产医学学会，陶宏器医生为首届委员，当时，每个省只有两个名额，他是其中之一。
集血盘，盛起的是生命的机会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孕妇产後出血死亡率较高，卫生部下达了要求，要求降低产妇产後出血产生的死亡率。陶宏器医生接受委託，与上海第一医院妇产科医院郑怀美教授共同组织全国产後出血调查科研协作组，主持了“中国妇女产後出血量调查”的工作。他们联合全国六十六家医院，每家医院选取一百人、共六千六百人进行调查，调查结果出来之後，他在向卫生部递交了调查结果，看到结果，大家都讶異不已。因为大家之前估计的、肉眼看到的出血量只是产妇实际出血量的一半，因此，虽然医生在孕妇生产之後进行了输血，然而卻因为估计地太少，而失去了最佳抢救的时间。1989年底，在西安全国妇产科会议上，陶宏器医生宣读了这篇论文，从此之後，妇产科教科书上开始採用陶宏器医生调查後的数据，将产後出血标準由产後出血400CC改为500CC，自此，已经沿用了数十年的产後出血标準得到改写，並与国际接轨。
此後，卫生部再次征求陶宏器医生的意见，督促他想办法了解每一位产妇生产的準确出血量，陶宏器医生苦思冥想之後，製造出“集血盘”，“集血盘的容量为400CC，在孕妇生产後放置於孕妇的臀部下，将所流的血收集起来，一只盘满之後，再换一个。”他介绍说。有了这个集血盘，他们便能準确掌握产妇出血量，方便各医生及时为产妇输入等量的血液。这个办法十分有效，直接、间接地挽救了许多孕妇的生命，意义非凡，颇有价值。
在之後发生的一件事上，更加直接地肯定了陶宏器医生所做的贡献。那是一次全国妇产科会议上，上海第一医院妇产科主任原定於在第一天发表他的学术报告，结果这一天，这位妇产科主任缺席了，在第二天才姗姗来迟，她上台的第一句话就是：“大家知道我为什麽迟到吗？就在昨天，我刚抢救了一名孕妇，多亏了陶院长的集血盘，让我知道这个孕妇失血多少，然後及时输血，搭救了这个孕妇。”
後来，卫生部要求每一个产包里都必须放置产後集血盘。而这个集血盘也在之後纳入了医疗器材中。由卫生部特批给苏嘉医疗器械厂定点生产。2012年年底，陶宏器医生应邀出席嘉兴的苏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成立二十周年庆典，苏嘉医疗器械厂鲍忆董事长在庆典上说：“苏嘉医疗器械厂的来历，不能忘了陶院长，因为‘苏嘉’的‘苏’指的就是陶院长所在的苏州。”原来，事隔这麽多年，陶宏器医生仍旧被许多人记在了心里。
唱响别样人生
1992年，陶宏器医生退休来港，离开了他奉献、付出了三十年的婦产科医疗岗位。喜欢唱歌的他在香港这片土地上，唱响了又一番别样的人生。如今的他，仍在许多与医界有关的社团中担任公职，奉献一片热情。
一路走来，许多不易让陶宏器医生感慨良多，有过尴尬，想过放棄，有过挫折和失败，然而，更多的是喜悦和成就，每每回想起来，他心中总感欣慰，他说自己是幸运的、幸福的，因为妇产科的这条路，他没有走错，他托起的是新生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