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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月11日上午，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备好了一桌火锅宴，吃的是老北京的涮羊肉。请客的主人是邓小平，客人是被称为“工商界五老”的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古耕虞和周叔弢。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代表人士聚集北京开会。邓小平知道后，提出要见一见工商界的朋友。他提出一个名单，共5人，就是这次火锅宴的客人。
（楷体）选择在福建厅进行这次会见，邓小平有他的考虑。福建沿海，与台湾隔海相望，散布于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最早多是从福建沿海出去的。邓小平以此暗示这些民族工商业者充分发挥海外联系面广的特点，积极与外界沟通，内引外联，为祖国的经济建设服务。
改革开放的步伐，已经勇敢地迈开了，并首先在农村取得突破性的进展。阶级斗争与“大锅饭”，让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农村，效率低下。农业大省安徽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状况。
1978年，安徽大旱。这对于正常年景也食不果腹的凤阳农民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凤阳小岗村农民，此时做出了一个惊人决定。12月的一天夜里，村里18户农民签订契约，决定将集体耕地承包到户，搞“大包干”。这份后来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大包干”契约，被认为是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份宣言。
走投無路后想出的法子，居然见效了。“大包干”第一年，小岗村就实现了大丰收。在时任安徽省主要领导的万里推动下，小岗村经验在全省推广。小岗村包产到户，一度争议极大，关键时刻，邓小平旗帜鲜明地表示了支持。此后，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命名的农村改革迅速推向全国。
（楷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步，这一步的影响格外深远，它解决了人口第一大国的基础问题。同样在1978年，中国顺应了“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的趋势，将中国的发展融入了世界发展的大潮中。使我国能在利用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发展现代化，使社会主义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1978年，在中国西南一家大型炼钢厂，一位日本记者惊讶地发现，这家年产30万吨原钢的工厂，使用的机械设备全都是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其中，居然还有一台140年前的英国机器，他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在一个日益开放的世界里，长期封闭，只会导致道路越走越窄。当年5月，副总理谷牧带队赴西欧5国考察，这是“十年动乱”后，中国迈出的了解世界的第一步。一个多月马不停蹄的考察，考察团真切地看到了这样一幕幕场景：电脑代替了人脑，自动化代替了“人海战”，机器人在高速为人类创造着物质财富。
回国以后，谷牧向邓小平汇报了出访情况，并提交了一份《关于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报告》。在报告中他说：“我们现在达到的经济技术水平，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比较，差距还很大，大体上落后二十年，从按人口平均的生产水平讲，差距就更大。我们一定要迎头赶上，改变这种落后状况。”
就在考察团回国后不久，1978年10月22日，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正式生效之际，邓小平作为中国国家领导人，“二战”后首次正式访问日本。他怀着浓厚的兴趣走访了新日铁、日产汽车和松下电器等3个大企业。当他看到日本工厂生产汽车的能力是中国长春一汽生产能力的几十倍后，陷入了深深的沉思。参观结束后，邓小平说：“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在日本新干线列车上，陪同人员问邓小平的感受，他爽快地回答说：“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我们现在正合适坐这样的车。”
（楷体）1978年是中国领导人出国访问的高峰年，这一年先后有12位副总理、副委员长以上的领导人出访20次，访问了51个国家。大病初愈的中国，再也不能错失发展的机会了。
1979年1月28日，农历正月初一，邓小平飞赴太平洋的彼岸——美国。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第一次访问。在美国，邓小平戴着牛仔帽、一脸笑容的照片，成了他访美的象征。
（楷体）1978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联邦德国新闻代表团时，第一次明确使用了“开放”一词，他说：“你们问我们实行开放政策是否同过去的传统相违背。我们的做法是，好的传统必须保留，但要根据新的情况来确定新的政策。”邓小平的谈话，后来被媒体解读为“下定了对外开放的决心”。中国的大门由此开始向世界敞开。
当月，在北京饭店，时任第三汽车制造厂重型汽车厂筹备处负责人的李岚清，在同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谈判重型汽车项目的技术引进时，通用公司董事长汤姆斯·墨菲向他抛出一个他从未听过的问题：“为什么你们只同我们谈技术引进，而不谈合资经营？”李岚清后来回忆：“当时在他看来，合资经营就好比是‘建立共同家庭’，你是大资本家，我是共产党员，我能和你‘结婚’吗？”
李岚清后来写的这份“简报”引起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领导同志都一一圈阅，邓小平在简报上《关于通用汽车公司建议搞合资经营》的内容旁批示：“合资经营可以办。”李岚清后来回忆，得知这个消息，大家感到十分惊喜，感到禁锢的思想一下子被解放了。由此，开辟了一条我国利用外资扩大生产的道路，一种新的经济形式产生了。
（楷体）外面的资金进来了，技术进来了，商品进来了，游客进来了。打开国门，中国人开始走向世界。但问题是，不仅是走出去，还有人“逃出去”。“逃港潮”，如今已经消失的名词，在广东省却一度触目惊心。事件发生地，大家非常熟悉，那就是——深圳。
在早年的香港电影里，与内地人有关的镜头似乎只有一种类型——偷渡，也就是当时所说的“逃港”。“内地劳动一个月，不如香港干一天”的说法，曾在广东省沿海盛行。
（楷体）1979年4月下旬，担任广东省委主要领导工作的习仲勋和杨尚昆代表省委，正式提交创办贸易合作区的建议，在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邓小平当时的表态很直接：还是叫特区好，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先在深圳、珠海试办“出口特区”，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7月20日，广东省蛇口，在当年林则徐、关天培抗击英国侵略者的蛇口左炮台下，中国经济特区的发轫地——蛇口工业区诞生了。1980年，“出口特区”被定名为“经济特区”；1984年，沿海14个城市对外开放。南风北上，开放之势，不可阻挡。
如今的深圳早已成为改革开放的精彩缩影，“逃港”变成了一个废弃的名词。内地的居民仍然频繁往来于香港的大街小巷，他们已经成为香港旅游购物的生力军。2012年，内地赴港游客已达3491万人次。短短几十年，他们的角色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专家访谈】
包产到户和兴办特区，标志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扬帆起航。这是我国为求国家强盛、人民富裕迈出的惊世一步。从此，由农村到城市、由经济领域到其他各个领域，全面改革的进程势不可挡地展开；由沿海到沿江沿边，由东部到中西部，对外开放的大门毅然决然地打开。改革开放扬帆不久，人们就自豪地把它称为中国的强国之路，后来人们更把它视为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刘金田
（摘自北京出版社《正道沧桑——社会主义500年》 编者：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 中共北京市委讲师团 北京电视台）
（楷体）选择在福建厅进行这次会见，邓小平有他的考虑。福建沿海，与台湾隔海相望，散布于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最早多是从福建沿海出去的。邓小平以此暗示这些民族工商业者充分发挥海外联系面广的特点，积极与外界沟通，内引外联，为祖国的经济建设服务。
改革开放的步伐，已经勇敢地迈开了，并首先在农村取得突破性的进展。阶级斗争与“大锅饭”，让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农村，效率低下。农业大省安徽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状况。
1978年，安徽大旱。这对于正常年景也食不果腹的凤阳农民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凤阳小岗村农民，此时做出了一个惊人决定。12月的一天夜里，村里18户农民签订契约，决定将集体耕地承包到户，搞“大包干”。这份后来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大包干”契约，被认为是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份宣言。
走投無路后想出的法子，居然见效了。“大包干”第一年，小岗村就实现了大丰收。在时任安徽省主要领导的万里推动下，小岗村经验在全省推广。小岗村包产到户，一度争议极大，关键时刻，邓小平旗帜鲜明地表示了支持。此后，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命名的农村改革迅速推向全国。
（楷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步，这一步的影响格外深远，它解决了人口第一大国的基础问题。同样在1978年，中国顺应了“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的趋势，将中国的发展融入了世界发展的大潮中。使我国能在利用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发展现代化，使社会主义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1978年，在中国西南一家大型炼钢厂，一位日本记者惊讶地发现，这家年产30万吨原钢的工厂，使用的机械设备全都是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其中，居然还有一台140年前的英国机器，他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在一个日益开放的世界里，长期封闭，只会导致道路越走越窄。当年5月，副总理谷牧带队赴西欧5国考察，这是“十年动乱”后，中国迈出的了解世界的第一步。一个多月马不停蹄的考察，考察团真切地看到了这样一幕幕场景：电脑代替了人脑，自动化代替了“人海战”，机器人在高速为人类创造着物质财富。
回国以后，谷牧向邓小平汇报了出访情况，并提交了一份《关于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报告》。在报告中他说：“我们现在达到的经济技术水平，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比较，差距还很大，大体上落后二十年，从按人口平均的生产水平讲，差距就更大。我们一定要迎头赶上，改变这种落后状况。”
就在考察团回国后不久，1978年10月22日，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正式生效之际，邓小平作为中国国家领导人，“二战”后首次正式访问日本。他怀着浓厚的兴趣走访了新日铁、日产汽车和松下电器等3个大企业。当他看到日本工厂生产汽车的能力是中国长春一汽生产能力的几十倍后，陷入了深深的沉思。参观结束后，邓小平说：“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在日本新干线列车上，陪同人员问邓小平的感受，他爽快地回答说：“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我们现在正合适坐这样的车。”
（楷体）1978年是中国领导人出国访问的高峰年，这一年先后有12位副总理、副委员长以上的领导人出访20次，访问了51个国家。大病初愈的中国，再也不能错失发展的机会了。
1979年1月28日，农历正月初一，邓小平飞赴太平洋的彼岸——美国。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第一次访问。在美国，邓小平戴着牛仔帽、一脸笑容的照片，成了他访美的象征。
（楷体）1978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联邦德国新闻代表团时，第一次明确使用了“开放”一词，他说：“你们问我们实行开放政策是否同过去的传统相违背。我们的做法是，好的传统必须保留，但要根据新的情况来确定新的政策。”邓小平的谈话，后来被媒体解读为“下定了对外开放的决心”。中国的大门由此开始向世界敞开。
当月，在北京饭店，时任第三汽车制造厂重型汽车厂筹备处负责人的李岚清，在同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谈判重型汽车项目的技术引进时，通用公司董事长汤姆斯·墨菲向他抛出一个他从未听过的问题：“为什么你们只同我们谈技术引进，而不谈合资经营？”李岚清后来回忆：“当时在他看来，合资经营就好比是‘建立共同家庭’，你是大资本家，我是共产党员，我能和你‘结婚’吗？”
李岚清后来写的这份“简报”引起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领导同志都一一圈阅，邓小平在简报上《关于通用汽车公司建议搞合资经营》的内容旁批示：“合资经营可以办。”李岚清后来回忆，得知这个消息，大家感到十分惊喜，感到禁锢的思想一下子被解放了。由此，开辟了一条我国利用外资扩大生产的道路，一种新的经济形式产生了。
（楷体）外面的资金进来了，技术进来了，商品进来了，游客进来了。打开国门，中国人开始走向世界。但问题是，不仅是走出去，还有人“逃出去”。“逃港潮”，如今已经消失的名词，在广东省却一度触目惊心。事件发生地，大家非常熟悉，那就是——深圳。
在早年的香港电影里，与内地人有关的镜头似乎只有一种类型——偷渡，也就是当时所说的“逃港”。“内地劳动一个月，不如香港干一天”的说法，曾在广东省沿海盛行。
（楷体）1979年4月下旬，担任广东省委主要领导工作的习仲勋和杨尚昆代表省委，正式提交创办贸易合作区的建议，在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邓小平当时的表态很直接：还是叫特区好，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先在深圳、珠海试办“出口特区”，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7月20日，广东省蛇口，在当年林则徐、关天培抗击英国侵略者的蛇口左炮台下，中国经济特区的发轫地——蛇口工业区诞生了。1980年，“出口特区”被定名为“经济特区”；1984年，沿海14个城市对外开放。南风北上，开放之势，不可阻挡。
如今的深圳早已成为改革开放的精彩缩影，“逃港”变成了一个废弃的名词。内地的居民仍然频繁往来于香港的大街小巷，他们已经成为香港旅游购物的生力军。2012年，内地赴港游客已达3491万人次。短短几十年，他们的角色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专家访谈】
包产到户和兴办特区，标志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扬帆起航。这是我国为求国家强盛、人民富裕迈出的惊世一步。从此，由农村到城市、由经济领域到其他各个领域，全面改革的进程势不可挡地展开；由沿海到沿江沿边，由东部到中西部，对外开放的大门毅然决然地打开。改革开放扬帆不久，人们就自豪地把它称为中国的强国之路，后来人们更把它视为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刘金田
（摘自北京出版社《正道沧桑——社会主义500年》 编者：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 中共北京市委讲师团 北京电视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