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日，八十七岁的邵燕祥在睡梦中安然去世。这位诗人、作家，在梦里离开了这个世界，仿佛他那从浪漫主义跨越到现实主义的文学人生的一帧剪影。
　　邵燕祥，1933年生于北京。诗人的才情在少年时已崭露头角。早在1946年的春天，他就在报纸上发表了第一篇作品，题为《由口舌说起》的杂文。在十三四岁的年纪，他在《新民报》副刊已发表过四十多篇随笔小品。
　　1947年，十四岁的邵燕祥完成了政治上的“成人礼”，怀着对延安革命的美好憧憬，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北平院校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新中国成立后，邵燕祥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编辑，并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歌唱北京城》。从诗集名称就可以看出，歌颂新时代是这位热血青年的诗歌主旋律。
　　1954年1月，一条二十二万伏超高压送电线开始送电，在抚顺举行典礼，他是驻抚顺记者，当晚就在灯下匆匆写了一首诗——《我们架设了这条超高压送电线》。《人民日报》之后转载了这首诗。“我见作协诗歌组寄来的简报，说他们开过一个谈创作的会，不少诗人提到这首诗。当时的北京图书馆副馆长、俄语翻译家铁弦，竟说我们不必羡慕苏联有马雅可夫斯基那样的好诗了，这话令我受宠若惊。这首《高压线》，后来差不多被视为我的代表作。”邵燕祥生前接受采访时曾这样回忆。
　　1956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正式提出。此时邵燕祥已不满足于描写建设题材的“政治诗”，“我实际上从歌颂建设转向对生活中一些消极现象的批评与讽刺。”
　　“告诉我，回答我，是怎样的/怎样的手，扼杀了贾桂香？”1956年年底，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的《贾桂香》，既是他在为遭遇官僚主义与主观主义围剿而含冤自杀的女工鸣不平，也是他的转型之作。
　　1957年初，报刊上发表了他冬天种下的两株“毒草”：一是王蒙小说的读后感《去病与苦口》，一是呼应公刘《西湖诗稿》的《忆西湖》。前者“提出文学作品不应回避共产党员干部身上的缺点、弱点和错误，肯定了小说主人公对生活中消极现象所持的态度”;后者发表不久，就被上海姚文元归入“当前诗歌创作中的不良倾向”，批评诗中的思想情感不健康，大意说有封建士大夫的味道。
　　因为这样的杂文和讽刺诗，邵燕祥宣告他“死在1958”——“1958年2月，我被迫在定案材料上签字，接受定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结论：开除党籍，撤职降级，下放劳动。”
　　在被迫沉默了二十年后，1979年，邵燕祥恢复发表作品的权利，担任中国作协《诗刊》副主编，直到1984年离开。他也和公刘、白桦、流沙河、昌耀等人，被称为“归来的诗人”。山河解冻，清水长流，一个美好的时代，就是诗人有写诗的自由。
　　邵燕祥曾在《生命》一诗中，表达了自己的生之所向。他写道：“人说石林更长久/出现在海水干涸的时候/时间过去了二亿七千万年……不露一丝哀乐的表情/从来不吃人间的烟火/沧桑冷暖，一句话也不说。”但是，他并不愿意做那不朽的石林，而是“与其化为石林而不朽/不如化为一朵浪花随着大海翻腾……”
　　从这样的诗歌中不难看出，他已经从一个热忱书写赞美诗的追随者，转变为一个清醒尖锐的探求者，不断用杂文进行发问、批判与反思。“我曾把自己当战士，想成为为人民歌唱的歌手。现在我不想强调我是战士了，写杂文从一个角度来表达自己的一点意见。”
　　对于杂文写作，邵燕祥曾说：“杂文的灵魂是真理的力量，逻辑的力量。”他的杂文具有鲜明的启蒙理性色彩。由于邵燕祥的写作针砭时弊、直面生活，评论界曾有人称他为“当代鲁迅”。时常阅读《鲁迅全集》的邵燕祥得知后连忙推辞，“鲁迅，无论过去、现在或将来，都只有一个”，但他也承认，自己把鲁迅引为师友，视为知己，高山仰止。
　　“即使魯迅平生只写过一句话，就是‘名列于该杀之林则可，悬梁服毒，是不来的’，我就会终生视他为知己。”1947年秋，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时，邵燕祥正好读到鲁迅的这句话，从此便把它当作座右铭牢记。
　　反右中，老母亲一直担忧他会寻短见。“文革”中，他被关进专政队，“我写过一张字条，托可靠的人捎给妻子。我告诉她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都不会自杀。假如听到我自杀的消息，她一定不能相信。”
　　“我总觉得我的事情会弄清楚的。所谓检讨，所谓交代罪行，我都认真对待。十年，二十年，无论等到何时，哪怕我不在了，我也要让我的档案说话。”“文革”结束后，邵燕祥将这份档案——他人对他的检举揭发，他对自我的讨伐，收进《人生败笔》。序言里，他这样忏悔：“在我，无论违心的或真诚的认罪，条件反射的或处心积虑的翻案，无论揭发别人以划清界限，还是以攻为守的振振有词，今天看来，都是阿时附势、灵魂扭曲的可耻记录。在我，这是可耻的十年。”
　　邵燕祥的杂文也不乏对自己的反省，这点也与鲁迅相似。他在一篇杂文集的附记中写到，如果不能学习鲁迅那种在解剖社会人事的同时也时时解剖自己，而只一味当“手电筒”——光照亮别人，不照自己，只知指手画脚地进行说教，恐怕杂文将失去读者，做人也将失去朋友。
　　在反右运动五十周年时，邵燕祥曾自问，“我是不幸中的幸者，比起已死的人，我活了下来，比起破家的人，我尚有枝可依。”最后得到的答案是，作为幸存的不幸者，他要书写、要记录、要为历史作证。于是便有了之后的《一个戴灰帽子的人》和《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
　　在出版于2014年的《一个戴灰帽子的人》中，邵燕祥以真诚、朴实的笔触回忆了自己1960年至1965年六年的“右派”时光，并大声疾呼，“我们曾经被欺骗，我们也曾经互相欺骗。我们不能再欺骗后人了。”在2016年出版的《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他以亲身经历为基础，记述了1945年至1958年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此时他已八十三岁高龄，仍笔耕不辍，勤奋地、急切地写作着。
　　邵燕祥作为诗人和作家为世人所知，但他并非固步自封于书斋，而是投入极大的热情与朋友知己谈诗论艺、臧否世事，2016年集结成书的《一万句顶一句——邵燕祥序跋集》中，收录了邵燕祥自1982年以来为旧雨新知所著之书撰写的全部序跋。
　　该书的责编、十月文艺出版社的陈玉成曾讲述邵燕祥的情怀与抱负：“作为少年成名的文人，邵燕祥先生以诗名世。而在诗人的盛名之外，邵燕祥先生更是一位极具忧患意识与批评精神的文章大家。在给别人所写的序跋中，不惟是邵老对于他人作品持论公允的品鉴与性情之语，更是一位文化老人在暮年之际，在深刻反思之后写下的警世之言。”
　　邵燕祥曾表示，打捞和抢救历史真相是一项有待更多的人加入的巨大工程。他为之作序作跋的作者，无一不是曾在当年运动中历尽磨难的同辈师友，甚至于后辈陈徒手的《故国人民有所思》一书，八十岁的老先生也不辞艰辛，为之作序。当历史中其人其事的印迹已经变得模糊甚至了无痕迹时，邵燕祥开始在被掩埋的历史中，打捞属于整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并冀望于将这种记忆传承至下一代人的心里。
　　【原载《齐鲁晚报》】
　　插图 / 邵燕祥 / 佚 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