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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古船》与《白鹿原》两部长篇小说都有着对传统文化观念的批判，然而，《古船》在理想主义光晕里走向了对道德中心主义传统的皈依，《白鹿原》却在依恋传统中实现了对道德中心主义的消解。
关键词：《古船》；《白鹿原》；道德中心主义；文化传统批判
中图分类号：I06文献标志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２９１Ｘ（２００８）16－０181－03
《古船》与《白鹿原》被人们当作历史小说来看待、比较，而实际上，这两部小说描写的历史距我们并不遥远。尤其是《古船》，描写的主要是改革开放后的事。不过，这两部小说在某些方面确有不少相似处，如对于现实政治斗争残酷性的描绘；写性爱的疯狂；背景都是文化落后的乡村或小镇等。评论家王晓明先生曾把这两本书加上刘振云的长篇小说《故乡天下黄花》放在一起比较，称为《古船》开辟的“一条新的道路”。因为它们不再“图解某种权威的历史结论，而是表达作者个人的历史见解”。
自然，《古船》与《白鹿原》也有不同之处。从整体上看，这两本书作者的视角不完全相同。同样写家族史，《古船》写了镇上三大家族，尤其立足于隋氏成员对家族辉煌过去的反省，写他们透过刻骨铭心的罪恶感来确立本家族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小说更多的笔墨作用于社会经济、政治现象，乡镇的权力纷争、腥风血雨，尤其是粉丝厂的经营权易手，这些承袭了茅盾中、长篇小说的写作视角特点。表面上看，小说中隋抱朴巨人般的反省、思索是建筑在现代社会科学、阶级分析基础上的，有着“现代”的痕迹；但隋抱朴在反省、道德的自我完善中最终站了起来，走出了古老的磨屋，这一描写又不无矫情之处，透露出作者头脑中有着道德中心主义的传统精神。作为改革者，隋抱朴凭借的只是道德的力量，而缺乏体制变革的思考，他的成功因而也缺乏现实的基础，只是作者乌托邦式的幻觉罢了。这么一来，这部具有政治、经济视角的长篇小说，便有了一个惩恶扬善的道德化结局。而《白鹿原》写朱先生为人慎独正直，廉洁奉公，淡泊名利，在朱先生头上涂抹了一层圣洁的光辉；讴歌族长白嘉轩的勤劳仁慈、恩威并重、德高望重，但最终掩饰不了道德中心主义精神破产的悲哀。这里，小说更关注于社会文化、伦理现象。陈忠实对传统文化精神的赞颂与鞭笞都渗透了老舍式的思考。张炜让他的人物苦思冥想，在算经济账中呕心沥血，在灵魂的拷问中痛苦不堪；陈忠实却把思考留给了读者，让读者在白鹿原的历史变迁中感受惶惑，陷入思想的争吵。《古船》中隋迎之、隋抱朴父子所思考的问题对于读者来说并不成其为问题，因为《共产党宣言》早已有现成的答案，而《白鹿原》提出的问题却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古船》对于隋式父子的刻画不甚自然，尤其是写隋抱朴宗教修行般的自责、走出磨屋的道德自觉，构筑了一个光明的尾巴，这些还带有80年代小说道德化的痕迹。《白鹿原》表面充斥着道德理想主义的色泽，实际却写了道德、伦理中心主义文化的破产，作品有着挽歌般的无奈情绪。从这些方面看，《白鹿原》较之《古船》进了一步，有了更深刻的东西。
无论《古船》中的洼狸镇，还是《白鹿原》中的白鹿村，都有着浓郁的传统文化氛围。然而这两部小说中的人物性格却大不相同。《古船》描写了洼狸镇有三大家族，其中李家历受压制，隋家迅速衰落，赵家成了统治家族。赵多多和四爷爷赵炳狼狈为奸，控制了镇上的政治、经济大权。赵多多为所欲为，坏事做尽，使得人人痛恨。四爷爷赵炳阴险毒辣，却能以伪善博取人们的敬畏，在幕后将洼狸镇玩弄于股掌之上，是镇上的土皇帝。他的巨臀正是其淫威的象征。他深知传统哲学的中庸之道，将事务处置在“不过”的折衷圆通之中，进退自如，稳握权柄。如他在灾荒之年带领族人劫持邻村人运输的萝卜，只抢劫一半，另一半留给了邻村人。这样既抢夺了急需的食物，又避免了最严重的群斗后果，还赢得了仁慈的好名声。四爷爷不同于赵多多，除了虚伪之外，他身上的传统文化色彩使其笼罩了一层迷雾，使人难识庐山真面目。如他借助对隋家兄弟的迫害，趁乱霸占了美丽的隋含章，长期供其享用，名义上还认她作“干女儿”。隋式兄妹处于遭歧视、受压迫的地位，不敢拥有爱情婚姻的自由。隋含章积愤长久，将小剪刀刺进了四爷爷的腹部。四爷爷对此早有预料，此时承认自己对隋家人做得“太过”。四爷爷的折衷精神也妨碍了他对隋含章进一步下毒手，而坐视隋含章的复仇。赵多多和四爷爷都是作为随抱朴的对立面来刻画的，他们的争权夺利与随抱朴道德的自我完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另一角度看，他们的传统意识与随抱朴的现代式思考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只是有趣的是，作者有意批判传统，却又在传统意识引导下张扬了道德中心主义，从而走进了传统的怪圈。
《古船》创作于80年代，不同于《白鹿原》在90年代浓郁的回归传统气氛下的创作。陈忠实在《白鹿原》中重新发现了关中文化观念有极其可贵之处。小说第三十一章写道，随着社会动荡，传统道德遭到破坏，社会风气愈来愈恶化：
到天黑时，开始有本族本村的族人乡党来看望鹿子霖。他们多是一些年长的老者，零零散散地走来问一声安，接着便悲戚地诉说起抓丁派捐的苦楚，大声咒骂本保继任的保长、本联的联保主任以至蒋委员长全是一杆子不通人性的畜牲；对比起来，鹿子霖当乡约和后来当保长的那些年月真是太好了。
《白鹿原》中两个最重要的角色，一是作为家族当权者的族长白嘉轩；一是作为白鹿原文化的代表，传统知识分子朱先生。对这两个人物，作者基本上是作为正面形象来表现的；透过这两个人物，作者对道德、伦理中心主义为特征的白鹿原关中文化作了全面展示。
《白鹿原》既批判传统，又留恋传统，这就有了白嘉轩这样难以进行道德价值评价的人物形象。白嘉轩早先也有抢占好地、种植鸦片的行为，但在朱先生的感召下加强了道德自律，成为白鹿原文化背景下理想的族长。他带领乡民抗击自然灾害，抗议不合理的印章税，在祠堂抽打赌徒，惩治烟鬼，净化了村风。白嘉轩的统治行为也不是无可指责的，如对田小娥的迫害。田小娥本是一弱女子，曾被迫嫁给郭举人做妾。他与黑娃的结合，用现代人的眼光看，是争取婚姻自由和做人资格的勇敢之举，却不容于白嘉轩、朱先生所维护的传统价值观念。著名学者陈思和先生曾提到理解巴金小说《家》中高老太爷行为的方法，这对理解白嘉轩、朱先生等人的性格是有借鉴意义的。他说巴金“并没有直接写到高老太爷的罪恶”，鸣凤、梅、瑞珏“三个女人的死似乎曲曲折折地都与高老太爷有关，但又不是直接的主动的迫害关系。高老太爷在小说里所扮演的只是一个大家庭的创始人，一个恪守道德的旧式老人的角色，他与儿孙们之间不需要也不具备残忍的性格因素，从这个角度来理解高老太爷，就不难理解他临终发善的诚意。但问题也正是在这里，越是那些惨剧与高老太爷的个人品行无关，就越能揭露出封建制度自身的残忍性。”白嘉轩同样如此，他的行为总的来说并非源于品质的恶劣，相反，他的个人品行如同他原本的腰杆一样“正直”。他对女儿白灵婚姻的横加干涉，对田小娥的歧视镇压，都是封建宗法体制内的“正义”行为。陈忠实说“白嘉轩的文化精神里存在它的腐朽的一面”。白嘉轩越是富有“正义”感，其所作所为越是显示出封建宗法体制的残忍和吃人性。作者对这种体制下的道德、伦理本位文化所作的批判由此凸显在读者面前。
《古船》中的李其生、李知常父子是没有地位的科技知识分子形象；歪脖吴是奴才性十足的传统知识分子形象。实际上，真正富有现代知识分子意识的是隋氏父子。隋氏父子有如列夫·托尔斯泰及其笔下的忏悔贵族，从家族辉煌的过去中体味到罪恶。作者干脆赋予他们历史的自觉，让他们的思想穿透未来。隋抱朴更是继承了父亲的思考，超越了个人与家族的利益，最终成为济世的英才。他的历史意识转换为伦理的自觉，磨屋里木雕般的思想者站了起来，肩负着公众的使命走了出去，走进了道德理想主义的光晕里。
对比着看，《白鹿原》中的朱先生却是一个没有现代气息的传统知识分子，仿佛是一个生活在古代的学者，不能理解现代社会。朱先生也有着知识分子的使命感，社会责任感。但他不具备现代学者的批判意识，丝毫不会对宗法制度的合理性有所怀疑、否定，也不会对宗法制度下的伦理道德观念有所怀疑、否定。他所作的只是道德方面的建设、努力和追求，这种追求跳不出传统礼教观念的窠臼。只要看看他对田小娥的切齿痛恨、看看他将田小娥当作妖魔来封杀，就会发现他的道德观念上的印记。作者虽然肯定了朱先生的人品，但并不完全赞同他的追求。小说写道：黑娃成为朱先生的关门弟子，将自己最后一幅题字赠与了他，这幅题字是“学为好人”四个字。“学为好人”典型地体现了道德中心主义的精神信条，它拒绝了对制度文化的反省，拒绝了对现实社会进行深刻批判的科学理性，在现实中只能走向失败和碰壁。势利钻营的白孝文青云直上，“学为好人”的黑娃却最终遭他诬陷成了冤魂，这作为结局的一笔是对黑娃回归传统的否定，也是对传统的道德中心主义文化的消解。实际上，朱先生生前已意识到自己死后的命运，它不可能继续作为新的时代的圣人。他的白鹿书院早就开办不下去了，他出任县立单级师范校长也不到半年就提出了辞呈，原因是自己“只能鉴古，于今人已毫无用处。”
《白鹿原》所描绘的性伦理遭遇的尴尬也很能说明道德中心主义的苍白。在中国，性伦理是传统宗法伦理的重要方面，它因直接关系到以家族血缘为基础的宗法制度的稳固性，备受古代理学家的重视。传统性伦理价值观强调性作为传宗接代工具的意义方面，而忽视直至践踏人的尊严、情爱和自由意志。《白鹿原》许多情节用于揭示这一点。白嘉轩一生娶过七房女人，目的就是为了不断香火。他的母亲对此说得直截了当：“女人不过是糊窗子的纸，破了烂了揭掉了再糊一层新的。死了五个我准备给你再娶五个。家产花光了值得,比没儿没女断了香火给旁人占去心甘。”白嘉轩因三儿子孝义尚无后，曾打算教孝义休妻；后来得知起因是孝义患有不育症，又巧计安排三媳妇勾引兔娃通奸，此时就顾不得三媳妇的贞操了。白嘉轩和他的母亲赵氏作为封建家长，甚至对孝义的大哥孝文与孝文妻房事这样纯粹的个人隐私也要干预。尽管他们在这件事情上着眼于孝文的健康，但孝文的婚事在他16岁时就由白嘉轩一手包办的，埋下了摧残孝文健康的祸根。可见，在这种婚姻制度内，白嘉轩、白赵氏的干预是有合理性的；但这种婚姻制度本身是不合理的。传统性伦理不可救药的缺陷是宗法制度带来的，不能仅靠朱先生式的“慎独”这种道德的自我完善方式来克服。
从深层次看，中国传统文化不同于西方，它缺乏西方文化传统中的科学精神，却多一层人文色彩。西方中世纪在精神上的统治依靠宗教、教会来实现，中国封建社会则依靠伦理道德的约束来实现，这便是道德中心主义形成的历史根源。早在19世纪末中国的文化精英就逐渐意识到，要进入现代社会，必须对文化进行全方位的变革，包括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诸方面的变革。五四先驱们引进西方的民主、科学观念，用以取代传统的以道德中心主义为取向的儒家价值观，正是为了解决后者无法克服的矛盾。但20世纪80—90年代以来，新儒家思想在大陆回潮，他们重新发掘出传统文化的金矿，却忽略了儒家文化不见容于现代社会的本质成分。“文化热”在学术界形成了对传统文化的大讨论，《古船》与《白鹿原》是在这一背景下创作出来的作品，尤其是《白鹿原》，对儒家文化的认识加深了一层。在对待文化的道德中心主义传统方面，两部小说大相径庭，采取了张扬与消解的不同取向，这在两部小说的结尾处表现得最为分明。
参考文献：
[1] 《古船》的道路──漫谈《古船》、《故乡天下黄花》和《白鹿原》[J].当代作家评论，1994，（2）：17-27.
[2]陈思和.巴金研究谈话录[J].上海教育学院学报，1994，（4）.
[3]郑万鹏.《白鹿原》研究[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
关键词：《古船》；《白鹿原》；道德中心主义；文化传统批判
中图分类号：I06文献标志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２９１Ｘ（２００８）16－０181－03
《古船》与《白鹿原》被人们当作历史小说来看待、比较，而实际上，这两部小说描写的历史距我们并不遥远。尤其是《古船》，描写的主要是改革开放后的事。不过，这两部小说在某些方面确有不少相似处，如对于现实政治斗争残酷性的描绘；写性爱的疯狂；背景都是文化落后的乡村或小镇等。评论家王晓明先生曾把这两本书加上刘振云的长篇小说《故乡天下黄花》放在一起比较，称为《古船》开辟的“一条新的道路”。因为它们不再“图解某种权威的历史结论，而是表达作者个人的历史见解”。
自然，《古船》与《白鹿原》也有不同之处。从整体上看，这两本书作者的视角不完全相同。同样写家族史，《古船》写了镇上三大家族，尤其立足于隋氏成员对家族辉煌过去的反省，写他们透过刻骨铭心的罪恶感来确立本家族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小说更多的笔墨作用于社会经济、政治现象，乡镇的权力纷争、腥风血雨，尤其是粉丝厂的经营权易手，这些承袭了茅盾中、长篇小说的写作视角特点。表面上看，小说中隋抱朴巨人般的反省、思索是建筑在现代社会科学、阶级分析基础上的，有着“现代”的痕迹；但隋抱朴在反省、道德的自我完善中最终站了起来，走出了古老的磨屋，这一描写又不无矫情之处，透露出作者头脑中有着道德中心主义的传统精神。作为改革者，隋抱朴凭借的只是道德的力量，而缺乏体制变革的思考，他的成功因而也缺乏现实的基础，只是作者乌托邦式的幻觉罢了。这么一来，这部具有政治、经济视角的长篇小说，便有了一个惩恶扬善的道德化结局。而《白鹿原》写朱先生为人慎独正直，廉洁奉公，淡泊名利，在朱先生头上涂抹了一层圣洁的光辉；讴歌族长白嘉轩的勤劳仁慈、恩威并重、德高望重，但最终掩饰不了道德中心主义精神破产的悲哀。这里，小说更关注于社会文化、伦理现象。陈忠实对传统文化精神的赞颂与鞭笞都渗透了老舍式的思考。张炜让他的人物苦思冥想，在算经济账中呕心沥血，在灵魂的拷问中痛苦不堪；陈忠实却把思考留给了读者，让读者在白鹿原的历史变迁中感受惶惑，陷入思想的争吵。《古船》中隋迎之、隋抱朴父子所思考的问题对于读者来说并不成其为问题，因为《共产党宣言》早已有现成的答案，而《白鹿原》提出的问题却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古船》对于隋式父子的刻画不甚自然，尤其是写隋抱朴宗教修行般的自责、走出磨屋的道德自觉，构筑了一个光明的尾巴，这些还带有80年代小说道德化的痕迹。《白鹿原》表面充斥着道德理想主义的色泽，实际却写了道德、伦理中心主义文化的破产，作品有着挽歌般的无奈情绪。从这些方面看，《白鹿原》较之《古船》进了一步，有了更深刻的东西。
无论《古船》中的洼狸镇，还是《白鹿原》中的白鹿村，都有着浓郁的传统文化氛围。然而这两部小说中的人物性格却大不相同。《古船》描写了洼狸镇有三大家族，其中李家历受压制，隋家迅速衰落，赵家成了统治家族。赵多多和四爷爷赵炳狼狈为奸，控制了镇上的政治、经济大权。赵多多为所欲为，坏事做尽，使得人人痛恨。四爷爷赵炳阴险毒辣，却能以伪善博取人们的敬畏，在幕后将洼狸镇玩弄于股掌之上，是镇上的土皇帝。他的巨臀正是其淫威的象征。他深知传统哲学的中庸之道，将事务处置在“不过”的折衷圆通之中，进退自如，稳握权柄。如他在灾荒之年带领族人劫持邻村人运输的萝卜，只抢劫一半，另一半留给了邻村人。这样既抢夺了急需的食物，又避免了最严重的群斗后果，还赢得了仁慈的好名声。四爷爷不同于赵多多，除了虚伪之外，他身上的传统文化色彩使其笼罩了一层迷雾，使人难识庐山真面目。如他借助对隋家兄弟的迫害，趁乱霸占了美丽的隋含章，长期供其享用，名义上还认她作“干女儿”。隋式兄妹处于遭歧视、受压迫的地位，不敢拥有爱情婚姻的自由。隋含章积愤长久，将小剪刀刺进了四爷爷的腹部。四爷爷对此早有预料，此时承认自己对隋家人做得“太过”。四爷爷的折衷精神也妨碍了他对隋含章进一步下毒手，而坐视隋含章的复仇。赵多多和四爷爷都是作为随抱朴的对立面来刻画的，他们的争权夺利与随抱朴道德的自我完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另一角度看，他们的传统意识与随抱朴的现代式思考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只是有趣的是，作者有意批判传统，却又在传统意识引导下张扬了道德中心主义，从而走进了传统的怪圈。
《古船》创作于80年代，不同于《白鹿原》在90年代浓郁的回归传统气氛下的创作。陈忠实在《白鹿原》中重新发现了关中文化观念有极其可贵之处。小说第三十一章写道，随着社会动荡，传统道德遭到破坏，社会风气愈来愈恶化：
到天黑时，开始有本族本村的族人乡党来看望鹿子霖。他们多是一些年长的老者，零零散散地走来问一声安，接着便悲戚地诉说起抓丁派捐的苦楚，大声咒骂本保继任的保长、本联的联保主任以至蒋委员长全是一杆子不通人性的畜牲；对比起来，鹿子霖当乡约和后来当保长的那些年月真是太好了。
《白鹿原》中两个最重要的角色，一是作为家族当权者的族长白嘉轩；一是作为白鹿原文化的代表，传统知识分子朱先生。对这两个人物，作者基本上是作为正面形象来表现的；透过这两个人物，作者对道德、伦理中心主义为特征的白鹿原关中文化作了全面展示。
《白鹿原》既批判传统，又留恋传统，这就有了白嘉轩这样难以进行道德价值评价的人物形象。白嘉轩早先也有抢占好地、种植鸦片的行为，但在朱先生的感召下加强了道德自律，成为白鹿原文化背景下理想的族长。他带领乡民抗击自然灾害，抗议不合理的印章税，在祠堂抽打赌徒，惩治烟鬼，净化了村风。白嘉轩的统治行为也不是无可指责的，如对田小娥的迫害。田小娥本是一弱女子，曾被迫嫁给郭举人做妾。他与黑娃的结合，用现代人的眼光看，是争取婚姻自由和做人资格的勇敢之举，却不容于白嘉轩、朱先生所维护的传统价值观念。著名学者陈思和先生曾提到理解巴金小说《家》中高老太爷行为的方法，这对理解白嘉轩、朱先生等人的性格是有借鉴意义的。他说巴金“并没有直接写到高老太爷的罪恶”，鸣凤、梅、瑞珏“三个女人的死似乎曲曲折折地都与高老太爷有关，但又不是直接的主动的迫害关系。高老太爷在小说里所扮演的只是一个大家庭的创始人，一个恪守道德的旧式老人的角色，他与儿孙们之间不需要也不具备残忍的性格因素，从这个角度来理解高老太爷，就不难理解他临终发善的诚意。但问题也正是在这里，越是那些惨剧与高老太爷的个人品行无关，就越能揭露出封建制度自身的残忍性。”白嘉轩同样如此，他的行为总的来说并非源于品质的恶劣，相反，他的个人品行如同他原本的腰杆一样“正直”。他对女儿白灵婚姻的横加干涉，对田小娥的歧视镇压，都是封建宗法体制内的“正义”行为。陈忠实说“白嘉轩的文化精神里存在它的腐朽的一面”。白嘉轩越是富有“正义”感，其所作所为越是显示出封建宗法体制的残忍和吃人性。作者对这种体制下的道德、伦理本位文化所作的批判由此凸显在读者面前。
《古船》中的李其生、李知常父子是没有地位的科技知识分子形象；歪脖吴是奴才性十足的传统知识分子形象。实际上，真正富有现代知识分子意识的是隋氏父子。隋氏父子有如列夫·托尔斯泰及其笔下的忏悔贵族，从家族辉煌的过去中体味到罪恶。作者干脆赋予他们历史的自觉，让他们的思想穿透未来。隋抱朴更是继承了父亲的思考，超越了个人与家族的利益，最终成为济世的英才。他的历史意识转换为伦理的自觉，磨屋里木雕般的思想者站了起来，肩负着公众的使命走了出去，走进了道德理想主义的光晕里。
对比着看，《白鹿原》中的朱先生却是一个没有现代气息的传统知识分子，仿佛是一个生活在古代的学者，不能理解现代社会。朱先生也有着知识分子的使命感，社会责任感。但他不具备现代学者的批判意识，丝毫不会对宗法制度的合理性有所怀疑、否定，也不会对宗法制度下的伦理道德观念有所怀疑、否定。他所作的只是道德方面的建设、努力和追求，这种追求跳不出传统礼教观念的窠臼。只要看看他对田小娥的切齿痛恨、看看他将田小娥当作妖魔来封杀，就会发现他的道德观念上的印记。作者虽然肯定了朱先生的人品，但并不完全赞同他的追求。小说写道：黑娃成为朱先生的关门弟子，将自己最后一幅题字赠与了他，这幅题字是“学为好人”四个字。“学为好人”典型地体现了道德中心主义的精神信条，它拒绝了对制度文化的反省，拒绝了对现实社会进行深刻批判的科学理性，在现实中只能走向失败和碰壁。势利钻营的白孝文青云直上，“学为好人”的黑娃却最终遭他诬陷成了冤魂，这作为结局的一笔是对黑娃回归传统的否定，也是对传统的道德中心主义文化的消解。实际上，朱先生生前已意识到自己死后的命运，它不可能继续作为新的时代的圣人。他的白鹿书院早就开办不下去了，他出任县立单级师范校长也不到半年就提出了辞呈，原因是自己“只能鉴古，于今人已毫无用处。”
《白鹿原》所描绘的性伦理遭遇的尴尬也很能说明道德中心主义的苍白。在中国，性伦理是传统宗法伦理的重要方面，它因直接关系到以家族血缘为基础的宗法制度的稳固性，备受古代理学家的重视。传统性伦理价值观强调性作为传宗接代工具的意义方面，而忽视直至践踏人的尊严、情爱和自由意志。《白鹿原》许多情节用于揭示这一点。白嘉轩一生娶过七房女人，目的就是为了不断香火。他的母亲对此说得直截了当：“女人不过是糊窗子的纸，破了烂了揭掉了再糊一层新的。死了五个我准备给你再娶五个。家产花光了值得,比没儿没女断了香火给旁人占去心甘。”白嘉轩因三儿子孝义尚无后，曾打算教孝义休妻；后来得知起因是孝义患有不育症，又巧计安排三媳妇勾引兔娃通奸，此时就顾不得三媳妇的贞操了。白嘉轩和他的母亲赵氏作为封建家长，甚至对孝义的大哥孝文与孝文妻房事这样纯粹的个人隐私也要干预。尽管他们在这件事情上着眼于孝文的健康，但孝文的婚事在他16岁时就由白嘉轩一手包办的，埋下了摧残孝文健康的祸根。可见，在这种婚姻制度内，白嘉轩、白赵氏的干预是有合理性的；但这种婚姻制度本身是不合理的。传统性伦理不可救药的缺陷是宗法制度带来的，不能仅靠朱先生式的“慎独”这种道德的自我完善方式来克服。
从深层次看，中国传统文化不同于西方，它缺乏西方文化传统中的科学精神，却多一层人文色彩。西方中世纪在精神上的统治依靠宗教、教会来实现，中国封建社会则依靠伦理道德的约束来实现，这便是道德中心主义形成的历史根源。早在19世纪末中国的文化精英就逐渐意识到，要进入现代社会，必须对文化进行全方位的变革，包括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诸方面的变革。五四先驱们引进西方的民主、科学观念，用以取代传统的以道德中心主义为取向的儒家价值观，正是为了解决后者无法克服的矛盾。但20世纪80—90年代以来，新儒家思想在大陆回潮，他们重新发掘出传统文化的金矿，却忽略了儒家文化不见容于现代社会的本质成分。“文化热”在学术界形成了对传统文化的大讨论，《古船》与《白鹿原》是在这一背景下创作出来的作品，尤其是《白鹿原》，对儒家文化的认识加深了一层。在对待文化的道德中心主义传统方面，两部小说大相径庭，采取了张扬与消解的不同取向，这在两部小说的结尾处表现得最为分明。
参考文献：
[1] 《古船》的道路──漫谈《古船》、《故乡天下黄花》和《白鹿原》[J].当代作家评论，1994，（2）：17-27.
[2]陈思和.巴金研究谈话录[J].上海教育学院学报，1994，（4）.
[3]郑万鹏.《白鹿原》研究[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