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部地区县域经济的包容性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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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县是国家政权结构的基本单元,国家政权行使和行政管理的基础,县对上是宏观经济政策的贯彻者和执行者,对下是县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组织者和操作者。县域经济是以县级政权为调控主体,以发展本地经济为宗旨的区域性经济,实施县域经济包容性增长“双向三化一体”发展路径,必将历史性地一揽子解决集多民族、山区、贫困为一体的广大中西部扶贫开发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
  关键词:县域经济;包容性增长;双向三化一体;寻甸
  中图分类号:F2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5-0062-07
  
  县域经济是以县级政权为调控主体,以发展本地经济为宗旨的区域性经济,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和政策的基本操作平台和实施平台。县域经济处于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宏观与微观的连接点,作为国民经济最基本的单元和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要素,整个国民经济总量及其增长速度与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县域经济的发展。实施县域经济包容性增长“双向三化一体”发展路径,既系统组合了国内县域经济发展的成功模式,又形成了具有广大中西部地区特色的经济社会发展政策体系,必将历史性地一揽子解决集多民族、山区、贫困为一体的广大中西部国家级扶贫开发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本文以云南省昆明市寻甸县作为样本进行分析。
  一、对云南省昆明市寻甸县县域
  经济发展样本的分析 寻甸县地处中国西部地区,是一个集多民族、山区、贫困为一体的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民族自治县、革命老区县,贫困程度深、贫困面广、贫困时间长、市场化程度低,传统农业规模较大,产业化经营程度不高,经济总量小,属典型的农业县,其自然、社会、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特点是广大中西部地区共同的表现。为实现县域经济的包容性增长,以寻甸县县域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信息化、国际化、生态化发展水平作为样本进行分析具有代表性。
  (一)对工业化水平的评估
  钱纳里等发展经济学家认为,使用人均收入指标可以判断经济的发展水平[1](P71)。按照不同收入水平,经济发展可划分为初级产品生产、工业化及发达经济三个阶段。从人均GDP来看,2006年,寻甸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4055元,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2006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512美元①,与钱纳里对经济发展阶段划分标准相比,寻甸工业化水平低于初级产品生产阶段。
  工业化过程的基本特征是产值结构的工业化和劳动力结构的工业化,即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逐渐提高,并且成为吸纳劳动力的主要载体。2006年,寻甸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512美元,寻甸三次产业结构和三次产业吸收劳动力结构之比分别为37∶ 23∶ 40和771∶ 62∶167。这与赛尔奎因和钱纳里模式和钱纳里、埃尔金顿和西斯姆模式计算的394∶ 282∶ 324和651∶ 132∶ 217理想值还有很大差距。按1996年汇率计算,2003年云南省人均GDP为699美元,而寻甸人均GDP即使在2006年也仅为488美元。就云南省而言,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三次产业结构比重以及三次产业所吸纳的劳动力分布结构优于寻甸,寻甸还尚未进入初级产品生产阶段,工业化程度远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二)对城镇化水平的评估
  城镇化水平是国际上通行的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城镇化程度的重要指标,城镇化率的测算方法很多,就国内而言,一般使用人口比重指标法和城镇土地利用比重指标法按照2006年平均价格和平均汇率计算。。这里使用非农业人口比重指标法,然后以城镇非农业人口为基础,使用调整系数,评估城镇化的水平。
  测算方法一:
  U=[Pa/(Pb+Pa)]×100%=(Pa/N)×100%
  U表示城镇化水平,Pa表示非农业人口,Pb表示农业人口,N表示区域总人口即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之和。
  测算方法二:
  U=(Pu/N) ×100%=(Pn/K)/K×100%,Pu=Pn/K
  U表示城镇化水平,Pu表示城镇人口,Pn表示城镇非农业人口。K为城镇非农业人口比重系数,根据测算,寻甸的系数为0725。
  测算方法三:
  U=(Pu/N) ×100%=[(Pn/K)+C×Pn]×100%
  Pu=(Pn/K)+C×Pn
  U表示城镇化水平,Pu表示城镇人口,Pn表示城镇非农业人口,K为城镇非农业人口比重。C为流动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例系数。根据测算,寻甸的参数为1∶ 10。
  R.诺瑟姆认为,使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这一指标,城镇化可划分为初期、中期与后期三个阶段,城镇人口所占比重分别为30%以下、30%至70%以及70%以上三个区间。分别按上述三种方法测算,2006年寻甸城镇化率为66%、67%和4%,与理论区间值相比,寻甸城镇化水平仍处于城镇化初期阶段的低级水平上。这个数据既低于云南省的平均水平,也低于昆明市591%的水平。
  (三)对市场化水平的评估
  以美国传统基金会和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权威性经济自由度指数、樊纲等的“市场化”指标综合,建立可测度市场化的8个指标体系测算(见表1)。
  
  表1 寻甸市场化指标体系测算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政府规范化行为
  (02) 财政收入的
  合理分配 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指标1∶ 010)科技投入占GDP比重(指标2∶ 01)(大于2%)
  经济主体自由化
  (050) 非国有化程度第三
  产业发展程度 非国有企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员数(指标3∶ 0125)非国有企业收入占GDP比重(指标4∶ 0125)非公经济占GDP比重(指标6∶ 0125)第三产业占GDP比重(指标5∶ 0125)
  市场公平化(02) 城乡纯收入差异 农民纯收入占城镇可支配收入比重(指标7∶ 02)(100%)   市场法律制
  度环境(01) 维护市场环境 律师人数占当地人口比(指标8∶ 01)(大于5%)
  在所用的指标中,有的指标为正向的指标,有的为负向的指标,在进行主成分分析前对指标进行一致化。
  对于正向指标的一致化,计算公式如下:
  第j个指标得分=(Xj-XMIN)/(XMAX-XMIN),其中原始数据越大,得分越高;
  对于负向指标,计算公式如下:
  第j个指标得分=(XMAX-Xj)/(XMAX-XMIN),其中原始数据越大,其得分越低。指标的得分乘以它们各自的权重可得到各个指标的得分。为减少人为因素,对于权重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适当的根据主成分分析调整权重,使得权重更加贴合实际。
  根据分析,8个指标中财政收入占GDP比重(010),科技投入占GDP比重(010)(大于2%),律师人数占当地人口比重(01)(大于5%),模型结论: 2004—2008年的市场化水平分别是0313、0316、0332、0343、0348,市场化水平尽管在不断上升,但上升比例不大,从2004—2008年总共才上升0035,即35%,每年仅以07%的速度上升,按“十二五”规划目标,要想在2015年达到60%的水平,必须每年以315%的速度上升。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水平而言,县域经济面临的结构性障碍,不仅造成自身所具有禀赋的优势资源闲置,而且制约了市场机制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如何让市场化快速发展,必须从政府规范化行为(02)、市场法律制度环境(01)两个大指标上着手。
  (四)对国际化水平的评估
  国际化测评指标体系是描述、衡量、分析发展国际化程度的尺度,可从外贸依存度、R&D(研究与开发)投资占GDP比重、人文发展指数(HDI)、人均住房使用面积、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信息化综合指数为综合性指标、航空港年旅客吞吐量、空气综合污染指数(P)以及反映国际开放交流程度的指标(包括国际旅游业的发展水平、地区年举办国际会议次数等)说明。
  计算表明:(1)经济外向度:进出口总额/GDP。2007年实现进口总额72万美元,出口总额110万美元。182万美元/231422万元,以2007年12月31日人民币对美元当日牌价100美元=73192元人民币,换算182万美元=13321万人民币,13321/231422=00577%。(2)外商直接投资占本地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外商直接投资额/本地固定资产投资比重。2007年外商直接投资额:2724万元,固定资产投资额:155528万元。2724/155528=175%。(3)入境游客占本地人口比重:029%,该数值是以2009年的数据计算。(4)文化产业占GDP比重:文化产业产值/GDP=1435/231422=00062(数据来源:寻甸县委办公室、《寻甸县统计年鉴》)。结果显示,寻甸县域经济越来越多地参与了国际竞争,但国际化水平发展还处在初级的初级阶段。
  (五)对信息化水平的评估
  根据信息化综合指数法(CIIC),中国国家信息化指标体系设置为五大类20项指标。
  根据李道亮《中国农村信息化发展报告2007》关于指标体系的测算方法,对2005~2007年寻甸县农村每百户拥有电视机数、农村每百户拥有固定电话数、农村每百户拥有移动电话数、农村每百户拥有收录机数、农村每百户拥有家用计算机数、各地区乡村人口信息传输及计算机服务与软件业的从业人数、已通邮的行政村比重七个农村信息化水平评估指标的权重进行了定义。
  比较看出:寻甸仅为2645,还达不到云南省平均水平。从城市和农村分别对居民的信息消费品比较得出,信息化水平受制约的原因还是在农村,在于人口比例过大、城镇化水平偏低、阻碍了信息化水平的提高。
  (六)对生态化水平的评估
  根据通行指标体系,结合实际建立生态化测评指标体系,用主成分分析法,先实现指标的简化,对指标进行一致化分析。对指标归一化后,在MATLAB里进行分析,得出各个三级指标所占的比重,对三级指标进行精简。
  对三级指标的计算:
  当指标越小越好时:当AI>BI时 ,XI=2-AI/BI;当AI 当指标越接近越好时:当AI>BI时,XI=2-AI/BI,当AI 当指标越大越好时:当AI>BI时,XI=1 ;当AI AI为现状指标数值,BI为指标标准数值。
  对二级指标的计算:
  将所包含的三级指标的数值乘以各自的权重,然后加总,得到二级指标的数值,类似的得出一级指标和综合指标的数值。
  
  表2 寻甸与昆明市主要指标比较表
  
  2008年指标比较 权重 达标
  值 昆明市
  实现值 寻甸
  实现值 昆明实
  现程度 寻甸实
  现程度
  单位GDP耗能(吨标准煤/万元) 002 ≤084 1345 2656 16012 3162
  森林覆盖率(%) 002 55 4505 4163 08191 07569
  城市绿化覆盖率(%) 002 46 3968 3074 08626 06683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平方米) 002 14 1016 1171 07257 08364
  城市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 002 85 7464 10 08787 01176
  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处理率(%) 002 95 100 20 10000 02105
  从表2看,在生态化的6个主要评价指标中,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超过了昆明,保护生态环境的任务较为艰巨。
  (七)寻甸与昆明市“十二五”规划发展目标的比较评估
  为实现县域经济的包容性增长,需要与昆明市发展规划目标进行对比。   通过计算,在“综合性指标”中“发展水平”的人均GDP 、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3个分指标上,昆明市合计为127,寻甸合计为072,仅为全市平均水平的567%,在“发展水平”上几乎落后一半;在工业化6个指标中,有数据可比较的4个指标都低于昆明市平均水平;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生态化指标显示,寻甸必须研究并实施合理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
  二、“双向三化一体”模式实现县域经济
  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实践探索 (一)包容性增长与县域经济的体制机制
  林毅夫、蔡昉等在分析中国经济过去30年增长的特点、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和所带来的问题及挑战以后认为:通过实现“共享式增长”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政策选择。胡锦涛指出:“实现包容性增长”是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价值导向,中国及世界现有的发展方式、发展模式都需要改变,是不可持续的,要包容性增长。“包容性增长”的核心就是要消除贫困者权利的贫困和所面临的社会排斥,实现机会平等和公平参与,使包括贫困人口在内的所有群体均能参与经济增长、为之做出贡献、分享增长的成果,实现包容性发展。胡锦涛:《深化交流合作、实现包容性增长》,2010年9月16日,在第五届APEC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致辞。决策者所要做的是努力消除市场失效及不合理制度安排、权力分配所导致的管治失效和社会排斥,为贫困人口、尤其是对贫困家庭的下一代培育和提升人力资本、参与经济增长提供必要的教育、健康等公共服务,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并为那些因先天条件限制而致贫或确实无法通过自身努力而脱贫的群体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2]
  县域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的转变是国家经济增长发展方式转变的基础,中国县级行政体制设置的制度体制特性决定了县域经济发展的特殊路径。中国的县域经济具有制度属性和本质特性,不完全等同于区域经济的具有地域特点的特殊经济体,特别是在工业化水平较低、城镇化条件较差、市场经济主体普遍较弱的情况下,县域政府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职能和能动性作用十分重要,县域经济发展更应该选择“包容性增长”方式。只有注重县域经济发展方式,通过县域经济关系的改革和创新,才能促进县域生产力发展和县域经济发展。经济理论和实践反复证明,制度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区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制度的规划,区域内制度的制定和实施离不开政府职能的发挥。制度的适时调整可以大力促进经济发展,好的制度可以有效促进经济发展。在整个区域制度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只有坚持政府的主导作用,适时制定各种有效的区域发展规划和制度,突出政府的宏观调控和经济干预作用,让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和管理社会的职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才能为区域经济的发展创造有利的宏观环境,才能推动县域经济率先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跨越发展,才能形成富有特色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
  中国现有的行政体制国家政权结构实际设置,是五级党委、五级政府、五级人大、四级政协、四级法院、四级检察院的制度体制结构和运作机制,[3]这种制度体制结构及其机制每上或下一个层级,情况千差万别。党中央出台的方针、政策,全国人大颁布的法律,国务院出台的条例、政策,全国政协社情民意的提案、议案、政策建议,往往是在全国求共性、求普遍性规律。国家层级之下的每一级组织机构及其制度体制机制,都要从自身的实际出发,在对上、下层级找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民生的平衡点、结合点。如果每一个地区仅满足于全国的平衡点、结合部,那就容易走过场、搞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那样的地方肯定落后。
  温家宝指出:“农村的发展,县委、政府是关键。”县位居五级政府结构中的第四级,上面有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市(州)委、市(州)政府等三级;下面有乡镇一级,乡镇以下有村寨社区自治组织。与县级行政体制同级的行政组织还有县级市和县级区。由于县与县级市(区)在国家行政组织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并体现了县域经济具有的特殊性,其特殊性表现为县域经济具有农业性、地域性、层次性、综合性、集散性、不平衡性等特征。在全国的上位法和上位方针政策下,县级如何自主创新制度体制机制,这对地方政权和领导者来说是一个考验,立法是自上而下的,制度创新是自下而上的,当中最重要、最管用、最能影响县域经济发展的结合点是地方政府据此制定的政策和地方性法规。[4](P36)在体制转轨、机制转换、社会转型、功能转变和制度创新的条件下,县这一级如何找好对上负责、对下负责,找准宏观与微观的结合点、广度与深度的结合点、务实与务虚的结合点、一般与特殊的结合点,是一个重大课题。 [4](P55)统筹城乡区域发展,重点在城市,难点在农村,关键在体制,责任在政府。[5](P17)
  (二)县域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双向三化一体”模式
  由于资源禀赋、制度结构和文化背景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以及地理区位不同,中国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出现了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苏南模式以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为特色;温州模式以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为特征;珠江模式依托“三资企业”带动县域经济发展;义乌模式以兴办专业市场带动县域经济发展;济源模式以县属工业推动县域经济发展;晋城模式以开发资源促进发展;农安模式以农业产业化经营带动县域经济发展。
  中国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及更广大的区域,需要强化“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以下简称“三化”)的基础和力量来发展地区经济,服务、消化、带动“农业、农村、农民”(以下简称“三农”)的发展,通过打牢“三化”的基础,壮大“三化”的力量,强化“三化”的带动力、服务力、支撑力,运化“三化”化“三农”,带动“三农”,服务“三农”,实现县域经济的包容性增长的发展,就是通过“三化”发展“三农”,带动“三农”,服务“三农”;[6](P17)“三农”自身通过实现“农业的新型工业化、农村的新型城镇化、农民的新市民化”,使各生产要素和资源在工农产业之间、职业之间、城乡之间、市民与农民之间在制度体制机制大道上自由自主流动,形成一体化的有机整体,实现工农一体化、城乡一体化、市民农民一体化的有机统一。“双向三化一体”的一向就是通过“三化”消化、带动、服务“三农”;“双向三化一体”中的另一向,就是“三农”主动承接“三化”,走“农业的新型工业化、农村的新型城镇化、农民的新市民化”。农业的新型工业化就是农业通过产业化、规模化、商品化、资本化、现代化1951年,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首次使用“现代化”一词描述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特征。国内外专家普遍认为,现代化是指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达到、保持及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历史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人们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的深刻变化。现代化进程发端于西欧,然后传导至北美和其他地区。20世纪开始,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国家也先后开始了现代化进程。从18世纪到21世纪,世界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次现代化的典型特征是工业化、城市化和民主化;第二次现代化的典型特征是知识化、信息化和全球化。中国科学院发布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9)》显示,2007年,上海和北京两个地区已经完成第一次现代化;天津、浙江等15个地区基本实现第一次现代化;云南第一次现代化实现程度仅为741%,排名全国倒数第一。的路子,实现农业工业化;农村的新型城(市)镇化就是通过信息化建设、生态化发展,提升农村通路、通水、通电、通讯、通网络等基础设施和公共工程的质量水平、发展能力,实现全域城(市)镇化、信息化;农民的新市民化就是二、三产业为农村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实行劳动力转移,土地流转,规模经营,以“三化”为载体,教育培训农民,从事非农职业,农民变为产业工人,使农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现代化。“三化”化“三农” ,带动“三农”,服务“三农”,与“三农”自身的“农业的新型工业化、农村的新型城(市)镇化、农民的新市民化”相互促进,互通互化,系统化、具体化、制度化实现工农一体化、城乡一体化、农民与市民一体化的统筹城乡发展目标。   县域经济包容性增长“双向三化一体”发展进程是自然进程与社会进程统一的进化过程,其一体化是自发成长与自觉促进的统一进程。“一体化”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制度、体制、机制的“一体化”,即通过制度化、体制化、机制化等社会政策环境的“一体化”,加速促进欠发达地区特别是广大中西部地区县域经济科学发展新跨越;二是通过发展目标的“一体化”促进和保障“工农一体化”、“城乡一体化”、“农民和市民一体化”的最终实现。“一体化”就是坚持“三化”化“三农”、带动“三农”、服务“三农”的主体作用,以工业化化农业,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以城市化化农村,促进农村土地流转;以市场化化农民,促进农民的市民化。通过工业反哺农业,促进工农一体化;城市支持农村发展,促进城乡一体化;政策倾斜支持和扶持农民,促进农民市民一体化,通过县域经济包容性“双向三化一体”的发展,最终走向工业与农业的产业一体化发展;城市与农村经济的一体化发展;农民与市民在社会保障、社会生活等方面的一体化统筹。值得注意的是,劳动力转移、土地流转、农民市民化三者的秩序不能混乱,必须依次进行,只有先行劳动力转移,才能实施土地流转,只有劳动力转移和土地流转顺利进行后才能为实现农民市民化提供条件。[4](P20)
  (三)寻甸实施县域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双向三化一体”模式成效
  2005—2010年,寻甸实施县域经济包容性增长“双向三化一体”发展战略以来,地区生产总值从1762亿元增加到3832亿元,年均增长127%,完成“十一五”规划目标的1094%,是2005年的22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3559元增加到7901元,年均增长133%;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从098亿元增加到342亿元,年均增长283%,完成“十一五”规划目标的1797%,是2005年的36倍;财政支出从43299亿元增加到143704亿元,是2005年的33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从919亿元增加到4123亿元,年均增长35%,完成“十一五”规划目标的124%,是2005年的45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485亿元增加到1281亿元,年均增长215%,是2005年的26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9152元增加到15324元,年均增长109%,完成“十一五”规划目标的1137%,是2005年的17倍;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890元增加到3497元,年均增加88%,完成“十一五”规划目标的1118%,是2005年的18倍;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从13亿元增加到455亿元,是2005年的35倍;引进项目229个,实际到位市外资金509亿元,实际利用外资11141万美元;节能减排成效显著,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万元增加值能耗连年下降。完成工业固定资产投资191亿元,工业总产值从2005年974亿元增加到2010的388亿元,年均增长318%,是2005年的4倍;工业增加值从272亿元增加到958亿元,年均增加201%,是2005年的35倍。
  寻甸县顺利实现地方一般收入3年倍增计划、地区总产值4年倍增计划,成为云南省40个工业发展重点县和8个省级特色产业园区之一。
  三、实现县域经济包容性增长,推动“双向
  三化一体”发展模式实施的思路 理论实践表明,为实现县域经济包容性增长“双向三化一体”发展模式,广大中西部地区必须牢固树立“贻误机遇就是犯罪,坚持发展才是为民”的观念,大力解放思想,大气改革开放,全力加速工业化,强力突破城镇化,奋力拓展市场化,认真落实既系统组合国内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又形成具有自身特质的县域经济发展工作体系。数着数字,在接着干好中发展;量着脚步,在努力干快中和谐,全面实现县域经济的包容性增长目标。
  (一)大力解放思想,大气改革开放,为县域经济包容性增长确立思想基础
  解放思想就是解放行动。解放思想不仅是一个思想认识问题,而且是发展思路和工作方法问题,更是实践问题和行动问题。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思想解放的程度决定工作推进的力度,广大中西部地区只有大力解放思想,大气改革开放,才能真正实现由解放思想到解放实践,由解放实践到解放政策,由解放政策到解放制度的转变。必须以解放思想作为起点,以解放行动贯穿始终,在解放思想中全面体现科学发展观。
  (二)强力突破城镇化、全力加速工业化、奋力拓展市场化,为县域经济包容性增长提供坚实的物质支撑
  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是县域经济的发展主题和方向,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城市化的内涵、农业产业化的动力、社会文明化的灵魂,是推进生产生活方式变革、改变农耕社会的助推器和大熔炉。工业化具有财富积累率高、产业关联度高、利润率高、税费率高、就业率高的特点,必须把工业作为加快发展的关键,使工业发展和招商引资成为促进县域经济包容性增长不可或缺的原动力。[7](P55)加快工业化进程,努力提升工业化水平,使工业经济成为县域经济的主体,为提高城镇化水平、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优化县域经济结构、提高县域综合经济实力创造条件,为市场化提供支撑。
  (三)大力推进可持续发展,确保县域经济包容性增长的科学实施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解放生产力,提升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牢固树立“绿化是第一环境、第一基础设施、第一生态要素、第一景观要素”的理念,把园林绿化和生态环境建设工作当成提高县域经济发展竞争力的法宝。要广泛动员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生态建设,坚决贯彻在作出发展决策时,优先考虑环境影响;在编制发展规划时,优先编制环保规划;在调整经济结构时,优先发展清洁产业;在建设公共设施时,优先安排环保设施;在新上投资项目时,优先进行环保评估;在增加公共财政支出时,优先增加环保开支;在考虑发展政绩时,优先考虑环保指标。制定出合理利用现有资源的长远规划,优化资源配置,走新型工业化道路。[8](P14)
  (四)大力推进社会事业,为县域经济包容性增长提供和谐发展的基础   各项社会事业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要大力推进教育、卫生改革、大力加快发展民办教育、卫生事业的进程,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加大“两后双百”培训力度,[8](P18)为富余劳动力在第一时间实现转移就业。
  (五)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为县域经济包容性增长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
  强化党委领导经济、政府管理经济、部门服务经济的职能,充分发挥党委领导的工业发展委员会、城乡规划建设委员会、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环境保护委员会、行政效能监察委员会的作用,从制度上推进党委执政、人大督政、政府行政、政协参政、群众评政。[8]以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为重点,切实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建立反腐长效机制,健全惩防腐败体系的考核、评价和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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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仇和.中共昆明市委宣传部:领导干部学习资料(一)[Z].2010.
  [6]仇和.中共昆明市委宣传部:领导干部学习资料[Z].2009.
  [7]仇和.中共昆明市委宣传部:领导干部学习资料(十四)[Z].2009.
  [8]仇和.中共昆明市委宣传部:领导干部学习资料(二)[Z].2009.
  The Inclusive Growth of County Economy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Exemplified by Xundian County of Kunming, Yunnan
  LIU Rong, HE Jing-zhong, YANG Zhi-yin, LAN Liang-ping
  Abstract:County is the base unit of government structure of a country. It is also the foundation of the regime exercis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of a country. It is the county that implements the macroeconomic policies on behalf of the country. County is the organizer and operator of county econom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regulation and control at the county level, the county economy is a form of regional economy which aims to promote the local economic growth. If the approach of inclusive growth in terms of “Organic Bidirectional and Three Standardizations” is carried out, the problem of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se regions will be solved once and for all.
  Keywords:county economy; inclusive growth; “Organic Bidirectional and Three Standardizations”; Xundian County
  〔责任编辑:黎 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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