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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开生面让抽象的
“文化”概念舞动起来
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教授，走过“文化苦旅”，开创“文化大散文”之新风，如今放谈“文化”，充满激情，凸显凝重，启迪读者。日前推出的新作《何谓文化》，凝练出世界上最为简短学理的定义——“文化，是一种包含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生态共同体。它通过积累和引导，创建集体人格。”余秋雨教授是当代伟大的文化学者之佼佼者，“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思维睿智，著作等身，《文化苦旅》让读者《千年一叹》，《行者无疆》让人透视《吾家秘史》，《霜冷长河》预示《极品中国》……余秋雨教授最有资格申论“文化”。
教科书或词典里对“文化”的解读：从广义上讲，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上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每个社会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并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巨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随着民族的产生和发展，“文化”具有民族性，通过民族形式的发展，形成民族的传统。社会物质发展的历史连续性是文化发展连续性的基础。我辈耳熟能详的“文化”内涵是——“无产阶级文化是批判地继承人类历史优秀文化遗产和总结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经验而创造发展起来的”，即“先进的文化”。通常说的“文化”，简言之，系指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
初暼《何谓文化》的书名，似嫌题目真够大，望书名而生畏；可是迅速翻阅过后，却爱不释手，原来秋雨教授用他惯用的“理性思维”、“感人体悟”、“生动事例”，加之独有的“大散文手笔”，让抽象的“文化”舞动起来。正像一位记者所评说，余秋雨教授从“学理、生命、大地、古典”四个方面解读“何谓文化”，是他二十年来思索和行走的重要收获。拜读完《何谓文化》，豁然开朗，“文化其实就在我们自己身上，每个人都是文化人，你只要表现非常好的文化风范，周边也会受到影响”。“文化的最终目标是在人世间普及爱和善良”。“以爱和善良为目标，那么，文化的精神价值、生活方式和集体人格，都会因为这个隐藏的光源而晶莹剔透”。值得深思的是，“儒家文化宣示的非常堂皇却分析不多，而佛教文化却建立了一个更精密的精神架构”。用洋人雨果的话说，“善良是精神世界的太阳”。
在博览群书考察世界中
总结中华文化特点
秋雨教授读书的广度和深度即“读万卷书”，考察世界的毅力和兴趣即“行万里路”，是当今学者圈里屈指可数的“大家”。秋雨自白，“我的文化课程，部分完成于课堂，部分完成于书房，而更重要的部分，则完成于一个个遗迹废墟，和一个个救灾现场”。先生的感悟是——“由于文化是一种精神价值、生活方式和集体人格，因此任何一个经济社会里它都具有归结性的意义”。秋雨教授为我们归纳了当今世界学者们的共识，可资借鉴。诸如：“一个社会不管发达或不发达，表面上看起来是经济形态，实质上是文化心态”；“经济活动的起点和终点，都是文化”；“经济发展本质上是一个文化过程”；“赚钱最终目的不是为了衣食，而是为了荣誉、安全、自由、幸福，这一些都是文化命题”……秋雨教授特别提醒我们，说这些话的人，大多是经济学家，而不是文化学者。他们不深刻，却是明白人。
沿着这个理念想开去，我们终于承认：文化的最终目标，是在人世间普及爱和善良。因之，如果以爱和善良为目标，文化的精神价值、生活方式和集体人格，全会因为这个隐藏的光源而晶莹剔透。中国儒家思想的精华也正在于“仁者爱人”，“爱人者恒爱之”，“与人为善”，“止于至善”。可见，中华文化和世界各民族的文化有天然的相通之处。因之，人类的“存活之道，繁衍之道，发展之道，必然包含着大爱之道、善良之道”。西方文化的箴言是“善良是精神世界的太阳”。太阳的“正能量”就是“普适价值”。让我们惊喜且心悦诚服的是秋雨在诠释文化“古典的回答”中，潜心今译《心经》，那流畅的文字——去吧，去，到彼岸去。大家都去，赶快觉悟。——让我顿悟，在彷徨中寻觅空门的佛学，追求在“精神彼岸”建立一处净土，“人之为人，在本性上潜藏着善良的种子”。让人看到“佛教文化建立了一个更精密的精神架构”。
余秋雨教授把中国文化的特性总结为“三道”，即“礼仪之道”、“君子之道”和“中庸之道”。所谓“礼仪之道”是一种“社会模式”。简言之是一种便于国定、便于实行、便于审视、便于继承的生活化了的文化仪式。孔子主张的“克己复礼”，正是教人们奉公守法；荀子认为“礼者，人道之极也”。所谓“君子之道”是一种“人格模式”。是治国不成退而求其次的奋斗目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秋雨的笔下，“修身是出发点，谁知辛苦到后来，治国、平天下的计划基本落空，因此，由出发点又变成目的地。他们修身的模型就是君子。”所谓“中庸之道”是一种“行为模式”。秋雨认为，中庸哲学经由儒家和道家的深刻论述和实践，已经成为国人的基本行为模式，与世界上其它一些地方一直在痴迷的宗教极端主义和军事扩张主义形成鲜明的对照。“中庸之道”在一次次巨大灾难中起到了关键的缓冲作用、阻爆作用和疗伤作用，既保全了自己，又维护了世界。
透视中国文化弊病
和描述当前文化隐忧
余秋雨教授善于在批判中继承中华文化的精髓。“中国文化体量大、寿命长，弊病当然很多”。秋雨在分析中国文化的“三道”后，又对应地指出中国文化的“三弱”。
中国文化的第一个弱项是“疏于公共空间”。中国的读书人尤其是入“仕”后，历来强调“上对得起社稷朝廷，下对得起家庭亲情”，追求标榜“忠孝两全”。于是才有“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箴言，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天下”，也只是言指“朝廷”而已。一个“疏于公共空间”的社会，必然导致一言堂、禁言、失声，“一言九鼎”不过是“朕即是真理”的别名。近代史上的“蒋家王朝”正是“疏于公共空间”，坚持“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党军”的独裁统治而导致灭亡被人民唾弃。 中国文化的第二个弱项是“疏于实证意识”。实证意识即科学思维。一位美籍华人史学家说，中国历史最大的弊端是“缺少数字化管理”。一个国家的统计数字若不准确，乃至于造假，一切都将“不堪回首”。秋雨教授沉重无奈地指出，“假货哪个国家都有，但中国祸害最大；谣言哪个国家都有，但中国伤害最深。这是因为，中国文化不具备发现虚假、抵制伪造、消除谣言的机制和程序。”秋雨为当今的谎话世象画像，“造谣无责，传谣无阻；中谣无助，辟谣无路；驳谣无效，破谣无趣；老谣方去，新谣接续。”实证意识是当今社会克服“只问忠奸，不问真假”，“只求轰动，不求是非”，“从众心态，抹杀真理”的一剂苦口良药，我们捏着鼻子也要吞服下去！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
中国文化的第三个弱项是“疏于法制观念”。秋雨教授声称自己不是从政治角度，而是从文化角度来论述这个问题。其实，触类旁通，我们姑且躲开“宪政”这个不为一些政客接受的名词，就文化而言，也是极其有启迪和教益的。秋雨教授说：中国文化对法律观念的疏淡，严重影响广大民众快速进入现代文明。让人担忧的是，现在有很多官员还在忙着表演离开法制程序的所谓“亲民”举动，把上访看作起诉，以调解替代审判，用金钱慰抚非法，结果，法律被贬，正义蒙尘，凶者得利，善者受损。更严重的是，不少活跃在传媒和网络上的文人还把自己的喧闹围啄当作“民间法庭”。其实，中外历史都证明，世间一切“民间法庭”都是对法律的最大破坏。
在余秋雨教授的笔端勾勒出改革开放近年来中国文化的进步。主要是：由于30年来“注重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生活”的成功实践，比较充分地普及了“民生文化”。由于改革开放，文化视野开拓，比较有效地普及了“多元文化”。由于一次次全民救灾的行动，在中国史无前例地普及了“生命文化”。当然，“民生文化”的加固有待于体制的改革，“多元文化”的拓展有待于民主进程的推进，“生命文化”的普及有待于“宗教精神”的重建。
余秋雨教授对当前文化的隐忧更值得重视。一是，“复古文化正在冲击着创新文化”。秋雨教授纵览电视、报刊，竟然发现“永远在大做文章的还是一千年前的枭雄心计、七百年前的宫门是非，以及古人之争、古墓之争、老戏重拍。“复古文化的极度自信的背后隐藏着极度的不自信”。因为这股风潮降低了中国文化与世界上其它文化进行平等对话的可能，只是自言自语、自娱自乐、自产自销、自迷自醉。这是中国文化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倒退。二是，“民粹文化正在冲击着理性文化”。民粹似民主，却绝不是民主。民粹的泛滥，是对民主的惩罚，但是这种惩罚唤不来民主。民粹对民主的损害，甚至超过专制。秋雨教授对时下的“海选”不以为然，“海选”是社会上部分爱热闹的年轻人的短期游戏，与艺术高低没有关系。不管哪个时代、哪个国家，文化艺术一旦受控于民粹主义，很快就会从惊人的热闹走向惊人的低俗，然后走向惊人的荒凉。三是，“文化的损耗机制仍然强于建设机制”。秋雨教授入木三分地批判当下的一些怪现状：文化的官场化、行政化，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中国大陆一层层“领导”文化的部、委、局，以及“文联”、“作协”这样的官方机构中。秋雨疾呼，“我企盼政府尽快与大多数文化传媒脱钩，使它们不再享有特权，随之也能受到法律的监督和惩处。”
尽管余秋雨教授亮出了“三个隐忧”的心底，却对中国文化的走向作出“宽心”的判断——复古文化的热潮现在已经超过了尖峰，开始降温。原因是人们已经发觉那些老句子、老故事、老谋略对于当代生活帮助并不大，产生了厌倦。
结末，我们更应该记住的是，余秋雨教授在批判亨廷顿先生的《文明的冲突》时，有一段让人难以忘怀的文字——不错，我是中华文化的忠实阐述者，但是，我完成这些思考的基础逻辑，是欧几里得几何学给予我的；我文化思维的美学基础，是黑格尔、康德给予我的；我的现代意识，是荣格、爱因斯坦、萨特给予我的。我从来没觉得，这些来自欧洲的精神资源，曾与我心中的老子、孔子、屈原、司马迁产生过剧烈冲突。——“世界是平的”，文化是多元的，信仰是自由的。余秋雨教授的“文化论”体现出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容纳百川的胸怀。“中华文明成就可观，且基本上没有与其他文明发生过冲突”。这对持有“中国威胁论”的政治家该是强有力地驳斥和挞伐。
余秋雨教授接受《中关村》记者访问时，应总编辑卫汉青之请，欣然题词——“引水为泽称海淀，集智成村曰中关”——正是从“文化”的视野对编辑部同仁的鼓励。
“文化”概念舞动起来
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教授，走过“文化苦旅”，开创“文化大散文”之新风，如今放谈“文化”，充满激情，凸显凝重，启迪读者。日前推出的新作《何谓文化》，凝练出世界上最为简短学理的定义——“文化，是一种包含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生态共同体。它通过积累和引导，创建集体人格。”余秋雨教授是当代伟大的文化学者之佼佼者，“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思维睿智，著作等身，《文化苦旅》让读者《千年一叹》，《行者无疆》让人透视《吾家秘史》，《霜冷长河》预示《极品中国》……余秋雨教授最有资格申论“文化”。
教科书或词典里对“文化”的解读：从广义上讲，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上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每个社会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并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巨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随着民族的产生和发展，“文化”具有民族性，通过民族形式的发展，形成民族的传统。社会物质发展的历史连续性是文化发展连续性的基础。我辈耳熟能详的“文化”内涵是——“无产阶级文化是批判地继承人类历史优秀文化遗产和总结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经验而创造发展起来的”，即“先进的文化”。通常说的“文化”，简言之，系指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
初暼《何谓文化》的书名，似嫌题目真够大，望书名而生畏；可是迅速翻阅过后，却爱不释手，原来秋雨教授用他惯用的“理性思维”、“感人体悟”、“生动事例”，加之独有的“大散文手笔”，让抽象的“文化”舞动起来。正像一位记者所评说，余秋雨教授从“学理、生命、大地、古典”四个方面解读“何谓文化”，是他二十年来思索和行走的重要收获。拜读完《何谓文化》，豁然开朗，“文化其实就在我们自己身上，每个人都是文化人，你只要表现非常好的文化风范，周边也会受到影响”。“文化的最终目标是在人世间普及爱和善良”。“以爱和善良为目标，那么，文化的精神价值、生活方式和集体人格，都会因为这个隐藏的光源而晶莹剔透”。值得深思的是，“儒家文化宣示的非常堂皇却分析不多，而佛教文化却建立了一个更精密的精神架构”。用洋人雨果的话说，“善良是精神世界的太阳”。
在博览群书考察世界中
总结中华文化特点
秋雨教授读书的广度和深度即“读万卷书”，考察世界的毅力和兴趣即“行万里路”，是当今学者圈里屈指可数的“大家”。秋雨自白，“我的文化课程，部分完成于课堂，部分完成于书房，而更重要的部分，则完成于一个个遗迹废墟，和一个个救灾现场”。先生的感悟是——“由于文化是一种精神价值、生活方式和集体人格，因此任何一个经济社会里它都具有归结性的意义”。秋雨教授为我们归纳了当今世界学者们的共识，可资借鉴。诸如：“一个社会不管发达或不发达，表面上看起来是经济形态，实质上是文化心态”；“经济活动的起点和终点，都是文化”；“经济发展本质上是一个文化过程”；“赚钱最终目的不是为了衣食，而是为了荣誉、安全、自由、幸福，这一些都是文化命题”……秋雨教授特别提醒我们，说这些话的人，大多是经济学家，而不是文化学者。他们不深刻，却是明白人。
沿着这个理念想开去，我们终于承认：文化的最终目标，是在人世间普及爱和善良。因之，如果以爱和善良为目标，文化的精神价值、生活方式和集体人格，全会因为这个隐藏的光源而晶莹剔透。中国儒家思想的精华也正在于“仁者爱人”，“爱人者恒爱之”，“与人为善”，“止于至善”。可见，中华文化和世界各民族的文化有天然的相通之处。因之，人类的“存活之道，繁衍之道，发展之道，必然包含着大爱之道、善良之道”。西方文化的箴言是“善良是精神世界的太阳”。太阳的“正能量”就是“普适价值”。让我们惊喜且心悦诚服的是秋雨在诠释文化“古典的回答”中，潜心今译《心经》，那流畅的文字——去吧，去，到彼岸去。大家都去，赶快觉悟。——让我顿悟，在彷徨中寻觅空门的佛学，追求在“精神彼岸”建立一处净土，“人之为人，在本性上潜藏着善良的种子”。让人看到“佛教文化建立了一个更精密的精神架构”。
余秋雨教授把中国文化的特性总结为“三道”，即“礼仪之道”、“君子之道”和“中庸之道”。所谓“礼仪之道”是一种“社会模式”。简言之是一种便于国定、便于实行、便于审视、便于继承的生活化了的文化仪式。孔子主张的“克己复礼”，正是教人们奉公守法；荀子认为“礼者，人道之极也”。所谓“君子之道”是一种“人格模式”。是治国不成退而求其次的奋斗目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秋雨的笔下，“修身是出发点，谁知辛苦到后来，治国、平天下的计划基本落空，因此，由出发点又变成目的地。他们修身的模型就是君子。”所谓“中庸之道”是一种“行为模式”。秋雨认为，中庸哲学经由儒家和道家的深刻论述和实践，已经成为国人的基本行为模式，与世界上其它一些地方一直在痴迷的宗教极端主义和军事扩张主义形成鲜明的对照。“中庸之道”在一次次巨大灾难中起到了关键的缓冲作用、阻爆作用和疗伤作用，既保全了自己，又维护了世界。
透视中国文化弊病
和描述当前文化隐忧
余秋雨教授善于在批判中继承中华文化的精髓。“中国文化体量大、寿命长，弊病当然很多”。秋雨在分析中国文化的“三道”后，又对应地指出中国文化的“三弱”。
中国文化的第一个弱项是“疏于公共空间”。中国的读书人尤其是入“仕”后，历来强调“上对得起社稷朝廷，下对得起家庭亲情”，追求标榜“忠孝两全”。于是才有“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箴言，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天下”，也只是言指“朝廷”而已。一个“疏于公共空间”的社会，必然导致一言堂、禁言、失声，“一言九鼎”不过是“朕即是真理”的别名。近代史上的“蒋家王朝”正是“疏于公共空间”，坚持“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党军”的独裁统治而导致灭亡被人民唾弃。 中国文化的第二个弱项是“疏于实证意识”。实证意识即科学思维。一位美籍华人史学家说，中国历史最大的弊端是“缺少数字化管理”。一个国家的统计数字若不准确，乃至于造假，一切都将“不堪回首”。秋雨教授沉重无奈地指出，“假货哪个国家都有，但中国祸害最大；谣言哪个国家都有，但中国伤害最深。这是因为，中国文化不具备发现虚假、抵制伪造、消除谣言的机制和程序。”秋雨为当今的谎话世象画像，“造谣无责，传谣无阻；中谣无助，辟谣无路；驳谣无效，破谣无趣；老谣方去，新谣接续。”实证意识是当今社会克服“只问忠奸，不问真假”，“只求轰动，不求是非”，“从众心态，抹杀真理”的一剂苦口良药，我们捏着鼻子也要吞服下去！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
中国文化的第三个弱项是“疏于法制观念”。秋雨教授声称自己不是从政治角度，而是从文化角度来论述这个问题。其实，触类旁通，我们姑且躲开“宪政”这个不为一些政客接受的名词，就文化而言，也是极其有启迪和教益的。秋雨教授说：中国文化对法律观念的疏淡，严重影响广大民众快速进入现代文明。让人担忧的是，现在有很多官员还在忙着表演离开法制程序的所谓“亲民”举动，把上访看作起诉，以调解替代审判，用金钱慰抚非法，结果，法律被贬，正义蒙尘，凶者得利，善者受损。更严重的是，不少活跃在传媒和网络上的文人还把自己的喧闹围啄当作“民间法庭”。其实，中外历史都证明，世间一切“民间法庭”都是对法律的最大破坏。
在余秋雨教授的笔端勾勒出改革开放近年来中国文化的进步。主要是：由于30年来“注重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生活”的成功实践，比较充分地普及了“民生文化”。由于改革开放，文化视野开拓，比较有效地普及了“多元文化”。由于一次次全民救灾的行动，在中国史无前例地普及了“生命文化”。当然，“民生文化”的加固有待于体制的改革，“多元文化”的拓展有待于民主进程的推进，“生命文化”的普及有待于“宗教精神”的重建。
余秋雨教授对当前文化的隐忧更值得重视。一是，“复古文化正在冲击着创新文化”。秋雨教授纵览电视、报刊，竟然发现“永远在大做文章的还是一千年前的枭雄心计、七百年前的宫门是非，以及古人之争、古墓之争、老戏重拍。“复古文化的极度自信的背后隐藏着极度的不自信”。因为这股风潮降低了中国文化与世界上其它文化进行平等对话的可能，只是自言自语、自娱自乐、自产自销、自迷自醉。这是中国文化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倒退。二是，“民粹文化正在冲击着理性文化”。民粹似民主，却绝不是民主。民粹的泛滥，是对民主的惩罚，但是这种惩罚唤不来民主。民粹对民主的损害，甚至超过专制。秋雨教授对时下的“海选”不以为然，“海选”是社会上部分爱热闹的年轻人的短期游戏，与艺术高低没有关系。不管哪个时代、哪个国家，文化艺术一旦受控于民粹主义，很快就会从惊人的热闹走向惊人的低俗，然后走向惊人的荒凉。三是，“文化的损耗机制仍然强于建设机制”。秋雨教授入木三分地批判当下的一些怪现状：文化的官场化、行政化，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中国大陆一层层“领导”文化的部、委、局，以及“文联”、“作协”这样的官方机构中。秋雨疾呼，“我企盼政府尽快与大多数文化传媒脱钩，使它们不再享有特权，随之也能受到法律的监督和惩处。”
尽管余秋雨教授亮出了“三个隐忧”的心底，却对中国文化的走向作出“宽心”的判断——复古文化的热潮现在已经超过了尖峰，开始降温。原因是人们已经发觉那些老句子、老故事、老谋略对于当代生活帮助并不大，产生了厌倦。
结末，我们更应该记住的是，余秋雨教授在批判亨廷顿先生的《文明的冲突》时，有一段让人难以忘怀的文字——不错，我是中华文化的忠实阐述者，但是，我完成这些思考的基础逻辑，是欧几里得几何学给予我的；我文化思维的美学基础，是黑格尔、康德给予我的；我的现代意识，是荣格、爱因斯坦、萨特给予我的。我从来没觉得，这些来自欧洲的精神资源，曾与我心中的老子、孔子、屈原、司马迁产生过剧烈冲突。——“世界是平的”，文化是多元的，信仰是自由的。余秋雨教授的“文化论”体现出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容纳百川的胸怀。“中华文明成就可观，且基本上没有与其他文明发生过冲突”。这对持有“中国威胁论”的政治家该是强有力地驳斥和挞伐。
余秋雨教授接受《中关村》记者访问时，应总编辑卫汉青之请，欣然题词——“引水为泽称海淀，集智成村曰中关”——正是从“文化”的视野对编辑部同仁的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