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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银行股作为一个整体，无论是国有大银行，还是股份制银行，以及中小城商行，其估值一直在低位徘徊。除了利率市场化和互联网金融分别从资产和负债两端对其构成严重的挑战外，银行业隐藏的信用风险一直引而不发，更是市场默默关注的重點，尤其是在当前经济下行已定和转型未果的大势下，对银行信用风险的担忧始终挥之不去。
有人说，中国的银行业还未经历一个完整的信用周期风险，也就无法完整地观察银行对风险控制的真实能力，这或许是市场对银行股始终心存疑虑的根本原因。
2011年至今，中国银行业已经经历了一轮不小的流动性危机，尽管全局性的系统风险并未发生，但在局部地区的区域性风险不亚于一次中等规模的火山爆发。这里最有代表性的地区当属东南沿海，尤其以中小企业高度集中的长三角最为典型。
温州曾是中国民营经济的领头羊，它的中小企业以外向出口型和劳动密集型为主要表现形式。但在2011年下半年开始，流动性危机以温州中小企业为发端，进而席卷浙江全省乃至整个长三角，浙江区域经济面临较为严重的挑战。
而身处浙江区域经济风口浪尖的宁波银行不可避免地被波及，其股价也受到明显影响。2011年开始的宏观调控，尤其是6月温州中小企业流动性危机爆发后，宁波银行股价收益率与行业指数收益率之差迅速扩大。2013年下半年“钱荒”导致中小企业流动性再次从紧后，两者收益率之差再度扩大。
由此可知，宁波银行股价对流动性、中小企业基本面极其敏感。因此，观察宁波银行在此次流动性危机中的种种表现，可作为中国银行业在抵御危机中风控能力高下的一个样本。
区域经济特色双刃剑
在上市银行中，与南京银行和北京银行一样， 宁波银行属于区域性的城商行，只是它的区域重点在浙江及其周边地区，与大中银行相比，其具有明显的区域特色。
目前，宁波银行在浙江、上海、江苏、北京、广东设有10个异地分行，初步完成了对国内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三个主要经济圈的覆盖。从贷款区域分布来看，2013年底全行贷款总额1712亿元，其中51.95%分布于宁波市，11.86%分布于省内其他地区，18.15%分布于江苏省，另有9.18%、5.10%、3.77%分别分布于上海市、广东省、北京市，其中江浙沪三省市累计占比91.13%，初步形成了以长三角为主，覆盖珠三角、环渤海的“一体两翼”的区域格局。
浙江省及长三角是中小企业、民营企业活跃的地区。宁波银行发轫于城市信用社，在业务方面沿袭了早期城信社的经营风格，长期耕耘于区域内的中小企业业务，也是A股上市银行中最具中小企业业务特色的商业银行。
宁波银行原有五个利润中心，包括公司银行、零售公司、个人银行、金融市场和信用卡，新近增加了票据业务、投资银行、资产托管三个利润中心，利润中心总数达到八个。总体而言，宁波银行的中小企业与零售业务特色鲜明，在行业内具有较大的差异化竞争优势。
浙江省是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高度发达的地区，整体而言，宁波地区区域经济很大程度上与浙江省类似，一些差异也只是体现个别细节上。如借助世界级的天然良港优势，宁波经济外向程度高于浙江省其他地区，因而受外需波动影响更大。宁波中小企业比省内其他地区发达，企业的规模结构、所有制结构较全省更为均衡，企业整体抗风险能力较强。另外，宁波是浙江省居民收入最高的地区，为银行开展零售业务提供了天然良好的基础条件。
与上述区域经济特点相吻合，宁波银行业务经营也烙上了鲜明的区域特点，以中小企业和零售业务为主，经长时间摸爬滚打，如今其业务模式已比较成熟，这是宁波银行差异化的经营优势。不过，这种模式有利也有弊，高度集中的业务区域和业务对象，使宁波银行业务容易受区域经济波动的影响，其股价表现也与区域经济基本面高度相关。
与其他地区有所不同，浙江区域经济有其自身鲜明的特点。
首先，浙江经济长期保持“小政府、大市场”的特点，由于政府干预少，政府的非税收类收费较低，为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的发展创造了较大的空间。这得益于1993年国企改革中，浙江进行了最为彻底的私有化改革，使得目前民营企业占据绝对比重。浙江港口优势突出，经济外向程度很高，中小企业大多是服务外需的制造业。
“小政府、大市场”的弊端在于，由于政府财力较弱，一定程度上导致公共投资不足，基建、卫生、医疗等公共服务相对较落后。整体上看，由于产业发展缺乏规划，中小企业零散发展，自生自灭，块状经济难以形成完整的产业链，转型升级乏力，抗风险能力较弱。这为流动性危机埋下了伏笔。
从金融角度来看，由于财政实力较弱，财政支持力度较小，使得浙江中小企业的主要融资方式是银行信贷，但由于银行设置了较多信贷门槛，增加了中小企业从银行获得贷款的成本和难度，从而导致未达银行信贷服务门槛中小企业的则以非正规金融为主，这也是浙江民间融资较其他地区更为发达的原因之一。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与中小企业的高比重相符，浙江金融体系中银行业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比重也较高，它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城乡可自由开办信用社，并且主要服务中小企业；这批最早开办的信用社后来很多成长成为包括宁波银行在内的优秀中小银行，在中小企业业务上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它们的身体里天生就流淌着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血液。
后来，过于激烈的银行业竞争，客观上导致2009年后的过度信贷，酿成中小企业流动性危机。
流动性危机前车之鉴
流动性危机何以发生？对中国银行业而言，这不亚于一场周期性大考，尤其是对处于危机漩涡中心的区域性银行来说，它就是一次生死考验。
2011年，温州中小企业流动性危机发生的原因很复杂，至今仍有颇多争论，导火索则是央行于2011年6月治理票据融资乱象，导致大批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一种说法认为其根源是2008年底开始的大规模经济刺激，当时信贷过度投放，中小企业过度杠杆，短贷长投（期限错配），投往房地产等领域，最终在银根收紧后资金链断裂。而后，在欧美经济危机导致出口放缓、国内GDP增长放缓、货币政策持续稳中偏紧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小企业危机陆续向浙江省内其他地区蔓延，后来则陆续席卷东南沿海各省份，区别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事后回顾，流动性危机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自2011年6月至2013年初，以温州为主的中小企业处于剧烈去杠杆阶段，表现为温州地区银行不良率快速攀升。这期间倒闭的企业以过度杠杆的投机性企业为主，且主要分布于温州，这类企業不是宁波银行的目标客户，且宁波银行在温州的风险敞口较小，因此，这一阶段宁波银行不良率仅微弱上升；二是2013年上半年的短暂缓和，由于这段时期流动性明显好转，危机实际上已有所缓解；三是2013年下半年以来，由于国内GDP增长放缓、货币政策持续稳中偏紧（导火索是央行治理影子银行及“钱荒事件”）所导致的中小企业经营情况再度恶化，并且向浙江省其他地区蔓延，向经营情况较好的企业蔓延，这一阶段宁波银行不良率上升速度加快。
由于浙江中小企业主要融资方式为银行和非正规金融，因此，银行在此次危机中损失惨重。数据显示，浙江省银行业不良率持续上升，2014年一季度末全省不良率为1.91%。温州地区不良率更是升幅明显，2014年4月末已达4.69%。浙江不良余额占全国的比例高达20%，也是全国银行新增不良的重要来源。
在此背景下，银行在浙江省出现了明显的惜贷现象。虽然浙江GDP占全国比例长期维持在7%左右，但浙江新增贷款占全国比例却在近年收缩明显，2013年甚至一度低至5%左右，加剧了中小企业危机（而2009年的过高占比却反映了危机的根源，即宽松时期的信贷过度投放）。宁波银行2013年将69%的新增贷款投向个人贷款，对中小企业信贷已经有所谨慎。
宁波银行位处这次流动性危机的中心，其估值受到危机的影响非常明显。我们用票据利率指数（这比信贷利率更能反映中小企业融资利率水平）表示危机程度，可以发现宁波银行股价与之有明显的负相关关系。
目前危机的高潮期已基本过去，虽然经历危机洗礼后的宁波银行仍然保持了资产质量的稳定，但在危机仍未完全终结的阶段，市场仍会习惯性地将危机的严重程度纳入其股价估值。因此，后续的危机进展仍会对宁波银行基本面的判断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浙江中小企业流动性危机有货币条件的外因，也有自身经济结构的内因，即过度依赖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又过度依赖银行融资。“小政府，大市场”的区域经济特点决定了省内各级政府财力相对薄弱，政府投资长期不足，大中企业较少，大量中小企业长期处于各自为政地零散发展状态，整体抗风险能力偏弱。
不过，在危机发生后，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问题的根源，并开始着手改变现状。具体表现为，2011年以来，浙江省各级政府有意识加大投资力度，一方面弥补前期公共投资建设的不足；另一方面也是在危机爆发、民营经济受到重创后，期望通过政府投资来稳定经济。
2011年后，在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行的情况下，浙江省、宁波市投资均有所加速，并且增速首次超过全国。再从固定资产投资结构来看，从2012年开始，浙江基建投资增速逐年提升，且已高于全部固定资产投资，其投资主体以政府为主。
对银行而言，政府投资的加大带来相应的信贷需求的增多，虽然这并非以中小企业业务见长的宁波银行的传统优势之所在，但其2013年年报中却首次提出“坚持政府类资产业务拓展”的口号，适当调整信贷资源配置。这样不但会使宁波银行业对中小企业惜贷，进而丧失原本的优势业务，同时，政府加大投资力度的结果便是高比例的信贷资源流向政府部门，这极有可能加剧中小企业信贷紧缩，这恐怕是市场对宁波银行的主要担忧点之一。
因此，针对宁波银行所处的区域经济和自身业务经营的特点，后期对其关注的情况包括：（1）经济复苏进程，以及复苏进程中的中小企业基本面好转情况；（2）政府投资对经济基本面、中小企业基本面的拉动效果。总之，宁波银行未来价值构成的基础依然取决于区域经济、区域中小企业的复苏进程。
资产质量未大幅下滑
衡量一家银行某项业务的好坏不能仅仅看其在经济上行期的盈利能力，更重要的是看其在经济下行期的风险控制能力。危机爆发之前，宁波银行以优异的中小企业业务能力著称，而当大海退潮之后，它是否会是众多裸泳者之一？
宁波银行资产大比例分布于此次危机的中心浙江省，主要客户群体又是此次危机中最为受伤的中小企业，但在危机高潮之后，其在资产质量方面交出了令人颇为满意的答卷，显示出令人尊敬的中小企业业务水准。
截至2014年一季度末，宁波银行不良率仅为0.89%，持平于上年度末的水平。该不良率在上市银行中处于中等偏低水平，也大幅低于浙江全省银行业的不良率水平，并且不良率上升趋势也比全省水平要慢。宁波银行资产质量未因区域危机而大幅下滑，这一点尤其难能可贵。
在温州中小企业流动性危机爆发的2011年，距宁波银行温州分行开业尚只有一年左右的时间，该行在温州地区的风险敞口较小。2011年中报显示，6月末温州分行资产总额为25亿元，占全行总资产不足1%。而在经历了危机高潮的2012年后，截至当年年底，宁波银行温州分行的不良率水平仍低于当地平均水平，说明其风控水平优良。
从不良生成的趋势上看，在2011-2013年间，宁波银行正常类贷款占比逐年提高，尤其是关注类贷款逐年下降，说明存量关注类贷款向不良快速迁徙的同时，正常类贷款向关注类迁徙的速度稳定。只要经济基本面不再严重恶化，则宁波银行未来资产质量压力有所缓和是大概率事件。
我们也可以换一个维度来审视宁波银行资产分类的谨慎程度，这就是考察逾期率水平。截至2013年年底，宁波银行贷款逾期率为1%，略高于0.89%的不良率。两者之比为1.12，在上市银行中处较低水平，显示出其资产分类的审慎，也就是说，宁波银行披露的不良率能够较准确地反映真实的资产质量水平。
宁波银行是如何做到资产风险控制的？这或许与其一贯坚持的信贷结构大比例投向中小企业和个人的业务特点有关。
宁波银行的信贷业务基本上由四个利润中心承担，分属公司银行部、零售公司部和个人信贷（含信用卡））三大类。对公贷款分布于公司银行部、零售公司部两个部门。公司银行部主要是宁波银行的大中型企业客户，户均贷款规模在1000万-2000万元左右，从行业标准来看，其实是以中小企业客户为主；零售公司部户均贷款规模在200万-300万元左右，用行业标准来看，其实是小微企业业务。 因此，按行业标准来看，上述宁波银行对客户的分类表明其大部分对公客户均属于中小企业，也是宁波银行最具核心竞争力的业务。
2007年宁波银行上市，其招股说明书披露，2004-2006年（行業标准下的）中小企业贷款占对公贷款比例达92%以上，其中中型企业约占20%、小型企业约占70%。近年来未公布该数据，市场预计其变化应该不大。
2013年，宁波银行公司银行部贷款占比仍高达56%，个人贷款占比则首次超过30%。而零售公司部贷款占比回落至13%，这表明前几年的增长势头未能延续。除2013年明显向个人贷款倾斜之外，近几年信贷结构是相对稳定的。
从增量占比上看，2013年的新增信贷中个人贷款占比高达69%，公司银行部、零售公司部信贷增幅都有所放缓，这明显是受到2013年区域经济影响的结果，在流动性危机未完全结束、经济增速下行趋势未见底的情形下，银行普遍中小企业信贷业务趋于谨慎，即使像宁波银行这般以中小企业业务见长的银行也无法回避这一大势，也被迫改为投向个人信贷等风险相对较低的业务。
数据显示，宁波银行2013年约176亿元的新增个人贷款中，近半投向个人住房贷款这一相对安全的品种，体现了宁波银行风险偏好低、相对保守的经营风格，以及较为灵活的信贷结构调整。而低风险偏好虽然牺牲了一些收益，却是宁波银行良好资产质量的一大重要保障。
低风险偏好的保障
为什么说银行自身相对较低的风险偏好能保证其优异的资产质量呢？宁波银行凭啥能做到这一点？
中国银行业信贷业务偏好“抓大放小”，但大企业信贷与中小微企业信贷不可同日而语，后者是世界性的难题，在这一领域有各种创新，但却没有任何独门绝技，它的难点在于两个要点：（1）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征信：由于中小企业信用信息不完备，银行业务员需要以小蜜蜂般的辛勤劳作，从事客户企业的信息生产（这种局面可能在大数据金融时代得到改变）；（2）银行自身在风险偏好上的主观选择，也就是在业务安全性和收益性之间的权衡。对于第一点，只要考核激励机制得当，并不会成为无法模仿的核心竞争力。因此，对银行而言，起决定意义的应该是第二点。
宁波银行及其前身和其他省内小型银行业金融机构一样，长期耕耘于中小企业领域，建立了一套卓有成效的中小企业风控机制。宁波银行将客户限定在自己熟悉的行业领域（一般是相对传统的行业，并且以制造业为主），遴选具有主业清晰专一、市场和盈利前景良好的中小企业作为主要客户。
在征信过程中，宁波银行较早开始使用“四表”（电表、水表、报税表、报关表）等非财务信息（软信息）。软信息难以书面化和验证，需要业务员紧密跟踪客户经营情况来获取；此外，宁波银行还引进打分卡等技术提升审批流程。而风险缓释手段以抵押这种传统手段为主，占比近半，其余为保证或信用贷款，很少参与互保联保等所谓创新手段；信贷审批权则高度集中于总行。种种手段均体现其较低的风险偏好和相对保守的经营风格。
偏好主业清晰的客户，意味着厌恶申请贷款用于过度投资、多元化投资的中小企业客户，这并非无缘无故，过度投资是温州中小企业流动性危机的内因，宁波银行对此深有体会。
由于宁波银行整体规模不大，信贷投放压力相对大中银行而言较小，使得宁波银行有条件适度抬高信贷门槛，降低风险偏好。截至2013年年底，其信贷余额1700多亿元，预计2014年全年新增信贷额度也就250亿元左右。
因此，较小的信贷投放规模对宁波银行是一利好，它可以采取较高的信贷标准选择客户，以及精耕细作式的详尽征信。这一点表现在宁波银行等小型银行在拓展信贷客户时不如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那般“饥渴”，最终也体现在良好的资产质量上。
不过，尽管有较低的风险偏好和较好的风控水平，但未来宁波银行的价值恐怕还是要取决于区域经济的基本面。
如上所述，2013年下半年以来，受国内GDP增长放缓、货币政策持续稳中偏紧等因素影响，中小企业经营情况再度恶化，并且通过互保链条向相对优质的企业蔓延。由于宁波银行的客户多为相对优质的中小企业，基本都在互保圈的较外围，因此，在危机前期它们受到的冲击较小，而在2013-2014年第二波流动性危机的冲击下，其资产质量压力才开始显现。
然而，现在的问题是，市场是按照区域资产质量前景来给宁波银行估值的，因此，估值变化也比实际的不良显露要提前。在区域经济没有见底复苏的背景下，包括宁波银行在内的区域性银行的不良率继续上升是大概率事件，这或许可以解释宁波银行的持续低估值。
据此，有机构判断宁波银行估值水平会在不良贷款周期尾部见底回升，但预期不良贷款周期是一个高难度的任务，毕竟这是中国近年来首次经历的真正意义的不良贷款周期。
不良贷款周期预测的关键是区域经济复苏，区域经济复苏毋庸置疑必然离不开全国经济的复苏。2004年，浙江省有过一次类似的中小企业流动性危机，但当时没有形成不良贷款周期，主要原因是当时的银行业不良贷款还处于消化历史包袱阶段，不良率持续下降，难以辨别不良新增情况。而当年的流动性危机在2006年全国进入新的经济增长阶段而戛然而止。
目前，中国经济基本面已有企稳复苏的迹象。GDP增速已运行在区间下缘附近，继续下行的空间有限。随着货币政策实施定向宽松，财政政策微刺激逐步实行，这些都为经济企稳提供了动力。而PMI等数据也显示经济确实有企稳迹象，虽然无法据此判断不良贷款周期何时结束，但这些都是有利于银行的经济基本面因素。
有人说，中国的银行业还未经历一个完整的信用周期风险，也就无法完整地观察银行对风险控制的真实能力，这或许是市场对银行股始终心存疑虑的根本原因。
2011年至今，中国银行业已经经历了一轮不小的流动性危机，尽管全局性的系统风险并未发生，但在局部地区的区域性风险不亚于一次中等规模的火山爆发。这里最有代表性的地区当属东南沿海，尤其以中小企业高度集中的长三角最为典型。
温州曾是中国民营经济的领头羊，它的中小企业以外向出口型和劳动密集型为主要表现形式。但在2011年下半年开始，流动性危机以温州中小企业为发端，进而席卷浙江全省乃至整个长三角，浙江区域经济面临较为严重的挑战。
而身处浙江区域经济风口浪尖的宁波银行不可避免地被波及，其股价也受到明显影响。2011年开始的宏观调控，尤其是6月温州中小企业流动性危机爆发后，宁波银行股价收益率与行业指数收益率之差迅速扩大。2013年下半年“钱荒”导致中小企业流动性再次从紧后，两者收益率之差再度扩大。
由此可知，宁波银行股价对流动性、中小企业基本面极其敏感。因此，观察宁波银行在此次流动性危机中的种种表现，可作为中国银行业在抵御危机中风控能力高下的一个样本。
区域经济特色双刃剑
在上市银行中，与南京银行和北京银行一样， 宁波银行属于区域性的城商行，只是它的区域重点在浙江及其周边地区，与大中银行相比，其具有明显的区域特色。
目前，宁波银行在浙江、上海、江苏、北京、广东设有10个异地分行，初步完成了对国内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三个主要经济圈的覆盖。从贷款区域分布来看，2013年底全行贷款总额1712亿元，其中51.95%分布于宁波市，11.86%分布于省内其他地区，18.15%分布于江苏省，另有9.18%、5.10%、3.77%分别分布于上海市、广东省、北京市，其中江浙沪三省市累计占比91.13%，初步形成了以长三角为主，覆盖珠三角、环渤海的“一体两翼”的区域格局。
浙江省及长三角是中小企业、民营企业活跃的地区。宁波银行发轫于城市信用社，在业务方面沿袭了早期城信社的经营风格，长期耕耘于区域内的中小企业业务，也是A股上市银行中最具中小企业业务特色的商业银行。
宁波银行原有五个利润中心，包括公司银行、零售公司、个人银行、金融市场和信用卡，新近增加了票据业务、投资银行、资产托管三个利润中心，利润中心总数达到八个。总体而言，宁波银行的中小企业与零售业务特色鲜明，在行业内具有较大的差异化竞争优势。
浙江省是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高度发达的地区，整体而言，宁波地区区域经济很大程度上与浙江省类似，一些差异也只是体现个别细节上。如借助世界级的天然良港优势，宁波经济外向程度高于浙江省其他地区，因而受外需波动影响更大。宁波中小企业比省内其他地区发达，企业的规模结构、所有制结构较全省更为均衡，企业整体抗风险能力较强。另外，宁波是浙江省居民收入最高的地区，为银行开展零售业务提供了天然良好的基础条件。
与上述区域经济特点相吻合，宁波银行业务经营也烙上了鲜明的区域特点，以中小企业和零售业务为主，经长时间摸爬滚打，如今其业务模式已比较成熟，这是宁波银行差异化的经营优势。不过，这种模式有利也有弊，高度集中的业务区域和业务对象，使宁波银行业务容易受区域经济波动的影响，其股价表现也与区域经济基本面高度相关。
与其他地区有所不同，浙江区域经济有其自身鲜明的特点。
首先，浙江经济长期保持“小政府、大市场”的特点，由于政府干预少，政府的非税收类收费较低，为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的发展创造了较大的空间。这得益于1993年国企改革中，浙江进行了最为彻底的私有化改革，使得目前民营企业占据绝对比重。浙江港口优势突出，经济外向程度很高，中小企业大多是服务外需的制造业。
“小政府、大市场”的弊端在于，由于政府财力较弱，一定程度上导致公共投资不足，基建、卫生、医疗等公共服务相对较落后。整体上看，由于产业发展缺乏规划，中小企业零散发展，自生自灭，块状经济难以形成完整的产业链，转型升级乏力，抗风险能力较弱。这为流动性危机埋下了伏笔。
从金融角度来看，由于财政实力较弱，财政支持力度较小，使得浙江中小企业的主要融资方式是银行信贷，但由于银行设置了较多信贷门槛，增加了中小企业从银行获得贷款的成本和难度，从而导致未达银行信贷服务门槛中小企业的则以非正规金融为主，这也是浙江民间融资较其他地区更为发达的原因之一。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与中小企业的高比重相符，浙江金融体系中银行业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比重也较高，它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城乡可自由开办信用社，并且主要服务中小企业；这批最早开办的信用社后来很多成长成为包括宁波银行在内的优秀中小银行，在中小企业业务上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它们的身体里天生就流淌着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血液。
后来，过于激烈的银行业竞争，客观上导致2009年后的过度信贷，酿成中小企业流动性危机。
流动性危机前车之鉴
流动性危机何以发生？对中国银行业而言，这不亚于一场周期性大考，尤其是对处于危机漩涡中心的区域性银行来说，它就是一次生死考验。
2011年，温州中小企业流动性危机发生的原因很复杂，至今仍有颇多争论，导火索则是央行于2011年6月治理票据融资乱象，导致大批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一种说法认为其根源是2008年底开始的大规模经济刺激，当时信贷过度投放，中小企业过度杠杆，短贷长投（期限错配），投往房地产等领域，最终在银根收紧后资金链断裂。而后，在欧美经济危机导致出口放缓、国内GDP增长放缓、货币政策持续稳中偏紧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小企业危机陆续向浙江省内其他地区蔓延，后来则陆续席卷东南沿海各省份，区别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事后回顾，流动性危机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自2011年6月至2013年初，以温州为主的中小企业处于剧烈去杠杆阶段，表现为温州地区银行不良率快速攀升。这期间倒闭的企业以过度杠杆的投机性企业为主，且主要分布于温州，这类企業不是宁波银行的目标客户，且宁波银行在温州的风险敞口较小，因此，这一阶段宁波银行不良率仅微弱上升；二是2013年上半年的短暂缓和，由于这段时期流动性明显好转，危机实际上已有所缓解；三是2013年下半年以来，由于国内GDP增长放缓、货币政策持续稳中偏紧（导火索是央行治理影子银行及“钱荒事件”）所导致的中小企业经营情况再度恶化，并且向浙江省其他地区蔓延，向经营情况较好的企业蔓延，这一阶段宁波银行不良率上升速度加快。
由于浙江中小企业主要融资方式为银行和非正规金融，因此，银行在此次危机中损失惨重。数据显示，浙江省银行业不良率持续上升，2014年一季度末全省不良率为1.91%。温州地区不良率更是升幅明显，2014年4月末已达4.69%。浙江不良余额占全国的比例高达20%，也是全国银行新增不良的重要来源。
在此背景下，银行在浙江省出现了明显的惜贷现象。虽然浙江GDP占全国比例长期维持在7%左右，但浙江新增贷款占全国比例却在近年收缩明显，2013年甚至一度低至5%左右，加剧了中小企业危机（而2009年的过高占比却反映了危机的根源，即宽松时期的信贷过度投放）。宁波银行2013年将69%的新增贷款投向个人贷款，对中小企业信贷已经有所谨慎。
宁波银行位处这次流动性危机的中心，其估值受到危机的影响非常明显。我们用票据利率指数（这比信贷利率更能反映中小企业融资利率水平）表示危机程度，可以发现宁波银行股价与之有明显的负相关关系。
目前危机的高潮期已基本过去，虽然经历危机洗礼后的宁波银行仍然保持了资产质量的稳定，但在危机仍未完全终结的阶段，市场仍会习惯性地将危机的严重程度纳入其股价估值。因此，后续的危机进展仍会对宁波银行基本面的判断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浙江中小企业流动性危机有货币条件的外因，也有自身经济结构的内因，即过度依赖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又过度依赖银行融资。“小政府，大市场”的区域经济特点决定了省内各级政府财力相对薄弱，政府投资长期不足，大中企业较少，大量中小企业长期处于各自为政地零散发展状态，整体抗风险能力偏弱。
不过，在危机发生后，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问题的根源，并开始着手改变现状。具体表现为，2011年以来，浙江省各级政府有意识加大投资力度，一方面弥补前期公共投资建设的不足；另一方面也是在危机爆发、民营经济受到重创后，期望通过政府投资来稳定经济。
2011年后，在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行的情况下，浙江省、宁波市投资均有所加速，并且增速首次超过全国。再从固定资产投资结构来看，从2012年开始，浙江基建投资增速逐年提升，且已高于全部固定资产投资，其投资主体以政府为主。
对银行而言，政府投资的加大带来相应的信贷需求的增多，虽然这并非以中小企业业务见长的宁波银行的传统优势之所在，但其2013年年报中却首次提出“坚持政府类资产业务拓展”的口号，适当调整信贷资源配置。这样不但会使宁波银行业对中小企业惜贷，进而丧失原本的优势业务，同时，政府加大投资力度的结果便是高比例的信贷资源流向政府部门，这极有可能加剧中小企业信贷紧缩，这恐怕是市场对宁波银行的主要担忧点之一。
因此，针对宁波银行所处的区域经济和自身业务经营的特点，后期对其关注的情况包括：（1）经济复苏进程，以及复苏进程中的中小企业基本面好转情况；（2）政府投资对经济基本面、中小企业基本面的拉动效果。总之，宁波银行未来价值构成的基础依然取决于区域经济、区域中小企业的复苏进程。
资产质量未大幅下滑
衡量一家银行某项业务的好坏不能仅仅看其在经济上行期的盈利能力，更重要的是看其在经济下行期的风险控制能力。危机爆发之前，宁波银行以优异的中小企业业务能力著称，而当大海退潮之后，它是否会是众多裸泳者之一？
宁波银行资产大比例分布于此次危机的中心浙江省，主要客户群体又是此次危机中最为受伤的中小企业，但在危机高潮之后，其在资产质量方面交出了令人颇为满意的答卷，显示出令人尊敬的中小企业业务水准。
截至2014年一季度末，宁波银行不良率仅为0.89%，持平于上年度末的水平。该不良率在上市银行中处于中等偏低水平，也大幅低于浙江全省银行业的不良率水平，并且不良率上升趋势也比全省水平要慢。宁波银行资产质量未因区域危机而大幅下滑，这一点尤其难能可贵。
在温州中小企业流动性危机爆发的2011年，距宁波银行温州分行开业尚只有一年左右的时间，该行在温州地区的风险敞口较小。2011年中报显示，6月末温州分行资产总额为25亿元，占全行总资产不足1%。而在经历了危机高潮的2012年后，截至当年年底，宁波银行温州分行的不良率水平仍低于当地平均水平，说明其风控水平优良。
从不良生成的趋势上看，在2011-2013年间，宁波银行正常类贷款占比逐年提高，尤其是关注类贷款逐年下降，说明存量关注类贷款向不良快速迁徙的同时，正常类贷款向关注类迁徙的速度稳定。只要经济基本面不再严重恶化，则宁波银行未来资产质量压力有所缓和是大概率事件。
我们也可以换一个维度来审视宁波银行资产分类的谨慎程度，这就是考察逾期率水平。截至2013年年底，宁波银行贷款逾期率为1%，略高于0.89%的不良率。两者之比为1.12，在上市银行中处较低水平，显示出其资产分类的审慎，也就是说，宁波银行披露的不良率能够较准确地反映真实的资产质量水平。
宁波银行是如何做到资产风险控制的？这或许与其一贯坚持的信贷结构大比例投向中小企业和个人的业务特点有关。
宁波银行的信贷业务基本上由四个利润中心承担，分属公司银行部、零售公司部和个人信贷（含信用卡））三大类。对公贷款分布于公司银行部、零售公司部两个部门。公司银行部主要是宁波银行的大中型企业客户，户均贷款规模在1000万-2000万元左右，从行业标准来看，其实是以中小企业客户为主；零售公司部户均贷款规模在200万-300万元左右，用行业标准来看，其实是小微企业业务。 因此，按行业标准来看，上述宁波银行对客户的分类表明其大部分对公客户均属于中小企业，也是宁波银行最具核心竞争力的业务。
2007年宁波银行上市，其招股说明书披露，2004-2006年（行業标准下的）中小企业贷款占对公贷款比例达92%以上，其中中型企业约占20%、小型企业约占70%。近年来未公布该数据，市场预计其变化应该不大。
2013年，宁波银行公司银行部贷款占比仍高达56%，个人贷款占比则首次超过30%。而零售公司部贷款占比回落至13%，这表明前几年的增长势头未能延续。除2013年明显向个人贷款倾斜之外，近几年信贷结构是相对稳定的。
从增量占比上看，2013年的新增信贷中个人贷款占比高达69%，公司银行部、零售公司部信贷增幅都有所放缓，这明显是受到2013年区域经济影响的结果，在流动性危机未完全结束、经济增速下行趋势未见底的情形下，银行普遍中小企业信贷业务趋于谨慎，即使像宁波银行这般以中小企业业务见长的银行也无法回避这一大势，也被迫改为投向个人信贷等风险相对较低的业务。
数据显示，宁波银行2013年约176亿元的新增个人贷款中，近半投向个人住房贷款这一相对安全的品种，体现了宁波银行风险偏好低、相对保守的经营风格，以及较为灵活的信贷结构调整。而低风险偏好虽然牺牲了一些收益，却是宁波银行良好资产质量的一大重要保障。
低风险偏好的保障
为什么说银行自身相对较低的风险偏好能保证其优异的资产质量呢？宁波银行凭啥能做到这一点？
中国银行业信贷业务偏好“抓大放小”，但大企业信贷与中小微企业信贷不可同日而语，后者是世界性的难题，在这一领域有各种创新，但却没有任何独门绝技，它的难点在于两个要点：（1）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征信：由于中小企业信用信息不完备，银行业务员需要以小蜜蜂般的辛勤劳作，从事客户企业的信息生产（这种局面可能在大数据金融时代得到改变）；（2）银行自身在风险偏好上的主观选择，也就是在业务安全性和收益性之间的权衡。对于第一点，只要考核激励机制得当，并不会成为无法模仿的核心竞争力。因此，对银行而言，起决定意义的应该是第二点。
宁波银行及其前身和其他省内小型银行业金融机构一样，长期耕耘于中小企业领域，建立了一套卓有成效的中小企业风控机制。宁波银行将客户限定在自己熟悉的行业领域（一般是相对传统的行业，并且以制造业为主），遴选具有主业清晰专一、市场和盈利前景良好的中小企业作为主要客户。
在征信过程中，宁波银行较早开始使用“四表”（电表、水表、报税表、报关表）等非财务信息（软信息）。软信息难以书面化和验证，需要业务员紧密跟踪客户经营情况来获取；此外，宁波银行还引进打分卡等技术提升审批流程。而风险缓释手段以抵押这种传统手段为主，占比近半，其余为保证或信用贷款，很少参与互保联保等所谓创新手段；信贷审批权则高度集中于总行。种种手段均体现其较低的风险偏好和相对保守的经营风格。
偏好主业清晰的客户，意味着厌恶申请贷款用于过度投资、多元化投资的中小企业客户，这并非无缘无故，过度投资是温州中小企业流动性危机的内因，宁波银行对此深有体会。
由于宁波银行整体规模不大，信贷投放压力相对大中银行而言较小，使得宁波银行有条件适度抬高信贷门槛，降低风险偏好。截至2013年年底，其信贷余额1700多亿元，预计2014年全年新增信贷额度也就250亿元左右。
因此，较小的信贷投放规模对宁波银行是一利好，它可以采取较高的信贷标准选择客户，以及精耕细作式的详尽征信。这一点表现在宁波银行等小型银行在拓展信贷客户时不如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那般“饥渴”，最终也体现在良好的资产质量上。
不过，尽管有较低的风险偏好和较好的风控水平，但未来宁波银行的价值恐怕还是要取决于区域经济的基本面。
如上所述，2013年下半年以来，受国内GDP增长放缓、货币政策持续稳中偏紧等因素影响，中小企业经营情况再度恶化，并且通过互保链条向相对优质的企业蔓延。由于宁波银行的客户多为相对优质的中小企业，基本都在互保圈的较外围，因此，在危机前期它们受到的冲击较小，而在2013-2014年第二波流动性危机的冲击下，其资产质量压力才开始显现。
然而，现在的问题是，市场是按照区域资产质量前景来给宁波银行估值的，因此，估值变化也比实际的不良显露要提前。在区域经济没有见底复苏的背景下，包括宁波银行在内的区域性银行的不良率继续上升是大概率事件，这或许可以解释宁波银行的持续低估值。
据此，有机构判断宁波银行估值水平会在不良贷款周期尾部见底回升，但预期不良贷款周期是一个高难度的任务，毕竟这是中国近年来首次经历的真正意义的不良贷款周期。
不良贷款周期预测的关键是区域经济复苏，区域经济复苏毋庸置疑必然离不开全国经济的复苏。2004年，浙江省有过一次类似的中小企业流动性危机，但当时没有形成不良贷款周期，主要原因是当时的银行业不良贷款还处于消化历史包袱阶段，不良率持续下降，难以辨别不良新增情况。而当年的流动性危机在2006年全国进入新的经济增长阶段而戛然而止。
目前，中国经济基本面已有企稳复苏的迹象。GDP增速已运行在区间下缘附近，继续下行的空间有限。随着货币政策实施定向宽松，财政政策微刺激逐步实行，这些都为经济企稳提供了动力。而PMI等数据也显示经济确实有企稳迹象，虽然无法据此判断不良贷款周期何时结束，但这些都是有利于银行的经济基本面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