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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据说是“黑天鹅”不停起飞的一年，“黑天鹅事件”的出现引发反思，一些人发现了新趋势，一些人回归了旧常识。
2016，振兴实体经济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网红们不断刷屏，吃瓜群众一路点赞，互联网上的情绪开始淹没逻辑……
反思2016，本来应该是心灵鸡汤式的按摩，但一群人的逻辑却像是体育老师教的，所谓的反思变成了商业伪逻辑的复辟，的确有必要花点时间来澄清。
振兴实体经济，不是重农抑商
2016年，实体经济是备受委屈的“萌宝宝”，高举“实体经济”的大旗就能自带正义光环。而“实体经济”的扛旗者们对于互联网流通企业骂声一片，仿佛流通不死，中国不富。
振兴实体经济，不是要做新时代的“重农抑商”，在古代，这就已经被证明是无知政策。生产和消费是天然分离的，两者之间需要流通环节（或者称为渠道、分销）来连接。流通起到几个作用，主要来说：一是信息传递，二是信誉背书，三是物料流转。这样一来，消费者才可能买到自己喜欢的产品。流通越发达，生产才能越受刺激，否则，实体经济如何振兴？
我们一度以为世界是平的，任何用户都可以直连任何产品，任何厂商也可以直连用户，但实际上，过于离散的两端形成了庞大的信息，无论是供需哪方，依然是无所适从，依然需要一个“中介”。
如果是京东，你可以叫它“自营”；如果是阿里，你可以叫它“平台”；如果是美丽说、蘑菇街，你可以叫它“社群”；如果是罗辑思维，你可以叫他“IP”……这就衍生了自营电商、平台电商、社群电商、IP电商……
互联网形成的去中介化，实际上是去串联中介（层层分销），形成一个个并行的、新的“大中介”和若干并行的、场景化的“小中介”。从春兰、格力等空调厂商在上世纪“杀大户”，自建渠道排斥苏宁等流通企业，到现在厂商们高喊“打掉马云，中国实体经济才有未来”，甚至成为了一种“政治正确”。其实，厂商想要甩掉流通都是必然的天性，但是，除非你找到方法做“产销（销售）一体化”，甚至“产消（消费）一体化”，一切都是基于自己利益出发的套路，一样的配方，熟悉的味道。
批评马云，可以说阿里的假货问题，可以说平台太强势的问题，但却不能批评流通，流通无罪。
振兴实体经济，不是反金融
2016年，险资不断兴风作浪。自从姚员外举牌万科、格力，险资就成为了一股淹没实体经济的洪流。随后，上面强势发声，打压之下，姚员外服软，承诺逐步退出。
一时间，振兴实体经济的声音此起彼伏，金融成了十恶不赦。有人甚至拿出美国次贷危机来说明金融工具制造了多大的罪恶，还有人拿出老干妈作坊式经营的思路说明远离金融有多明智。
中国真的不需要金融了吗？哪个所谓“实体经济”的企业敢说自己不需要金融？资金作为企业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是任何企业都不可缺少的。而在企业（项目）缺少资金的情况下，资本通过吸纳社会闲散资金，并投入退出企业的过程获得收益，本来就是天经地义。
进入哪些企业？肯定是价值被低估的企业，所以，万科、格力等优质企业才会成为资本进入的对象。所以，回过头来看险资举牌的现象，你很难用道德来批评他。即使用道德作为理由打压市场行为，这也不是程序正义，根本不值得吃瓜群众们叫好。要怪，只能怪制度没有设计好，修改制度才是长久之计。
其实，股权和债权融资都是手段，一级市场、一级半市场、二级市场，所有可能的市场都是企业融资的有效途径。进入哪种市场就要遵守哪种市场的规则，不能规则有利于你的时候就变成圣人，规则不利于你的时候就变成小人。你要嫌股权融资会带来野蛮人，你就像华为一样不上市不就得了？
中国不是金融产品泛滥的问题，而是有效金融产品不足的问题，是金融市场不规范的问题。典型的现象就是，“钱多”与“钱少”矛盾并存，即金融机构钱多，贷不出去，但是需要用钱的企业钱少，贷不出来。拿着牌照的金融机构缺乏对于市场的精准判断，行情稍好就催企业来贷款，稍微有风吹草动就抽贷，翻脸比翻书还快，搞得真正的“实体经济”叫苦不迭，这才是问题。进一步，这种矛盾催生了大量的地下钱庄、影子银行，造成了监管的真空地带，这才是更大的风险。
金融不邪恶，邪恶的是没有规则的金融，邪恶的是规则只为一部分人服务的金融。
振兴实体经济，不是追求要素低成本
2016年，还有个关键词是“死亡税率”。财政学者李炜光批评中国征税过重，认为40%的税负对中国企业意味着死亡，可以叫“死亡税率”。玻璃大王曹德旺也对“中国税收全球最高”进行吐槽，直言中国“除了人便宜，什么都比美国贵”，并宣布将投资10亿美金到美国建厂。一石激起千层浪，关于中国失去实体经济的成本优势的说法甚嚣尘上，恨不得所有的企业都迁往美国。
中国经济长期靠投资拉动，缺乏内生性的消费拉动，造成了增长的瓶颈，这是不争的事实。在投资的拉动边际效用递减的背景下，减税、补贴，让企业休养生息是应有之义，我完全赞成。
但实体经济的崛起，绝对不能仅仅依靠减税，甚至，大多企业把目光盯在这类要素成本上，是误入歧途。当前，实体经济最大的问题是“粗放型”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下，由于缺乏技术创新，大量的企业长期生产同质品，处于一个价格区间且进行价格血战，最后导致价格被压到最低。
这种模式下，消费怎么会有动力？要说中国的产能过剩，绝对是瞎说，不是产能过剩，而是落后产能过剩，而是有效产能过剩。不是我们的消费能力不行，是产品不行。
当产品乏力，企业的生存自然会依赖生产要素的低价，说白了，就是赚点辛苦钱。所以，他们才会对生产要素的价格如此敏感，因为，一旦某种要素价格上涨，立即就会让其盈利为负。
但是，真正的成本优势并不是要素成本最低，而是整体成本优势。整体成本优势不是要素价格的朴素相加，而是依靠管理释放的红利。举例来说，华为在2003年到2007年期间营收规模高速增长，但营业利润率却从19%下降到10%，净利润率从14%下降到了5%。任正非清晰地認识到了管理出现的问题，决心彻底变革。2007年初，他亲自给IBM公司CEO彭明盛致信，要求把IBM规范的财务流程植入到华为的运营流程中，实现收入与利润的协调发展。于是，华为上马了著名的IFS项目（集成财务系统），基于同一的IT构架，重塑了公司的业务流，让每个业务环节都能把账算清楚，这就根除了“跑冒滴漏”，形成了巨大的成本优势。 这才是正道。
振兴实体经济，不是反管理变革
2014年开始，“管理变革”和“组织转型”成为了企业频繁提及的主题词。大多企业都意识到了科层制带来的问题，老板们看得见商业模式的变化趋势，但企业却犹如一艘大船，尾大不掉。毫无疑问，为了应对互联网时代的不确定性，企业需要变得更轻、更快、更强。
恰逢此时，海尔、华为、万科等传统企业在组织转型上风生水起，谷歌、Facebook、Netflix、小米等互联网企业又在组织模式上标新立异，加上KK的《失控》、安德森的《创客》、克莱·舍基的《人人时代》等书籍的推动……几乎所有的企业都开始高喊要“自组织、平台化、无边界、去中心”。于是，阿米巴、合弄制、合伙制、无边界组织、项目制……一系列“新组织模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被企业引用。
但一股风潮之后，企业的组织转型却陷入了沉寂，真正转型成功的企业少之又少。这让不少企业直呼上当，一面高呼海尔、华为学不会，一面又开始高呼“回归常识”。自己在心中幻想了一个林志玲，和她在梦里恋爱了一番，然后就说人家脾气不好，不能过日子，这实在让人嘀笑皆非。
这里需要澄清。
一方面，企业在从0到1的“种子期”，需要科层制。科层制带来秩序、效率和稳定性，并依赖这些优势为企业累积基础的资源优势，是绕不过去的。要激活这种组织，屏蔽掉科层制的问题，依赖流程再造、完整的KPI体系，甚至依赖创业初期的团队热情，这都没有问题。
但很多企业，爬都还没学会就想飞，基础的部门分工、业务流程、授权体系都没有建立，就强行要平台化，建筑在沙堆基础上的高楼，结果可想而知。
另一方面，企业在从1到n的“发展期”，必须要面临科层制还是平台制的选择。这个时候，如果你确认要走“平台制”，就必须以“自杀重生”的心态推动变革，这种变革绝对不是改良式的、渐进式的。
有不少企业，虽然走过了种子期，但在转型时却往往是拿到一个名词就放到企业里去按自己的想象实践，结果自然也是四处碰壁。我的团队最近做了一个研究，基于40多家企业样本梳理了转型的陷阱，发现了很多“想当然”。比如，有的企业依然是强管控型，财权、人权、事权都没有下放下去，但却要求部门按照经营体来运作，这是典型的异想天开。再比如，有的企业把三权下放下去了，却没有绑定经营者的利益，没有事后风控，这也是痴人说梦话。
进一步看，这些企业的问题在于根本没有转型的决心。海尔人单合一做了10年才算是步入正轨，开始释放红利。华为的IPD（集成产品研发）、ISC（集成供应链）、IFS（集成财务管理）也扎根做了10年左右，才有今天在行业中的江湖地位。你没有研究他们走过的路，凭什么说自己一定能复制出别人的辉煌？难道说你比张瑞敏、任正非还聪明？
德鲁克说，管理不是一门艺术，也不是绝对的科学，而是一门实践。实践不是喊口号，你袖子撸得再高，不干实事，也是枉然。
振兴实体经济，不是反互联网
2016年，所谓代表“实体经济”的几位网红宗庆后、董明珠、李东生集体向互联网势力开炮，炮火集中砸向马云提到的五新理论，即“新零售，新制造，新技术，新金融与新资源”。娃哈哈董事长宗庆后更是言辞激烈，认为除了“新技术”其他都是“胡说八道”。
几位网红对于实体经济的认识真是让人亮瞎双眼，如果用这样的思路去振兴实体经济，的确让人看不到中国制造的未来。商业社会发展到现在，互联网已经成为底层逻辑，不是你拒绝不拒绝的问题，这就是你呼吸的空气。另外，互联网也不反动，反动的是固步自封的心。
其实，互联网并没有衰减实体经济的活力，反而带来了契机，关键是你看不看得见而已。振兴实体经济，一定要走向实业+互联网。事实上，马云说的“五新”，并不遥远。
新零售——遍布传感器与交互设施的场景，线上线下一体化，后端供应链由无人机、无人车、X仓（无人仓）连接。当前，几个大的电商企业已经在这方面进行了布局，像京东已经将X仓变成了现实，并成立了专门的X事业部来研发无人机和无人车。
新制造——用户鼠标点击决定供应链形态，幽灵工厂分布式存在，生产力随需调用，云端共享，全链条数据化。需要强调的是，这绝对不是几个老人想的“机器换人”，而是基于互联网的大规模定制，所有的机器必须由用户来指挥。这方面，GE已经上线了Predix，西门子已经上线了Mindsphere，国内，海尔上线了Cosmo，沈阳机床做了Sesol……
新金融——基于供应链全数据化的“数据贷”，风控模型算法化，随时迭代，秒级响应的放款。阿里金融、中兴飞贷等等企业都是数据贷的典型，他们的放款效率和风控水平远远高于传统金融机构。
另外，不得不提到的是，人工智能并不遥远，其会成为改变商业世界的关键变量。当商业的世界里遍布传感器，数据会急速膨胀。此时，算法必须快速进化，人工智能成为了必须的选择，而人工智能的强大也会成为改变商业进程的一股强大力量，大量以数据分析为生的人将被淘汰。当每个工厂、每个仓库、每个场景都遍布CPU，数据会变成可执行的指令，而这些指令的执行直接通过机器来实现，不再需要那些蓝领工人。
几位网红肯定是聪明人，但為什么他们看不到这些“新”？要么是老人家们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不懂新世界；要么是老人家们活在自己的利益里，不愿承认新趋势。前者好比对一个穿惯了大货（量产服装）的人讲高定（高级定制）的好处一样，讲不通。后者好比让柯达做数码，沉没成本太大，为何要做？
真不懂，假不懂，没有关系，时间会证明一切。
2016，振兴实体经济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网红们不断刷屏，吃瓜群众一路点赞，互联网上的情绪开始淹没逻辑……
反思2016，本来应该是心灵鸡汤式的按摩，但一群人的逻辑却像是体育老师教的，所谓的反思变成了商业伪逻辑的复辟，的确有必要花点时间来澄清。
振兴实体经济，不是重农抑商
2016年，实体经济是备受委屈的“萌宝宝”，高举“实体经济”的大旗就能自带正义光环。而“实体经济”的扛旗者们对于互联网流通企业骂声一片，仿佛流通不死，中国不富。
振兴实体经济，不是要做新时代的“重农抑商”，在古代，这就已经被证明是无知政策。生产和消费是天然分离的，两者之间需要流通环节（或者称为渠道、分销）来连接。流通起到几个作用，主要来说：一是信息传递，二是信誉背书，三是物料流转。这样一来，消费者才可能买到自己喜欢的产品。流通越发达，生产才能越受刺激，否则，实体经济如何振兴？
我们一度以为世界是平的，任何用户都可以直连任何产品，任何厂商也可以直连用户，但实际上，过于离散的两端形成了庞大的信息，无论是供需哪方，依然是无所适从，依然需要一个“中介”。
如果是京东，你可以叫它“自营”；如果是阿里，你可以叫它“平台”；如果是美丽说、蘑菇街，你可以叫它“社群”；如果是罗辑思维，你可以叫他“IP”……这就衍生了自营电商、平台电商、社群电商、IP电商……
互联网形成的去中介化，实际上是去串联中介（层层分销），形成一个个并行的、新的“大中介”和若干并行的、场景化的“小中介”。从春兰、格力等空调厂商在上世纪“杀大户”，自建渠道排斥苏宁等流通企业，到现在厂商们高喊“打掉马云，中国实体经济才有未来”，甚至成为了一种“政治正确”。其实，厂商想要甩掉流通都是必然的天性，但是，除非你找到方法做“产销（销售）一体化”，甚至“产消（消费）一体化”，一切都是基于自己利益出发的套路，一样的配方，熟悉的味道。
批评马云，可以说阿里的假货问题，可以说平台太强势的问题，但却不能批评流通，流通无罪。
振兴实体经济，不是反金融
2016年，险资不断兴风作浪。自从姚员外举牌万科、格力，险资就成为了一股淹没实体经济的洪流。随后，上面强势发声，打压之下，姚员外服软，承诺逐步退出。
一时间，振兴实体经济的声音此起彼伏，金融成了十恶不赦。有人甚至拿出美国次贷危机来说明金融工具制造了多大的罪恶，还有人拿出老干妈作坊式经营的思路说明远离金融有多明智。
中国真的不需要金融了吗？哪个所谓“实体经济”的企业敢说自己不需要金融？资金作为企业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是任何企业都不可缺少的。而在企业（项目）缺少资金的情况下，资本通过吸纳社会闲散资金，并投入退出企业的过程获得收益，本来就是天经地义。
进入哪些企业？肯定是价值被低估的企业，所以，万科、格力等优质企业才会成为资本进入的对象。所以，回过头来看险资举牌的现象，你很难用道德来批评他。即使用道德作为理由打压市场行为，这也不是程序正义，根本不值得吃瓜群众们叫好。要怪，只能怪制度没有设计好，修改制度才是长久之计。
其实，股权和债权融资都是手段，一级市场、一级半市场、二级市场，所有可能的市场都是企业融资的有效途径。进入哪种市场就要遵守哪种市场的规则，不能规则有利于你的时候就变成圣人，规则不利于你的时候就变成小人。你要嫌股权融资会带来野蛮人，你就像华为一样不上市不就得了？
中国不是金融产品泛滥的问题，而是有效金融产品不足的问题，是金融市场不规范的问题。典型的现象就是，“钱多”与“钱少”矛盾并存，即金融机构钱多，贷不出去，但是需要用钱的企业钱少，贷不出来。拿着牌照的金融机构缺乏对于市场的精准判断，行情稍好就催企业来贷款，稍微有风吹草动就抽贷，翻脸比翻书还快，搞得真正的“实体经济”叫苦不迭，这才是问题。进一步，这种矛盾催生了大量的地下钱庄、影子银行，造成了监管的真空地带，这才是更大的风险。
金融不邪恶，邪恶的是没有规则的金融，邪恶的是规则只为一部分人服务的金融。
振兴实体经济，不是追求要素低成本
2016年，还有个关键词是“死亡税率”。财政学者李炜光批评中国征税过重，认为40%的税负对中国企业意味着死亡，可以叫“死亡税率”。玻璃大王曹德旺也对“中国税收全球最高”进行吐槽，直言中国“除了人便宜，什么都比美国贵”，并宣布将投资10亿美金到美国建厂。一石激起千层浪，关于中国失去实体经济的成本优势的说法甚嚣尘上，恨不得所有的企业都迁往美国。
中国经济长期靠投资拉动，缺乏内生性的消费拉动，造成了增长的瓶颈，这是不争的事实。在投资的拉动边际效用递减的背景下，减税、补贴，让企业休养生息是应有之义，我完全赞成。
但实体经济的崛起，绝对不能仅仅依靠减税，甚至，大多企业把目光盯在这类要素成本上，是误入歧途。当前，实体经济最大的问题是“粗放型”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下，由于缺乏技术创新，大量的企业长期生产同质品，处于一个价格区间且进行价格血战，最后导致价格被压到最低。
这种模式下，消费怎么会有动力？要说中国的产能过剩，绝对是瞎说，不是产能过剩，而是落后产能过剩，而是有效产能过剩。不是我们的消费能力不行，是产品不行。
当产品乏力，企业的生存自然会依赖生产要素的低价，说白了，就是赚点辛苦钱。所以，他们才会对生产要素的价格如此敏感，因为，一旦某种要素价格上涨，立即就会让其盈利为负。
但是，真正的成本优势并不是要素成本最低，而是整体成本优势。整体成本优势不是要素价格的朴素相加，而是依靠管理释放的红利。举例来说，华为在2003年到2007年期间营收规模高速增长，但营业利润率却从19%下降到10%，净利润率从14%下降到了5%。任正非清晰地認识到了管理出现的问题，决心彻底变革。2007年初，他亲自给IBM公司CEO彭明盛致信，要求把IBM规范的财务流程植入到华为的运营流程中，实现收入与利润的协调发展。于是，华为上马了著名的IFS项目（集成财务系统），基于同一的IT构架，重塑了公司的业务流，让每个业务环节都能把账算清楚，这就根除了“跑冒滴漏”，形成了巨大的成本优势。 这才是正道。
振兴实体经济，不是反管理变革
2014年开始，“管理变革”和“组织转型”成为了企业频繁提及的主题词。大多企业都意识到了科层制带来的问题，老板们看得见商业模式的变化趋势，但企业却犹如一艘大船，尾大不掉。毫无疑问，为了应对互联网时代的不确定性，企业需要变得更轻、更快、更强。
恰逢此时，海尔、华为、万科等传统企业在组织转型上风生水起，谷歌、Facebook、Netflix、小米等互联网企业又在组织模式上标新立异，加上KK的《失控》、安德森的《创客》、克莱·舍基的《人人时代》等书籍的推动……几乎所有的企业都开始高喊要“自组织、平台化、无边界、去中心”。于是，阿米巴、合弄制、合伙制、无边界组织、项目制……一系列“新组织模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被企业引用。
但一股风潮之后，企业的组织转型却陷入了沉寂，真正转型成功的企业少之又少。这让不少企业直呼上当，一面高呼海尔、华为学不会，一面又开始高呼“回归常识”。自己在心中幻想了一个林志玲，和她在梦里恋爱了一番，然后就说人家脾气不好，不能过日子，这实在让人嘀笑皆非。
这里需要澄清。
一方面，企业在从0到1的“种子期”，需要科层制。科层制带来秩序、效率和稳定性，并依赖这些优势为企业累积基础的资源优势，是绕不过去的。要激活这种组织，屏蔽掉科层制的问题，依赖流程再造、完整的KPI体系，甚至依赖创业初期的团队热情，这都没有问题。
但很多企业，爬都还没学会就想飞，基础的部门分工、业务流程、授权体系都没有建立，就强行要平台化，建筑在沙堆基础上的高楼，结果可想而知。
另一方面，企业在从1到n的“发展期”，必须要面临科层制还是平台制的选择。这个时候，如果你确认要走“平台制”，就必须以“自杀重生”的心态推动变革，这种变革绝对不是改良式的、渐进式的。
有不少企业，虽然走过了种子期，但在转型时却往往是拿到一个名词就放到企业里去按自己的想象实践，结果自然也是四处碰壁。我的团队最近做了一个研究，基于40多家企业样本梳理了转型的陷阱，发现了很多“想当然”。比如，有的企业依然是强管控型，财权、人权、事权都没有下放下去，但却要求部门按照经营体来运作，这是典型的异想天开。再比如，有的企业把三权下放下去了，却没有绑定经营者的利益，没有事后风控，这也是痴人说梦话。
进一步看，这些企业的问题在于根本没有转型的决心。海尔人单合一做了10年才算是步入正轨，开始释放红利。华为的IPD（集成产品研发）、ISC（集成供应链）、IFS（集成财务管理）也扎根做了10年左右，才有今天在行业中的江湖地位。你没有研究他们走过的路，凭什么说自己一定能复制出别人的辉煌？难道说你比张瑞敏、任正非还聪明？
德鲁克说，管理不是一门艺术，也不是绝对的科学，而是一门实践。实践不是喊口号，你袖子撸得再高，不干实事，也是枉然。
振兴实体经济，不是反互联网
2016年，所谓代表“实体经济”的几位网红宗庆后、董明珠、李东生集体向互联网势力开炮，炮火集中砸向马云提到的五新理论，即“新零售，新制造，新技术，新金融与新资源”。娃哈哈董事长宗庆后更是言辞激烈，认为除了“新技术”其他都是“胡说八道”。
几位网红对于实体经济的认识真是让人亮瞎双眼，如果用这样的思路去振兴实体经济，的确让人看不到中国制造的未来。商业社会发展到现在，互联网已经成为底层逻辑，不是你拒绝不拒绝的问题，这就是你呼吸的空气。另外，互联网也不反动，反动的是固步自封的心。
其实，互联网并没有衰减实体经济的活力，反而带来了契机，关键是你看不看得见而已。振兴实体经济，一定要走向实业+互联网。事实上，马云说的“五新”，并不遥远。
新零售——遍布传感器与交互设施的场景，线上线下一体化，后端供应链由无人机、无人车、X仓（无人仓）连接。当前，几个大的电商企业已经在这方面进行了布局，像京东已经将X仓变成了现实，并成立了专门的X事业部来研发无人机和无人车。
新制造——用户鼠标点击决定供应链形态，幽灵工厂分布式存在，生产力随需调用，云端共享，全链条数据化。需要强调的是，这绝对不是几个老人想的“机器换人”，而是基于互联网的大规模定制，所有的机器必须由用户来指挥。这方面，GE已经上线了Predix，西门子已经上线了Mindsphere，国内，海尔上线了Cosmo，沈阳机床做了Sesol……
新金融——基于供应链全数据化的“数据贷”，风控模型算法化，随时迭代，秒级响应的放款。阿里金融、中兴飞贷等等企业都是数据贷的典型，他们的放款效率和风控水平远远高于传统金融机构。
另外，不得不提到的是，人工智能并不遥远，其会成为改变商业世界的关键变量。当商业的世界里遍布传感器，数据会急速膨胀。此时，算法必须快速进化，人工智能成为了必须的选择，而人工智能的强大也会成为改变商业进程的一股强大力量，大量以数据分析为生的人将被淘汰。当每个工厂、每个仓库、每个场景都遍布CPU，数据会变成可执行的指令，而这些指令的执行直接通过机器来实现，不再需要那些蓝领工人。
几位网红肯定是聪明人，但為什么他们看不到这些“新”？要么是老人家们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不懂新世界；要么是老人家们活在自己的利益里，不愿承认新趋势。前者好比对一个穿惯了大货（量产服装）的人讲高定（高级定制）的好处一样，讲不通。后者好比让柯达做数码，沉没成本太大，为何要做？
真不懂，假不懂，没有关系，时间会证明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