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培恕是国学大师梁漱溟先生的次子，他爹认为兴趣即生命。
　　回想起来，父亲（梁漱溟先生）对我们是一切方面都不做硬性规定，从不指明我们应该怎样做，只有一个得当与否的暗示。
　　哥哥各门功课同样好，我是非常偏，极怕数理化。如果病只在偏，那还好，恐怕最重的病在意欲纷杂。
　　不必缕述我在十来岁时，一共改变了多少次主意、换了几个学校，其间还两度退学自修。可以说我的愿望简直南辕北辙，一时要投考空军幼年学校，一时又说不耐正规学校施教方式，愿意在家自修，进了美术学校又想转学新闻。
　　若是别的家长早发火了，能感觉得出，父亲每次同意我改变主意都属勉强赞同或勉强不加制止。当时我只顾高兴又获批准，对他这样做的用意何在全不留意。等我留意了，却已太晚、太晚。
　　那是在他逝世后四年，通读他写的书时才感慨万端地发现那道理：“大约一个人都蕴蓄着一团力量在内里，要借着一种活动发挥出来，而后这个人才是舒发的，快乐的，也就是合理的。我以为凡人都应该就自己的聪明才力找一个相当的地方去活动。喜欢一种科学，就弄那种科学，喜欢一种艺术，就弄那种艺术。总而言之，找个地方把自家力气用在里头，让他发挥尽致……”这说的不正是我吗？然而与此同时，这又是一个普遍的道理，人人应该如此。
　　我还重读了父亲当年给我的信：“一个人必须有他的兴趣所在才行，不在此则在彼，兴趣就是生命，剥夺一个人的兴趣等于剥夺他的生命，鼓舞一个人的兴趣便是增强他的生命。”
　　他想鼓舞我的兴趣，增强我的生命，允许我试了一次又一次，这是他的父爱方式。
　　当我东奔西突时，哥哥对自己将来干什么已有明确意向——为社会大众服务，写信问父亲做什么比较合适。父亲的回答是：只要有这番诚意就好，干什么都可以，而且“有无成就，亦可不管”。那时，我够不上谈这个问题，“有无成就，亦可不管”包括我在内，则是清楚的。
　　有些家长喜欢子女步自己后尘，督促子女在学校取得高分更是常见，他却从来不问我们考得怎样。不是分数高低不代表什么，他是引导我们不把注意力放在分数上。他对中山大学学生说过：只有你想吃，吃着才有味，吃了才消化，成为“你自己的”。
　　哥哥还曾问父亲：做学问与做事是否为两条路，自己宜于走哪条路？
　　他的答复分作两点：平常，熊十力先生教育青年，总令其于学问事功二者择其一。择取之后，或再令细择某学某事，“这自然很有道理，亦是一种教法”。不过他似乎更肯定自己走过的路：“一任自己生命所发之要求而行，全无学问或事功之见存。”出世的要求强，看佛书多了，不知不觉转入哲学一路；当感受到中国问题的刺激，心中解决社会问题的要求强，不知不觉涉足政界，全不是有心去求得的。
　　再一点是：现在任何一件事没有不在学术研究之内的。例如为解决人民生计而搞合作运动，合作就是一门学问，学或事“不必太固执一偏”。
　　父亲特意说明，这虽是他走过来的路，却不必学他。依他看，发愿是根本，他发的是佛家那种愿，他从不希望别人这样做。他深感外语不好缺少治学工具，只一次在信中说，“或许培恕将来能学好外文”，并无具体要求。他对我们的期待只是发愿为大众服务，生命力得到舒发，即是好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