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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理论工作科学化的关键不在于像技术科学一样找出一套精密的方法或程序,或是研究出多少大部头的成果,或是投入多少人力、物力,而在于走群众路线、重树群众对理论工作的信任。所有方法、手段及投入只有在有助于改进理论工作的生存状态,增进理论工作的亲和力这一点上才有其意义、价值与合法性。理论工作“科学化”的目标不是走向自然科学化,而是要以反思批判的科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来审视我们工作存在的问题,要警惕教条化影响,要与技术实证主义划清界限,要彰显理论工作教化引领的价值功能,要激发理论工作者的主体能动性和创造性。
关键词:理论工作;科学化;亲和力
中图分类号:D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0)10-0022-03
理论是逻辑的、抽象的、概念的,而理论传播则是历史的经验的生活的。在全党大力推进党建科学化,大力提升宣传思想工作科学化水平的大背景下,理论工作科学化如何破题,理论工作能否承担起相应的历史重任,在党的科学理论与人民群众之间架起一座引领教化的桥梁?科学化是否意味着自然科学化、技术实证化?在推进科学化的道路上,是继续追随技术科学的实证主义理想,还是以批判的精神在清算技术实证化责任的基础上,重新思考理论工作的科学化道路?这些都是理论工作者需要冷静地加以反思的前沿性问题。
生存状态决定理论工作科学化的价值取向
理论一旦被群众掌握,就能够转化为改造世界的巨大的能动的物质力量。理论工作从本质上讲,就是一个理论不断说服群众,不断为人民群众所接受,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生动过程,也是一个理论武装群众、掌握群众并指导群众生产生活实践,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
我们党素有理论工作大众化的优良传统,尤其是善于用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方式,入耳入脑的大众话语,教育干部群众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既是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理论工作的群众路线,也是为近90年的革命建设实践反复确证的宝贵历史经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国虽是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和人口众多的大国,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人民中间却获得了广泛的传播。理论工作的群众路线,对于推动人民群众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形势的变化,我们的理论工作也出现了不少值得注意和警醒的问题。特别是在物质生活大大改善,人们较之以往更加需要用科学的理论来释疑解惑、引领丰富精神生活的今天,一些标签化、庸俗化、工具化和形式主义的不良现象正在滋长蔓延。长期以来,一些同志习惯于用文件来贯彻文件,用会议来贯彻会议,用穿衣戴帽、贴标签的庸俗态度对待理论,理论用于包装更甚于武装;一些同志习惯于唯书、唯上、守成的简单化做法,以拖沓的文风、生硬的语言、刻板的形式,对干部群众进行教条化的灌输说教,不管效果与群众是否接受;一些同志则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认为理论工作偏务虚、指标软,理论学与不学一个样、多学少学一个样,只要经济工作有实绩、能出彩就一好百好。以至于在我们的党员干部中都长期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理论工作说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党员干部认识尚且如此,遑论一般群众。凡此种种,无疑大大影响和削弱了党的理论工作的亲和力,也大大影响和削弱了党的创新理论的战斗力和说服力。久而久之,人们已经自觉不自觉地把理论放到了实际的对立面。说一件事是理论性的,那就意味着它离现实还很遥远;说一件事太理论化,那简直是对其可行性无情的否定。在不否认理论工作重要性、不否认理论工作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前提下,这可能就是理论工作的生存论描述。
理论工作的价值在于争取群众对理论的信任,理论工作科学化的关键不在于像技术科学一样找出一套的精密的方法或程序,或是研究出多少大部头的成果,或是投入多少人力、物力,而在于走群众路线、重树群众对理论工作的信任。所有方法、手段及投入只有在有助于改进理论工作的生存状态、增进理论工作的亲和力这一点上才有其意义、价值与合法性。因此,不是为科学化而科学化,在这种意义上,理论工作的公众形象既是科学化的起点,也是科学化的目标。
从反思教条化与工具化的危害看“科学化”的内涵
理论工作“科学化”的目标不是走向自然科学化,而是要以反思批判的科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来审视我们工作存在的问题,特别是要正确看待自然科学方法对理论工作的意义与界限。
警惕教条化的影响。把概念的抽象的理论转化成群众接受的生活化的内容,始终是一件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工作。面对复杂多变的形势、多样化的群众需求及急功近利的大环境,理论工作者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照本宣科,搞“上下一般粗”。上面怎么讲,我就怎么讲;人家怎么讲,我就怎么讲;过去怎么讲,现在就怎么讲。理论在习惯上被总结成条条,通过运动式的强制半强制的方式,反复告诉人们“这就是科学”——理论宣传变成了先入为主的灌输填鸭,结果越说越逆反。回想一下,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强调反对教条主义,到头来教条化离我们并不遥远。更可怕的是,我们或多或少都在重复教条化的错误时却并不自知。推动“科学化”在这里首先是要建立一种自我批判的科学态度。既然在理论工作领域教条化如影随行,那问题就不在于你是否已经犯了某种教条化的错误,而在于随时要反思拷问自己离教条化还有多远。
与技术实证主义划清界限。工具化倾向是理论工作面临的另一大危害。自然科学的威力和影响已是无人否认的事实。但为人所忽视的却是:自然技术科学所统治的领域却并不能包含人们的生活世界,人的精神世界并不服从自然规律,19世纪的康德哲学就已对此作了界定。今天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理论工作也总是向往着以实证化、标准化的方式去宣传群众。在一个功利主义盛行、物质至上的时代,人们容易忽视理论,即便是在谈论理论重要性时,更多指称和欣赏的是理论的工具功能,看它是不是具有技术科学的严密性,是不是像技术科学一样有助于创造物质利益或改进人们对物质世界及社会的控制。不可否认,包括理论工作在内的一切工作都必须讲究一定的方法和规范,但问题是,坐在办公室或书斋里研究出来的方案计划,其科学性可行性如何?层出不穷的指标体系就真的那么管用?人们真的会按照研究炮制出来的指标体系去生活去感受?在一次讲座上,有一位中年市民问刘震云,如何找寻人生的乐趣?刘回答得很巧妙:真正的乐趣是没有的,你此时快乐那就快乐了,你彼时不快乐那就不快乐了。你不必同意作家的观点,但你必须承认影响人们幸福感的因素很多。像一些指标所指出的:收入有多少,住房有多大……一个人就幸福了吗?可能有些人感到幸福满意了,而另一些人却没有,有人此时感到快乐,彼时又感到不快乐了。如果我们的理论工作按照指标去研究宣传,那必然会忽略掉许多人的生活感受,久而久之就会导致理论与实践与生活的两张皮,解释不了现实的理论更不用说指导现实了。
因此,理论工作的科学化绝非想像中的自然科学化或是技术实证化。在科学实证主义的车间里构思打造出来的工具、方法,与其说是在服务群众,增强理论在群众中的说服力、战斗力,不如说是为了体制内部的齿轮磨合,是为了便于上级约束和考核下级。面对自然科学方法的僭越,“科学化”首先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理论工作可以借鉴技术科学的方法,但前提是要对技术实证化、工具化的倾向加以批判性的清算,找到其发挥作用的恰当界限。
彰显理论工作教化引领的价值功能
理论在本质上是超越的,是指导群众改造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旗帜。理论工作应该远离功利,扎根生活,勇敢地承担起传播理想、教化民众的时代重任。
从目的论上讲,理论工作的教化不单纯是一种知识的传授,更重要的是指一种精神的造就与陶冶。按照黑格尔的说法,教化是人之为人,人逐步脱离直接性和本能性,向一个普遍的类本质提升的精神过程。科学的理论,是一幅蓝图、一种理念与理想、一个摹本与范本,理论传播的过程就是按照理论所设定的目标与理念,按照摹本对人进行理性教化与精神陶冶的过程。从人类思想史与发生认识论的角度讲,这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过程。今天的理论工作,其教化的根本任务就是在于把诸如“什么是公平正义、什么是富强文明的国家、什么是有尊严的生活”这一类理念传达给群众,其根本目标是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公民。教化的内容既包括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也包括与每个人现实生活世界息息相关的人格理想、职业理想、公德意识及个人修养。当前,理论教化最大的问题在于要么不讲理想,急功近利,要么空讲理想,却连最起码的做人道理、职业道德都不讲。
从方法论上讲,与其他宣传工作一样,理论工作的教化也是一门艺术,它更强调以人为本的原则,更需要以文化人的人性方式。今天的形势是:一方面,文学的、艺术的、诗歌的、影视的……各项意识形态都在以各自方式争取群众,除了市场的因素外,它们也都承载着传播某种文化理念或思想理论的社会功能。另一方面,各地在生产生活实践中也创造了不少值得肯定的理论传播方式,比如通过选树重大典型,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具体化、人格化、生活化,使先进人物倡导的精神可亲、可信、可学。还比如通过开展“我们的节日”等活动,让青少年在参与中接受传统美德的教育熏陶。这充分说明,在今天这样一个各种文化思潮相互激荡、此起彼伏的时代,理论工作必须锐意创新,要大胆地借鉴整合其他领域的方式方法,要以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争取大众,否则,理论工作有可能被边缘化,变成理论工作者之间的自娱自乐。《易经》有云: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科学的理论必须在生活化的参与中,在不知形式、不露痕迹、没有压力的潜移默化中,才会被自觉接受,化作一个人的血液、灵魂,才能在举手投足不经意的习惯之间,体现其润物无声的教化功能。就此而言,与其说群众接受了理论,不如说理论掌握了群众。因此,实现理论工作的教化功能理应成为检验理论工作科学化的重要尺度。
呼唤理论工作者主体精神的回归
正确的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同样,鲜活的理论必然借助于生活化的传播方式,其背后也必然有赖于一支热爱生活、富有使命、充满智慧与活力的理论工作者队伍。
理论工作者应该成为价值的创造者。知识不等于价值,在一个知识大爆炸的时代,把知识转化成对人类有益的价值,需要的是能动的创造性的智慧。相对于僵死的知识,个人的意见、主见或与实践密切相关的经验显得更有价值。当代理论工作者的理想,绝不是变身为一个只会死背书本的理论家。对理论工作者而言,建立在能动性基础上的对知识的驾驭、重组、运用及再创造,才是一种更为迫切的能力。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受技术科学实证化的影响,理论工作总是梦想着有一种超历史、超主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今天可以这样去做,明天也可以这样去做,张三可以这样去做,李四也可以这样去做,而且做出来的工作最好像流水线上的产品一样分毫不差。不用说人文、社会工作领域不存在这种理想的方法,就连这种想法和追求本身也毫无值得称道之处。办讲坛的同志最有体会,同样一个主题,不同的专家讲的效果完全不一样。讲座中演讲者除了要把主题所包容的知识信息完整、准确地传达出来,演讲者个人的形象气质、修辞语调、表述风格,及至身份名气、人格魅力这样完全个体化的因素,都将决定讲授的效果,决定内容的传播与接受程度。包括理论工作在内的社会工作也是一样,工作效果完全可能因人而异,不同主体的风格、创意总会或多或少地给工作打上不同印记,这种印记也往往决定了活动的影响力。因此,不存在完全把主体性还原掉的理论工作的理想方法,即便是同一个人,也不存在这样超越的方法和经验。就像某一届论坛取得了成功,如果在下一届这个组织者试图以同样的做法再演绎一次激动人心的完美,那他肯定会和所有与会者一样感到失望。“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即便是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同样对象,也不行。
理论工作者创造价值需要实践智慧的支撑。方法以外,情商是一个人能取得成功的另一项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如果说智商能使人通过迅速掌握技术与方法来完成学习,那么诸如“什么事情不该做、什么事情该做、以什么方式做、做到什么程度;什么话不该说、什么话该说、以什么方式说、说到什么程度”这一类主宰日常交往与工作效果的问题,则无法通过方法与技术的传授来解决,它必须通过知情意合一的情商来调节。情商作为涵盖情绪、情感、意志、耐受挫折等方面的品质,主要是源自生活的历练、反思与感悟。情商决定了一个人待人接物的方式,决定了一个人的亲和力(有时称作人缘),也决定了一个人获取资源与社会认同的能力,最终也将影响他所从事的工作的效果。德国科学家亥尔姆霍茨曾经论述过“机敏”这种最能代表情商的人类精神特质,并认为这种特质在社会生活及艺术创作中起着非常突出的作用。所谓“机敏”就略过了不该被表达的东西,所谓“不机敏”就是说出了本该被略过的东西。“机敏”是一种对时机与度的把握,它不代表没有看见,而是与对象保持距离旁敲侧击地看。我认为“机敏”不该被认识成中国人习惯的城府圆滑和老于世故,而是一种有助于和谐交往与理解的实践智慧。在一个近乎按照“零和”的游戏规则配置资源的社会环境中,解决理论工作所遇到的困难、提升理论工作的竞争力不能寄希望于等、靠、要或是上级一手包办,理论工作者充分发挥自身的能动性、创造性,充分运用实践中锤炼积累的智慧才干及敢于挑战、善于应变的机敏同样重要。或许多一个创意、多一种锲而不舍的坚持、多一种务实真诚的作风、多一条不起眼的人脉资源……我们的工作在全局中就拥有了更多的主动权,从而积聚更多人气与影响,争得更多的理解与支持——这些正是党的创新理论赢得更强的感染力、说服力与战斗力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石。
因此,理论工作的科学化除了要在方法手段上下功夫,提升主体综合素养、激发主体能动性和创造性同样不可忽视。一支素质高、能力强、有活力的理论工作者队伍,既是理论工作科学化的重要内容,更是理论工作科学化不断突破前行的可靠保障。□
责任编辑:彭安玉
关键词:理论工作;科学化;亲和力
中图分类号:D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0)10-0022-03
理论是逻辑的、抽象的、概念的,而理论传播则是历史的经验的生活的。在全党大力推进党建科学化,大力提升宣传思想工作科学化水平的大背景下,理论工作科学化如何破题,理论工作能否承担起相应的历史重任,在党的科学理论与人民群众之间架起一座引领教化的桥梁?科学化是否意味着自然科学化、技术实证化?在推进科学化的道路上,是继续追随技术科学的实证主义理想,还是以批判的精神在清算技术实证化责任的基础上,重新思考理论工作的科学化道路?这些都是理论工作者需要冷静地加以反思的前沿性问题。
生存状态决定理论工作科学化的价值取向
理论一旦被群众掌握,就能够转化为改造世界的巨大的能动的物质力量。理论工作从本质上讲,就是一个理论不断说服群众,不断为人民群众所接受,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生动过程,也是一个理论武装群众、掌握群众并指导群众生产生活实践,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
我们党素有理论工作大众化的优良传统,尤其是善于用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方式,入耳入脑的大众话语,教育干部群众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既是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理论工作的群众路线,也是为近90年的革命建设实践反复确证的宝贵历史经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国虽是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和人口众多的大国,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人民中间却获得了广泛的传播。理论工作的群众路线,对于推动人民群众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形势的变化,我们的理论工作也出现了不少值得注意和警醒的问题。特别是在物质生活大大改善,人们较之以往更加需要用科学的理论来释疑解惑、引领丰富精神生活的今天,一些标签化、庸俗化、工具化和形式主义的不良现象正在滋长蔓延。长期以来,一些同志习惯于用文件来贯彻文件,用会议来贯彻会议,用穿衣戴帽、贴标签的庸俗态度对待理论,理论用于包装更甚于武装;一些同志习惯于唯书、唯上、守成的简单化做法,以拖沓的文风、生硬的语言、刻板的形式,对干部群众进行教条化的灌输说教,不管效果与群众是否接受;一些同志则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认为理论工作偏务虚、指标软,理论学与不学一个样、多学少学一个样,只要经济工作有实绩、能出彩就一好百好。以至于在我们的党员干部中都长期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理论工作说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党员干部认识尚且如此,遑论一般群众。凡此种种,无疑大大影响和削弱了党的理论工作的亲和力,也大大影响和削弱了党的创新理论的战斗力和说服力。久而久之,人们已经自觉不自觉地把理论放到了实际的对立面。说一件事是理论性的,那就意味着它离现实还很遥远;说一件事太理论化,那简直是对其可行性无情的否定。在不否认理论工作重要性、不否认理论工作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前提下,这可能就是理论工作的生存论描述。
理论工作的价值在于争取群众对理论的信任,理论工作科学化的关键不在于像技术科学一样找出一套的精密的方法或程序,或是研究出多少大部头的成果,或是投入多少人力、物力,而在于走群众路线、重树群众对理论工作的信任。所有方法、手段及投入只有在有助于改进理论工作的生存状态、增进理论工作的亲和力这一点上才有其意义、价值与合法性。因此,不是为科学化而科学化,在这种意义上,理论工作的公众形象既是科学化的起点,也是科学化的目标。
从反思教条化与工具化的危害看“科学化”的内涵
理论工作“科学化”的目标不是走向自然科学化,而是要以反思批判的科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来审视我们工作存在的问题,特别是要正确看待自然科学方法对理论工作的意义与界限。
警惕教条化的影响。把概念的抽象的理论转化成群众接受的生活化的内容,始终是一件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工作。面对复杂多变的形势、多样化的群众需求及急功近利的大环境,理论工作者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照本宣科,搞“上下一般粗”。上面怎么讲,我就怎么讲;人家怎么讲,我就怎么讲;过去怎么讲,现在就怎么讲。理论在习惯上被总结成条条,通过运动式的强制半强制的方式,反复告诉人们“这就是科学”——理论宣传变成了先入为主的灌输填鸭,结果越说越逆反。回想一下,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强调反对教条主义,到头来教条化离我们并不遥远。更可怕的是,我们或多或少都在重复教条化的错误时却并不自知。推动“科学化”在这里首先是要建立一种自我批判的科学态度。既然在理论工作领域教条化如影随行,那问题就不在于你是否已经犯了某种教条化的错误,而在于随时要反思拷问自己离教条化还有多远。
与技术实证主义划清界限。工具化倾向是理论工作面临的另一大危害。自然科学的威力和影响已是无人否认的事实。但为人所忽视的却是:自然技术科学所统治的领域却并不能包含人们的生活世界,人的精神世界并不服从自然规律,19世纪的康德哲学就已对此作了界定。今天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理论工作也总是向往着以实证化、标准化的方式去宣传群众。在一个功利主义盛行、物质至上的时代,人们容易忽视理论,即便是在谈论理论重要性时,更多指称和欣赏的是理论的工具功能,看它是不是具有技术科学的严密性,是不是像技术科学一样有助于创造物质利益或改进人们对物质世界及社会的控制。不可否认,包括理论工作在内的一切工作都必须讲究一定的方法和规范,但问题是,坐在办公室或书斋里研究出来的方案计划,其科学性可行性如何?层出不穷的指标体系就真的那么管用?人们真的会按照研究炮制出来的指标体系去生活去感受?在一次讲座上,有一位中年市民问刘震云,如何找寻人生的乐趣?刘回答得很巧妙:真正的乐趣是没有的,你此时快乐那就快乐了,你彼时不快乐那就不快乐了。你不必同意作家的观点,但你必须承认影响人们幸福感的因素很多。像一些指标所指出的:收入有多少,住房有多大……一个人就幸福了吗?可能有些人感到幸福满意了,而另一些人却没有,有人此时感到快乐,彼时又感到不快乐了。如果我们的理论工作按照指标去研究宣传,那必然会忽略掉许多人的生活感受,久而久之就会导致理论与实践与生活的两张皮,解释不了现实的理论更不用说指导现实了。
因此,理论工作的科学化绝非想像中的自然科学化或是技术实证化。在科学实证主义的车间里构思打造出来的工具、方法,与其说是在服务群众,增强理论在群众中的说服力、战斗力,不如说是为了体制内部的齿轮磨合,是为了便于上级约束和考核下级。面对自然科学方法的僭越,“科学化”首先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理论工作可以借鉴技术科学的方法,但前提是要对技术实证化、工具化的倾向加以批判性的清算,找到其发挥作用的恰当界限。
彰显理论工作教化引领的价值功能
理论在本质上是超越的,是指导群众改造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旗帜。理论工作应该远离功利,扎根生活,勇敢地承担起传播理想、教化民众的时代重任。
从目的论上讲,理论工作的教化不单纯是一种知识的传授,更重要的是指一种精神的造就与陶冶。按照黑格尔的说法,教化是人之为人,人逐步脱离直接性和本能性,向一个普遍的类本质提升的精神过程。科学的理论,是一幅蓝图、一种理念与理想、一个摹本与范本,理论传播的过程就是按照理论所设定的目标与理念,按照摹本对人进行理性教化与精神陶冶的过程。从人类思想史与发生认识论的角度讲,这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过程。今天的理论工作,其教化的根本任务就是在于把诸如“什么是公平正义、什么是富强文明的国家、什么是有尊严的生活”这一类理念传达给群众,其根本目标是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公民。教化的内容既包括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也包括与每个人现实生活世界息息相关的人格理想、职业理想、公德意识及个人修养。当前,理论教化最大的问题在于要么不讲理想,急功近利,要么空讲理想,却连最起码的做人道理、职业道德都不讲。
从方法论上讲,与其他宣传工作一样,理论工作的教化也是一门艺术,它更强调以人为本的原则,更需要以文化人的人性方式。今天的形势是:一方面,文学的、艺术的、诗歌的、影视的……各项意识形态都在以各自方式争取群众,除了市场的因素外,它们也都承载着传播某种文化理念或思想理论的社会功能。另一方面,各地在生产生活实践中也创造了不少值得肯定的理论传播方式,比如通过选树重大典型,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具体化、人格化、生活化,使先进人物倡导的精神可亲、可信、可学。还比如通过开展“我们的节日”等活动,让青少年在参与中接受传统美德的教育熏陶。这充分说明,在今天这样一个各种文化思潮相互激荡、此起彼伏的时代,理论工作必须锐意创新,要大胆地借鉴整合其他领域的方式方法,要以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争取大众,否则,理论工作有可能被边缘化,变成理论工作者之间的自娱自乐。《易经》有云: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科学的理论必须在生活化的参与中,在不知形式、不露痕迹、没有压力的潜移默化中,才会被自觉接受,化作一个人的血液、灵魂,才能在举手投足不经意的习惯之间,体现其润物无声的教化功能。就此而言,与其说群众接受了理论,不如说理论掌握了群众。因此,实现理论工作的教化功能理应成为检验理论工作科学化的重要尺度。
呼唤理论工作者主体精神的回归
正确的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同样,鲜活的理论必然借助于生活化的传播方式,其背后也必然有赖于一支热爱生活、富有使命、充满智慧与活力的理论工作者队伍。
理论工作者应该成为价值的创造者。知识不等于价值,在一个知识大爆炸的时代,把知识转化成对人类有益的价值,需要的是能动的创造性的智慧。相对于僵死的知识,个人的意见、主见或与实践密切相关的经验显得更有价值。当代理论工作者的理想,绝不是变身为一个只会死背书本的理论家。对理论工作者而言,建立在能动性基础上的对知识的驾驭、重组、运用及再创造,才是一种更为迫切的能力。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受技术科学实证化的影响,理论工作总是梦想着有一种超历史、超主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今天可以这样去做,明天也可以这样去做,张三可以这样去做,李四也可以这样去做,而且做出来的工作最好像流水线上的产品一样分毫不差。不用说人文、社会工作领域不存在这种理想的方法,就连这种想法和追求本身也毫无值得称道之处。办讲坛的同志最有体会,同样一个主题,不同的专家讲的效果完全不一样。讲座中演讲者除了要把主题所包容的知识信息完整、准确地传达出来,演讲者个人的形象气质、修辞语调、表述风格,及至身份名气、人格魅力这样完全个体化的因素,都将决定讲授的效果,决定内容的传播与接受程度。包括理论工作在内的社会工作也是一样,工作效果完全可能因人而异,不同主体的风格、创意总会或多或少地给工作打上不同印记,这种印记也往往决定了活动的影响力。因此,不存在完全把主体性还原掉的理论工作的理想方法,即便是同一个人,也不存在这样超越的方法和经验。就像某一届论坛取得了成功,如果在下一届这个组织者试图以同样的做法再演绎一次激动人心的完美,那他肯定会和所有与会者一样感到失望。“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即便是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同样对象,也不行。
理论工作者创造价值需要实践智慧的支撑。方法以外,情商是一个人能取得成功的另一项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如果说智商能使人通过迅速掌握技术与方法来完成学习,那么诸如“什么事情不该做、什么事情该做、以什么方式做、做到什么程度;什么话不该说、什么话该说、以什么方式说、说到什么程度”这一类主宰日常交往与工作效果的问题,则无法通过方法与技术的传授来解决,它必须通过知情意合一的情商来调节。情商作为涵盖情绪、情感、意志、耐受挫折等方面的品质,主要是源自生活的历练、反思与感悟。情商决定了一个人待人接物的方式,决定了一个人的亲和力(有时称作人缘),也决定了一个人获取资源与社会认同的能力,最终也将影响他所从事的工作的效果。德国科学家亥尔姆霍茨曾经论述过“机敏”这种最能代表情商的人类精神特质,并认为这种特质在社会生活及艺术创作中起着非常突出的作用。所谓“机敏”就略过了不该被表达的东西,所谓“不机敏”就是说出了本该被略过的东西。“机敏”是一种对时机与度的把握,它不代表没有看见,而是与对象保持距离旁敲侧击地看。我认为“机敏”不该被认识成中国人习惯的城府圆滑和老于世故,而是一种有助于和谐交往与理解的实践智慧。在一个近乎按照“零和”的游戏规则配置资源的社会环境中,解决理论工作所遇到的困难、提升理论工作的竞争力不能寄希望于等、靠、要或是上级一手包办,理论工作者充分发挥自身的能动性、创造性,充分运用实践中锤炼积累的智慧才干及敢于挑战、善于应变的机敏同样重要。或许多一个创意、多一种锲而不舍的坚持、多一种务实真诚的作风、多一条不起眼的人脉资源……我们的工作在全局中就拥有了更多的主动权,从而积聚更多人气与影响,争得更多的理解与支持——这些正是党的创新理论赢得更强的感染力、说服力与战斗力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石。
因此,理论工作的科学化除了要在方法手段上下功夫,提升主体综合素养、激发主体能动性和创造性同样不可忽视。一支素质高、能力强、有活力的理论工作者队伍,既是理论工作科学化的重要内容,更是理论工作科学化不断突破前行的可靠保障。□
责任编辑:彭安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