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儒道是贫困户，是我联系的贫困户。说他是贫困户，第一次见到时，打死我我也不信，打死他他也不承认。但是，划定贫困户是有标准的，是经过烦琐复杂而又科学的程序测算出来的，老程确实符合条件。
　　我们县是革命老区，“贫困县”的帽子戴了十几年，脱贫任务重。县里把贫困户分配到各单位实行包保，我们文联分了两户。
　　文联共4个人：主席是作家，正在赶写一部关于红四方面军的小说；秘书是个小姑娘，休完产假刚上班；干事神经兮兮是个半吊子，办事不靠谱；我是副主席，家里没负担，且有些农村工作经验，自然把这两户任务揽了下来。大家对我很感激，主席请我吃了顿送行宴，秘书向我三鞠躬，干事说如果我死在扶贫工作上，就给我送个铁花圈。话扯远了，言归正传。
　　话说我背着行囊来到村里，刚安顿下来，村主任便向我介绍这两户的情况：一户姓周，因病致贫，夫妻俩一个尿毒症，一个糖尿病；还有就是老程，因老致贫，八十多了，一个人独居。
　　我来之前在县里进行过培训，了解一些扶贫知识和政策。听了村主任介绍，我感觉这两户脱贫不是啥难事，说：“好办得很，老周由政府托底，该报的报，该补的补；老程送到养老院，乡里管起来。”
　　村主任笑了，说：“你只答对一半，老程脱贫是难事。”
　　我问啥原因，村主任卖了关子，说：“见面你就知道了。”
　　老程就住在村部附近，我和村主任提著两桶油一袋面找到了他家。
　　一老者立在门前，正在打太极拳，腰不弯，背不驼，一袭白衣，鹤发童颜，看起来十分健康和精神。村主任说这就是老程。
　　见我们来，老程停止了练习，拉几把凳子让我们坐下。村主任向老程介绍说我是扶贫干部，老程脸色马上阴沉下来，说：“扶贫你去找贫困户，我又不是贫困户，找我干啥？”
　　我说：“别急，大伯，咱们聊聊。”
　　“聊什么聊！是聊政治呀，还是聊文学？”这老程一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模样。
　　“咱拉拉家常。”我说。
　　“老朽不才，却是读书之人，不屑于聊红尘之事。”老程有些不耐烦。
　　“你生活困难吗？”我问老程。
　　“困什么难？一日三餐，一箪食一壶浆足矣。”说罢，老程起身要走。
　　村主任起身拉住老程，说：“老夏也是个文化人，他也就随便问问，没别的意思。”老程才又坐下。
　　我以为老程对我有了好感，便放松了心情，又问道：“敬老院条件恁好，你咋不搬过去住？再说你这年纪已够了五保条件……”
　　这回老程彻底怒了，他站起来大声呵斥：“把东西拿走，我不吃嗟来之食！”转身进了屋。
　　我平生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人，搞不清咋回事，在返回的路上就问村主任。村主任说明了缘由：老程出身名门望族，新中国成立前读过私塾，喜读书，写得一手好字，土改时被划为地主成分，一生未娶。由于经历坎坷，他自命清高，万事不求人。为这事，村里乡里找过他多次，他就是不同意，每次送去的款物也都被他悉数退回。因没有啥收入，他的日子过得很艰难。
　　回去后我向主席汇报了老程的情况，主席研究过心理学，说老程属于九型人格中的成就型人格，死要面子活受罪，要想让他回心转意，得有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再说他这把年纪了，做通他的工作，得有个过程，急不得。
　　主席讲得有些道理，打那以后我就隔三岔五往老程家里跑，跟他谈国学、谈古典、谈书法，顺便给他挑几担水，收拾下房间卫生，老程脸上渐渐有了笑容。有一次快晌午了，他留我吃饭，我便到街上切了两个卤菜，买了瓶酒，两人在树下对酌。喝着喝着，老程哭了。风掀起他稀疏的白发，两只干瘦且暴着青筋的手不住地颤抖，我第一次见到他年迈苍老孤独无助的样子。
　　临近年底，我和村主任又去拜访老程，见到时他还是在打太极拳。他把我们让进家里，并拿出花生瓜子招待我们。
　　我说：“老伯，今年过年文联准备给贫困户送春联，您老毛笔字写得好，文联准备把这活儿交给你，价钱按市场价。”
　　听了我的话，老程迟疑了一会儿，说：“这事得容我想想。”
　　还没等我们回到村部，老程来了电话：“春联的事我同意，但价格要稍低于市场。另外，我家里藏着几幅明清时的字画，想捐给县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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