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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江西樟树市以樟树为名，因药而扬名，自古以来就享有“药不过樟树不灵”、“药不到樟树不齐”的美名。作为中国著名的南国药都，其药帮组织渗透到社会经济的诸多方面，对樟树市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凭借先进的中药炮制加工技术以及人多、经营地域广的优势，樟树药帮成为与京帮和川帮齐名的全国三大药帮之一。本文拟从樟树药帮的形成原因入手，以期深化对樟树药帮的认识。
关键词：药帮；樟树；药商
中图分类号：R-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10-0290-01
一、血缘与地缘的纽带
在古代社会中，血缘与地缘关系往往是紧密相连的，人们世世代代居住在各自划定的固定区域内，形成一个个地域性的社会经济共同体。古代封建宗法制下，受团结互助、同亲相恤等观念的影响，人们很容易形成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结伙经商的习惯。其次，当近距离商业活动演变为远距离跨区域性活动时，人们不得不离开家乡，面对陌生的城市，商业组织内部的亲和力则显得至关重要，成为其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而血缘、地缘等天然纽带则有利于商业组织产生强大的凝聚力，提高其稳定性和競争性。
樟树药帮的基础是樟树药材商。樟树药材商最主要的经营形式是个体血缘家族式经营，子承父业、兄弟携手创业的家族不计其数。如：樟树药材商甘俊源祖辈都在樟树经营药业，至清朝咸丰年间，甘俊源继承父业改店为“行”，正式命名为“大源行”，这是子承父业的例子。兄弟携手创业的也有不少，如傅汝堂因家境贫寒到萍乡仁和药店当学徒，学满三年后就带着兄弟几人在城北开办“傅成记”药店，主要从事药材批发。中国传统社会里当某一药商家族发家后，在同亲相恤的宗族观念支配下，为了惠及乡党他们往往招募同乡同族子弟在其药店或分号中当学徒，从而形成稳定的从商方向。樟树药材商往来于各地征购、销售药材，面对各地区不同的经商方式、生活习惯、方言，相同的遭遇使独在异乡的他们因相同的籍贯而联合在一起。来自相同的地区会因彼此熟悉的方言，熟悉的生活方式而产生一种独有的认同感和亲切感，“这便促成了以地域性乡土关系为纽带的商人行帮组织的出现，商帮即产生”[1]。
二、樟树药商的三次外出高潮
早在明朝中期，樟树药材商就通过各种方式来往于全国各地药材生产区经销药材。从明朝末年开始，樟树的药材商陆续外出经营药材且外出人数不断增长，形成了药材商外出的第一次高潮。明末，一方面由于政治腐败、课税日重、战乱四起；另一方面古代樟树河流纵横、地势低洼常有水患，水灾平均每十二年就发生一次，“成化末，赣水暴至，径北冲蛇溪，遂成大江，田土没入几千百亩”。清朝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赣江涨水，因之前决堤口未修，使决堤更加厉害，“近堤之田，水冲沙奎，己为废地，离堤远者，被水冲溢，广40余里，长30余里，计田一千三百余亩”[2]。
清代康熙、乾隆年间，樟树药材商大规模的外出，形成了药材商外出的第二个高潮。清朝，由于统治阶级施行较为积极的统治政策，社会经济得以不断恢复和发展，樟树药业的发展相比以前更加繁荣，“为川广南北药物所总汇”[3]。当时一些因经营药材而获得巨大利润的药材商为了继续垄断药材市场获取更多的利润，纷纷到各地开行设号。药材商为了提高竞争力和垄断药业技术，一般药工师傅和徒弟只用本地人不用外地人。而这些学徒经过几年的辛苦劳动积累了一定的资金，他们也会到外地开店设庄，招收本地人为徒。他们互相提携、互相帮助，把樟树一带的药工和学徒带到了全国各个药材生产区。
清朝同治、光绪年间，形成了樟树药材商外出的第三个高潮。清朝同治、光绪年间，由于战乱，樟树药材商被迫外出经营药材。光绪年间，临江镇秀才裴柳书所作《吴平风俗歌》有句云：“豫粤滇黔蜀湘鄂，不畏山川迢递阻。江湖连筏犯惊涛，药材捆载放征艘”[4]。
在三次外出过程中，樟树药材商、药工逐渐联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的帮系，即樟树药帮。
三、药业竞争
首先，从事医药行业人数激增。明末，由于政治腐败、社会矛盾不断激化，一些对明朝官场失望的知识分子，怀着不做良相就为良医的想法，转身投入医药行业，到明朝灭亡，满清入主中原以后，一些汉族知识分子因不耻入满人官场而选择医药行业谋生。此外“清代人口以10倍之剧增长，民众用药需求随之大增”[5]，一方面为包括樟树药帮在内的药帮组织带来了充足的客源，另一方面又因药市的繁荣刺激着更多人士从事医药行业。当时，江西非临江、丰城籍从事医药行业的人数增多，与樟树药帮争夺客源，加剧了药业市场的竞争，使樟树药帮面临更为激烈的竞争环境。
其次，各种各类的药帮组织相继成立。清朝中后期，全国陆续出现了各种排他性的垄断组织药帮。这些药帮组织不仅在本地区内经营药材，且来往于各地进行药材交易。清朝乾隆年间，北京与通州的药材商就曾组成京通行参与药材买卖，山东药材商则组成山东行进行药材买卖。此外还陆续出现了经营人参、鹿茸等药材的关东帮，经营当归、察香等药材的陕西帮。清朝道光九年（公元1829年）来自全国各地的药材商在祁州（今河北安国县）的药王庙前铸立了两根铁杆，“底座捐资名单出现有关东帮、陕西帮、山西帮、山东帮、黄芪帮、京通卫帮、古北口帮”[6]。随着从事医药行业人数的激增以及各种药帮组织兴起所引起的药业竞争，樟树药材商、药工为了竞争的需要也逐渐组成自己的帮系。清朝道光年间，临江府4县与丰城县籍的药材商和药工分别在各自的药材经营地区结成帮伙，樟树药材行会组织——樟树药帮正式形成。
参考文献：
[1]宋伦.明清时期山陕会馆研究[D].西安：西北大学博士论文，2008.
[2]（清）潘懿，胡湛修，朱孙诒纂.清江县志卷2疆域志下·圩堤[M].台湾：成文出版社，1975.
[3]（清）邓廷辑修，熊为霖纂.清江县志卷四·镇市[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
[4]彭泊.樟树药业源流[A].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清江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清江文史资料第一辑下[C].清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清江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6.
[5]侯酉娟.清代药市文献研究[D].北京：中国中医科学院硕士论文，2010.
[6]靳秀梅.宋元明清药肆初探[D].兰州：兰州大学硕士论文，2007.
作者简介：孙魁，男，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2015级在读研究生。
关键词：药帮；樟树；药商
中图分类号：R-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10-0290-01
一、血缘与地缘的纽带
在古代社会中，血缘与地缘关系往往是紧密相连的，人们世世代代居住在各自划定的固定区域内，形成一个个地域性的社会经济共同体。古代封建宗法制下，受团结互助、同亲相恤等观念的影响，人们很容易形成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结伙经商的习惯。其次，当近距离商业活动演变为远距离跨区域性活动时，人们不得不离开家乡，面对陌生的城市，商业组织内部的亲和力则显得至关重要，成为其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而血缘、地缘等天然纽带则有利于商业组织产生强大的凝聚力，提高其稳定性和競争性。
樟树药帮的基础是樟树药材商。樟树药材商最主要的经营形式是个体血缘家族式经营，子承父业、兄弟携手创业的家族不计其数。如：樟树药材商甘俊源祖辈都在樟树经营药业，至清朝咸丰年间，甘俊源继承父业改店为“行”，正式命名为“大源行”，这是子承父业的例子。兄弟携手创业的也有不少，如傅汝堂因家境贫寒到萍乡仁和药店当学徒，学满三年后就带着兄弟几人在城北开办“傅成记”药店，主要从事药材批发。中国传统社会里当某一药商家族发家后，在同亲相恤的宗族观念支配下，为了惠及乡党他们往往招募同乡同族子弟在其药店或分号中当学徒，从而形成稳定的从商方向。樟树药材商往来于各地征购、销售药材，面对各地区不同的经商方式、生活习惯、方言，相同的遭遇使独在异乡的他们因相同的籍贯而联合在一起。来自相同的地区会因彼此熟悉的方言，熟悉的生活方式而产生一种独有的认同感和亲切感，“这便促成了以地域性乡土关系为纽带的商人行帮组织的出现，商帮即产生”[1]。
二、樟树药商的三次外出高潮
早在明朝中期，樟树药材商就通过各种方式来往于全国各地药材生产区经销药材。从明朝末年开始，樟树的药材商陆续外出经营药材且外出人数不断增长，形成了药材商外出的第一次高潮。明末，一方面由于政治腐败、课税日重、战乱四起；另一方面古代樟树河流纵横、地势低洼常有水患，水灾平均每十二年就发生一次，“成化末，赣水暴至，径北冲蛇溪，遂成大江，田土没入几千百亩”。清朝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赣江涨水，因之前决堤口未修，使决堤更加厉害，“近堤之田，水冲沙奎，己为废地，离堤远者，被水冲溢，广40余里，长30余里，计田一千三百余亩”[2]。
清代康熙、乾隆年间，樟树药材商大规模的外出，形成了药材商外出的第二个高潮。清朝，由于统治阶级施行较为积极的统治政策，社会经济得以不断恢复和发展，樟树药业的发展相比以前更加繁荣，“为川广南北药物所总汇”[3]。当时一些因经营药材而获得巨大利润的药材商为了继续垄断药材市场获取更多的利润，纷纷到各地开行设号。药材商为了提高竞争力和垄断药业技术，一般药工师傅和徒弟只用本地人不用外地人。而这些学徒经过几年的辛苦劳动积累了一定的资金，他们也会到外地开店设庄，招收本地人为徒。他们互相提携、互相帮助，把樟树一带的药工和学徒带到了全国各个药材生产区。
清朝同治、光绪年间，形成了樟树药材商外出的第三个高潮。清朝同治、光绪年间，由于战乱，樟树药材商被迫外出经营药材。光绪年间，临江镇秀才裴柳书所作《吴平风俗歌》有句云：“豫粤滇黔蜀湘鄂，不畏山川迢递阻。江湖连筏犯惊涛，药材捆载放征艘”[4]。
在三次外出过程中，樟树药材商、药工逐渐联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的帮系，即樟树药帮。
三、药业竞争
首先，从事医药行业人数激增。明末，由于政治腐败、社会矛盾不断激化，一些对明朝官场失望的知识分子，怀着不做良相就为良医的想法，转身投入医药行业，到明朝灭亡，满清入主中原以后，一些汉族知识分子因不耻入满人官场而选择医药行业谋生。此外“清代人口以10倍之剧增长，民众用药需求随之大增”[5]，一方面为包括樟树药帮在内的药帮组织带来了充足的客源，另一方面又因药市的繁荣刺激着更多人士从事医药行业。当时，江西非临江、丰城籍从事医药行业的人数增多，与樟树药帮争夺客源，加剧了药业市场的竞争，使樟树药帮面临更为激烈的竞争环境。
其次，各种各类的药帮组织相继成立。清朝中后期，全国陆续出现了各种排他性的垄断组织药帮。这些药帮组织不仅在本地区内经营药材，且来往于各地进行药材交易。清朝乾隆年间，北京与通州的药材商就曾组成京通行参与药材买卖，山东药材商则组成山东行进行药材买卖。此外还陆续出现了经营人参、鹿茸等药材的关东帮，经营当归、察香等药材的陕西帮。清朝道光九年（公元1829年）来自全国各地的药材商在祁州（今河北安国县）的药王庙前铸立了两根铁杆，“底座捐资名单出现有关东帮、陕西帮、山西帮、山东帮、黄芪帮、京通卫帮、古北口帮”[6]。随着从事医药行业人数的激增以及各种药帮组织兴起所引起的药业竞争，樟树药材商、药工为了竞争的需要也逐渐组成自己的帮系。清朝道光年间，临江府4县与丰城县籍的药材商和药工分别在各自的药材经营地区结成帮伙，樟树药材行会组织——樟树药帮正式形成。
参考文献：
[1]宋伦.明清时期山陕会馆研究[D].西安：西北大学博士论文，2008.
[2]（清）潘懿，胡湛修，朱孙诒纂.清江县志卷2疆域志下·圩堤[M].台湾：成文出版社，1975.
[3]（清）邓廷辑修，熊为霖纂.清江县志卷四·镇市[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
[4]彭泊.樟树药业源流[A].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清江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清江文史资料第一辑下[C].清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清江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6.
[5]侯酉娟.清代药市文献研究[D].北京：中国中医科学院硕士论文，2010.
[6]靳秀梅.宋元明清药肆初探[D].兰州：兰州大学硕士论文，2007.
作者简介：孙魁，男，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2015级在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