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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卢新华前后时期代表作《伤痕》与《紫禁女》为研究对象,考察作者对小说艺术的一贯追求。认为在文学创作道路上,卢新华坚持了充满“伤痕”气息的悲剧叙事、批判现实的写作立场和“文学即人学”的创作传统。
关键词:《伤痕》 《紫禁女》 悲剧 现实主义 人的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回顾新时期的文学史,卢新华及其《伤痕》对一个时代而言无疑具有标志性意义。1978年,他以一篇《伤痕》拉开中国 “伤痕文学”的序幕。一举成名后,他选择了激流勇退,80年代中期去到美国,历尽艰辛。2004年,卢新华带着长篇新作《紫禁女》回归到读者视线,并以此表明在“精神之旅”的途中,他始终没有放弃对文学和祖国的关怀,而是以一种充满理性和焦虑的眼光关注着中国的成长。从《伤痕》到《紫禁女》,包含了卢新华不变的艺术追求,在通俗凄美的故事下,隐藏着厚重的现实主义精神,渗透着作者对个体与历史文化的深刻反思。本文通过《伤痕》与《紫禁女》的联系与比较,分析出卢新华对小说艺术一贯的艺术追求。
一 充满“伤痕”气息的悲剧叙事
在一次采访中,卢新华说到,“《伤痕》的着眼点是在‘文革’那段非常的历史时期,而《紫禁女》则重在将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思索。如果真要问它们之间有何关联,我以为,前者应该是尚滴着血的伤痕,后者则是结了痂的烙印。”1978年的《伤痕》拉开了一个文学思潮的序幕。它讲述了一个简单却又感人的悲剧故事:文革期间,红卫兵王晓华在文革浪潮的冲击下离家出走并与“叛徒妈妈”划清界限。在“上山下乡”的九年里,经历了复杂的阶级斗争。“四人帮”倒台后,母亲的冤案得到平反。当王晓华满怀希望回到母亲的身边时,母亲却已经永远闭上了眼睛。这一作品之所以引起轰动,一方面是适应了当时彻底否定“文革”的时代需求,另一方面是因为它有着极为强烈的悲剧效果,引起了人们深深的感情共鸣。随着故事的发展,我们随时随处可以发现主人公的“伤痕”所在。“文革”的爆发,改变了王晓华原本平静的生活,首先是妈妈被划为“叛徒”,连累晓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歧视和冷遇。为了取得“进步”,她与母亲划清界限,投入到“上山下乡”的大军。但是因为妈妈的影响,她的入团申请没有得到组织的批准。接下来为了不影响男友的前途,她忍痛断绝了两人之间的感情。终于等到“文革”结束,母亲得以平反昭雪。当她重返家乡时母亲却永远离开了人世,给晓华留下永远的伤痕。当我们在为“文革”给晓华带来的伤痕感到痛心的时候,同样不能忽视母亲遭受到的似乎更为深刻的伤害。首先是政治上的冤屈,被错划为“走资派”经历了种种折磨与遭遇。更为让人痛心的是,女儿的不理解和抛弃使她失去了最后的精神寄托。这种双重的打击,最终使她遗憾地离开人世。小说以个人的命运遭际控诉了“文化大革命”对人性,亲情的摧残,向读者展示了“文革”在一代人心里留下的深深伤痕。揭示出自然人性和无辜者生命毁灭于“文革”的悲剧。
而《紫禁女》同样被评论家评为是“一篇凄艳得令人心碎的文字,一篇凄迷得令人魂慑的文字”。女主人公石玉是一个彻底的悲剧人物。她的悲剧既有时代原因,也有内在因素。母亲“傻女”在“文革”中遭暴徒强暴而生下了她,作为一个不知父亲是谁的孩子,她的出生就是一场悲剧的开幕式。这种悲剧来自于内外两种力量的作用,一种是内在原因:即傻女之傻;一种是外在因素:即时代的疯狂。内外力量的相互交织,使得石玉还未诞生就面临着一个不容选择的生命存在方式。虽然成人后的石玉有着令人羡慕的外表与学业,但是“阴道阻隔症”这一先天的生理缺陷使她与幸福失之交臂。使她不得不离开故土远走美国,希望通过“异己”的力量打开先天的闭锁。终于,借助先进的科技,石玉的生命之门再次被打开。但是,爱人常道的“生命之根”竟然还处在婴儿状态。于是,石玉在感官欢愉的引诱下走向纵欲与狂欢。如果说面对生理上的迷失,石玉还能够以理性的态度对待,那么“门户开放”带来的主体迷失却使石玉彻底走向深渊,此时她的“灵”与“肉”一起迷失了。然而疯狂而绝望的石玉竟然意外怀上了大布鲁斯的孩子,于是,她的希望再次升起,但是这位“名不正,言不顺”的“杂交”胎儿不幸流产,结束了石玉在主体迷失的状态下对幸福与未来的狂想。《紫禁女》铭刻了石玉用血泪凝结而成的、由“幽闭”到“开放”的悲剧人生。“石玉”无论是作为一个女性形象还是作为由“闭关锁国”到“门户开放”的近代中国,都充满了血和泪。
无论是《伤痕》还是《紫禁女》,卢新华的作品充满了悲伤的基调,从对个体人生悲剧的扼腕叹息,到对时代悲剧的刻骨铭记,再到对民族悲剧的深度开掘,他一直坚持着悲剧写作的艺术追求。
二 批判现实的写作立场
自“五四”以来,现实主义一直是中国新文学的主流。但在其发展的道路上一再受到政治思潮的影响,常常发生变异而离开其原来的轨迹。“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由于受“左”的路线的干扰,文学的创作限制相当繁多,“文学反映现实,反映生活”的原则已被破坏殆尽。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左倾”路线的指引下,现实主义创作中充满了翻身解放的时代自豪感、旺盛的政治激情与虚幻的政治理想,一定程度上冲淡了对现实生活的细致的观察和体验,削弱了文学直面生活现实的批判精神。特别是“文革文学”中,大部分创作充溢着虚幻的浪漫色彩、空泛的乐观精神和狂热的英雄意味,写作的批判精神受到压抑和削弱,真实反映现实的作品受到冷落,关注和干预生活的创作受到讨伐和围攻。直至“阴谋文艺”占领文坛,现实主义精神被彻底打入冷宫。“文革”结束以后,恢复现实主义创作是文艺界首要的任务,“伤痕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回归了这一传统。自《伤痕》发表之日起,中国文学就有了新开始,虽然该作品中文学与政治合谋的痕迹仍很明显,但是在万马齐喑的时代中,卢新华以一篇《伤痕》开启了以个人倾诉控诉“文革”罪恶的形式,无疑具有开拓意义。对普通人王晓华的命运遭际的书写,改变了此前的“三突出原则”的写作模式。文学恢复了现实主义传统,从单纯的歌颂和虚饰到真实状写和批判揭露,使得中国文学再一次落脚到现实主义的土地上。此后的“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在“伤痕文学”的基础上,很大程度上回归了现实主义传统。
对20世纪后二十年的中国文学来说,“寻根文学”在80年代中期的逐渐沉寂,在很大程度上预示着一个属“文学的时代”的结束。那种源自“五四”新文学以来的、文学与政治互动的密切关系开始分裂与解体,一股躁动不安的情绪弥漫于整个文坛。自此以后,文学对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疏离与反抗,创作的求新求异,成为整个文坛的时代风景。文学逐渐成为一种完全个人化的话语诉说。文学的商业化与世俗化势不可挡,文学与现实的距离也越来越远。像《紫禁女》这样既迎合市场又承载着厚重的文化信息与反思意味的作品已属罕见。正如陈思和先生所说,《紫禁女》的显形结构“是一个含有世俗气息的好看故事,熔生命奥秘,男欢女爱,身体告白,异国情调,情色伦理等于一炉”。从表面来看,这是一个媚俗的情感故事,并不能与所谓的“宏大叙事”相提并论。但是,作品的巧妙之处在于,“以小见大”地展示了一个生命个体在冲出自身禁闭的艰难历程;更深层次上,作品隐藏着对中国近代历史,中国民族文化的痛心疾首式的反思。在作者指引下,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国百年历史中的传统与现代、封闭与开放、中与外等问题。这是一部在世俗的故事里融进深刻的批判实现主义精神的作品。在文学日趋边缘化、商业化、世俗化的当代中国,这样的作品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三 发自内心的人文关怀
“文学即人学”是高尔基提出的一个文学见解。在《谈手艺》和《论文学》等文章里,高尔基表述了文学即是“人学”的思想,它大体包含这样一些思想:在文学领域里,一切都是从人出发,一切都是为了人。把“人”作为文学的表现对象,同样是我国新文学的传统。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提出“人的文学”的文学主张。他从个性解放的要求出发,提出以“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认为新文学即人的文学,应充分表现“灵肉一致”的人性。这一文学主张深深影响了“五四”时期表现个性解放主题的创作,对人的价值尊严的关怀成为“五四文学”的中心概念之一,并发展为中国新文学的精神文化内核。
然而,人的价值在“文革”十年被严重遮蔽,人不再具有尊严与自我言说的能力。人长期被压抑在社会集体之下,对人的价值的漠视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在当代文学中,伤痕文学第一次真正地以人道主义立场来塑造文学人物,描写人性遭受专制主义与极左路线摧残的悲剧,成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先声。在《伤痕》中坚持“文学即人学”的思想具体体现在深刻揭露“文革”对人性的戕害上。立足于此的《伤痕》有着重要的突破意义:一方面是对人性的发现。作品所写的王晓华青春年华,正是年轻人认识世界、发现自我、树立个性的关键时期。但政治使王晓华们与时代一起走上了歧途。于是他们疯狂,彷徨,痛苦,悔恨。《伤痕》在文学层面对长期以来人们奉行的价值理念和人生信条提出了尖锐的质疑,迈出了回归“人”自身的第一步;另一方面是对亲情与爱情题材的涉猎。在“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中,亲情爱情是文学描写的禁区,特别是爱情在很长时期内都是中国文学忌讳的话题。在“文革”结束不久出现的《伤痕》,不但描写了母女之间离散、思念、愧疚等复杂微妙的感情,更让人耳目一新的是,还描写了王晓华与苏小林之间的爱情故事。这对增强文学创作里的人道主义精神,恢复中国文学的“人学”传统有着积极的推动意义。
作为卢新华新作的《紫禁女》也具有同样的意义。在文学日益边缘化的今天,人在文学中的表现也趋于表面化、欲望化。太多当下流行的作品侧重于表现人的本能和欲望以及人的主体精神在物质欲望的刺激下走向全面失落。《紫禁女》的可贵之处在于以“身体”为钥匙,打开了一扇通向人性和历史文化深处的大门。避开《紫禁女》在历史层面的意义,仅将目光停留在作品的表层意义,我们便可以看到文本蕴含的复杂的“人情”与“人性”:一方面是对人性的深刻洞察。《紫禁女》塑造了内涵丰富的人物群像,如集美貌与智慧、理性与欲望、传统与现代于一身的石玉,助人为乐、自以为是的大布鲁斯,“柔弱不争”、崇俭寡欲的常道。通过不同人物性格的展示,作者揭示出造成这些性格的原因是隐秘在历史深处的民族性格;另一方面是对女性的关注。作者在开篇就醒目标以“这是一个东方女子关于自己身体的告白”将读者的目光吸引到“身体”之上。作者正是借助石玉的身体缺陷,凸显了不平常的女性世界的真实面貌,从而表现出对生命尊严和人生自由的严肃思考。小说通过石玉的身体障碍所引发的生命叙述,向我们展示了身体与自我、身体与意义以及个体与文化历史之间的难以言明但又真实存在的种种联系。
四 结语
在《伤痕》与《紫禁女》之间,卢新华进行着断断续续的文学创作。但是真正能确立他在中国文坛的地位的,几乎就是这两部作品。30年的时光流转,可以改变许多东西,但是对于一个对国家,对历史,对文化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反思精神的作家而言,有些东西是不能改变的。我们虽然可以看到《伤痕》与《紫禁女》在创作手法上有某些欠缺之处,但是作者坚持已久的文学追求是值得肯定的。我们有理由相信,有着这样追求的作家一定会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参考文献:
[1] 王传章:《“伤痕”作家凭“烙印”复出——卢新华谈“从〈伤痕〉到自由职业者”》,《晚报文萃》,2004年12期。
[2] 林怡:《魂殇——对卢新华〈紫禁女〉的一种解读》,《福建文学》,2005年第2期。
[3] 陈思和:《蓬门今始为君开——关于卢新华君和他的新作》,《紫禁女》,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
作者简介:颜娇,女,1988—,河北邯郸人,本科,研究方向:教育技术,工作单位:邯郸市教育局信息中心。
关键词:《伤痕》 《紫禁女》 悲剧 现实主义 人的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回顾新时期的文学史,卢新华及其《伤痕》对一个时代而言无疑具有标志性意义。1978年,他以一篇《伤痕》拉开中国 “伤痕文学”的序幕。一举成名后,他选择了激流勇退,80年代中期去到美国,历尽艰辛。2004年,卢新华带着长篇新作《紫禁女》回归到读者视线,并以此表明在“精神之旅”的途中,他始终没有放弃对文学和祖国的关怀,而是以一种充满理性和焦虑的眼光关注着中国的成长。从《伤痕》到《紫禁女》,包含了卢新华不变的艺术追求,在通俗凄美的故事下,隐藏着厚重的现实主义精神,渗透着作者对个体与历史文化的深刻反思。本文通过《伤痕》与《紫禁女》的联系与比较,分析出卢新华对小说艺术一贯的艺术追求。
一 充满“伤痕”气息的悲剧叙事
在一次采访中,卢新华说到,“《伤痕》的着眼点是在‘文革’那段非常的历史时期,而《紫禁女》则重在将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思索。如果真要问它们之间有何关联,我以为,前者应该是尚滴着血的伤痕,后者则是结了痂的烙印。”1978年的《伤痕》拉开了一个文学思潮的序幕。它讲述了一个简单却又感人的悲剧故事:文革期间,红卫兵王晓华在文革浪潮的冲击下离家出走并与“叛徒妈妈”划清界限。在“上山下乡”的九年里,经历了复杂的阶级斗争。“四人帮”倒台后,母亲的冤案得到平反。当王晓华满怀希望回到母亲的身边时,母亲却已经永远闭上了眼睛。这一作品之所以引起轰动,一方面是适应了当时彻底否定“文革”的时代需求,另一方面是因为它有着极为强烈的悲剧效果,引起了人们深深的感情共鸣。随着故事的发展,我们随时随处可以发现主人公的“伤痕”所在。“文革”的爆发,改变了王晓华原本平静的生活,首先是妈妈被划为“叛徒”,连累晓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歧视和冷遇。为了取得“进步”,她与母亲划清界限,投入到“上山下乡”的大军。但是因为妈妈的影响,她的入团申请没有得到组织的批准。接下来为了不影响男友的前途,她忍痛断绝了两人之间的感情。终于等到“文革”结束,母亲得以平反昭雪。当她重返家乡时母亲却永远离开了人世,给晓华留下永远的伤痕。当我们在为“文革”给晓华带来的伤痕感到痛心的时候,同样不能忽视母亲遭受到的似乎更为深刻的伤害。首先是政治上的冤屈,被错划为“走资派”经历了种种折磨与遭遇。更为让人痛心的是,女儿的不理解和抛弃使她失去了最后的精神寄托。这种双重的打击,最终使她遗憾地离开人世。小说以个人的命运遭际控诉了“文化大革命”对人性,亲情的摧残,向读者展示了“文革”在一代人心里留下的深深伤痕。揭示出自然人性和无辜者生命毁灭于“文革”的悲剧。
而《紫禁女》同样被评论家评为是“一篇凄艳得令人心碎的文字,一篇凄迷得令人魂慑的文字”。女主人公石玉是一个彻底的悲剧人物。她的悲剧既有时代原因,也有内在因素。母亲“傻女”在“文革”中遭暴徒强暴而生下了她,作为一个不知父亲是谁的孩子,她的出生就是一场悲剧的开幕式。这种悲剧来自于内外两种力量的作用,一种是内在原因:即傻女之傻;一种是外在因素:即时代的疯狂。内外力量的相互交织,使得石玉还未诞生就面临着一个不容选择的生命存在方式。虽然成人后的石玉有着令人羡慕的外表与学业,但是“阴道阻隔症”这一先天的生理缺陷使她与幸福失之交臂。使她不得不离开故土远走美国,希望通过“异己”的力量打开先天的闭锁。终于,借助先进的科技,石玉的生命之门再次被打开。但是,爱人常道的“生命之根”竟然还处在婴儿状态。于是,石玉在感官欢愉的引诱下走向纵欲与狂欢。如果说面对生理上的迷失,石玉还能够以理性的态度对待,那么“门户开放”带来的主体迷失却使石玉彻底走向深渊,此时她的“灵”与“肉”一起迷失了。然而疯狂而绝望的石玉竟然意外怀上了大布鲁斯的孩子,于是,她的希望再次升起,但是这位“名不正,言不顺”的“杂交”胎儿不幸流产,结束了石玉在主体迷失的状态下对幸福与未来的狂想。《紫禁女》铭刻了石玉用血泪凝结而成的、由“幽闭”到“开放”的悲剧人生。“石玉”无论是作为一个女性形象还是作为由“闭关锁国”到“门户开放”的近代中国,都充满了血和泪。
无论是《伤痕》还是《紫禁女》,卢新华的作品充满了悲伤的基调,从对个体人生悲剧的扼腕叹息,到对时代悲剧的刻骨铭记,再到对民族悲剧的深度开掘,他一直坚持着悲剧写作的艺术追求。
二 批判现实的写作立场
自“五四”以来,现实主义一直是中国新文学的主流。但在其发展的道路上一再受到政治思潮的影响,常常发生变异而离开其原来的轨迹。“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由于受“左”的路线的干扰,文学的创作限制相当繁多,“文学反映现实,反映生活”的原则已被破坏殆尽。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左倾”路线的指引下,现实主义创作中充满了翻身解放的时代自豪感、旺盛的政治激情与虚幻的政治理想,一定程度上冲淡了对现实生活的细致的观察和体验,削弱了文学直面生活现实的批判精神。特别是“文革文学”中,大部分创作充溢着虚幻的浪漫色彩、空泛的乐观精神和狂热的英雄意味,写作的批判精神受到压抑和削弱,真实反映现实的作品受到冷落,关注和干预生活的创作受到讨伐和围攻。直至“阴谋文艺”占领文坛,现实主义精神被彻底打入冷宫。“文革”结束以后,恢复现实主义创作是文艺界首要的任务,“伤痕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回归了这一传统。自《伤痕》发表之日起,中国文学就有了新开始,虽然该作品中文学与政治合谋的痕迹仍很明显,但是在万马齐喑的时代中,卢新华以一篇《伤痕》开启了以个人倾诉控诉“文革”罪恶的形式,无疑具有开拓意义。对普通人王晓华的命运遭际的书写,改变了此前的“三突出原则”的写作模式。文学恢复了现实主义传统,从单纯的歌颂和虚饰到真实状写和批判揭露,使得中国文学再一次落脚到现实主义的土地上。此后的“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在“伤痕文学”的基础上,很大程度上回归了现实主义传统。
对20世纪后二十年的中国文学来说,“寻根文学”在80年代中期的逐渐沉寂,在很大程度上预示着一个属“文学的时代”的结束。那种源自“五四”新文学以来的、文学与政治互动的密切关系开始分裂与解体,一股躁动不安的情绪弥漫于整个文坛。自此以后,文学对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疏离与反抗,创作的求新求异,成为整个文坛的时代风景。文学逐渐成为一种完全个人化的话语诉说。文学的商业化与世俗化势不可挡,文学与现实的距离也越来越远。像《紫禁女》这样既迎合市场又承载着厚重的文化信息与反思意味的作品已属罕见。正如陈思和先生所说,《紫禁女》的显形结构“是一个含有世俗气息的好看故事,熔生命奥秘,男欢女爱,身体告白,异国情调,情色伦理等于一炉”。从表面来看,这是一个媚俗的情感故事,并不能与所谓的“宏大叙事”相提并论。但是,作品的巧妙之处在于,“以小见大”地展示了一个生命个体在冲出自身禁闭的艰难历程;更深层次上,作品隐藏着对中国近代历史,中国民族文化的痛心疾首式的反思。在作者指引下,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国百年历史中的传统与现代、封闭与开放、中与外等问题。这是一部在世俗的故事里融进深刻的批判实现主义精神的作品。在文学日趋边缘化、商业化、世俗化的当代中国,这样的作品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三 发自内心的人文关怀
“文学即人学”是高尔基提出的一个文学见解。在《谈手艺》和《论文学》等文章里,高尔基表述了文学即是“人学”的思想,它大体包含这样一些思想:在文学领域里,一切都是从人出发,一切都是为了人。把“人”作为文学的表现对象,同样是我国新文学的传统。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提出“人的文学”的文学主张。他从个性解放的要求出发,提出以“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认为新文学即人的文学,应充分表现“灵肉一致”的人性。这一文学主张深深影响了“五四”时期表现个性解放主题的创作,对人的价值尊严的关怀成为“五四文学”的中心概念之一,并发展为中国新文学的精神文化内核。
然而,人的价值在“文革”十年被严重遮蔽,人不再具有尊严与自我言说的能力。人长期被压抑在社会集体之下,对人的价值的漠视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在当代文学中,伤痕文学第一次真正地以人道主义立场来塑造文学人物,描写人性遭受专制主义与极左路线摧残的悲剧,成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先声。在《伤痕》中坚持“文学即人学”的思想具体体现在深刻揭露“文革”对人性的戕害上。立足于此的《伤痕》有着重要的突破意义:一方面是对人性的发现。作品所写的王晓华青春年华,正是年轻人认识世界、发现自我、树立个性的关键时期。但政治使王晓华们与时代一起走上了歧途。于是他们疯狂,彷徨,痛苦,悔恨。《伤痕》在文学层面对长期以来人们奉行的价值理念和人生信条提出了尖锐的质疑,迈出了回归“人”自身的第一步;另一方面是对亲情与爱情题材的涉猎。在“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中,亲情爱情是文学描写的禁区,特别是爱情在很长时期内都是中国文学忌讳的话题。在“文革”结束不久出现的《伤痕》,不但描写了母女之间离散、思念、愧疚等复杂微妙的感情,更让人耳目一新的是,还描写了王晓华与苏小林之间的爱情故事。这对增强文学创作里的人道主义精神,恢复中国文学的“人学”传统有着积极的推动意义。
作为卢新华新作的《紫禁女》也具有同样的意义。在文学日益边缘化的今天,人在文学中的表现也趋于表面化、欲望化。太多当下流行的作品侧重于表现人的本能和欲望以及人的主体精神在物质欲望的刺激下走向全面失落。《紫禁女》的可贵之处在于以“身体”为钥匙,打开了一扇通向人性和历史文化深处的大门。避开《紫禁女》在历史层面的意义,仅将目光停留在作品的表层意义,我们便可以看到文本蕴含的复杂的“人情”与“人性”:一方面是对人性的深刻洞察。《紫禁女》塑造了内涵丰富的人物群像,如集美貌与智慧、理性与欲望、传统与现代于一身的石玉,助人为乐、自以为是的大布鲁斯,“柔弱不争”、崇俭寡欲的常道。通过不同人物性格的展示,作者揭示出造成这些性格的原因是隐秘在历史深处的民族性格;另一方面是对女性的关注。作者在开篇就醒目标以“这是一个东方女子关于自己身体的告白”将读者的目光吸引到“身体”之上。作者正是借助石玉的身体缺陷,凸显了不平常的女性世界的真实面貌,从而表现出对生命尊严和人生自由的严肃思考。小说通过石玉的身体障碍所引发的生命叙述,向我们展示了身体与自我、身体与意义以及个体与文化历史之间的难以言明但又真实存在的种种联系。
四 结语
在《伤痕》与《紫禁女》之间,卢新华进行着断断续续的文学创作。但是真正能确立他在中国文坛的地位的,几乎就是这两部作品。30年的时光流转,可以改变许多东西,但是对于一个对国家,对历史,对文化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反思精神的作家而言,有些东西是不能改变的。我们虽然可以看到《伤痕》与《紫禁女》在创作手法上有某些欠缺之处,但是作者坚持已久的文学追求是值得肯定的。我们有理由相信,有着这样追求的作家一定会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参考文献:
[1] 王传章:《“伤痕”作家凭“烙印”复出——卢新华谈“从〈伤痕〉到自由职业者”》,《晚报文萃》,2004年12期。
[2] 林怡:《魂殇——对卢新华〈紫禁女〉的一种解读》,《福建文学》,2005年第2期。
[3] 陈思和:《蓬门今始为君开——关于卢新华君和他的新作》,《紫禁女》,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
作者简介:颜娇,女,1988—,河北邯郸人,本科,研究方向:教育技术,工作单位:邯郸市教育局信息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