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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红高粱》作为继《黄土地》、《黑炮事件》之后中国电影的“电影化”历史性革命中的第三块里程碑。它以一个全新的视角创造了一个极具发泄与煽动功能的情感氛围和寓言色彩的“民族国家”幻像，显示了中国在特定历史语境中国家、民族、社会的意识形态，有民族特色地唱出了中华民族强烈、旺盛、不可压抑的求生存、求自由的生命之歌，传达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民族英雄主义精神。
关键词 《红高梁》 生命狂欢 意识形态
《红高粱》作为继《黄土地》、《黑炮事件》之后中国电影的“电影化”历史性革命中的第三块里程碑。它出现，不仅标志着一种新的电影美学观念和审美要求的产生，在电影叙事方式、摄影造型、声音画面的结合与表现等方面实现了中国电影现代化进程中新突破，昭示了中国电影开始走向世界，与世界电影直接对话开始成为可能：而且还通过对“民族一国家”幻像的塑造，承载和传达了特定历史时期我们民族求生存、求发展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
可以说，《红高梁》是一曲民族生命强力自由张扬的赞歌。按张艺谋的话来讲，《红高粱》旨在赞美生命，“通过人物个性的塑造来赞美生命……赞美生命正常的欲望”。影片以“我”的回忆为叙事角度，通过“我爷爷”和“我奶奶”富有传奇色彩的“爱情结合”与“抗日斗争”故事，表现了敢爱敢恨、敢生敢死的民族生命强力和凝聚力：在异族侵略、践踏、摧残的暴行面前，用凝重、悲壮的调子唱出了中华民族生命自由的不屈之歌。与80年代前期只注重对民族“劣根性”反思的影片不同，《红高粱》在摒弃民族“劣根性”的同时，更是浓墨重彩地高扬了民族雄强的生命力。在影片中“我奶奶”的父亲——一个迂腐、贪婪的家长和丈夫李大头——身患麻风病的懦弱男人，可以说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滞后性”的象征：“我奶奶”与她父亲的斗嘴、决裂，手持剪刀不让李大头沾身，最后烧掉李大头接触过的所有物件。以及“我爷爷”为了心中的爱人杀掉了李大头等等情节，可以说是对民族传统文化中“滞后性”的抛弃与否定。与李大头的病态、懦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爷爷”那粗壮强健的身躯、粗犷豁达的豪情和无拘无束的野性，处处洋溢着阳刚雄健之美，跃动着奔涌无尽之力。这既是他个人生命强力的体现，更是我们民族旺盛、蓬勃生命力的象征。而影片中“我奶奶”对“我爷爷”的心仪钟情与心悦臣服，既是对个体自由生命力的渴求，更是对民族雄强生命力的企盼与礼赞。同时。《红高梁》更是把深情的笔墨更多地投注在颠轿、野合、唱歌、喝酒等情节中，通过对它们的尽情渲染。大做文章，来凸现民族蓬勃的生命强力和传达国家意识形态。
“颠轿”和“野合”是最富有代表性的两场戏。“颠轿”这场戏足足花了十分钟时间来演绎他们生命的狂欢。“我爷爷”和粗壮汉子们个个光着脊梁，矫健的腿左扭右拐。忽进忽退，轿杠忽而左肩。忽而又甩到右肩，直到把花轿颠成浪中的一叶扁舟。风中飞舞的一只蝴蝶：再加上凹凸起伏的黄土地上。扬起的滚滚的尘土，和着他们粗犷、豪迈的歌声，浑然一体，尽情展示着他们生命勃发和无拘无束：他们在肆意“戏弄”新娘的同时也通过“颠”和“唱”来自娱自乐。尽情狂欢，为我们上演了一幕“狂欢节”的激情与盛况。“野合”这场戏也是极富代表性的一幕，“我爷爷”用健壮的腿“噼噼啪啪”把红高梁踩倒一大片，煞是有情有意。而红高粱服服贴贴地倒在，铺成了一个圆形的“祭坛”，“我奶奶”热泪盈眶仰天躺在上面，摆成一个醒目的“大”字，“我爷爷”虔诚跪地，向她朝圣、跪拜与求乞。空中的阳光喷射出生命之火，把红高梁装扮得如金似玉，通体透亮，与“我奶奶”洁白纯净的身子浑然一体，熠熠生辉。红高粱在风中狂舞不已，唢呐声高亢激昂，“我爷爷”和“我奶奶”在高粱绿海红云里耕云播雨，尽享生命的欢悦。这是一个神圣的性爱仪式场面，传达着原始与健全、野性与灵性、圣洁与蓬勃的生命强力与生命意识。
《红高粱》不仅是民族生命强力的显现。更是对民族英雄主义精神的礼赞。正如张艺谋所说：“《红高梁》是向前看的。它实际上写的是一种未来的人格，或一种人格理想。”与以往影片中英雄原型被神化，只是一种精神存在不同《红高梁》中的英雄原型却是一群活灵活现的饮食男女，是有七情六欲，敢爱敢恨，活得起。死得值的民间英雄。如果说，“我爷爷”杀蒙面盗救九儿。找郑三炮为自己的女人讨个公正而与匪帮较量，杀麻风掌柜。自己疯癫地搬进酒作坊过日子，算不上真英雄的话：那么，面对外族欺凌的铁蹄。面对惨无人道的“活剥”时临威不惧、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以及埋酒作炸弹阻击日本侵略者，抱着点燃的土雷向日本鬼子汽车冲去的爱国主义壮举。绝对是民族英雄主义精神的强烈显现。最后，“我爷爷”一身泥泞，直愣愣地站着，如同一尊塑像，一尊民族英雄的塑像：“我爹”稚声稚气地拉开嗓门为“我奶奶”唱着《安魂曲》，这悲壮、惨烈的一幕，既是对虽死犹生、精神不朽的褒奖，更是对爱国英雄壮举之礼赞，无不显现出的浓烈爱国主义与英雄主义色彩。
郝大铮在《电影意识形态散论》一文中指出，“电影语言就是电影意识形态范畴中的一种话语因素。电影生产是由意识形态决定的行为，电影生产通过用什么语言和如何使用语言传递意识形态信息，表明电影同意识形态的关系。”诚然，影视作品中的丰厚的思想意蕴和鲜明的意识形态往往通过声音、画面、色彩、镜头等影视语言来传达和承载的。《红高梁》以独特的电影语言体现出涌动的生命活力和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首先，在色彩上给观众以强烈的视觉冲击，渗透着鲜明的意识形态。红色是激情、正义、生命力的象征。《红高粱》通篇贯穿红色，太阳、血、高梁、高梁酒是组成红色的基本物象，也是主要情节的标志物。从开头“我奶奶”那张红润的脸，占满银幕的红盖头，热烈煽情的红轿子，到暗红狂舞的红高梁，红雨般的高梁酒，血淋林的人肉、人血，直到日全食后天地通红的世界……红色格调一贯到底。这红色既是民族鲜活生命力的见证，也是自由自在、顽强不屈民族精神的象征，更是对民族蓬勃旺盛、自由不屈的生命强力和献身精神的渲染与张扬。而影片中的红高梁不仅是自然生命的完美表现，而且是被赋予了人的性灵的活生生的生命载体。它不仅有力地传达了“我爷爷”、“我奶奶”旺盛的生命力。而且当日本鬼子灭绝人性地屠杀民众、“剥人皮”示众时，红高梁更显现出悲愤、凝重与仇恨的神情，仿佛竖起爱之旗，恨之剑。其次，镜头的处理和运用也非常考究，对体现民族生命力和民族精神的颠轿、野合、祭酒、活剥等情节运用长镜头。泼墨挥洒，尽情渲染：而其它次要镜头则用画外音说明带过。如“活剥”这组镜头完满地体现了电影语言的张力，特别在结尾时瘦徒弟倒在地上疯笑疯哭，人越来越小，连同在晚风中瑟瑟发抖、稀稀落落的高梁秆子构成一幅悲哀、惨烈的画面，这 是对日本侵略者凶恨、残暴、无人性的丑恶行径深刻揭示，对其侵略行为的有力控诉，呈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色彩：以及“我奶奶”饮弹倒下和“我爷爷”抱土雷冲出高粱地等慢镜头的运用，无不显示出中华民族悲壮、不屈、英勇的一面。
同样，高亢、激昂、悲壮唢呐之声和粗旷、雄强的唱腔也无不是中华民族“红高粱”般的民族精神和生命强力的显现。乐器的巧妙使用可以说是影片《红高粱》的一大特色，唢呐和中国大鼓这两件民族乐器几乎贯穿整部影片。影片开头的迎亲，红红的画面配上高亢的唢呐声，热闹喜庆的气氛一下就调动起来：“野合”一场。唢呐吹得激情澎湃，礼赞着这对天生的奇女子与伟丈夫：而打仗一场。画面上“我奶奶”慢慢倒地，“我爷爷”怀着满腔怒火抱着土雷冲出高粱地。唢呐声变得悲壮、激昂。同时，清唱的多处使用也涌现着雄强、粗犷的生命活力。这些歌曲不是由专业歌手而是演员们扯开嗓子直接把从喉咙里发出的声音灌进观众耳朵的。“我爷爷”为“我奶奶”唱的“通天的大道九千九百九”，在他粗犷的嗓音里发出了对生命神秘的思考。影片中还有两处大合唱《酒神曲》。前一次是酿出高梁酒后面对着杜康像祭酒神，“九月九酿新酒，好酒出在咱的手”唱出了粗壮汗们的自豪，对劳动本身的礼赞：“上下通气不咳嗽”唱出了生命的通脱。坦荡与自然：“一人敢走青刹口”唱出了粗壮汗们敢爱、敢恨，敢生、敢死：“见了皇帝不磕头”唱出了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精神。后一次是祭奠罗汉大爷，同样的歌变的悲壮，唱出了他们众志成城为同胞报仇的决心。
同样，从影片产生的历史语境来看，《红高梁》无疑是当时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中社会意识形态的显现。1987年，中国开始了又一次全国性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全盘西化的思想政治斗争。在电影界，对那种对中国文化、社会改革忧心忡忡的影片提出了严厉的责问，并批评了有些影片不停挖掘我们民族“劣根性”的现象。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西方异族文明以荡涤之势动摇着中华民族脆弱的文化生存空间。中华民族再次面临着需要英雄拯救的时代。因而，在1986年出现了席卷全国的关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渲染和“抵制日货”的要求的学潮。《红高梁》正是产生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因而。影片不再对民族文化、社会改革予以深沉的思考与关注，而是对民族生命强力和民族精神的礼赞与高扬。影片中“我爷爷”他们与日本侵略者正面交锋的那场戏，与其说是一场同归于尽的浴血搏杀。不如说是民族文化与异族文明的一场较量，最后“我爷爷”和我的幸存，宣告了民族文化的最终胜利。并且，影片还通过对民族强力、生命力、权力的赞许和肯定，表达出在当时经济改革的社会中，必须以有能力、强力者通过征服来维持一种秩序的意识倾向。这正是当时时代精神和主流意识形态的体现。
此外，在叙事策略上，影片借助了神话功能和影像奇观来传达中心权威话语——主流意识形态。与常规的英雄题材叙事不同，影片以“我爷爷”与“我奶奶”为叙事主体，在他们身上突破了以往高、大、全英雄模式的塑造。他们不仅显现不出中心权威话语，甚至具有明显的反权威性，特别在“我爷爷”身上。影片的开场，“我爷爷”就带领轿夫们在溢满乡间色情昧的“颠轿”中着实调戏了这位新娘，后来又在半路上劫持了“我奶奶”实现了高梁地的“野合”以及后来要强行搬到酒坊住，在酿好的高梁酒中撒尿等等。无不显现出“我爷爷”粗野、霸道、蛮横、无理、无局无束。但就是在这样的人物身上，最后却变成了奋不顾身、冒死抗日的民族英雄，这一叙事策略正是当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有力表达。可见，《红高粱》在明快、流畅的蒙太奇剪接和变焦等电影机制中，传达出鲜明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弘扬了主旋律。
可以说。影片《红高梁》以一个全新的视角创造了一个极具发泄与煽动功能的情感氛围和寓言色彩的“民族一国家”幻像。显示了中国在特定历史语境中国家、民族、社会的意识形态。表现了中国劳动人民的优良品格、文化观念和自由精神，有民族特色地唱出了我们民族强烈、旺盛、不可压抑的求生存、求自由的生命之歌，传达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民族英雄主义精神。不愧为中国电影史一部具有开拓性、里程碑的经典作品。
关键词 《红高梁》 生命狂欢 意识形态
《红高粱》作为继《黄土地》、《黑炮事件》之后中国电影的“电影化”历史性革命中的第三块里程碑。它出现，不仅标志着一种新的电影美学观念和审美要求的产生，在电影叙事方式、摄影造型、声音画面的结合与表现等方面实现了中国电影现代化进程中新突破，昭示了中国电影开始走向世界，与世界电影直接对话开始成为可能：而且还通过对“民族一国家”幻像的塑造，承载和传达了特定历史时期我们民族求生存、求发展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
可以说，《红高梁》是一曲民族生命强力自由张扬的赞歌。按张艺谋的话来讲，《红高粱》旨在赞美生命，“通过人物个性的塑造来赞美生命……赞美生命正常的欲望”。影片以“我”的回忆为叙事角度，通过“我爷爷”和“我奶奶”富有传奇色彩的“爱情结合”与“抗日斗争”故事，表现了敢爱敢恨、敢生敢死的民族生命强力和凝聚力：在异族侵略、践踏、摧残的暴行面前，用凝重、悲壮的调子唱出了中华民族生命自由的不屈之歌。与80年代前期只注重对民族“劣根性”反思的影片不同，《红高粱》在摒弃民族“劣根性”的同时，更是浓墨重彩地高扬了民族雄强的生命力。在影片中“我奶奶”的父亲——一个迂腐、贪婪的家长和丈夫李大头——身患麻风病的懦弱男人，可以说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滞后性”的象征：“我奶奶”与她父亲的斗嘴、决裂，手持剪刀不让李大头沾身，最后烧掉李大头接触过的所有物件。以及“我爷爷”为了心中的爱人杀掉了李大头等等情节，可以说是对民族传统文化中“滞后性”的抛弃与否定。与李大头的病态、懦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爷爷”那粗壮强健的身躯、粗犷豁达的豪情和无拘无束的野性，处处洋溢着阳刚雄健之美，跃动着奔涌无尽之力。这既是他个人生命强力的体现，更是我们民族旺盛、蓬勃生命力的象征。而影片中“我奶奶”对“我爷爷”的心仪钟情与心悦臣服，既是对个体自由生命力的渴求，更是对民族雄强生命力的企盼与礼赞。同时。《红高梁》更是把深情的笔墨更多地投注在颠轿、野合、唱歌、喝酒等情节中，通过对它们的尽情渲染。大做文章，来凸现民族蓬勃的生命强力和传达国家意识形态。
“颠轿”和“野合”是最富有代表性的两场戏。“颠轿”这场戏足足花了十分钟时间来演绎他们生命的狂欢。“我爷爷”和粗壮汉子们个个光着脊梁，矫健的腿左扭右拐。忽进忽退，轿杠忽而左肩。忽而又甩到右肩，直到把花轿颠成浪中的一叶扁舟。风中飞舞的一只蝴蝶：再加上凹凸起伏的黄土地上。扬起的滚滚的尘土，和着他们粗犷、豪迈的歌声，浑然一体，尽情展示着他们生命勃发和无拘无束：他们在肆意“戏弄”新娘的同时也通过“颠”和“唱”来自娱自乐。尽情狂欢，为我们上演了一幕“狂欢节”的激情与盛况。“野合”这场戏也是极富代表性的一幕，“我爷爷”用健壮的腿“噼噼啪啪”把红高梁踩倒一大片，煞是有情有意。而红高粱服服贴贴地倒在，铺成了一个圆形的“祭坛”，“我奶奶”热泪盈眶仰天躺在上面，摆成一个醒目的“大”字，“我爷爷”虔诚跪地，向她朝圣、跪拜与求乞。空中的阳光喷射出生命之火，把红高梁装扮得如金似玉，通体透亮，与“我奶奶”洁白纯净的身子浑然一体，熠熠生辉。红高粱在风中狂舞不已，唢呐声高亢激昂，“我爷爷”和“我奶奶”在高粱绿海红云里耕云播雨，尽享生命的欢悦。这是一个神圣的性爱仪式场面，传达着原始与健全、野性与灵性、圣洁与蓬勃的生命强力与生命意识。
《红高粱》不仅是民族生命强力的显现。更是对民族英雄主义精神的礼赞。正如张艺谋所说：“《红高梁》是向前看的。它实际上写的是一种未来的人格，或一种人格理想。”与以往影片中英雄原型被神化，只是一种精神存在不同《红高梁》中的英雄原型却是一群活灵活现的饮食男女，是有七情六欲，敢爱敢恨，活得起。死得值的民间英雄。如果说，“我爷爷”杀蒙面盗救九儿。找郑三炮为自己的女人讨个公正而与匪帮较量，杀麻风掌柜。自己疯癫地搬进酒作坊过日子，算不上真英雄的话：那么，面对外族欺凌的铁蹄。面对惨无人道的“活剥”时临威不惧、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以及埋酒作炸弹阻击日本侵略者，抱着点燃的土雷向日本鬼子汽车冲去的爱国主义壮举。绝对是民族英雄主义精神的强烈显现。最后，“我爷爷”一身泥泞，直愣愣地站着，如同一尊塑像，一尊民族英雄的塑像：“我爹”稚声稚气地拉开嗓门为“我奶奶”唱着《安魂曲》，这悲壮、惨烈的一幕，既是对虽死犹生、精神不朽的褒奖，更是对爱国英雄壮举之礼赞，无不显现出的浓烈爱国主义与英雄主义色彩。
郝大铮在《电影意识形态散论》一文中指出，“电影语言就是电影意识形态范畴中的一种话语因素。电影生产是由意识形态决定的行为，电影生产通过用什么语言和如何使用语言传递意识形态信息，表明电影同意识形态的关系。”诚然，影视作品中的丰厚的思想意蕴和鲜明的意识形态往往通过声音、画面、色彩、镜头等影视语言来传达和承载的。《红高梁》以独特的电影语言体现出涌动的生命活力和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首先，在色彩上给观众以强烈的视觉冲击，渗透着鲜明的意识形态。红色是激情、正义、生命力的象征。《红高粱》通篇贯穿红色，太阳、血、高梁、高梁酒是组成红色的基本物象，也是主要情节的标志物。从开头“我奶奶”那张红润的脸，占满银幕的红盖头，热烈煽情的红轿子，到暗红狂舞的红高梁，红雨般的高梁酒，血淋林的人肉、人血，直到日全食后天地通红的世界……红色格调一贯到底。这红色既是民族鲜活生命力的见证，也是自由自在、顽强不屈民族精神的象征，更是对民族蓬勃旺盛、自由不屈的生命强力和献身精神的渲染与张扬。而影片中的红高梁不仅是自然生命的完美表现，而且是被赋予了人的性灵的活生生的生命载体。它不仅有力地传达了“我爷爷”、“我奶奶”旺盛的生命力。而且当日本鬼子灭绝人性地屠杀民众、“剥人皮”示众时，红高梁更显现出悲愤、凝重与仇恨的神情，仿佛竖起爱之旗，恨之剑。其次，镜头的处理和运用也非常考究，对体现民族生命力和民族精神的颠轿、野合、祭酒、活剥等情节运用长镜头。泼墨挥洒，尽情渲染：而其它次要镜头则用画外音说明带过。如“活剥”这组镜头完满地体现了电影语言的张力，特别在结尾时瘦徒弟倒在地上疯笑疯哭，人越来越小，连同在晚风中瑟瑟发抖、稀稀落落的高梁秆子构成一幅悲哀、惨烈的画面，这 是对日本侵略者凶恨、残暴、无人性的丑恶行径深刻揭示，对其侵略行为的有力控诉，呈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色彩：以及“我奶奶”饮弹倒下和“我爷爷”抱土雷冲出高粱地等慢镜头的运用，无不显示出中华民族悲壮、不屈、英勇的一面。
同样，高亢、激昂、悲壮唢呐之声和粗旷、雄强的唱腔也无不是中华民族“红高粱”般的民族精神和生命强力的显现。乐器的巧妙使用可以说是影片《红高粱》的一大特色，唢呐和中国大鼓这两件民族乐器几乎贯穿整部影片。影片开头的迎亲，红红的画面配上高亢的唢呐声，热闹喜庆的气氛一下就调动起来：“野合”一场。唢呐吹得激情澎湃，礼赞着这对天生的奇女子与伟丈夫：而打仗一场。画面上“我奶奶”慢慢倒地，“我爷爷”怀着满腔怒火抱着土雷冲出高粱地。唢呐声变得悲壮、激昂。同时，清唱的多处使用也涌现着雄强、粗犷的生命活力。这些歌曲不是由专业歌手而是演员们扯开嗓子直接把从喉咙里发出的声音灌进观众耳朵的。“我爷爷”为“我奶奶”唱的“通天的大道九千九百九”，在他粗犷的嗓音里发出了对生命神秘的思考。影片中还有两处大合唱《酒神曲》。前一次是酿出高梁酒后面对着杜康像祭酒神，“九月九酿新酒，好酒出在咱的手”唱出了粗壮汗们的自豪，对劳动本身的礼赞：“上下通气不咳嗽”唱出了生命的通脱。坦荡与自然：“一人敢走青刹口”唱出了粗壮汗们敢爱、敢恨，敢生、敢死：“见了皇帝不磕头”唱出了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精神。后一次是祭奠罗汉大爷，同样的歌变的悲壮，唱出了他们众志成城为同胞报仇的决心。
同样，从影片产生的历史语境来看，《红高梁》无疑是当时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中社会意识形态的显现。1987年，中国开始了又一次全国性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全盘西化的思想政治斗争。在电影界，对那种对中国文化、社会改革忧心忡忡的影片提出了严厉的责问，并批评了有些影片不停挖掘我们民族“劣根性”的现象。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西方异族文明以荡涤之势动摇着中华民族脆弱的文化生存空间。中华民族再次面临着需要英雄拯救的时代。因而，在1986年出现了席卷全国的关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渲染和“抵制日货”的要求的学潮。《红高梁》正是产生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因而。影片不再对民族文化、社会改革予以深沉的思考与关注，而是对民族生命强力和民族精神的礼赞与高扬。影片中“我爷爷”他们与日本侵略者正面交锋的那场戏，与其说是一场同归于尽的浴血搏杀。不如说是民族文化与异族文明的一场较量，最后“我爷爷”和我的幸存，宣告了民族文化的最终胜利。并且，影片还通过对民族强力、生命力、权力的赞许和肯定，表达出在当时经济改革的社会中，必须以有能力、强力者通过征服来维持一种秩序的意识倾向。这正是当时时代精神和主流意识形态的体现。
此外，在叙事策略上，影片借助了神话功能和影像奇观来传达中心权威话语——主流意识形态。与常规的英雄题材叙事不同，影片以“我爷爷”与“我奶奶”为叙事主体，在他们身上突破了以往高、大、全英雄模式的塑造。他们不仅显现不出中心权威话语，甚至具有明显的反权威性，特别在“我爷爷”身上。影片的开场，“我爷爷”就带领轿夫们在溢满乡间色情昧的“颠轿”中着实调戏了这位新娘，后来又在半路上劫持了“我奶奶”实现了高梁地的“野合”以及后来要强行搬到酒坊住，在酿好的高梁酒中撒尿等等。无不显现出“我爷爷”粗野、霸道、蛮横、无理、无局无束。但就是在这样的人物身上，最后却变成了奋不顾身、冒死抗日的民族英雄，这一叙事策略正是当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有力表达。可见，《红高粱》在明快、流畅的蒙太奇剪接和变焦等电影机制中，传达出鲜明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弘扬了主旋律。
可以说。影片《红高梁》以一个全新的视角创造了一个极具发泄与煽动功能的情感氛围和寓言色彩的“民族一国家”幻像。显示了中国在特定历史语境中国家、民族、社会的意识形态。表现了中国劳动人民的优良品格、文化观念和自由精神，有民族特色地唱出了我们民族强烈、旺盛、不可压抑的求生存、求自由的生命之歌，传达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民族英雄主义精神。不愧为中国电影史一部具有开拓性、里程碑的经典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