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3日，“中国文联终身成就摄影家”获得者、著名摄影家、原新华社摄影记者牛畏予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2007年，我开始做个案研究项目“口述新华”。我计划为新华社摄影部50位（甚至更多）老摄影家写口述史。我选择的这些新华社最早一代摄影记者，大部分没有个人出版物，也极少有文字记载他们的职业生涯。我做“口述新华”，目的就是为了尽可能多地从个人视角保留消失的历史，也让很多老照片重回人们的视线。
　　新华社第一代摄影记者中，牛畏予、郑小箴、侯波、陈娟美、塔吉古勒等女记者的经历及其记录，分量很重。在整理完袁克忠、袁苓、钱嗣杰、时盘棋的口述后，我决定开始写牛畏予。

一

　　2 0 0 8年 5月，我在北京魏公村干休所拜访了82岁的牛畏予先生。这不是第一次见她，我1983年大学毕业分到新华社摄影部，多次在资料室、冲洗车间甚至走廊里见过60岁刚过的牛畏予。那时的她，面容刚毅，步伐有力。
　　录音机打开，牛畏予的故事从她少年时代开始讲起。都说人老了近期的事情记不住，遥远的事情倒是记住很多。牛畏予讲起自己的少年、青年时代，时间、地点记得清清楚楚。最精彩的是哥哥牛斗带她走上革命道路的经历。

　　牛畏予老家在河南唐河县牛八门村。20世纪20年代前后，父亲十几岁时跟人出去当兵。军队开到湖北襄阳一带，父亲娶了位船家女，不久有了一双儿女，在四川万县部队驻扎下来。哥哥牛斗在重庆读中学，学校里有共产党地下组织，牛斗193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牛斗把妹妹送到万县国本小学。国本小学的老师多半是地下党员，妹妹小学便知道不劳而食可耻，知道要创造人人有饭吃、有衣穿的新世界。这时，牛斗的中学老师为她起了一个新名字：牛畏予。唐河产牛，“牛畏予”的意思是“牛怕我”。
　　1945年春，日本人大扫荡，学校停课。牛畏予在家里接到同学来信，鼓励她挣脱封建枷锁，奔向光明前程。这年夏秋，牛畏予离家，与6个同学越过封锁线，来到太岳军分区所在地，换上灰色军装，并被送到长治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年轻人一起学习、劳动、听报告、军事训练，团结友爱、生动活泼，牛畏予形容那时的她“心情格外舒畅”。

　　1947年春，牛畏予到晉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做宣传干事，夜晚收录中央社的新闻，白天分送报纸杂志。期间与同在宣传部的高帆相识、相爱。1948年临汾战役后二人结婚。婚后三天，高帆奉调平津前线，牛畏予去了石家庄，离战场很近。

　　给牛畏予做口述，我发现她谈话的方式：大而化之，实诚，一是一、二是二，一点也不婆婆妈妈。

二

　　半个月后，我约牛畏予先生做了第二次、第三次口述。

　　这时候，我已经把牛畏予在中国照片档案馆的3000余幅照片一张张研读过了，并且把她各个时期重要的照片按顺序打成纸样，摊在沙发上，启发老人家回忆。
　　在石家庄，牛畏予到了晋察冀画报社。画报社领导石少华动员她学摄影，说平津一解放就会需要女摄影记者。两位战地老记者谷芬和黎纳教牛畏予学摄影。牛畏予记住了他们说的一句话：“照相机就是我们手中的枪！”

　　北平解放，牛畏予在华北画报社工作。《华北画报》的主编是沙飞，此时他在石家庄住院。石少华是第一副主任，高帆是第二副主任。
　　1951年春，牛畏予转业到新闻总署新闻摄影局。这时的新闻摄影局有来自战地的记者齐观山、袁苓、王纯德、刘庆瑞、钱嗣杰、刘东螯等，还有国统区来的专家张印泉、魏南昌。因为需要大量摄影记者，华东新闻学院的杨傅涛、岳国芳、盛继润等也提前毕业来报到。
　　1952年，各个大行政区都成立了分社，华北总分社在北京的菊儿胡同。牛畏予担任了第一任摄影组长。这时正是新中国欣欣向荣地向前大步走的时侯，牛畏予镜头里都是火热的生活——第一位女司机、第一批女飞行员、团结院、少年宫的孩子们、工厂农村气象万千……1955年，华北总分社改为北京分社，牛畏予调回总社。

三

　　从一次次采访到整理好口述，我两个月内四五次往返牛畏予家。每次去，牛畏予都会再三叮嘱我：“千万不要把我拔高啊。我是很平凡很普通的人，不要写得太满，帽子不要戴得太高，有什么说什么。我只是平平常常，完成任务。”这让我想起日本大导演黑泽明曾说过的话：“我只是自自然然，变成这样。”
　　每次给老摄影家做口述，一个问题常常令我寝食不安：这些老摄影家留下的大量珍贵照片由谁来帮助他们整理和传播？

　　高帆、牛畏予夫妇为中国摄影留下了从战争时期到建设时期的大量珍贵影像。2004年4月1日，画册《他从太行来—高帆战地摄影集》出版。82岁的高帆去世前两个月，才看到了自己平生的第一本画册。这年6月25日，高帆的骨灰撒在故乡浙江萧山的钱塘江中。
　　每次去牛畏予家，我很少看到她坐着不动，她总是在翻动资料。无数纸箱、口袋里装着那些无价之宝。老人蹒跚着在几个房子中慢慢穿行，整理得很慢，十分辛苦。

　　好在当时还在中国科技大学读书的孙子高初快要毕业了。高初很小就已对爷爷奶奶的作品了如指掌。我在牛畏予家，第一次见到安静而有礼貌的大小伙子高初时，他已经开始将爷爷奶奶的底片进行数字化管理，并开始校对图片说明。
　　牛畏予说，高初知道这些图片的价值，只有高初能给自己帮上忙。

四

　　我为牛畏予做的口述题为《尽心尽力，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口述后，我还附上了新华社研究员卫元理先生、《解放军画报》高级编辑刘铁生先生、新华社摄影部原副主任谢俐先生谈的牛畏予。

　　谢俐这样说：“1973年1月，我们一起到湖北丹江口。我俩登上了安-2小型飞机准备航拍丹江口水库全景。飞机门拆了下来，拍照时要把身体探出去，牛畏予两次上飞机拍摄。拍完后，脸色惨白。她后来觉得少一个高角度，自己又爬到一个100多米高的铁塔上拍摄电工带电高空作业，照片背景是长江和江汉平原。她那个年龄还有那样的勇气，给我印象很深。也就是在那次，我发现牛畏予耳朵不好了，我在一个会上小声和她讨论拍摄的问题，她听不见，急得我啊：我连悄悄话都不能和你说啦？

　　牛畏予不摆大记者架子。在日常生活中，她有牛脾气，但她属于该愣就愣、该细就细的人。
　　牛畏予有张工作照，是舒野拍的：牛畏予站在红旗渠的悬崖边，那张照片表现了她倔强的性格和对摄影严肃认真的态度，不知你看到了没有？

五

　　2011年5月，我去了乌鲁木齐，为新华社女摄影记者、79岁的塔吉古勒做口述。
　　1951年初，塔吉古勒的丈夫、翻译家巴克从新疆来到国家民委参事室工作。在萨空了先生的关照下，19岁的塔吉古勒到新闻摄影局做了记者。这之前，不要说摸过相机，她自己连照片都没有照过。1960年，因丈夫被划为右派，塔吉古勒回到了新疆。从此再没有人提及她在新华社当记者的经历。
　　给塔吉古勒家做口述，她的泪水就没有停止过。“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新华社还记得我，还能把我的照片找出来并让我签字。我离开新华社已经50年啦。50年，我再也没有摸过相机啦。我以为新华社已经把塔吉古勒全忘了。”
　　塔吉古勒的枕头下，50年一直放着一包黑白照片，是几十张合影照片，那是她在新华社工作时，和齐观山、袁苓、钱嗣杰、吕厚民、刘东鳌、邹健东、牛畏予、郑小箴、徐佑珠等人的合影。照片上50年代的记者，男的英俊、女的漂亮。
　　采访过程中，塔吉古勒不停询问她认识的每一个新华社老同事。我帮她拨通了袁苓、钱嗣杰、吕厚民、牛畏予等老人家的电话。拨通，塔吉古勒一叫出对方名字便热泪长流。
　　接通牛畏予的电话，塔吉古勒哭诉到：“牛畏予，我是塔吉古勒啊！我们认识半个多世纪啦！你是我最早的老师，你记不记得你带我到你家吃饭？我们的孩子也是亲兄弟姐妹啊……”牛畏予耳朵不好，她的女儿接过电话继续说。
　　塔吉古勒的口述《在北京的十年是我的天堂》中，她这样描述和牛畏予的友情：“我来摄影局不久，牛畏予来了。我和她住在一间屋子里。老记者带我出去采访，我看他们的样子，他们拍什么我就拍什么。轮到我单独出去，我就问牛畏予拍什么场面、从什么角度拍？我按牛畏予说的拍，她没说的，我就不拍。有时我觉得没有完成好任务，情绪低落，牛畏予就鼓励我说：‘你光难过有什么用？要找出失败的原因，找到毛病，下次拍照时就可以改正了！’我永远记得牛畏予对我的帮助。我直到现在还认为：牛畏予是我最好的姐妹。”
　　从乌鲁木齐回来，我把塔吉古勒带给牛畏予的新疆披肩給她送去。牛畏予谈起塔吉古勒：“1951年春天我从《华北画报》转业到新闻摄影局，塔吉古勒已经在那里了。我们语言不通，但彼此很对脾气。我常常和她一起外出采访，但很多具体细节都忘记啦。塔吉古勒和巴克夫妇对人热情，那时赛福鼎夫人喜欢吃塔吉古勒做的手抓饭，她每次会多做一些，让我们去她家里品尝手抓饭。我的女儿和她的女儿阿丽娅一起上皇亭子幼儿园，玩得很好。我去过两次新疆，第一次没有去看她，第二次看到她，还是到家里吃手抓饭。我想念我这个老姐妹啊！她现在好吗？”丰收的田野 20世纪60年代 牛畏予 摄20世纪60年代，牛畏予在河南林县红旗渠拍摄。 舒野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