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由此也刺激了又一波学术热潮。乔治城大学地缘政治学教授、中国研究新锐Erik Voeten近日在《华盛顿邮报》上指出：最新研究成果表明，1914年的欧洲深蕴五大危险。如今，这些危险又潜伏在东亚地区的安全问题之中，尤其见之于中国近年来的快速崛起。
　　危险之一，是相信“若必有一战，则宜早不宜迟”。快速崛起的大国总是会受到当前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的遏制。1914年之前，保持强劲上升的德国和占据主导地位的英国是彼此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是，德国大幅提高军费发展海军，虽初衷是为保护自身商业利益，却逐渐被视为对英国的巨大威胁。英国随后开展军备竞赛，并与法、俄结成非正式联盟。起初，这些国家只是希望避免战争及其可能引发的国内革命。但各方很快就不再怀疑战争的必然与必要，甚至考虑究竟应在哪一时间点主动发起战争。因而问题是，为什么所有参战国都选择了1914年？其他四个危险可以回答这一问题。
　　危险之二在于相信进攻是最好的防守。所有的欧陆国家都计划对敌发动进攻，主要是因为错误地认为发动预防性战争才是自卫的最佳方式。军事专家教条地坚信，直接进攻可以毕其功于一役地解决欧洲安全隐患，民众更是对军事计划缺乏全面看法，最终将欧洲推到了战争边缘。
　　第三个危险来自于盟国之间的相互鼓动。尽管此前在海外殖民地和巴尔干地区发生了一连串危机事件，但萨拉热窝事件却明确显示出俄、法正在进行战争准备，并在外交上达成了无条件的互相支持，因为二者都不愿在未来的危机中单独面对德国。此外，如果法、俄不在1914年采取行动，德、奥就会控制塞尔维亚，在巴尔干地区形成势力，卡住俄国在土耳其海峡的商业命脉，从而使同盟国更难被击败。
　　据说，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会消除代价高昂的战争。但相互依赖的同义词却是脆弱。德、英的经济互赖关系既创造了和平，也成为战争的诱因。德国为降低自身经济的脆弱性，提升海军实力保护贸易，同时获取对原料产地和海外市场的政治影响力，甚或控制力。这些努力威胁了既有经济大国的经济安全，使之回应以军备竞赛、帝国保护主义、禁运和贸易战。这些举动返过头来又引发了德国的鲁莽对策。这是第四个危险。
　　大多数国家，尤其是正在崛起的大国，往往会在对外关系中亲近民族主义。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经济实力增长最终会对与之相称的国际地位提出要求。同时，高速增长不可避免地带来社会动荡，新兴中产阶级和劳工阶级开始挑战传统政治精英，使得后者采取民族主义策略向外转化政治压力。当政治修辞上发生了民族主义的转向，前述四个危险也就提高了风险的发生。
　　如此不难看出东亚地区在地缘政治层面的相似性。作者指出，虽然当今世界在许多方面不同于1914年，但若出现任一危险仍然可能引发战争。此外，政治联盟内部的变化也可能引发一方或双方认为有理由采取预防行动。要克服这些危险：首先，不要把民族主义当作外交工具，因为它难以操控，而且可能反噬自身。其次，谨记防守通常才是最佳的战略，毕竟当前处于激烈竞争的各国被海洋所隔离，东亚地区尤其如此。再次，所有国家都应明确，联盟必须以盟友的审慎行为为基础。又次，要用制度化的方式巩固国家间经济的相互依存，从而使各国不至以单边手段来保护市场与资源。最后，在切实利益上形成基本承诺，而不是紧紧盯住彼此的国际影响力；前者会对其他国家间的经济合作提供重要补充，后者则会导致零和竞争。然而作者担忧，知易行难，如何说服美国、中国、以及其他大国接受这剂药方才是真正困难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