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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关头，邓小平亲临南方视察，并以他惯以坚持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有的放矢地发表了一系列廓清人们思想中姓“资”姓“社”模糊观念的言论。对此，党内人士一般是从中央文件中知悉的，而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则是通过阅读一篇被全国报刊转载、名为《东方风来满眼春》的新闻通讯才了解到的。
这年1月18日下午5时许，时任《深圳特区报》副总编辑的陈锡添在办公室接到电话通知：速到市委接受一个特别采访任务。陈锡添马上驱车赶到市里，宣传部负责人告诉他：明天一早邓小平同志抵深圳视察，市里决定全市媒体只选派你一位文字记者全程跟随采访。从19日早随市领导去火车站迎候到23日送别小平同志去珠海，一直入住宾馆不回家。
听到这个消息，陈锡添非常激动，记者的职业敏感使他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采访任务，感到很荣幸。陈锡添心想：“从小平同志上次视察深圳至今，已经过去8年，8年间深圳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是否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完全变成了资本主义？一向倡导实事求是的小平同志此番前来，亲眼看、亲耳听是一方面，肯定还会发表关系我国改革开放走向的重要观感。”后来发生的一切果然印证了陈锡添的猜测和判断。
从1月19日至23日，陈锡添每天都是凌晨2时以后才入睡，因为白天要跟随邓小平采访，只有晚上的时间才能静下心来，同当时任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吴松营一起整理记录。有些场合，自己临时因故不在邓小平身边，他还要找当时在场的有关领导追访，对重要言论及时进行补记。深为邓小平一系列谈话精神鼓舞的陈锡添寻思：当老人家在视察中表露的思想日后通过我们这些记者的笔触传达至千家万户和大江南北时，对全国的改革开放的局势该会产生多么重大的促进作用啊。
可是，当深圳人送别邓小平后，关于他视察的消息却被有关方面告知“暂不作公开报道”。
不久，党内通过中央文件的形式对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的系列重要言论进行了传达。这令陈锡添为之一喜，他想：能不能在适当的时候，以新闻通讯在表现手法上特有的优势，活灵活现地将小平同志在深圳期间的音容笑貌及言谈举止来一个大展示呢？于是，他更留意对有关采访记录的整理和核实，为日后正式动笔写作作好必要的准备。
3月22日，是个星期天。陈锡添照例习惯地到办公室取信和当日送达的报纸时，忽然从《南方日报》上看到一则记写邓小平视察深圳的报道《小平同志在“先科”人中间》，不由得眼前一亮：这是否意味着自己精心整理的那些关于小平同志在深圳的纪实性材料也同样可以公开见报了？
陈锡添的这一想法获得当时报社主要领导的支持，并决定作为近期最重要的报道隆重推出。为抢时效，采取的是边写边发排边内部由社长区汇文审阅的特殊运作方式。陈锡添已经对有关材料烂熟于心，对文章基本构架成竹在胸，一旦闸门打开，文思犹如泉涌。24日，1万多字的长篇通讯一气呵成。
25日上午，陈锡添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拿着已经打印出来的长篇通讯稿小样同当时的社长区汇文一起到深圳市委宣传部送审，时任深圳市委宣传部部长的杨广慧却说：“发吧，稿子我就不看了，你们社里自己把关，但一定注意，要把小平同志写成人，不要写成神。”
当夜，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被排上了次日出版的《深圳特区报》一版头条位置。
此时的陈锡添非但不敢欣欣然，反而不由得生出几丝惶恐。他对那些自己反复核实过的材料和对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表述是否准确仍有些不放心，心想，如果出一点纰漏，影响就大了。
这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66届毕业生，竟然为自己几十年新闻生涯中的一篇行将见报的通讯作品第一次失眠了。
3月26日，通讯在《深圳特区报》一版头条位置刊出；同日下午，《羊城晚报》送到，陈锡添发现该报以少有的规格几乎全文摘发了自己的报道时，“心里悬着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原来向以抢抓新闻“快、准、狠”闻名全国新闻界的《羊城晚报》，当看到该报驻深圳记者传回的《东方风来满眼春》一文时，立即掂量出它的分量，马上决定对基本已拼好的26日报纸的主要新闻版作重大调整，以较大的篇幅摘登。
28日，上海《文汇报》及北京《中华工商时报》全文转载。
28日晚，《光明日报》指示驻深圳记者站向陈锡添要邓小平南巡的照片，并决定30日进行全文转载。当陈锡添将此消息转告新华社深圳支社时，支社于29日晚迅速将通讯全文传至北京的总社。
当30日的《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全文转发了《深圳特区报》的报道后，新华社也于当日正式向全世界播发了《东方风来满眼春》全文。同时又以少有的规格为播发此文专门配发了一条消息……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从次日开始，全国几乎所有省市区的主要报纸都在一版显要位置刊发了《东方风来满眼春》。
邓小平在深圳纪实《东方风来满眼春》一文一炮打响，曾名不见经传的陈锡添也因此一跃成为中国新闻界名人。
《东方风来满眼春》一文的不寻常反响，自然也引来那些对中国兴趣愈来愈浓的外国新闻界的关注。
4月2日的《参考消息》头版头条以《外电外报评中国报道邓小平深圳之行》为题，译发了美英日三国媒体的部分反应；即将访日的江泽民总书记，在4月1日会见日本驻华记者，被问及他对日前发表的《东方风来满眼春》一文的评价时，十分肯定地回答：“……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时的重要讲话，早已在全党和全国传达。现在发表邓小平同志视察深圳的报道，可以使全国人民更好地了解他的谈话精神，以便全面地贯彻落实。”
这年春天，在中国最北端的黑龙江省木林县，刚刚退居二线的县政协副主席蒋开儒拿着报纸，被长篇报道《东方风来满眼春》饱含激情的叙述震动了：深圳，那个他在1979年去香港探亲时路过的边境小乡，真的一眨眼就成了现代化的新都市了？
一个念头再也挥之不去——要去看看，一定要去看看是不是真的。蒋开儒果真把家里仅有的2000元一把揣着南下了。走出深圳火车站的蒋开儒，一下子糊涂起来，这不是香港吗？回头一看，火车站大楼上分明写着“深圳”两个大字，还是小平同志的题字。噢，真是深圳！与13年前他路过的乡野一样的深圳比，真是恍若隔世。
蒋开儒在邓小平刚刚走过的深圳大街上追踪着伟人的脚步，真切地感受着春天的声音。他的脑子里盈荡着一个场面——就在他去香港探亲的1979年，邓小平也在广东听了省委一位领导同志的汇报之后，说：先在你们广东找一个地方，办一个经济特区，杀出条血路来……
蒋开儒的心不断地被“杀出条血路来”这句话猛烈地撞击着。他当过兵，知道杀出条血路这句话意味着什么，邓小平是统率过百万大军的，绝不会轻易说这句话，说了，就意味着背水一战，意味着流血牺牲，意味着成败在此一举。蒋开儒的脑子里同时浮出一个画面：小平同志站在中国的大地图前指点江山，寻找着中国经济腾飞的突破点，寻找着创办经济特区的理想之地，他在中国的南海边找到了深圳，就在这个地方划了一个圈……这个感觉一出来，一首混着春天的馨香，唤醒了心灵深处热烈的共鸣和憧憬的歌词就如清泉一样流淌出来：“春天的故事……”
1994年3月，又是一个春天，由团广东省委、广东省青联和广东省音协主办的广东省青春歌曲创作大赛掀起了一股热潮，成百上千首参赛歌曲涌向设在各市的分赛区。在深圳分赛区，蒋开儒作词、王佑贵作曲的参赛歌曲《春天的故事》落选了。蒋开儒、王佑贵有点沮丧，又不甘心让这首歌就此泯灭，思来想去，希望能找个高手“起死回生”。曲作者王佑贵想到了时任东深供水局副局长、省青联常委叶旭全，这位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当时已是活跃在深圳词坛的业余作家。叶旭全仔细一看歌词，心里就有底了，说：“确实是一个好胚子，修整修整可能有希望入选，我来试试吧。”
当时，叶旭全在深圳已工作了14年，可以说是与特区共同成长的一代人。这位喝东江水成长起来的农民儿子，亲身体验、目睹了改革开放给特区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对1992年小平南巡后深圳日新月异的面貌，更有着深刻的体会。他感到以春天来引出、比喻这样重大的政治历史事件，的确别具一格。只是原作有点冗长，立意只着眼于深圳，还有一些词语表述不够准确，容易引起歧义。为了挽救这首立意新、题材好却不无“硬伤”的歌曲，叶旭全立即着手在结构、立意和遣词造句等方面进行大刀阔斧的二度创作。他的原则是：精简结构、提升境界、去芜存真。
为此，把原歌词的三段改成两段，将7分多钟长的原歌曲缩短为4分半钟左右，消除了歌词的拖沓，利于传唱，更将两个历史性的时刻凸显出来。针对原歌词中只是就深圳说深圳写深圳的立意偏低之弊，把歌曲放在全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和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中去修改，让歌曲跳出唱深圳而唱全国。比如，将原歌词第一段“1980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伟人在南中国的海边划出特区一片”，改为“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把时间往前推一年，把背景放在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紧扣改革开放的历史转折背景；将原歌词“啊，深圳深圳，你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改为“啊，中国，中国，你迈开了气壮山河的新步伐，走进万象更新的春天”；将原歌词“神话般崛起一座城”改为“神话般崛起座座城”……整首歌曲的立意从深圳一地提升至全中国的高度，从特区一事提升至改革开放的大业，内涵加深，境界升华。同时，将原歌词中一些政治上不准确，或容易引起歧义的词语进行重大修改，用拟人、比喻的手法使之更加贴切，更深刻。比如，将原歌词中“有一位伟人在南中国的海边写下宣言”改为“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因为用“南中国”来标示“南方”是不准确的，而用“宣言”来表述一位已交班的老领导人的言论，更是不恰当，改为“中国的南海边”和“诗篇”则更加妥帖。原歌词中用“你挣脱一穷二白的铁锁链，走进了乍暖还寒的春天”描述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的环境，“铁锁链”、“乍暖还寒”等词，很容易使人产生歧义以致引出错误的联想，改为“你展开了一幅百年的新画卷，捧出万紫千红的春天”之后，则导向正确，气势磅礴，意境优美。
经过反复的推敲斟酌，叶旭全终于把《春天的故事》润色完毕，二度创作后的歌词结构完美、立意鲜明、用词精准、大气磅礴，赋予了新的内涵。
拿着新歌词，作曲家王佑贵又重下一番工夫。这首词在一些人的眼里有点“滑稽”。比如“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一句话17个字，大白话似的。但王佑贵没有被这些说法所动摇。他用心去体味歌词，感到这样写真好，把一个很重大的政治题材生活化了，群众化了。17个字在作曲家的心中是一个段落，而不是一句，如果作为乐句来写就会很难。王佑贵每天都对着《春天的故事》歌词反复读，读着读着，感觉就出来了。他找到了适合老百姓平和心态的音高——它不是唱歌，它是说话，平和、亲切、感人。这就是《春天的故事》叙事的音乐主题。
王佑贵用音乐将不规则的词变成完整的乐段，在口语化的基础上增强平和朴素、亲切感人的风格。谱曲时还将南方的秀美与北方的粗犷糅合起来，抹掉单独南方或北方的音乐风格。这看起来什么都不是，但什么都不是往往什么都是。虽然只是一首歌曲，却有着史诗般的气势；它讲述的是大题材、大人物，同时它又如百姓家常话，真切细腻，令人如沐春风，倍感亲切。歌声中，一幅改革开放的画卷徐徐展开，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和伟人重现眼前……几经锤炼，面目全新的《春天的故事》再生了。
叶旭全把二度创作后的歌曲直接交到了广东青春歌曲创作大赛评委会。此时，评委中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多数评委认为，这是一首政治题材歌曲，唱的是改革开放，是国家领导人，用“画了一个圈”和“一位老人”这样通俗的语句来写，不够严肃，不能选用。但另有两位评委却坚持认为，群众歌曲正是需要这种通俗的充满生活气息的写法，需要清新贴切充满深情的比喻，这首歌写出了人民对改革开放的拥护和对小平同志的崇敬，是真正的百姓心声。
《春天的故事》又一次站在了命运的分岔口上。两位评委的据理力争，再一次使这首佳作走出了险被埋没的命运，在他们的坚持和说服下，其他评委也转变了看法，最后这首歌在广东“94青春歌曲创作大赛”中独占鳌头，被评为金奖，一举成名。《春天的故事》迎来了柳暗花明的新天地。
叶旭全自信这是一首属于时代的歌曲，是一首将政治和抒情结合得非常完美的歌曲，应该能够在全国范围内流行，于是，他想到了将歌曲拍摄成刚刚在中国落地不久的音乐电视——MTV。可是，当时他和蒋开儒、王佑贵都不富裕，而拍摄一个音乐电视片要十几万元！叶旭全和曲作家王佑贵一琢磨，没有钱，那就自己动手筹，无论如何，也要把《春天的故事》唱响！于是，叶旭全回到老家东莞，找几个中学同学筹集款项，其中一个姓雷的同学听完这首歌后激动地说：“没有邓小平就没有改革开放，我也不可能有机会从一个机修工变成拥有千万身家的老板！”当即决定拿出10万元支援叶旭全。其他几个同学也受到感染，纷纷慷慨解囊，很快筹集了16万元。
接着，歌曲传给了中央电视台导演孟欣，传给了精于摄像的张国立，传给了名满全国的歌唱家董文华，打动了这些充满激情的艺术家。他们不约而同自费从北京飞到深圳，一致表示要义务拍摄这部音乐电视片。
1994年10月，这部由孟欣总创意、策划，张国立总导演兼摄像，董文华演唱的音乐电视片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一炮而红，12月，又在中央电视台第二届音乐电视大赛中荣获金奖。一时间，《春天的故事》在大江南北到处传唱，红遍中国。后来，这首歌被选入大型文献纪录片《邓小平》，获得了1995年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1996年中国音乐最高奖“金钟奖”以及广东省鲁迅文艺奖音乐奖等奖项，成为获得国家奖项最多的“金曲”。正像歌中所唱的那样：“天地间荡起滚滚春潮，征途上扬起浩浩风帆。”这首歌曲传遍了全世界有华人的地方，成为真正代表中国人心声和记录一个时代风采的歌曲，蒋开儒、王佑贵、叶旭全的名字也因此载入了中国音乐的史册。
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后来经过整理作为终卷篇收入他的文选。南方谈话，可以说是老人的“政治交代”，或者说有“政治遗嘱”的含义。南方谈话之后， 中国改革卷起了第二次浪潮。（题图为深圳街头的巨幅邓小平画像）
（责任编辑：周 平）
这年1月18日下午5时许，时任《深圳特区报》副总编辑的陈锡添在办公室接到电话通知：速到市委接受一个特别采访任务。陈锡添马上驱车赶到市里，宣传部负责人告诉他：明天一早邓小平同志抵深圳视察，市里决定全市媒体只选派你一位文字记者全程跟随采访。从19日早随市领导去火车站迎候到23日送别小平同志去珠海，一直入住宾馆不回家。
听到这个消息，陈锡添非常激动，记者的职业敏感使他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采访任务，感到很荣幸。陈锡添心想：“从小平同志上次视察深圳至今，已经过去8年，8年间深圳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是否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完全变成了资本主义？一向倡导实事求是的小平同志此番前来，亲眼看、亲耳听是一方面，肯定还会发表关系我国改革开放走向的重要观感。”后来发生的一切果然印证了陈锡添的猜测和判断。
从1月19日至23日，陈锡添每天都是凌晨2时以后才入睡，因为白天要跟随邓小平采访，只有晚上的时间才能静下心来，同当时任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吴松营一起整理记录。有些场合，自己临时因故不在邓小平身边，他还要找当时在场的有关领导追访，对重要言论及时进行补记。深为邓小平一系列谈话精神鼓舞的陈锡添寻思：当老人家在视察中表露的思想日后通过我们这些记者的笔触传达至千家万户和大江南北时，对全国的改革开放的局势该会产生多么重大的促进作用啊。
可是，当深圳人送别邓小平后，关于他视察的消息却被有关方面告知“暂不作公开报道”。
不久，党内通过中央文件的形式对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的系列重要言论进行了传达。这令陈锡添为之一喜，他想：能不能在适当的时候，以新闻通讯在表现手法上特有的优势，活灵活现地将小平同志在深圳期间的音容笑貌及言谈举止来一个大展示呢？于是，他更留意对有关采访记录的整理和核实，为日后正式动笔写作作好必要的准备。
3月22日，是个星期天。陈锡添照例习惯地到办公室取信和当日送达的报纸时，忽然从《南方日报》上看到一则记写邓小平视察深圳的报道《小平同志在“先科”人中间》，不由得眼前一亮：这是否意味着自己精心整理的那些关于小平同志在深圳的纪实性材料也同样可以公开见报了？
陈锡添的这一想法获得当时报社主要领导的支持，并决定作为近期最重要的报道隆重推出。为抢时效，采取的是边写边发排边内部由社长区汇文审阅的特殊运作方式。陈锡添已经对有关材料烂熟于心，对文章基本构架成竹在胸，一旦闸门打开，文思犹如泉涌。24日，1万多字的长篇通讯一气呵成。
25日上午，陈锡添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拿着已经打印出来的长篇通讯稿小样同当时的社长区汇文一起到深圳市委宣传部送审，时任深圳市委宣传部部长的杨广慧却说：“发吧，稿子我就不看了，你们社里自己把关，但一定注意，要把小平同志写成人，不要写成神。”
当夜，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被排上了次日出版的《深圳特区报》一版头条位置。
此时的陈锡添非但不敢欣欣然，反而不由得生出几丝惶恐。他对那些自己反复核实过的材料和对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表述是否准确仍有些不放心，心想，如果出一点纰漏，影响就大了。
这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66届毕业生，竟然为自己几十年新闻生涯中的一篇行将见报的通讯作品第一次失眠了。
3月26日，通讯在《深圳特区报》一版头条位置刊出；同日下午，《羊城晚报》送到，陈锡添发现该报以少有的规格几乎全文摘发了自己的报道时，“心里悬着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原来向以抢抓新闻“快、准、狠”闻名全国新闻界的《羊城晚报》，当看到该报驻深圳记者传回的《东方风来满眼春》一文时，立即掂量出它的分量，马上决定对基本已拼好的26日报纸的主要新闻版作重大调整，以较大的篇幅摘登。
28日，上海《文汇报》及北京《中华工商时报》全文转载。
28日晚，《光明日报》指示驻深圳记者站向陈锡添要邓小平南巡的照片，并决定30日进行全文转载。当陈锡添将此消息转告新华社深圳支社时，支社于29日晚迅速将通讯全文传至北京的总社。
当30日的《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全文转发了《深圳特区报》的报道后，新华社也于当日正式向全世界播发了《东方风来满眼春》全文。同时又以少有的规格为播发此文专门配发了一条消息……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从次日开始，全国几乎所有省市区的主要报纸都在一版显要位置刊发了《东方风来满眼春》。
邓小平在深圳纪实《东方风来满眼春》一文一炮打响，曾名不见经传的陈锡添也因此一跃成为中国新闻界名人。
《东方风来满眼春》一文的不寻常反响，自然也引来那些对中国兴趣愈来愈浓的外国新闻界的关注。
4月2日的《参考消息》头版头条以《外电外报评中国报道邓小平深圳之行》为题，译发了美英日三国媒体的部分反应；即将访日的江泽民总书记，在4月1日会见日本驻华记者，被问及他对日前发表的《东方风来满眼春》一文的评价时，十分肯定地回答：“……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时的重要讲话，早已在全党和全国传达。现在发表邓小平同志视察深圳的报道，可以使全国人民更好地了解他的谈话精神，以便全面地贯彻落实。”
这年春天，在中国最北端的黑龙江省木林县，刚刚退居二线的县政协副主席蒋开儒拿着报纸，被长篇报道《东方风来满眼春》饱含激情的叙述震动了：深圳，那个他在1979年去香港探亲时路过的边境小乡，真的一眨眼就成了现代化的新都市了？
一个念头再也挥之不去——要去看看，一定要去看看是不是真的。蒋开儒果真把家里仅有的2000元一把揣着南下了。走出深圳火车站的蒋开儒，一下子糊涂起来，这不是香港吗？回头一看，火车站大楼上分明写着“深圳”两个大字，还是小平同志的题字。噢，真是深圳！与13年前他路过的乡野一样的深圳比，真是恍若隔世。
蒋开儒在邓小平刚刚走过的深圳大街上追踪着伟人的脚步，真切地感受着春天的声音。他的脑子里盈荡着一个场面——就在他去香港探亲的1979年，邓小平也在广东听了省委一位领导同志的汇报之后，说：先在你们广东找一个地方，办一个经济特区，杀出条血路来……
蒋开儒的心不断地被“杀出条血路来”这句话猛烈地撞击着。他当过兵，知道杀出条血路这句话意味着什么，邓小平是统率过百万大军的，绝不会轻易说这句话，说了，就意味着背水一战，意味着流血牺牲，意味着成败在此一举。蒋开儒的脑子里同时浮出一个画面：小平同志站在中国的大地图前指点江山，寻找着中国经济腾飞的突破点，寻找着创办经济特区的理想之地，他在中国的南海边找到了深圳，就在这个地方划了一个圈……这个感觉一出来，一首混着春天的馨香，唤醒了心灵深处热烈的共鸣和憧憬的歌词就如清泉一样流淌出来：“春天的故事……”
1994年3月，又是一个春天，由团广东省委、广东省青联和广东省音协主办的广东省青春歌曲创作大赛掀起了一股热潮，成百上千首参赛歌曲涌向设在各市的分赛区。在深圳分赛区，蒋开儒作词、王佑贵作曲的参赛歌曲《春天的故事》落选了。蒋开儒、王佑贵有点沮丧，又不甘心让这首歌就此泯灭，思来想去，希望能找个高手“起死回生”。曲作者王佑贵想到了时任东深供水局副局长、省青联常委叶旭全，这位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当时已是活跃在深圳词坛的业余作家。叶旭全仔细一看歌词，心里就有底了，说：“确实是一个好胚子，修整修整可能有希望入选，我来试试吧。”
当时，叶旭全在深圳已工作了14年，可以说是与特区共同成长的一代人。这位喝东江水成长起来的农民儿子，亲身体验、目睹了改革开放给特区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对1992年小平南巡后深圳日新月异的面貌，更有着深刻的体会。他感到以春天来引出、比喻这样重大的政治历史事件，的确别具一格。只是原作有点冗长，立意只着眼于深圳，还有一些词语表述不够准确，容易引起歧义。为了挽救这首立意新、题材好却不无“硬伤”的歌曲，叶旭全立即着手在结构、立意和遣词造句等方面进行大刀阔斧的二度创作。他的原则是：精简结构、提升境界、去芜存真。
为此，把原歌词的三段改成两段，将7分多钟长的原歌曲缩短为4分半钟左右，消除了歌词的拖沓，利于传唱，更将两个历史性的时刻凸显出来。针对原歌词中只是就深圳说深圳写深圳的立意偏低之弊，把歌曲放在全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和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中去修改，让歌曲跳出唱深圳而唱全国。比如，将原歌词第一段“1980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伟人在南中国的海边划出特区一片”，改为“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把时间往前推一年，把背景放在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紧扣改革开放的历史转折背景；将原歌词“啊，深圳深圳，你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改为“啊，中国，中国，你迈开了气壮山河的新步伐，走进万象更新的春天”；将原歌词“神话般崛起一座城”改为“神话般崛起座座城”……整首歌曲的立意从深圳一地提升至全中国的高度，从特区一事提升至改革开放的大业，内涵加深，境界升华。同时，将原歌词中一些政治上不准确，或容易引起歧义的词语进行重大修改，用拟人、比喻的手法使之更加贴切，更深刻。比如，将原歌词中“有一位伟人在南中国的海边写下宣言”改为“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因为用“南中国”来标示“南方”是不准确的，而用“宣言”来表述一位已交班的老领导人的言论，更是不恰当，改为“中国的南海边”和“诗篇”则更加妥帖。原歌词中用“你挣脱一穷二白的铁锁链，走进了乍暖还寒的春天”描述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的环境，“铁锁链”、“乍暖还寒”等词，很容易使人产生歧义以致引出错误的联想，改为“你展开了一幅百年的新画卷，捧出万紫千红的春天”之后，则导向正确，气势磅礴，意境优美。
经过反复的推敲斟酌，叶旭全终于把《春天的故事》润色完毕，二度创作后的歌词结构完美、立意鲜明、用词精准、大气磅礴，赋予了新的内涵。
拿着新歌词，作曲家王佑贵又重下一番工夫。这首词在一些人的眼里有点“滑稽”。比如“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一句话17个字，大白话似的。但王佑贵没有被这些说法所动摇。他用心去体味歌词，感到这样写真好，把一个很重大的政治题材生活化了，群众化了。17个字在作曲家的心中是一个段落，而不是一句，如果作为乐句来写就会很难。王佑贵每天都对着《春天的故事》歌词反复读，读着读着，感觉就出来了。他找到了适合老百姓平和心态的音高——它不是唱歌，它是说话，平和、亲切、感人。这就是《春天的故事》叙事的音乐主题。
王佑贵用音乐将不规则的词变成完整的乐段，在口语化的基础上增强平和朴素、亲切感人的风格。谱曲时还将南方的秀美与北方的粗犷糅合起来，抹掉单独南方或北方的音乐风格。这看起来什么都不是，但什么都不是往往什么都是。虽然只是一首歌曲，却有着史诗般的气势；它讲述的是大题材、大人物，同时它又如百姓家常话，真切细腻，令人如沐春风，倍感亲切。歌声中，一幅改革开放的画卷徐徐展开，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和伟人重现眼前……几经锤炼，面目全新的《春天的故事》再生了。
叶旭全把二度创作后的歌曲直接交到了广东青春歌曲创作大赛评委会。此时，评委中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多数评委认为，这是一首政治题材歌曲，唱的是改革开放，是国家领导人，用“画了一个圈”和“一位老人”这样通俗的语句来写，不够严肃，不能选用。但另有两位评委却坚持认为，群众歌曲正是需要这种通俗的充满生活气息的写法，需要清新贴切充满深情的比喻，这首歌写出了人民对改革开放的拥护和对小平同志的崇敬，是真正的百姓心声。
《春天的故事》又一次站在了命运的分岔口上。两位评委的据理力争，再一次使这首佳作走出了险被埋没的命运，在他们的坚持和说服下，其他评委也转变了看法，最后这首歌在广东“94青春歌曲创作大赛”中独占鳌头，被评为金奖，一举成名。《春天的故事》迎来了柳暗花明的新天地。
叶旭全自信这是一首属于时代的歌曲，是一首将政治和抒情结合得非常完美的歌曲，应该能够在全国范围内流行，于是，他想到了将歌曲拍摄成刚刚在中国落地不久的音乐电视——MTV。可是，当时他和蒋开儒、王佑贵都不富裕，而拍摄一个音乐电视片要十几万元！叶旭全和曲作家王佑贵一琢磨，没有钱，那就自己动手筹，无论如何，也要把《春天的故事》唱响！于是，叶旭全回到老家东莞，找几个中学同学筹集款项，其中一个姓雷的同学听完这首歌后激动地说：“没有邓小平就没有改革开放，我也不可能有机会从一个机修工变成拥有千万身家的老板！”当即决定拿出10万元支援叶旭全。其他几个同学也受到感染，纷纷慷慨解囊，很快筹集了16万元。
接着，歌曲传给了中央电视台导演孟欣，传给了精于摄像的张国立，传给了名满全国的歌唱家董文华，打动了这些充满激情的艺术家。他们不约而同自费从北京飞到深圳，一致表示要义务拍摄这部音乐电视片。
1994年10月，这部由孟欣总创意、策划，张国立总导演兼摄像，董文华演唱的音乐电视片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一炮而红，12月，又在中央电视台第二届音乐电视大赛中荣获金奖。一时间，《春天的故事》在大江南北到处传唱，红遍中国。后来，这首歌被选入大型文献纪录片《邓小平》，获得了1995年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1996年中国音乐最高奖“金钟奖”以及广东省鲁迅文艺奖音乐奖等奖项，成为获得国家奖项最多的“金曲”。正像歌中所唱的那样：“天地间荡起滚滚春潮，征途上扬起浩浩风帆。”这首歌曲传遍了全世界有华人的地方，成为真正代表中国人心声和记录一个时代风采的歌曲，蒋开儒、王佑贵、叶旭全的名字也因此载入了中国音乐的史册。
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后来经过整理作为终卷篇收入他的文选。南方谈话，可以说是老人的“政治交代”，或者说有“政治遗嘱”的含义。南方谈话之后， 中国改革卷起了第二次浪潮。（题图为深圳街头的巨幅邓小平画像）
（责任编辑：周 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