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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简要梳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范式之争，提出经济学研究的范式危机与范式转换，并基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视野梳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线。主张多维度人的假设前提，关注人的价值的实现，重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重视理论学术的现实解释力，最后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直接间接条件、实现保障和实现基础等四个方面试图构建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思路。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消费领域；交换领域；分配领域；生产领域
中图分类号：F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7）01-0014-06
一、问题的提出
传统观念认为，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力，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按照这种观点和思维逻辑，西方经济学研究范畴偏重于既定经济体制下的资源配置问题，而政治经济学则偏重于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及其变革，二者在学科定位、研究方法和逻辑思维体系中就处于相对对立的状态，相应的研究范式也就比较僵硬，似乎两个学科体系难以相融，这很明显受斯大林批判客观唯物主义者雅罗申科的影响。多数后续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也都依循了这个定式，因此才出现了众多诸如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微观经济运行、宏观经济运行、国际经济关系等五大板块式的政治经济学体系，这一体系并没有内在地将西学和东学有机融合在一起，仅仅是将两张皮“缝”或“串”在一起，表面上貌似一张了，实则是将两个学科的两种理论和内容框架简单叠加在一起，由于没有突破研究范式和范畴的统一和一致性问题，更加容易引起后学者的思维混乱。出现这种混乱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范式危机，确切地讲就是研究范畴的不统一、不融合、不兼容，缺乏对话的基础，找不到共同语言。
二、经济学范式比较与范式转换
所谓研究范式，其硬核无非包括三个：价值取向、逻辑框架、经验事实以及三者的互动关系。二分法式的研究范式是由上而下地将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价值取向做了先验性的区分，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站在工农阶级立场上，意图建立一个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而西方经济学则是现实主义与实用主义者，旨在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服务，追求现象的经济增长目标。不同的价值取向代表着不同的意识形态偏好，并自觉地生成两个体系的研究方法和逻辑推理程式，这就形成一种假象：一个充满理想色彩，没有对现实的穿透力；一个具有现实意味，庸俗且浮于表面。在复杂多变、支离破碎的经济现象面前，传统理论均相形见绌。
事实上，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从源头上本来就是一脉相承，马克思历来都是辩证地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统一起来。马克思自己曾提到，其在研究方法上遵循从经验事实上升到理论框架的逻辑，而在叙述方法和阐述模式上却是从核心理论向外围扩散，再逐步蔓延到对现实的分析。《资本论》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呈现给我们的就是马克思的从中心向外围、从内核向保护带、从理论到经验的研究成果。这一范式虽然内涵深刻，却并不为广大的年轻学子所接受，因而也不可避免地遭受冷落。
诚然，将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融合统一面临着巨大挑战，创新性地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也将是一个跨世纪的难题，但万里长征纵觉险，贵乎足下微步难。目前可以进行的主要工作是要选择一个合适的理论切入点，找到一个可普遍接受的研究视角，选择中国目前面临的一些具体问题作深入细致的理论分析，然后进行一般性归纳性的总结，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作基础性的研究工作。具体工作过程中不仅需要有哲学的灵魂、科学的理论结构，还需要解释现实经济问题和经济现象的穿透力和精确性，正如彼德·德鲁克所说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曙光“既是一种‘人性’，一种道德哲学，一种精神科学，又是一种严谨的科学”。①
本文基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视角和伦理维度，力图重建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这一研究范式的宗旨是使人彻底摆脱物的异化，消除个人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分离，实施面向所有社会成员的一种合理化对待，强调人对自然和社会的主体性，达到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真正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三、范式重建
与马克思由内而外的叙述方法所不同的是，我们将始终贯彻其由外围到核心的研究方法，坚持人是“社会人”的基本假设和前提，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切入点和着力点，从最基本的经验事实出发，描述和说明经济社会中人的行为的复杂多变性，将支离破碎的经济现象纳入到一个统一的框架体系中，到客观世界和现象中提炼问题、架构观念、检验理论，并运用逻辑推理“织补”当代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概念和认知结构，亦即从“问题”中升华出政治经济学的“最高理论”。我们所要建立的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体系在研究方法和方式上特别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前提假设条件是多维度的人，包括理性维度，也包括非理性维度，包括经济人，也包括社会人、历史人等，不是单一维度的。马克思在考察社会生产方式中的人与人的关系时，从来没有否定“理性人”，但是马克思也强调理性人仅仅是人的假设的其中一个方面，人除了追求经济利益或利润的标准之外，还追求客观公平公正及道德标准。正是在这一层含义上，马克思分析的人的本质是由一定的社会关系联结在一起的“经济人”，这种联系是由于有了个人的需要才出现的。西方经济学也并不是批判社会人假设的存在，其根本分歧在于西方经济学将道德伦理标准外生化了，仅仅将社会背景和制度机制看作约束人的行为的外生给定条件，一旦限定了外生约束，则人的各种机会主义行为就只能归因于人的经济人假设，从而这个理性人假设就成了人性假设的全部含义，这是非常偏激的。站在这一假设之上的任何分析，其最终落脚点都会落入人对利益、金钱、利润的私人占有欲望的俗套。因此，而今我们所要建立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必定要跳出个体理性的狭隘界定，秉持多元维度的人性假设，全面客观地分析人的行为动机及其在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地位。 第二，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主线，从满足最广大民众的现实需求为出发点，突出强调人本思想。马克思强调经济学分析的范式应该是社会人，是生活在社会环境中的个体，个人之间联系的结点出自西方经济学所坚持的个人需求及其对利益的追求动机。所以，无论哪一种分析方法，都离不开人的需要，也都归宗于人的需要的满足。只不过这个“人”不是个体的人，也不是孤立的人，从而人的需要也不仅仅是个人边际效用的满足，而是作为社会人的整体福利的增加，更加关注处于社会关系联结中人的主观意愿的一种感受，它是一种相对满足感。人本思想亦称人本主义，具有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方面的内涵。从世界观来看，主张人是世界之本，人的主观意愿是衡量世界发展的标准；从价值观上看，看重人的权利的平等，追求人的自由、独立、解放；从历史观方面看，主张从人的本性或不变的本质出发，评价社会的优劣。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出现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他提到：“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②这里的社会关系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方式，也就是指的生产力。新古典经济学表面来看是人本主义的，但实质揭示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运行规律，其抽象出来的“经济人”假设实质是资本的人格化，也就是资本家的人，这并不是以人为本，其实是以资本家的利润为本。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一贯坚持的“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和科学发展观，是基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在社会主义生产条件下，社会生产的目的不单纯是为了满足每个人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不仅仅是为了实现劳动力的再生产，而是将人本身的全面发展看作社会主义生产的最终目标，这才是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丰富和科学发展的贡献。
第三，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旨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其研究对象依然是社会生产关系，在研究对象和哲学方法上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一脉相承，在研究内容上重点侧重社会主义发展的特点和基本规律，研究基础建立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上。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实践道路与传统范式不一致的现象不断增加，逐渐催生了传统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危机，原有范式的逻辑空间越来越小，并出现了西方经济学范式的“修补”改革观，现实意识开始上升到了理论意识层面。问题是现代西方经济学范式都无法科学解释和解决其自身面临的资源配置效率和收入差距难题，又如何能指导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实践？由于缺乏对理论的批判精神，盲目引进西方套路和观点并套用在社会主义改革实践道路上，十几年来暴露出众多的问题，西方范式取向也深受质疑。当前，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式主要沿着以下两个路径：一是主张深入分析中国的具体经济制度环境和经济运行效率，力争形成中国学派的经济学；二是重新反思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发展和学术中的地位，这也涉及到西方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从主关系问题。显然这两种路径是站在不同的层次和高度。
第四，“以人为本”的理念已经上升为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科学总结，也需贯彻到经济发展的具体细节，用于解释社会经济建设过程中的客观现象和各个环节。在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中，最重要同时也是最难以处理的问题就是消费和积累的关系，这涉及到如何实现生产发展、经济增长的最优路径与最大化满足人们消费需要的结合问题。经济增长与发展的目的是实现人本身的全面自由发展，这其中既有长远利益又有眼前利益，既有根本利益又有直接利益，既有整体利益又有局部利益，这些关系切实体现在物价的波动、各大要素参与分配的分配方式、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的关系、要素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打破生产经营垄断、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等各种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中。正确处理这些关系并探索科学的社会机制和处理机制，应当是贯彻落实“以人为本”原则所不容回避和必须研究的问题。
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在深入探索总结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同时，还需使基本规律具体化、对策化，只是指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不够的，如果不能在内容上和数量上对这一规律及其具体经济表现作出研究和规定，只是抽象地谈理论架构，会使人们感到抽象不好理解，其实践指导意义就不能充分体现，因此必须为“以人为本”和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的需要作出定量化的科学界定，这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今天，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特征是否依然显著？社会成员之间在职业、地位、能力等方面的个体差异与其收入分配之间的比例关系如何界定？国民财富的合理结构是什么，如此等等，都需要给出科学的回答，只有具备充分的现实解释力才能掌握经济学理论界的话语权。
四、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思路
确定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并将其研究目标界定在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这条主线上，接下来我们进一步探讨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思路。
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最直接地表现在人的需要的满足程度上。马克思曾言道，人的本性就是人的需要，人的自然需要和社会需要的满足与二者的辩证运动，促使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自然需要是人作为自然存在物的本能需要，是实现人的发展的首要因素，其更多的是从动物的机能角度来分析的。以劳动、社会交往及精神世界为内涵的社会需要才是衡量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根本标志。自然需要的满足程度取决于人克服自然界的生产力水平，社会需要的满足程度集体体现在人与人在生产关系中的劳动关系及劳动需要的实现上。劳动者的劳动是经济学研究的最基础范畴，也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基点。因此，建立在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视野上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框架和内容必然涵盖于生产环节的始终，且贯穿在劳动创造性的实现上。
首先，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直接实现条件——消费领域。消费包括产品的消费和要素的消费。产品消费的满足依赖于劳动收入的数量和交换能力以及社会财富的分配方式。劳动收入的数量一方面取决于个别人的努力性和创造性或主观能动性，这虽是由个体的差异引起的，但却是非常少的比例，更大程度的差异则源自于劳动者的要素消费部分，亦即生产资料消费。换言之，就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能力范围和空间，要素的消费能力决定了劳动需求和劳动消费的客观选择集合。只有满足了产品消费和要素消费的自由才真正意味着劳动需求的满足，以及直接实现了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 现实中，消费的自由往往受到购买力水平和劳动者社会身份职能的限制。先不论个别人主观能动性有别，即便是同等的劳动付出量，也并不代表相同的购买力和消费能力，这主要受到价值转换为价格的市场价格机制的影响，也就是理论界长期争论的价值转形问题，这一问题的本质可上升为劳动的流通问题。此外，劳动者的身份和社会职能直接影响着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方式，这一问题可进一步提炼为劳动者的流动问题。流通问题和流动问题属于交换领域。
其次，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间接实现要素——交换领域。如前文所说，由于人的先天能力和后天潜能的不同，人在社会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也承担着不同的职能，因而社会分工成为必然，这是商品经济存在的前提和基础。马克思在法文版的《资本论》中曾明确指出：“所谓全面发展的个人……，也就是能够用适应极其不同的劳动需求并且在交替变换的职能中只是使自己先天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局部生产职能的痛苦的承担者。”③人们在交替变换的各种职能及生产活动方式中，使个体先天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充分发挥，人的潜能得以挖掘，人的创造力得以产生，人得到全面自由的发展，这是人类社会发展水平的标志，也是人的本质的外在表现。
实现这一切的间接要素就是劳动者职能身份的自由交替变换，人的劳动身份可以随着潜能的变化不断更新，或者说个人关系及个人能力在生产过程中具有天然的普适性，人在生产资料面前具有对等性，人可以自由地与生产资料结合，不同的人在物这一平台面前具有一致性和公平性。这种人随能力自由发展的权利既牢固地建立在政治基础上，又牢固地建立在经济基础上，既需要物质保障也需要制度保障。
再次，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实现保障——分配领域。分配表现为产品的分配和要素的分配两个方面，其中产品的分配表现在收入分配的具体形式上，要素的分配决定了产品的分配。要素的分配从根本上是由物质资料的所有制决定的。
在分配问题上，分配的主体是所有社会成员，分配的价值标准也需直指人的价值的实现。以社会总额最大化为分配标准的功利主义论者自认为实现了总额的最大增量就能实现福利最大，这一理论太过于强调“物”，最后只是片面地看到了人对物的工具价值作用，将物放到了人的对立面，而忽视了人自身的社会存在性和主体性。西方资源平等理论表面强调人人平等，实则是用所谓的“平等”制约了人的自由发展，打着“平等”的幌子达到物的价值实现的条件，其结果必定是强者的自由发展，而忽视了弱者的发展权利。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一个不断充满斗争和挣扎的过程，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实现也是一个充满差异和矛盾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中追求的目标是挣脱一切特定社会关系束缚的人的内在价值的全面实现，而并不仅仅是停留在对某些个别价值实现的现实条件的考察。
当今世界，以货币为媒介的经济交往导致异己性的物化关系主宰人类社会的交际关系，出现了人性物化、甘为物的奴隶的现象，似乎富裕的物质生活就是人的全部目的和价值体现。这种高物质水平、低静态价值、非均衡发展的现象无不与当下社会关系商品化和分配制度“物是人非”的颠倒秩序相关，失去了秩序和制度保障的规定性图景必然呈现出人的发展的样态或病态弊端。
最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实现基础——生产领域。全面自由发展的人与动物的本质差别在于人是从事着自由自觉生产劳动的人，他们能够按照自己的意识有目的地作用于客观世界。然而，当历史进入到文明时代，出现了财产占有关系之后，人的劳动便不再是一种自觉活动，而仅仅被看作一种谋生的手段。处于个人占有制度关系时代的劳动，其实就是马克思提到的异化劳动，这种异化劳动的特点是“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④，此时，人们的劳动不再是最原始的本性需要，也不再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而是一种受动和被动；劳动者也不再是反映其自身生命和人性的需求者，而转变为反对他自身劳动活动的对立面。人的劳动产品不再被其生产者所支配，剩余价值规律发挥作用，引导资本以社会利益的名义将利润强加于整个社会和劳动者群体身上并占有利润。
人的发展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是同步的，而且互为因果。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需要建立在生产力之上的物质基础做铺垫，在手工劳动逐步发展为机器大工业的生产方式中，机器的物的本性决定了劳动者职能的变动、身份的变换以及劳动的全面流动性，逐步创造了有利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各种条件，解放了人自身。然而不可忽视的一个基本事实是，机器大工业本身是中性的，只要物的所有制基础是个体的，机器的科学就是从属于资本，为资本增殖服务的，物的异化现象终将使生产能力与劳动分离开来，成为抑制人的全面发展的反面因素。彼时物质财富的极大富裕便仅仅是为少数拥有者服务，生产力解放的也不是大多数人，也就谈不上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
秉持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观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目标是，在全社会总体发展的基础上，每个人获得不受强制的创造性发展权，同时也受到不受强制的自然社会和他人的限制，摆脱对物的依赖，自觉发展，自由选择，逐步达到对每个人的发达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价值的实现。
五、结语
全面推进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创新，需要强调价值理性表现的终极人文关怀，关注发展主体、发展成本、发展绩效，关怀大多数人的福祉，追求社会公平，强调“可持续”。这种理论境界的提升必须有实践的发展做基础支撑，不可好高骛远一蹴而就。
人类历史实践表明，世界经济格局演变的背后必然伴随着支撑大国地位的理论能力和话语地位的转换。从亚当·斯密到马歇尔对英国经济的认识，从“美国学派”到“新古典经济”理论，莫不如是。因此，需要明确经济实力变化与经济理论能力变化之间的关系。为了更好地适应这种形势的转化，更科学地认知学术理论的地位，就需要处理好范式对话机制，用统一的学术语言和思维主线构建当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注释：
①彼德·德鲁克：《走向下一种经济学》，载于（美）D·贝尔和I·克里斯托尔编《经济理论的危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
②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页、第37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版，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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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齐 园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消费领域；交换领域；分配领域；生产领域
中图分类号：F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7）01-0014-06
一、问题的提出
传统观念认为，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力，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按照这种观点和思维逻辑，西方经济学研究范畴偏重于既定经济体制下的资源配置问题，而政治经济学则偏重于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及其变革，二者在学科定位、研究方法和逻辑思维体系中就处于相对对立的状态，相应的研究范式也就比较僵硬，似乎两个学科体系难以相融，这很明显受斯大林批判客观唯物主义者雅罗申科的影响。多数后续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也都依循了这个定式，因此才出现了众多诸如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微观经济运行、宏观经济运行、国际经济关系等五大板块式的政治经济学体系，这一体系并没有内在地将西学和东学有机融合在一起，仅仅是将两张皮“缝”或“串”在一起，表面上貌似一张了，实则是将两个学科的两种理论和内容框架简单叠加在一起，由于没有突破研究范式和范畴的统一和一致性问题，更加容易引起后学者的思维混乱。出现这种混乱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范式危机，确切地讲就是研究范畴的不统一、不融合、不兼容，缺乏对话的基础，找不到共同语言。
二、经济学范式比较与范式转换
所谓研究范式，其硬核无非包括三个：价值取向、逻辑框架、经验事实以及三者的互动关系。二分法式的研究范式是由上而下地将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价值取向做了先验性的区分，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站在工农阶级立场上，意图建立一个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而西方经济学则是现实主义与实用主义者，旨在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服务，追求现象的经济增长目标。不同的价值取向代表着不同的意识形态偏好，并自觉地生成两个体系的研究方法和逻辑推理程式，这就形成一种假象：一个充满理想色彩，没有对现实的穿透力；一个具有现实意味，庸俗且浮于表面。在复杂多变、支离破碎的经济现象面前，传统理论均相形见绌。
事实上，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从源头上本来就是一脉相承，马克思历来都是辩证地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统一起来。马克思自己曾提到，其在研究方法上遵循从经验事实上升到理论框架的逻辑，而在叙述方法和阐述模式上却是从核心理论向外围扩散，再逐步蔓延到对现实的分析。《资本论》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呈现给我们的就是马克思的从中心向外围、从内核向保护带、从理论到经验的研究成果。这一范式虽然内涵深刻，却并不为广大的年轻学子所接受，因而也不可避免地遭受冷落。
诚然，将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融合统一面临着巨大挑战，创新性地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也将是一个跨世纪的难题，但万里长征纵觉险，贵乎足下微步难。目前可以进行的主要工作是要选择一个合适的理论切入点，找到一个可普遍接受的研究视角，选择中国目前面临的一些具体问题作深入细致的理论分析，然后进行一般性归纳性的总结，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作基础性的研究工作。具体工作过程中不仅需要有哲学的灵魂、科学的理论结构，还需要解释现实经济问题和经济现象的穿透力和精确性，正如彼德·德鲁克所说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曙光“既是一种‘人性’，一种道德哲学，一种精神科学，又是一种严谨的科学”。①
本文基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视角和伦理维度，力图重建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这一研究范式的宗旨是使人彻底摆脱物的异化，消除个人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分离，实施面向所有社会成员的一种合理化对待，强调人对自然和社会的主体性，达到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真正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三、范式重建
与马克思由内而外的叙述方法所不同的是，我们将始终贯彻其由外围到核心的研究方法，坚持人是“社会人”的基本假设和前提，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切入点和着力点，从最基本的经验事实出发，描述和说明经济社会中人的行为的复杂多变性，将支离破碎的经济现象纳入到一个统一的框架体系中，到客观世界和现象中提炼问题、架构观念、检验理论，并运用逻辑推理“织补”当代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概念和认知结构，亦即从“问题”中升华出政治经济学的“最高理论”。我们所要建立的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体系在研究方法和方式上特别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前提假设条件是多维度的人，包括理性维度，也包括非理性维度，包括经济人，也包括社会人、历史人等，不是单一维度的。马克思在考察社会生产方式中的人与人的关系时，从来没有否定“理性人”，但是马克思也强调理性人仅仅是人的假设的其中一个方面，人除了追求经济利益或利润的标准之外，还追求客观公平公正及道德标准。正是在这一层含义上，马克思分析的人的本质是由一定的社会关系联结在一起的“经济人”，这种联系是由于有了个人的需要才出现的。西方经济学也并不是批判社会人假设的存在，其根本分歧在于西方经济学将道德伦理标准外生化了，仅仅将社会背景和制度机制看作约束人的行为的外生给定条件，一旦限定了外生约束，则人的各种机会主义行为就只能归因于人的经济人假设，从而这个理性人假设就成了人性假设的全部含义，这是非常偏激的。站在这一假设之上的任何分析，其最终落脚点都会落入人对利益、金钱、利润的私人占有欲望的俗套。因此，而今我们所要建立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必定要跳出个体理性的狭隘界定，秉持多元维度的人性假设，全面客观地分析人的行为动机及其在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地位。 第二，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主线，从满足最广大民众的现实需求为出发点，突出强调人本思想。马克思强调经济学分析的范式应该是社会人，是生活在社会环境中的个体，个人之间联系的结点出自西方经济学所坚持的个人需求及其对利益的追求动机。所以，无论哪一种分析方法，都离不开人的需要，也都归宗于人的需要的满足。只不过这个“人”不是个体的人，也不是孤立的人，从而人的需要也不仅仅是个人边际效用的满足，而是作为社会人的整体福利的增加，更加关注处于社会关系联结中人的主观意愿的一种感受，它是一种相对满足感。人本思想亦称人本主义，具有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方面的内涵。从世界观来看，主张人是世界之本，人的主观意愿是衡量世界发展的标准；从价值观上看，看重人的权利的平等，追求人的自由、独立、解放；从历史观方面看，主张从人的本性或不变的本质出发，评价社会的优劣。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出现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他提到：“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②这里的社会关系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方式，也就是指的生产力。新古典经济学表面来看是人本主义的，但实质揭示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运行规律，其抽象出来的“经济人”假设实质是资本的人格化，也就是资本家的人，这并不是以人为本，其实是以资本家的利润为本。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一贯坚持的“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和科学发展观，是基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在社会主义生产条件下，社会生产的目的不单纯是为了满足每个人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不仅仅是为了实现劳动力的再生产，而是将人本身的全面发展看作社会主义生产的最终目标，这才是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丰富和科学发展的贡献。
第三，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旨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其研究对象依然是社会生产关系，在研究对象和哲学方法上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一脉相承，在研究内容上重点侧重社会主义发展的特点和基本规律，研究基础建立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上。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实践道路与传统范式不一致的现象不断增加，逐渐催生了传统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危机，原有范式的逻辑空间越来越小，并出现了西方经济学范式的“修补”改革观，现实意识开始上升到了理论意识层面。问题是现代西方经济学范式都无法科学解释和解决其自身面临的资源配置效率和收入差距难题，又如何能指导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实践？由于缺乏对理论的批判精神，盲目引进西方套路和观点并套用在社会主义改革实践道路上，十几年来暴露出众多的问题，西方范式取向也深受质疑。当前，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式主要沿着以下两个路径：一是主张深入分析中国的具体经济制度环境和经济运行效率，力争形成中国学派的经济学；二是重新反思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发展和学术中的地位，这也涉及到西方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从主关系问题。显然这两种路径是站在不同的层次和高度。
第四，“以人为本”的理念已经上升为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科学总结，也需贯彻到经济发展的具体细节，用于解释社会经济建设过程中的客观现象和各个环节。在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中，最重要同时也是最难以处理的问题就是消费和积累的关系，这涉及到如何实现生产发展、经济增长的最优路径与最大化满足人们消费需要的结合问题。经济增长与发展的目的是实现人本身的全面自由发展，这其中既有长远利益又有眼前利益，既有根本利益又有直接利益，既有整体利益又有局部利益，这些关系切实体现在物价的波动、各大要素参与分配的分配方式、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的关系、要素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打破生产经营垄断、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等各种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中。正确处理这些关系并探索科学的社会机制和处理机制，应当是贯彻落实“以人为本”原则所不容回避和必须研究的问题。
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在深入探索总结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同时，还需使基本规律具体化、对策化，只是指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不够的，如果不能在内容上和数量上对这一规律及其具体经济表现作出研究和规定，只是抽象地谈理论架构，会使人们感到抽象不好理解，其实践指导意义就不能充分体现，因此必须为“以人为本”和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的需要作出定量化的科学界定，这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今天，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特征是否依然显著？社会成员之间在职业、地位、能力等方面的个体差异与其收入分配之间的比例关系如何界定？国民财富的合理结构是什么，如此等等，都需要给出科学的回答，只有具备充分的现实解释力才能掌握经济学理论界的话语权。
四、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思路
确定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并将其研究目标界定在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这条主线上，接下来我们进一步探讨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思路。
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最直接地表现在人的需要的满足程度上。马克思曾言道，人的本性就是人的需要，人的自然需要和社会需要的满足与二者的辩证运动，促使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自然需要是人作为自然存在物的本能需要，是实现人的发展的首要因素，其更多的是从动物的机能角度来分析的。以劳动、社会交往及精神世界为内涵的社会需要才是衡量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根本标志。自然需要的满足程度取决于人克服自然界的生产力水平，社会需要的满足程度集体体现在人与人在生产关系中的劳动关系及劳动需要的实现上。劳动者的劳动是经济学研究的最基础范畴，也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基点。因此，建立在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视野上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框架和内容必然涵盖于生产环节的始终，且贯穿在劳动创造性的实现上。
首先，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直接实现条件——消费领域。消费包括产品的消费和要素的消费。产品消费的满足依赖于劳动收入的数量和交换能力以及社会财富的分配方式。劳动收入的数量一方面取决于个别人的努力性和创造性或主观能动性，这虽是由个体的差异引起的，但却是非常少的比例，更大程度的差异则源自于劳动者的要素消费部分，亦即生产资料消费。换言之，就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能力范围和空间，要素的消费能力决定了劳动需求和劳动消费的客观选择集合。只有满足了产品消费和要素消费的自由才真正意味着劳动需求的满足，以及直接实现了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 现实中，消费的自由往往受到购买力水平和劳动者社会身份职能的限制。先不论个别人主观能动性有别，即便是同等的劳动付出量，也并不代表相同的购买力和消费能力，这主要受到价值转换为价格的市场价格机制的影响，也就是理论界长期争论的价值转形问题，这一问题的本质可上升为劳动的流通问题。此外，劳动者的身份和社会职能直接影响着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方式，这一问题可进一步提炼为劳动者的流动问题。流通问题和流动问题属于交换领域。
其次，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间接实现要素——交换领域。如前文所说，由于人的先天能力和后天潜能的不同，人在社会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也承担着不同的职能，因而社会分工成为必然，这是商品经济存在的前提和基础。马克思在法文版的《资本论》中曾明确指出：“所谓全面发展的个人……，也就是能够用适应极其不同的劳动需求并且在交替变换的职能中只是使自己先天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局部生产职能的痛苦的承担者。”③人们在交替变换的各种职能及生产活动方式中，使个体先天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充分发挥，人的潜能得以挖掘，人的创造力得以产生，人得到全面自由的发展，这是人类社会发展水平的标志，也是人的本质的外在表现。
实现这一切的间接要素就是劳动者职能身份的自由交替变换，人的劳动身份可以随着潜能的变化不断更新，或者说个人关系及个人能力在生产过程中具有天然的普适性，人在生产资料面前具有对等性，人可以自由地与生产资料结合，不同的人在物这一平台面前具有一致性和公平性。这种人随能力自由发展的权利既牢固地建立在政治基础上，又牢固地建立在经济基础上，既需要物质保障也需要制度保障。
再次，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实现保障——分配领域。分配表现为产品的分配和要素的分配两个方面，其中产品的分配表现在收入分配的具体形式上，要素的分配决定了产品的分配。要素的分配从根本上是由物质资料的所有制决定的。
在分配问题上，分配的主体是所有社会成员，分配的价值标准也需直指人的价值的实现。以社会总额最大化为分配标准的功利主义论者自认为实现了总额的最大增量就能实现福利最大，这一理论太过于强调“物”，最后只是片面地看到了人对物的工具价值作用，将物放到了人的对立面，而忽视了人自身的社会存在性和主体性。西方资源平等理论表面强调人人平等，实则是用所谓的“平等”制约了人的自由发展，打着“平等”的幌子达到物的价值实现的条件，其结果必定是强者的自由发展，而忽视了弱者的发展权利。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一个不断充满斗争和挣扎的过程，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实现也是一个充满差异和矛盾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中追求的目标是挣脱一切特定社会关系束缚的人的内在价值的全面实现，而并不仅仅是停留在对某些个别价值实现的现实条件的考察。
当今世界，以货币为媒介的经济交往导致异己性的物化关系主宰人类社会的交际关系，出现了人性物化、甘为物的奴隶的现象，似乎富裕的物质生活就是人的全部目的和价值体现。这种高物质水平、低静态价值、非均衡发展的现象无不与当下社会关系商品化和分配制度“物是人非”的颠倒秩序相关，失去了秩序和制度保障的规定性图景必然呈现出人的发展的样态或病态弊端。
最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实现基础——生产领域。全面自由发展的人与动物的本质差别在于人是从事着自由自觉生产劳动的人，他们能够按照自己的意识有目的地作用于客观世界。然而，当历史进入到文明时代，出现了财产占有关系之后，人的劳动便不再是一种自觉活动，而仅仅被看作一种谋生的手段。处于个人占有制度关系时代的劳动，其实就是马克思提到的异化劳动，这种异化劳动的特点是“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④，此时，人们的劳动不再是最原始的本性需要，也不再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而是一种受动和被动；劳动者也不再是反映其自身生命和人性的需求者，而转变为反对他自身劳动活动的对立面。人的劳动产品不再被其生产者所支配，剩余价值规律发挥作用，引导资本以社会利益的名义将利润强加于整个社会和劳动者群体身上并占有利润。
人的发展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是同步的，而且互为因果。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需要建立在生产力之上的物质基础做铺垫，在手工劳动逐步发展为机器大工业的生产方式中，机器的物的本性决定了劳动者职能的变动、身份的变换以及劳动的全面流动性，逐步创造了有利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各种条件，解放了人自身。然而不可忽视的一个基本事实是，机器大工业本身是中性的，只要物的所有制基础是个体的，机器的科学就是从属于资本，为资本增殖服务的，物的异化现象终将使生产能力与劳动分离开来，成为抑制人的全面发展的反面因素。彼时物质财富的极大富裕便仅仅是为少数拥有者服务，生产力解放的也不是大多数人，也就谈不上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
秉持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观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目标是，在全社会总体发展的基础上，每个人获得不受强制的创造性发展权，同时也受到不受强制的自然社会和他人的限制，摆脱对物的依赖，自觉发展，自由选择，逐步达到对每个人的发达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价值的实现。
五、结语
全面推进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创新，需要强调价值理性表现的终极人文关怀，关注发展主体、发展成本、发展绩效，关怀大多数人的福祉，追求社会公平，强调“可持续”。这种理论境界的提升必须有实践的发展做基础支撑，不可好高骛远一蹴而就。
人类历史实践表明，世界经济格局演变的背后必然伴随着支撑大国地位的理论能力和话语地位的转换。从亚当·斯密到马歇尔对英国经济的认识，从“美国学派”到“新古典经济”理论，莫不如是。因此，需要明确经济实力变化与经济理论能力变化之间的关系。为了更好地适应这种形势的转化，更科学地认知学术理论的地位，就需要处理好范式对话机制，用统一的学术语言和思维主线构建当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注释：
①彼德·德鲁克：《走向下一种经济学》，载于（美）D·贝尔和I·克里斯托尔编《经济理论的危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
②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页、第37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版，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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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齐 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