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年前，米哈伊·戈尔巴乔夫是原苏联共产党总书记，他年轻有为，很多人寄希望于他。他提出了震惊世界的“新思维”，接着因为他的“新思维”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前不久，德国《世界报》记者专访了赋闲的戈尔巴乔夫。
契尔年科扣住安德罗波夫遗嘱登上总书记宝座
《世界报》记者饶有兴趣地问:在1984年2月，当时的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尤里·安德罗波夫去世，当时盛传安德罗波夫选中的接班人是你，那时所有在莫斯科的各国外交官都在等待，可最后为什么不是你呢？
戈氏回忆着说:那是一段有趣的历史，当年联邦德国总理科尔曾问过这样的话。当时他访问苏联，与安德罗波夫会晤时曾问:“总书记阁下，谁将是你的下一个继任者？”他突然觉得自己失言，但又无法收回说错的话，便自我解嘲地加了一句:“当然我们最后谁都得死。”可安德罗波夫却一点没有愠色，直爽地回答这位联邦总理:“戈尔巴乔夫。”
记者不解地问:但他死后却是契尔年科接班，为什么？
戈氏笑了笑说:简单说起来，那是一段非常有趣的时期，安德罗波夫公开支持我，大家都看得明白。我们都知道他曾是苏联国家安全局（克格勃）的负责人，为人相当严肃，不苟言笑。有一次在政治局散会后，他特意走过来，拍着我的肩膀，意味深长地对我说:“小戈，你多干一些工作，明天这副担子就要落在你的肩上了。”
1983年，安德罗波夫病重，他勉强在中央全会上作完了报告，然后住进了医院。他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了，在医院里他挣扎着坐起来，写给政治局一张字条，建议让我担当起政治局的领导。契尔年科那时是政治局书记，他接到了这张字条后，没有吭声，不动声色地揣进了衣兜里，扣下了这张字条，装作没有这一回事。安德罗波夫逝世后，契尔年科受到了政府总理蒂乔诺夫的支持，当上了继任者。
记者接着问:但是1985年3月10日契尔年科又去逝，人们疑惑又来了，这次到底是谁能接管权力？
戈氏思索着回忆说:由于苏联最高领导人的接连去世，对国家影响相当大，使好多工作停滞不前。此时在政治局委员里，以至于在苏联各大区书记里，都开始形成了一致的看法，就是领导层必须换代年轻化，让国家能稳定下来，进行有益的改革。当时蒂乔诺夫已经79岁了，还在积极活动准备接管权力。
记者问道:是这些导致3月10日的戈米会谈吗？
戈氏回忆着说:契尔年科死在3月10日19时，契尔年科的贴身医生首先用电话告诉了我这件事。情况紧急，我立刻在22时召开了一个政治局会议，开会前与苏联党内重头人物葛罗米科会面，作了短时间交谈，那是在开会前半个小时。当时我知道蒂乔诺夫也找过葛罗米科，要取得他的支持。我开门见山地说出了不能让国家再动荡，我要继承总书记的职务。他沉默地看着我，没有表态。接着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只是讨论了契尔年科逝世的事，没有谈及谁来继承总书记的职务。在3月11日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蒂乔诺夫摆开架势准备接任党的最高职务，因为就职务来说他的确是契尔年科之后最高。政治局对此也是一片沉默，就在蒂乔诺夫得意之际，葛罗米科突然提出建议由我担当总书记。记得当时蒂乔诺夫面色愕然，手足无措。但老资格的葛罗米科一锤定音，大家一致选举通过，这样我就成了苏联共产党最年轻的总书记。
“新思维”不是要埋葬社会主义
记者接着问:你提出“新思维”，那是基于什么想法？
戈氏脸色严肃起来:苏联体制与官僚制度长时间的一成不变，真的需要“新思维”，不能只是简单地继承过去的做法。当时我受中国影响也很大，那里的邓小平提出改革，让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苏联同样需要改革，不改革无法应对国家面临的种种困难。同等重要的是，“新思维”并不是反社会主义的改造，它的实质是要给这个国家以自由、民主、开放、社会公正与多元化。
记者尖锐地问:但苏联的垮台是你的计划中没有预料到的吧？
戈氏很坚决地说:当然它不在我们的计划里。我们只是要进行国家改革，赋予地方必要权力。实际上，在莫斯科的每个人都没有任何疑问，尤其是要结束压制积极性的完全中央集权与大一统的控制。1988年，在党的第19次大会上提出要进行政治改革。人们要社会民主化与解决国家的难题，要有人性化的社会主义，绝不是要埋葬社会主义。
记者追问道:直到今天你还为苏联的解体而惋惜吗？
戈氏:当然惋惜。我们付出了那么多的理想与精力，走上了增强社会民主与市场经济之路，一个地方分权的苏联已经跃出了水面，前景一片光明。但叶利钦将俄罗斯领上了另一条路。他公开地讲，摆脱社会主义制度会解放俄罗斯，要比全面改革来得更快。他还吹牛说俄罗斯再过三五年就会赶上西方发达国家了，提出了国家的“休克疗法”，这是一个错误，就像一锤子下去砸碎了瓷器一样。
戈氏最大遗憾改革起步晚不如中国
记者接着问道:你还能回忆起你在克里姆林宫里的最后一天是如何过的吗？
戈氏一脸轻松:那是很短的一天，有一些文件要签署，与叶利钦交接工作，交给他核武库皮箱。我发表了一个声明，作为一个苏联公民，我仍将为祖国的前途而尽责任。次日早上8时我又去了办公室，开门见到叶利钦与他的同伙查布拉托夫与巴布里斯坐在办公室里，正在狂喝威士忌庆祝。一帮没有廉耻的家伙！叶利钦不是一个正常人，他是个权力欲者。
记者又问:在这8年里你有一个很大的设想，那你取得了什么成绩，又有了什么样的重大过失？
戈氏诚恳地回答:让我先从过失谈起。苏联的体制改革拖得太晚了，这是我惋惜的，没有像中国人那样的魄力。党的改革来得太迟了，可惜那时我不能做，要稳定供给，当时人们买生活必需品都要排长队。我的对手们，有激进的民主派与保守派，都一起联起手来希望我倒台，那时的形势与市场很困难，因此人们对“新思维”的信任度大打折扣。
如果普京不能搞好反腐败也会犯错误
记者:你总是批评叶利钦，却好像从没有批评他的继任者普京。
戈氏:在2000年总统选举时我支持普里马科夫，但他做事太没有准谱。我转而支持普京。他这个人品质不坏，不像叶利钦那样假仁假义。他年轻，是个有教养的人……
记者打断他的话头:但他没有经验，开始并没有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
戈氏承认道:我也没有想到他的第一个任期如此有成绩。他是一个相当能干的人，有学习才能与有良好的抱负。他在位很操劳，人们很信任他，他使这个国家稳定下来，他控制了国家，社会问题解决了，尤其是他对正确外交政策的把握。这样他在第二任期内是相当有利的，他建立了政府的权威，他是个很果断的人。
记者继续问道:你有没有疑虑，在俄罗斯民主只是青年时期，它会沿着正确的方向走下去吗？
戈氏思索道:我们回过头去看，社会民主化中的沉渣浮起是面临的极大问题。普京明白这个道理，他果断处理，拿出了权威措施。
记者问:普京犯的有形的错误是什么？
戈氏笑了笑:这我倒还没有看出来。我们要建立一个法治国家，他必须果断地与腐败作斗争。从集权一下子转向民主制度，腐败得不到遏制是个大难题。这可能是普京总统必须要抓好的重点，如果搞不好，也许会产生错误。
契尔年科扣住安德罗波夫遗嘱登上总书记宝座
《世界报》记者饶有兴趣地问:在1984年2月，当时的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尤里·安德罗波夫去世，当时盛传安德罗波夫选中的接班人是你，那时所有在莫斯科的各国外交官都在等待，可最后为什么不是你呢？
戈氏回忆着说:那是一段有趣的历史，当年联邦德国总理科尔曾问过这样的话。当时他访问苏联，与安德罗波夫会晤时曾问:“总书记阁下，谁将是你的下一个继任者？”他突然觉得自己失言，但又无法收回说错的话，便自我解嘲地加了一句:“当然我们最后谁都得死。”可安德罗波夫却一点没有愠色，直爽地回答这位联邦总理:“戈尔巴乔夫。”
记者不解地问:但他死后却是契尔年科接班，为什么？
戈氏笑了笑说:简单说起来，那是一段非常有趣的时期，安德罗波夫公开支持我，大家都看得明白。我们都知道他曾是苏联国家安全局（克格勃）的负责人，为人相当严肃，不苟言笑。有一次在政治局散会后，他特意走过来，拍着我的肩膀，意味深长地对我说:“小戈，你多干一些工作，明天这副担子就要落在你的肩上了。”
1983年，安德罗波夫病重，他勉强在中央全会上作完了报告，然后住进了医院。他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了，在医院里他挣扎着坐起来，写给政治局一张字条，建议让我担当起政治局的领导。契尔年科那时是政治局书记，他接到了这张字条后，没有吭声，不动声色地揣进了衣兜里，扣下了这张字条，装作没有这一回事。安德罗波夫逝世后，契尔年科受到了政府总理蒂乔诺夫的支持，当上了继任者。
记者接着问:但是1985年3月10日契尔年科又去逝，人们疑惑又来了，这次到底是谁能接管权力？
戈氏思索着回忆说:由于苏联最高领导人的接连去世，对国家影响相当大，使好多工作停滞不前。此时在政治局委员里，以至于在苏联各大区书记里，都开始形成了一致的看法，就是领导层必须换代年轻化，让国家能稳定下来，进行有益的改革。当时蒂乔诺夫已经79岁了，还在积极活动准备接管权力。
记者问道:是这些导致3月10日的戈米会谈吗？
戈氏回忆着说:契尔年科死在3月10日19时，契尔年科的贴身医生首先用电话告诉了我这件事。情况紧急，我立刻在22时召开了一个政治局会议，开会前与苏联党内重头人物葛罗米科会面，作了短时间交谈，那是在开会前半个小时。当时我知道蒂乔诺夫也找过葛罗米科，要取得他的支持。我开门见山地说出了不能让国家再动荡，我要继承总书记的职务。他沉默地看着我，没有表态。接着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只是讨论了契尔年科逝世的事，没有谈及谁来继承总书记的职务。在3月11日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蒂乔诺夫摆开架势准备接任党的最高职务，因为就职务来说他的确是契尔年科之后最高。政治局对此也是一片沉默，就在蒂乔诺夫得意之际，葛罗米科突然提出建议由我担当总书记。记得当时蒂乔诺夫面色愕然，手足无措。但老资格的葛罗米科一锤定音，大家一致选举通过，这样我就成了苏联共产党最年轻的总书记。
“新思维”不是要埋葬社会主义
记者接着问:你提出“新思维”，那是基于什么想法？
戈氏脸色严肃起来:苏联体制与官僚制度长时间的一成不变，真的需要“新思维”，不能只是简单地继承过去的做法。当时我受中国影响也很大，那里的邓小平提出改革，让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苏联同样需要改革，不改革无法应对国家面临的种种困难。同等重要的是，“新思维”并不是反社会主义的改造，它的实质是要给这个国家以自由、民主、开放、社会公正与多元化。
记者尖锐地问:但苏联的垮台是你的计划中没有预料到的吧？
戈氏很坚决地说:当然它不在我们的计划里。我们只是要进行国家改革，赋予地方必要权力。实际上，在莫斯科的每个人都没有任何疑问，尤其是要结束压制积极性的完全中央集权与大一统的控制。1988年，在党的第19次大会上提出要进行政治改革。人们要社会民主化与解决国家的难题，要有人性化的社会主义，绝不是要埋葬社会主义。
记者追问道:直到今天你还为苏联的解体而惋惜吗？
戈氏:当然惋惜。我们付出了那么多的理想与精力，走上了增强社会民主与市场经济之路，一个地方分权的苏联已经跃出了水面，前景一片光明。但叶利钦将俄罗斯领上了另一条路。他公开地讲，摆脱社会主义制度会解放俄罗斯，要比全面改革来得更快。他还吹牛说俄罗斯再过三五年就会赶上西方发达国家了，提出了国家的“休克疗法”，这是一个错误，就像一锤子下去砸碎了瓷器一样。
戈氏最大遗憾改革起步晚不如中国
记者接着问道:你还能回忆起你在克里姆林宫里的最后一天是如何过的吗？
戈氏一脸轻松:那是很短的一天，有一些文件要签署，与叶利钦交接工作，交给他核武库皮箱。我发表了一个声明，作为一个苏联公民，我仍将为祖国的前途而尽责任。次日早上8时我又去了办公室，开门见到叶利钦与他的同伙查布拉托夫与巴布里斯坐在办公室里，正在狂喝威士忌庆祝。一帮没有廉耻的家伙！叶利钦不是一个正常人，他是个权力欲者。
记者又问:在这8年里你有一个很大的设想，那你取得了什么成绩，又有了什么样的重大过失？
戈氏诚恳地回答:让我先从过失谈起。苏联的体制改革拖得太晚了，这是我惋惜的，没有像中国人那样的魄力。党的改革来得太迟了，可惜那时我不能做，要稳定供给，当时人们买生活必需品都要排长队。我的对手们，有激进的民主派与保守派，都一起联起手来希望我倒台，那时的形势与市场很困难，因此人们对“新思维”的信任度大打折扣。
如果普京不能搞好反腐败也会犯错误
记者:你总是批评叶利钦，却好像从没有批评他的继任者普京。
戈氏:在2000年总统选举时我支持普里马科夫，但他做事太没有准谱。我转而支持普京。他这个人品质不坏，不像叶利钦那样假仁假义。他年轻，是个有教养的人……
记者打断他的话头:但他没有经验，开始并没有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
戈氏承认道:我也没有想到他的第一个任期如此有成绩。他是一个相当能干的人，有学习才能与有良好的抱负。他在位很操劳，人们很信任他，他使这个国家稳定下来，他控制了国家，社会问题解决了，尤其是他对正确外交政策的把握。这样他在第二任期内是相当有利的，他建立了政府的权威，他是个很果断的人。
记者继续问道:你有没有疑虑，在俄罗斯民主只是青年时期，它会沿着正确的方向走下去吗？
戈氏思索道:我们回过头去看，社会民主化中的沉渣浮起是面临的极大问题。普京明白这个道理，他果断处理，拿出了权威措施。
记者问:普京犯的有形的错误是什么？
戈氏笑了笑:这我倒还没有看出来。我们要建立一个法治国家，他必须果断地与腐败作斗争。从集权一下子转向民主制度，腐败得不到遏制是个大难题。这可能是普京总统必须要抓好的重点，如果搞不好，也许会产生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