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三千节选小心，九千全文大观。
俯拾可得，得什么
走过剑河上的银街桥，就进入大学城。此城名胜处处，俯拾可得。窄巷里，那些楼房看似不起眼，门口却经常挂着一块铜牌，纪念着某个科学或文化名人。三一街上，仰面就可见到血液循环发现者哈维的石雕像。国王大街东面的深巷里，有卡文迪许实验室的旧址。在那里，汤姆逊发现了第一种基本粒子——电子，也是在那里，卢瑟福发现了原子核，查德威克发现了中子。
卢瑟福，这位新西兰农家子弟，当他收到剑桥的入学通知时，正在地里挖土豆。在改变命运的这一刻，卢瑟福叹道，这是他挖的最后一颗土豆。现在实验室的砖墙上还能看到一只鳄鱼的雕刻，那是卢瑟福的俄罗斯学生卡匹查献给他的，其意是他的老师如鳄鱼般地抓住问题。
走出卡文迪许实验室的巷口，不远处，就有一家叫“鹰”的酒吧。科学家们在卡文迪许实验室里工作得乏累了，他们就来鹰吧坐一坐。在那里，克里克和华特森讨论并宣布发现DNA。
在卡文迪许实验室的南面，有一座人类学和古生物学的博物馆。人类学家路易斯·利基曾在那里做研究，以演讲来筹措款项。我曾到过他和妻子玛丽利基在东非奥都瓦峡谷的发掘地，如今看到这所博物馆，不由想起当年利基夫妇为发掘而筹款的艰苦岁月。可是剑桥的名人太多，旧址之外，利基夫妇竟未能赢得一块纪念铜牌。
圣诞时节，三一街、国王街挂满了蓝黄色的灯饰，更不用说最热闹的银街了。这银街人来人往，却并不喧嚣，盖因行人商家都透着一股书卷气。早年，剑桥的几个数学系都集中在这一带的银街上。在银街后的磨坊巷口，剑河上设有一小水闸，河水自水闸而下，水沫喷涌。河畔还有一家小酒馆，学生们一杯在手，高谈阔论。小巷深处，有一段专为霍金轮椅行驶修筑的斜坡。
大学和街市融成一体，国王学院东门外的广场上，每日还开有农夫市场和艺术品市场。银街上的老字号多和剑桥大学有关。自1922年，剑桥的学生就喜欢买Fitzbillies的雀尔喜夹馅儿小面包，而那家Ede& Ravenscroft老店，专门承做学袍。
用餐的资格
说起来，西方的大学不少是校中有城，城中有校。如今Gown and Town这一词汇已被收入文化词典。这一词汇最初源自剑桥，后来扩展到牛津，现在麻省理工、耶鲁也常使用它，代表着特定的社会群体。
Gown之意原为学袍，泛指大学。在剑桥，则特指穿学袍的人们。Town之意为城镇，在剑桥，则特指校工以及所有不穿学袍的却为穿学袍的人服务的人们。历史上，因剑桥的Gown不断扩展引起了剑桥的Town不满，曾几度发生冲突。
在国王学院，我经常参加High Table晚餐，用餐人皆披袍子。
早年，剑桥餐厅多为长方形。用餐时，学生坐在一张长条的大桌子旁，桌子的一端筑有高台，那里也有一张桌子，供老师们用餐，High Table由此得名。能够在High Table用餐的，除了教授们，还有校友，比如我的朋友每年可以免费用餐6次。
如果说用餐的都是教授，却并不十分准确，因为以前剑桥的一个专业只聘任一个教授。其他的都是讲师，只有等那个位置空出，才能再聘。当然这几年的情况有所变化。剑桥的系统和其他国家完全不同，所以教授在英国的含义比其他国家要崇高得多了。
国王学院餐厅里，悬挂着经济学家凯恩斯等名人的画像。High Table旁，披袍人或男或女，或年长或年轻，滔滔不绝地谈论着。英国人讲话本来就有些拿腔拿调，一到这种场合，袍子们说话就益发文绉绉起来。
在这样的晚餐会上，世俗大众的话题绝不入流，全然不像美国的教授那么随便。学院政治是永久的话题。比如提到本院两次获诺贝尔奖的桑格因为无瑕负责，如何拒绝fellow, 只肯做honor fellow等等。他们似乎活在另一个世界，也就是象牙塔里。有些袍子更喜欢挖苦调侃，不过出语却不刻毒。一个考古学者极为委婉地对天体物理学教授说，他并不在乎宇宙中的其他星球的生命。袍子们常以自嘲开头，再对他人的论点提出异议，带着点小小的狡黠，并为自己的妙语而得意。但如果说出一句可能稍有冒犯的话，他们立刻连连道歉，那郑重其事犹如外交场合。
当我走过那些书院的大门，从一个深深的门洞望过去，在洞口那端，明亮的阳光下走过来一位学人，学袍随风掀动。当我走过牛顿的苹果树，不远处一群穿袍子的年轻人正谈笑风生。更有那毕业的时候，每一方庭院都站满了披着学袍或正待披学袍的人们。
文章憎命达
披袍子是许多青年学子的梦想，披上袍子是对自己学业甚至人生的一种肯定。在为披袍子而努力的过程中，许多人几经曲折。
一位同窗来自印度。他的来历极不平凡。他刚大学毕业不久，在印度浦那的火车站，当火车开出的一瞬间，他跳了上去，但却跌落在铁轨上。这一跳，改变了他的命运。虽然他的左半身全部被重新组装过，但仍然留下终身残疾。在养伤期间，他忽然意识到“在演化的时空中的真空的相对性”，成就了一篇论文。并将此投给《物理学评论》。当时，霍金是其中的一位审稿人。霍金来信告诉他，一个月前，他也写了一篇类似的论文，并邀请他来剑桥深造。
几年过去了，这位同学完成了博士论文。他的博士答辩有两位考官，其中之一正是霍金。这场答辩整整进行了7个小时。他必须面对考官，当场推导所有公式。最后考官认为，他的博士论文的最后一章是错误的，必须删除。无奈之下，不安之中，这位同学离开英国，前往欧洲大陆漫游，打发着前途未卜的日子。两个月之后，他回到剑桥，发现信箱中有一纸条，上书:“请立即来见我。史蒂芬(霍金)。”结果总算皆大欢喜，因普林斯顿的一名教授得到同样结果，那有争议的最后一章被证明是正确的。当然，他顺利地披上了袍子。
如果不穿袍子……
在剑桥，除了同一学科之间，人们相互往来，不同学科的人们也因兴趣相同而组成不同的社交群。虽然剑桥历来都非常看顾自己的职工，但是袍子和校工之间的生活几乎没有交叉，除非联姻，或下一代进入大学，穿上袍子。一般情况下，袍子们和不穿袍子的人们是完全不同的社交群体。说起来，也许你不相信，许多校工甚至从未进入过国王教堂。
虽然，Gown和Town的生活少有交集，但是多年之后，在校友的记忆里，最感念的却是Town。特别是学院的守门人。当新生第一次进门，他们遇到的第一个就是守门人。守门人帮新生提行李、找宿舍，像父辈般地关爱着离家的学子，新生每有急难，最先想到的也是守门人。
从Gown到Town之间，有一个特别的群体，那就是秘书。许多秘书来自本城，多数家庭为Town。透过她们，我略知象牙塔之外的生活。
当年在理论物理系，有一位秘书，名叫温妮。温妮的父亲专为学校做果酱，母亲做腌肉。温妮兄弟姐妹６人，家境拮据。平时父母积攒起每１分钱，为子女买圣诞礼物。
温妮长得甜美可人，衣着得体。她刚开始做秘书时，袍子们和温妮相处得颇不自在，盖因他们相互害怕。温妮听不懂袍子的高深学问，自然紧张万分，而这些理论物理学家大多非常害臊，特别是在漂亮女孩儿面前，更不善言辞。没多久，温妮就凭着自己的聪慧，赢得了所有人的心。在使用打字机的年代，数学符号很难打，可温妮一分钟能打出120个符号。
另一位秘书奈奥蜜是我多年老友，至今仍有联系。她本是美国的专业人士。30多年前，来到剑桥。作为戏剧家的丈夫无法找到工作，于是奈奥蜜就做起秘书，一做就做了20多年，直到她丈夫去世。后来，因为厌倦了秘书的繁琐，她辞了职，靠打零工维持。剑桥生活昂贵，有祖产之人勉强还可应付，所以奈奥蜜的生活相当拮据。冬天因无法负担暖气，她必须回到波士顿，和姐妹同住。尽管如此，她仍然不愿离开剑桥，无法离开在他处寻求不到的文化气氛。
俯拾可得，得什么
走过剑河上的银街桥，就进入大学城。此城名胜处处，俯拾可得。窄巷里，那些楼房看似不起眼，门口却经常挂着一块铜牌，纪念着某个科学或文化名人。三一街上，仰面就可见到血液循环发现者哈维的石雕像。国王大街东面的深巷里，有卡文迪许实验室的旧址。在那里，汤姆逊发现了第一种基本粒子——电子，也是在那里，卢瑟福发现了原子核，查德威克发现了中子。
卢瑟福，这位新西兰农家子弟，当他收到剑桥的入学通知时，正在地里挖土豆。在改变命运的这一刻，卢瑟福叹道，这是他挖的最后一颗土豆。现在实验室的砖墙上还能看到一只鳄鱼的雕刻，那是卢瑟福的俄罗斯学生卡匹查献给他的，其意是他的老师如鳄鱼般地抓住问题。
走出卡文迪许实验室的巷口，不远处，就有一家叫“鹰”的酒吧。科学家们在卡文迪许实验室里工作得乏累了，他们就来鹰吧坐一坐。在那里，克里克和华特森讨论并宣布发现DNA。
在卡文迪许实验室的南面，有一座人类学和古生物学的博物馆。人类学家路易斯·利基曾在那里做研究，以演讲来筹措款项。我曾到过他和妻子玛丽利基在东非奥都瓦峡谷的发掘地，如今看到这所博物馆，不由想起当年利基夫妇为发掘而筹款的艰苦岁月。可是剑桥的名人太多，旧址之外，利基夫妇竟未能赢得一块纪念铜牌。
圣诞时节，三一街、国王街挂满了蓝黄色的灯饰，更不用说最热闹的银街了。这银街人来人往，却并不喧嚣，盖因行人商家都透着一股书卷气。早年，剑桥的几个数学系都集中在这一带的银街上。在银街后的磨坊巷口，剑河上设有一小水闸，河水自水闸而下，水沫喷涌。河畔还有一家小酒馆，学生们一杯在手，高谈阔论。小巷深处，有一段专为霍金轮椅行驶修筑的斜坡。
大学和街市融成一体，国王学院东门外的广场上，每日还开有农夫市场和艺术品市场。银街上的老字号多和剑桥大学有关。自1922年，剑桥的学生就喜欢买Fitzbillies的雀尔喜夹馅儿小面包，而那家Ede& Ravenscroft老店，专门承做学袍。
用餐的资格
说起来，西方的大学不少是校中有城，城中有校。如今Gown and Town这一词汇已被收入文化词典。这一词汇最初源自剑桥，后来扩展到牛津，现在麻省理工、耶鲁也常使用它，代表着特定的社会群体。
Gown之意原为学袍，泛指大学。在剑桥，则特指穿学袍的人们。Town之意为城镇，在剑桥，则特指校工以及所有不穿学袍的却为穿学袍的人服务的人们。历史上，因剑桥的Gown不断扩展引起了剑桥的Town不满，曾几度发生冲突。
在国王学院，我经常参加High Table晚餐，用餐人皆披袍子。
早年，剑桥餐厅多为长方形。用餐时，学生坐在一张长条的大桌子旁，桌子的一端筑有高台，那里也有一张桌子，供老师们用餐，High Table由此得名。能够在High Table用餐的，除了教授们，还有校友，比如我的朋友每年可以免费用餐6次。
如果说用餐的都是教授，却并不十分准确，因为以前剑桥的一个专业只聘任一个教授。其他的都是讲师，只有等那个位置空出，才能再聘。当然这几年的情况有所变化。剑桥的系统和其他国家完全不同，所以教授在英国的含义比其他国家要崇高得多了。
国王学院餐厅里，悬挂着经济学家凯恩斯等名人的画像。High Table旁，披袍人或男或女，或年长或年轻，滔滔不绝地谈论着。英国人讲话本来就有些拿腔拿调，一到这种场合，袍子们说话就益发文绉绉起来。
在这样的晚餐会上，世俗大众的话题绝不入流，全然不像美国的教授那么随便。学院政治是永久的话题。比如提到本院两次获诺贝尔奖的桑格因为无瑕负责，如何拒绝fellow, 只肯做honor fellow等等。他们似乎活在另一个世界，也就是象牙塔里。有些袍子更喜欢挖苦调侃，不过出语却不刻毒。一个考古学者极为委婉地对天体物理学教授说，他并不在乎宇宙中的其他星球的生命。袍子们常以自嘲开头，再对他人的论点提出异议，带着点小小的狡黠，并为自己的妙语而得意。但如果说出一句可能稍有冒犯的话，他们立刻连连道歉，那郑重其事犹如外交场合。
当我走过那些书院的大门，从一个深深的门洞望过去，在洞口那端，明亮的阳光下走过来一位学人，学袍随风掀动。当我走过牛顿的苹果树，不远处一群穿袍子的年轻人正谈笑风生。更有那毕业的时候，每一方庭院都站满了披着学袍或正待披学袍的人们。
文章憎命达
披袍子是许多青年学子的梦想，披上袍子是对自己学业甚至人生的一种肯定。在为披袍子而努力的过程中，许多人几经曲折。
一位同窗来自印度。他的来历极不平凡。他刚大学毕业不久，在印度浦那的火车站，当火车开出的一瞬间，他跳了上去，但却跌落在铁轨上。这一跳，改变了他的命运。虽然他的左半身全部被重新组装过，但仍然留下终身残疾。在养伤期间，他忽然意识到“在演化的时空中的真空的相对性”，成就了一篇论文。并将此投给《物理学评论》。当时，霍金是其中的一位审稿人。霍金来信告诉他，一个月前，他也写了一篇类似的论文，并邀请他来剑桥深造。
几年过去了，这位同学完成了博士论文。他的博士答辩有两位考官，其中之一正是霍金。这场答辩整整进行了7个小时。他必须面对考官，当场推导所有公式。最后考官认为，他的博士论文的最后一章是错误的，必须删除。无奈之下，不安之中，这位同学离开英国，前往欧洲大陆漫游，打发着前途未卜的日子。两个月之后，他回到剑桥，发现信箱中有一纸条，上书:“请立即来见我。史蒂芬(霍金)。”结果总算皆大欢喜，因普林斯顿的一名教授得到同样结果，那有争议的最后一章被证明是正确的。当然，他顺利地披上了袍子。
如果不穿袍子……
在剑桥，除了同一学科之间，人们相互往来，不同学科的人们也因兴趣相同而组成不同的社交群。虽然剑桥历来都非常看顾自己的职工，但是袍子和校工之间的生活几乎没有交叉，除非联姻，或下一代进入大学，穿上袍子。一般情况下，袍子们和不穿袍子的人们是完全不同的社交群体。说起来，也许你不相信，许多校工甚至从未进入过国王教堂。
虽然，Gown和Town的生活少有交集，但是多年之后，在校友的记忆里，最感念的却是Town。特别是学院的守门人。当新生第一次进门，他们遇到的第一个就是守门人。守门人帮新生提行李、找宿舍，像父辈般地关爱着离家的学子，新生每有急难，最先想到的也是守门人。
从Gown到Town之间，有一个特别的群体，那就是秘书。许多秘书来自本城，多数家庭为Town。透过她们，我略知象牙塔之外的生活。
当年在理论物理系，有一位秘书，名叫温妮。温妮的父亲专为学校做果酱，母亲做腌肉。温妮兄弟姐妹６人，家境拮据。平时父母积攒起每１分钱，为子女买圣诞礼物。
温妮长得甜美可人，衣着得体。她刚开始做秘书时，袍子们和温妮相处得颇不自在，盖因他们相互害怕。温妮听不懂袍子的高深学问，自然紧张万分，而这些理论物理学家大多非常害臊，特别是在漂亮女孩儿面前，更不善言辞。没多久，温妮就凭着自己的聪慧，赢得了所有人的心。在使用打字机的年代，数学符号很难打，可温妮一分钟能打出120个符号。
另一位秘书奈奥蜜是我多年老友，至今仍有联系。她本是美国的专业人士。30多年前，来到剑桥。作为戏剧家的丈夫无法找到工作，于是奈奥蜜就做起秘书，一做就做了20多年，直到她丈夫去世。后来，因为厌倦了秘书的繁琐，她辞了职，靠打零工维持。剑桥生活昂贵，有祖产之人勉强还可应付，所以奈奥蜜的生活相当拮据。冬天因无法负担暖气，她必须回到波士顿，和姐妹同住。尽管如此，她仍然不愿离开剑桥，无法离开在他处寻求不到的文化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