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的《文学报》微信公众号，连续两篇“主推”文章皆与“死”有关。2019年12月28日一篇，标题是：在“文学的不朽”这个问题上，那些名垂青史的作家都是怎么想的？刊发内容是美国华裔作家哈金（金雪飞）在美国休斯顿发表的题为《文学与不朽》的演讲稿;紧接着，2019年12月29日一篇，标题是：我们以每月失去一位名家的遗憾度过了2019。刊发内容是青年评论家张熠如对2019年欧美文学的盘点。
　　尽管“文学的不朽”、作家的去世和“文学之死”并非是同一层面的论题，但这两篇“推文”仍不免让我想起在前两期发表《作为大众文化的文学》和《李子柒与李育善》之后，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李丙权教授就“文学已死”所展开的讨论。讨论始于我对新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波兰女作家托卡尔丘克获奖演说《温柔的叙述者》的引用。托卡尔丘克在演讲中说，世界是由文字构成的，谁能讲故事编故事，谁就有掌控权，因此如何叙述这个世界具有巨大的意义。随后，她又说道：然而如今，人类不仅没有准备好讲述未来，甚至连讲述具体当下也没准备好，我们缺乏语言、视角、隐喻、神话和新的寓言。文学市场的商业化、被市场和垄断者控制的互联网使得创作脱离了本质，反复被欺骗，误传或误导让读者失去了对虚构的信任，小说和文学变得边缘化。
　　由此，李丙权教授认为，托卡尔丘克实际上是在阐明“文学已死”，就像海德格尔早就宣称的“艺术已死”和丹托宣称的“艺术的终结”一样，真正的、古典的、精英的“文学”和“艺术”已死，而“作为大众文化的”所谓“文学”已不再是原初意义上的“文学”。李丙权教授还建议我创造一个新词来指称当今大众文化意义上的“文学”。我回复说，虽可以将今日之“大众文学”称为“众娱”或“娱众”，但对所谓“文学已死”一说，我仍不能认同。
　　文学艺术尽管有“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之分，但若察看“文学”之起源，无论是《荷马史诗》还是《诗经》，无一例外均来自民间和大众，后来才被皇室、贵族、精英、士大夫所“把玩”和欣赏，才成为文人雅士们曲水流觞之用，成为所谓真正“文学”和高雅“艺术”。
　　的确，近些年是有一些西方学者和理论家像尼采声称“上帝已死”一样，声称“艺术已死”“文学已死”或“一个学科的死亡”等等。这是西方学者“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一种表达方式，曾被学术界视为通过“极端的片面”之宣称，或一鸣惊人，或警醒世人。事实上，丹托所言“艺术的终结”正是对艺术批评过度理性化和理论化的一种反抗，斯皮瓦克“一个学科的死亡”之说，也提醒了文学界为比较文学研究寻找未来之路。而作为大众文化的“文学”不仅没有死亡，反而在“众娱”过程中获得了新的生机，获得了某种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