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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的问题是这样的：你无法从已被避免了的灾难中获得好评，你也不能跑去对选民说：“嘿，事情的确很糟糕，但你知道吗？如果不是因为我，情况将变得更糟糕！”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因此而留名于世界历史的。
——巴尼·弗兰克
学者负责预言和解释危机，而政治家负责处理危机，前者不可能失败，因为理论总有转圜余地，后者不可能成功，因为民众总是期望政府做得更多更好，而行动的结果却总难如意。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O.Hirschman）断言，社会科学最伟大的洞见之一，便是观察到由于不具有完美的先见之明，人类的行为易于产生相当范围的非预期后果（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而社会科学的主要任务就是对这种非预期后果的探察和系统描述，例如亚当·斯密在经济学领域完美地实践了这一任务，他发现自私自利的商人反而力行道德利他之事，于是“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看不见的手让市场繁荣，社会丰裕。
资本主义社会所塑造的现代世界是靠钱来推动的，“由价值规律控制的经济是一种生产和投资都由具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来决定的经济。而在这里起作用的一般不是个人的各种需求的不同程度，而是收入差别”（埃内斯特·曼德尔《关于过渡社会的理论》）。钱是市场供需信息的载体和传递介质，通过价格的自由波动，市场通常情况下能达到令人惊叹的配置效率，但不如意事常八九，经济运转总是周期性的时好时坏，荣景往往转瞬即逝，而衰退接踵而至，却又连绵不绝，看起来坏日子总是多过好日子。如何看待和解决经济衰退危机？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旗手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认为：
商业的周期性波动并不是自由市场活动的产物，而是政府为了使利率低于市场确定的水平而干预商业条件的产物。
这个结论并不具备实证上的经验基础，因为谁也没办法在一个真实的市场环境中让政府暂时消失，以便学者考察验证市场的周期性波动是否真的如米塞斯预言般自动消失，米塞斯的这段话指向一个明确的“敌人”，那就是凯恩斯。凯恩斯和他的信徒们成功地说服政府通过印刷钞票来降低利率，克服经济危机甚至“维持永久的经济繁荣”，凯恩斯主义对于经济危机的看法相当简单而有说服力，他考察发现一旦发生经济衰退，整个社会弥漫着失望和恐惧的情绪，消费者对自己的未来收入增长缺乏信心，倾向于储蓄而不是消费，于是企业销售量下降，恶化了财务报表上的利润数字，造成银行对企业缺乏信心，害怕风险而不愿意放贷，企业一旦融资困难无法维持正常生产，只好选择裁员或者破产，结果失去工作和收入的劳动者只好进一步节衣缩食减少消费，恶性循环使得经济危机不断扩大和加深。
凯恩斯预言（和米塞斯一样，他的预言同样无法自我证明），一旦经济衰退恶化至某个临界点，而政府仍然选择束手旁观的话，整个社会经济体系将发生螺旋式下降，陷入无法恢复的永久贫困之中，因此必须想办法主动干预金融市场，降低利率。但在保守主义经济学家看来，政府印刷货币通过银行系统注入经济体系的做法，不但不会降低利率，反而会提高利率并且引起通货膨胀，而通胀将引发而不是终结经济危机。瑞典经济学家纳特·维克塞尔（Knut Wicksell）论证说，如果贷款人（银行）预期到通货膨胀将使得自己的贷款在回到手里时已经没有那么值钱时，那么他的理性选择就是减少或者停止放贷，结果导致市场利率的上升，如果贷款人对于未来的通货膨胀有足够预见性并且提前采取预防措施的话，市场利率甚至会在通货膨胀真正出现之前就上升。
这是一种典型的“悖谬结果”，是非预期后果的一个特殊而极端的例子，在这里，普通人类的先见之明几乎彻底失败，其行动产生了与良好预期恰恰相反的糟糕结果，对保守主义经济学家来说，分析悖谬结果能够让自己感受到强烈的心理优越感并且陶醉其中。
神判定对人类傲慢和自负的野心予以惩罚，或者因为他们嫉妒，或者因为他们以其神秘性成为现存秩序的警惕的护卫者。在这个古老的神话中，人类渴求变革所导致的灾难性后果是以神的干预为前提的。……启蒙时代对人类改变和改善社会的能力有了一个提升的观念；而且它认为古代神话和故事中神的干预只是迷信而已。所以，如果傲慢跟随着惩罚这个观念想要继续存在下去的话，就需要被世俗化和理性化。人类行为产生非预期结果……刚好完美地满足了这一需求。……因此，悖谬结果论拥有巨大的知识魅力，而且由根深蒂固的神话所支持。（阿尔伯特·赫希曼《反动的修辞——保守主义的三个命题》）
我们厌恶傲慢，正如我们厌恶损失，这是人类在漫长的进化史中获得的优越文化能力，但也恰恰是这两项能力使得我们几乎很难看清楚通货膨胀的全貌。大卫·斯托克曼（David Stockman）在其新著《大变形：美国资本主义的腐败》（The Great Deformation：The Corruption 0{Capitalism in America）中严厉抨击美国经济是“货币海洛因”成瘾，自二00八年金融危机以来，美联储通过发行货币将资产负债表的资产项推高到三万二千亿美元，斯托克曼预言说这将催生新一波的金融泡沫，“美国将会陷入一个零和紧缩与危险政治冲突的时代，连现在这点微弱的经济增长都会被抹杀。”斯托克曼既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紧盯着通货膨胀，抱怨钱太多的人，尽管斯托克曼的观点遭到著名的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的批评，说《大变形》一书“内容冗长，夸夸其谈地抨击了很多种越轨行为，对经济的分析和历史的描述都毫无根据”等等，但是批评政府的行动方针和政策，强调悖谬结果的观点总是更容易获得媒体的青睐，而反对通货膨胀的长篇大论也更能够吸引大众的注意，因为人类进化出的直觉让我们对损失非常敏感，当我们意识到通货膨胀会让自己手头的钱变得更不值钱时，神经立即下意识激活了厌恶和逃避的反射弧，紧接着愤怒和受伤的情绪伴随着肾上腺素的分泌，让我们无论如何都想去做点什么。
经济体系的运转规律远比人类直觉所能理解的程度来得复杂，还是继续谈斯托克曼吧，这个被克鲁格曼嘲笑为“伤感的怪老头”的人可不是通常意义上研究黑板经济学的书斋学者，他就读于哈佛神学院（Harvard Divinity School），在三十四岁时担任里根政府管理与预算办公室主任，他当时的使命是协助里根总统的同时实现“增加国防预算、削减所得税和平衡政府预算”这三个几乎南辕北辙的目标。由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高通货膨胀导致了很高的长期利率水平——这很好的证明了凯恩斯的错误，连带证明了保守主义经济学家们出色的预见性——为了控制通胀，当时的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A.Volcker）执行以控制货币供应量为目标的政策，暂时停止印刷货币，放任短期利率自行浮动，结果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美国经济陷入了严重的衰退，连带着斯托克曼主导的减税刺激经济发展，增加财政收入的经济政策收到牵连，终告全盘失败。美国政府被迫重回印刷货币的老路，但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利率并没有随着政府印刷货币的增加而上升，相反还下降了，没有了高利率和衰退拖累的经济显得一派繁荣——这次看起来凯恩斯又对了，不过伤感的斯托克曼却怀念里根与沃尔克时代的“更具长期视角和国家意识”的经济政策，打心眼里瞧不上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以及他的继任者本·伯南克（Ben Bemanke）狂印钞票解决经济危机的做法。 既然同样是政府印刷货币，为什么在上世纪七十年代造成了如保守主义经济学家所预言的通货膨胀和利率飙升，导致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经济危机，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却又能如凯恩斯预言般的降低利率，进而成功渡过经济危机呢？我们需要对经济现象作更深刻的考察，可能的解释有这样两条：第一，企业生产能力的提升或者生产成本的下降都能部分抵消通货膨胀对利率的影响，例如劳动力市场的全球化使得生产企业向劳动成本更低的国家转移，从而降低了全球消费品的价格，又例如美国刚刚开始的“页岩气革命”，新的能源技术使得能源价格下降近四分之一；第二，结构性的通货膨胀使得消费品市场的价格上涨幅度不大，政府发行的新货币更多的流向股票和房地产市场，尽管这样做会导致金融资产和房地产的泡沫，但消费品价格相对稳定，部分地抵消了通货膨胀对利率的影响，至少是在泡沫破裂之前。
现在，保守主义经济学家已经无法再坚持印刷货币一定会导致利率上升的理论，他们转而强调政府印刷的货币因为很廉价（easy money），要么鼓励企业进行浪费性的借贷，把借来的钱浪费在糟糕的投资项目上，要么干脆就没有传递到实体经济，只是在金融交易员手中传来传去，为了寻求更高的收益而承担越来越多的风险，但在凯恩斯看来，面对经济衰退的危险时，哪怕是由政府把钱装进瓶子里，埋在地底下然后雇佣企业去挖出来这样毫无意义的“公共事业”也是好的。
保守主义经济学家有关通货膨胀的另一个神话，是认为通胀对穷人不利，加剧了贫困和不平等。但是根据近几年的研究发现，通货膨胀更影响穷人的观点缺乏明确的证据，通胀对于不平等的影响取决于一国的社会和市场制度，例如，普通民众的工资以及老人的退休金调整是否与通胀指数挂钩。换言之，只要通货膨胀对于经济没有产生严重的负面效应，并且社会工资福利制度相对完善的情况下，通胀反而对拥有较多金融资产如债券的富人不利，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华尔街远比普通市民关注反通货膨胀的经济政策。通货膨胀也许是市场力量遭到扭曲和滥用的征兆，但是假如保守主义经济学家打算说服民众“任何以缓解当前萧条为目的的政策都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时，其背后的道德教训却是你必须为过去的错误承担今天的后果，而大部分人不会甘于受苦而是宁愿选择去做点什么，这也是为什么最终是凯恩斯主导了民选政府的经济政策。
保守主义者就像人类社会的忠实卫兵，警惕地观察着政策计划的倡导者是否暗含愚蠢、自私或狡猾，悖谬结果因为揭露和证明他们宣称的目的与实践之间的矛盾，从而受到大众的热烈拥护。但有的时候，问题在于悖谬结果被宣布得太快了，甚至没有留出足够长的时间，让社会去学习和持续修正制定的政策，悖谬结果所讲述的故事一旦被听众所接受，会助长“改革是无意义的”这类主张的自我实现，最终削弱了整个社会自我革新的力量。如果凯恩斯活到今天，他对于经济危机和通货膨胀的看法肯定会有不一样的地方，他也许会提出新的政策思路，凯恩斯真正想实现的是让资本不再稀缺，让每一个愿意成为企业主，创造社会财富的人不再受困于借贷无门，或者被高利贷击碎创业梦想。这是关于如何让全人类打破资本的锁链，共同进步的伟大理想，也是凯恩斯送给这个世界的礼物。
——巴尼·弗兰克
学者负责预言和解释危机，而政治家负责处理危机，前者不可能失败，因为理论总有转圜余地，后者不可能成功，因为民众总是期望政府做得更多更好，而行动的结果却总难如意。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O.Hirschman）断言，社会科学最伟大的洞见之一，便是观察到由于不具有完美的先见之明，人类的行为易于产生相当范围的非预期后果（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而社会科学的主要任务就是对这种非预期后果的探察和系统描述，例如亚当·斯密在经济学领域完美地实践了这一任务，他发现自私自利的商人反而力行道德利他之事，于是“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看不见的手让市场繁荣，社会丰裕。
资本主义社会所塑造的现代世界是靠钱来推动的，“由价值规律控制的经济是一种生产和投资都由具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来决定的经济。而在这里起作用的一般不是个人的各种需求的不同程度，而是收入差别”（埃内斯特·曼德尔《关于过渡社会的理论》）。钱是市场供需信息的载体和传递介质，通过价格的自由波动，市场通常情况下能达到令人惊叹的配置效率，但不如意事常八九，经济运转总是周期性的时好时坏，荣景往往转瞬即逝，而衰退接踵而至，却又连绵不绝，看起来坏日子总是多过好日子。如何看待和解决经济衰退危机？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旗手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认为：
商业的周期性波动并不是自由市场活动的产物，而是政府为了使利率低于市场确定的水平而干预商业条件的产物。
这个结论并不具备实证上的经验基础，因为谁也没办法在一个真实的市场环境中让政府暂时消失，以便学者考察验证市场的周期性波动是否真的如米塞斯预言般自动消失，米塞斯的这段话指向一个明确的“敌人”，那就是凯恩斯。凯恩斯和他的信徒们成功地说服政府通过印刷钞票来降低利率，克服经济危机甚至“维持永久的经济繁荣”，凯恩斯主义对于经济危机的看法相当简单而有说服力，他考察发现一旦发生经济衰退，整个社会弥漫着失望和恐惧的情绪，消费者对自己的未来收入增长缺乏信心，倾向于储蓄而不是消费，于是企业销售量下降，恶化了财务报表上的利润数字，造成银行对企业缺乏信心，害怕风险而不愿意放贷，企业一旦融资困难无法维持正常生产，只好选择裁员或者破产，结果失去工作和收入的劳动者只好进一步节衣缩食减少消费，恶性循环使得经济危机不断扩大和加深。
凯恩斯预言（和米塞斯一样，他的预言同样无法自我证明），一旦经济衰退恶化至某个临界点，而政府仍然选择束手旁观的话，整个社会经济体系将发生螺旋式下降，陷入无法恢复的永久贫困之中，因此必须想办法主动干预金融市场，降低利率。但在保守主义经济学家看来，政府印刷货币通过银行系统注入经济体系的做法，不但不会降低利率，反而会提高利率并且引起通货膨胀，而通胀将引发而不是终结经济危机。瑞典经济学家纳特·维克塞尔（Knut Wicksell）论证说，如果贷款人（银行）预期到通货膨胀将使得自己的贷款在回到手里时已经没有那么值钱时，那么他的理性选择就是减少或者停止放贷，结果导致市场利率的上升，如果贷款人对于未来的通货膨胀有足够预见性并且提前采取预防措施的话，市场利率甚至会在通货膨胀真正出现之前就上升。
这是一种典型的“悖谬结果”，是非预期后果的一个特殊而极端的例子，在这里，普通人类的先见之明几乎彻底失败，其行动产生了与良好预期恰恰相反的糟糕结果，对保守主义经济学家来说，分析悖谬结果能够让自己感受到强烈的心理优越感并且陶醉其中。
神判定对人类傲慢和自负的野心予以惩罚，或者因为他们嫉妒，或者因为他们以其神秘性成为现存秩序的警惕的护卫者。在这个古老的神话中，人类渴求变革所导致的灾难性后果是以神的干预为前提的。……启蒙时代对人类改变和改善社会的能力有了一个提升的观念；而且它认为古代神话和故事中神的干预只是迷信而已。所以，如果傲慢跟随着惩罚这个观念想要继续存在下去的话，就需要被世俗化和理性化。人类行为产生非预期结果……刚好完美地满足了这一需求。……因此，悖谬结果论拥有巨大的知识魅力，而且由根深蒂固的神话所支持。（阿尔伯特·赫希曼《反动的修辞——保守主义的三个命题》）
我们厌恶傲慢，正如我们厌恶损失，这是人类在漫长的进化史中获得的优越文化能力，但也恰恰是这两项能力使得我们几乎很难看清楚通货膨胀的全貌。大卫·斯托克曼（David Stockman）在其新著《大变形：美国资本主义的腐败》（The Great Deformation：The Corruption 0{Capitalism in America）中严厉抨击美国经济是“货币海洛因”成瘾，自二00八年金融危机以来，美联储通过发行货币将资产负债表的资产项推高到三万二千亿美元，斯托克曼预言说这将催生新一波的金融泡沫，“美国将会陷入一个零和紧缩与危险政治冲突的时代，连现在这点微弱的经济增长都会被抹杀。”斯托克曼既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紧盯着通货膨胀，抱怨钱太多的人，尽管斯托克曼的观点遭到著名的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的批评，说《大变形》一书“内容冗长，夸夸其谈地抨击了很多种越轨行为，对经济的分析和历史的描述都毫无根据”等等，但是批评政府的行动方针和政策，强调悖谬结果的观点总是更容易获得媒体的青睐，而反对通货膨胀的长篇大论也更能够吸引大众的注意，因为人类进化出的直觉让我们对损失非常敏感，当我们意识到通货膨胀会让自己手头的钱变得更不值钱时，神经立即下意识激活了厌恶和逃避的反射弧，紧接着愤怒和受伤的情绪伴随着肾上腺素的分泌，让我们无论如何都想去做点什么。
经济体系的运转规律远比人类直觉所能理解的程度来得复杂，还是继续谈斯托克曼吧，这个被克鲁格曼嘲笑为“伤感的怪老头”的人可不是通常意义上研究黑板经济学的书斋学者，他就读于哈佛神学院（Harvard Divinity School），在三十四岁时担任里根政府管理与预算办公室主任，他当时的使命是协助里根总统的同时实现“增加国防预算、削减所得税和平衡政府预算”这三个几乎南辕北辙的目标。由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高通货膨胀导致了很高的长期利率水平——这很好的证明了凯恩斯的错误，连带证明了保守主义经济学家们出色的预见性——为了控制通胀，当时的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A.Volcker）执行以控制货币供应量为目标的政策，暂时停止印刷货币，放任短期利率自行浮动，结果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美国经济陷入了严重的衰退，连带着斯托克曼主导的减税刺激经济发展，增加财政收入的经济政策收到牵连，终告全盘失败。美国政府被迫重回印刷货币的老路，但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利率并没有随着政府印刷货币的增加而上升，相反还下降了，没有了高利率和衰退拖累的经济显得一派繁荣——这次看起来凯恩斯又对了，不过伤感的斯托克曼却怀念里根与沃尔克时代的“更具长期视角和国家意识”的经济政策，打心眼里瞧不上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以及他的继任者本·伯南克（Ben Bemanke）狂印钞票解决经济危机的做法。 既然同样是政府印刷货币，为什么在上世纪七十年代造成了如保守主义经济学家所预言的通货膨胀和利率飙升，导致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经济危机，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却又能如凯恩斯预言般的降低利率，进而成功渡过经济危机呢？我们需要对经济现象作更深刻的考察，可能的解释有这样两条：第一，企业生产能力的提升或者生产成本的下降都能部分抵消通货膨胀对利率的影响，例如劳动力市场的全球化使得生产企业向劳动成本更低的国家转移，从而降低了全球消费品的价格，又例如美国刚刚开始的“页岩气革命”，新的能源技术使得能源价格下降近四分之一；第二，结构性的通货膨胀使得消费品市场的价格上涨幅度不大，政府发行的新货币更多的流向股票和房地产市场，尽管这样做会导致金融资产和房地产的泡沫，但消费品价格相对稳定，部分地抵消了通货膨胀对利率的影响，至少是在泡沫破裂之前。
现在，保守主义经济学家已经无法再坚持印刷货币一定会导致利率上升的理论，他们转而强调政府印刷的货币因为很廉价（easy money），要么鼓励企业进行浪费性的借贷，把借来的钱浪费在糟糕的投资项目上，要么干脆就没有传递到实体经济，只是在金融交易员手中传来传去，为了寻求更高的收益而承担越来越多的风险，但在凯恩斯看来，面对经济衰退的危险时，哪怕是由政府把钱装进瓶子里，埋在地底下然后雇佣企业去挖出来这样毫无意义的“公共事业”也是好的。
保守主义经济学家有关通货膨胀的另一个神话，是认为通胀对穷人不利，加剧了贫困和不平等。但是根据近几年的研究发现，通货膨胀更影响穷人的观点缺乏明确的证据，通胀对于不平等的影响取决于一国的社会和市场制度，例如，普通民众的工资以及老人的退休金调整是否与通胀指数挂钩。换言之，只要通货膨胀对于经济没有产生严重的负面效应，并且社会工资福利制度相对完善的情况下，通胀反而对拥有较多金融资产如债券的富人不利，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华尔街远比普通市民关注反通货膨胀的经济政策。通货膨胀也许是市场力量遭到扭曲和滥用的征兆，但是假如保守主义经济学家打算说服民众“任何以缓解当前萧条为目的的政策都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时，其背后的道德教训却是你必须为过去的错误承担今天的后果，而大部分人不会甘于受苦而是宁愿选择去做点什么，这也是为什么最终是凯恩斯主导了民选政府的经济政策。
保守主义者就像人类社会的忠实卫兵，警惕地观察着政策计划的倡导者是否暗含愚蠢、自私或狡猾，悖谬结果因为揭露和证明他们宣称的目的与实践之间的矛盾，从而受到大众的热烈拥护。但有的时候，问题在于悖谬结果被宣布得太快了，甚至没有留出足够长的时间，让社会去学习和持续修正制定的政策，悖谬结果所讲述的故事一旦被听众所接受，会助长“改革是无意义的”这类主张的自我实现，最终削弱了整个社会自我革新的力量。如果凯恩斯活到今天，他对于经济危机和通货膨胀的看法肯定会有不一样的地方，他也许会提出新的政策思路，凯恩斯真正想实现的是让资本不再稀缺，让每一个愿意成为企业主，创造社会财富的人不再受困于借贷无门，或者被高利贷击碎创业梦想。这是关于如何让全人类打破资本的锁链，共同进步的伟大理想，也是凯恩斯送给这个世界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