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社科人文学术事业的整体推进，我国地方高校的科研工作也出现了一片新的气象。特别是对自己身边的某些有深厚历史积累、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民间文化遗产不仅有了新认识、新观察、新理解，而且，订立计划、深入实地、收集资料、潜心研究，完成了诸多新成果。从而为学术界重新解释音乐的“地方性知识”（也译作“当地知识”）、揭示其独特的文化价值、提高全社会的保护意识等尽了自己的一份历史责任。
　　湖北襄樊学院音乐学院“荆山传统音乐文化研究”课题组，成立五年来，先后３２次深入到荆楚文化的发祥地保康、南漳、谷城等境内进行田野考察，累计行程５７００公里，并获大量珍贵的访谈、观察、录音、录像、乐谱、文字资料。在此基础上，课题组于２０１０年春完成“研究计划”的前一半成果，写出《荆山扛神》、《荆山巫音》、《荆山阳锣鼓》、《荆山阴锣鼓》等四部专著。本人反复阅读了他们的“计划书”及诸书章节目录，再与课题组核心成员李素娥教授几次电话交流后，深为感动，喟然良久。仅仅凭课题组三位主要成员平均年龄已达六十四岁这一点，已让我充满崇敬之情，而此行此为中所蕴含的学术理想和人文精神更有可圈可点之处。以我粗疏的理解，至少有如下几点。
　　一、中国传统文化有五千年以上的演进积累，其蕴藏之深，举世公认。然而，如此厚重的文化，绝未存留于一个狭小的地理空间，反而是在东西南北辽阔无比、高低交错山重水复的地域范围之内成长起来的。于是，在多种自然条件和经济、社会环境的作用下，一个既有历史传统的共性又有地区、民族多样性的“文化中国”便应运而生，亦即费孝通先生所归纳的中华文化“多元一体”之大格局。从人文学术的角度而言，我们当然更看重其中的“多元”或“多样性”。因为有了多样性，生活在不同民族、地区的今人才有幸守护本地本族先民们创造的某个仅有一村、一镇、一县、一区才存传的独特的艺术文化品种。以襄樊学院所处地域而言，众所周知，这里是古代荆楚文化的源地，而荆楚文化又是与中原商周文化几乎同时发生、并可与之比肩而立的南中国古代文化的典型代表。哲学方面如老庄，文学方面如“楚辞”，音乐方面如曾候乙墓出土乐器等，皆可作证。而更值得珍视的是直到当代还存活的那些如本课题成员所采录的“扛神”“巫音”“阳锣鼓”“阴锣鼓”“山歌”“打调”“高跷锣鼓”“火居道音乐”等，以人类学者的眼光看，它们应属于最富活力的“地方性知识”范围。由于它们的口传特征，其鲜活性、本真性、独特性和历史文化价值，绝不可低视。特别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亟需凸显文化多样性的今天，更是弥足珍贵。
　　“襄樊传统音乐文化研究”课题组正是在上述时空条件下作出选题抉择的。他们不求大贪多，更不崇尚浮泛，而是把眼光首先放在本乡本土，从自己脚下这方土地上所存留的传统文化迈步，开始了他们的学术之旅。如此选择，自然有方便、熟悉、天时、地利的种种考虑，但同样也反映了他们心底的学术追求——自己认识自己、自己研究自己、自己解释自己，以小域而观大界、见微而知著。古训有云：人贵有自知之明！说的是“自知”之“贵”，“自知”之“难”。做人如此，做学术也一样。如果说，研究“在地文化”也是一种“自知”之举的话，那么，课题组以如此之“贵”、如此之“难”的事业为己任，已经做了五年，仍不嫌辛苦，还要再做五年，才自觉有资格成为当地音乐的“明白人”。这样的取向和壮心，值得任何文化人向他们致敬！再多说一句，如果每个地方院校都以身边的传统文化为对象，像本课题组成员那样深入考察研究五年、十年，那么我们对于中华文化中有关音乐的“地方性知识”的认识、理解、解释，一定会大为改观。
　　二、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音乐界多次开展了传统音乐的采集、整理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学术研究。从历次考察所涉及的范围、层面来看，我觉得可以分成三个历史段落。１９５０—１９６０年代的采集考察，虽然地域范围很广，但选择的考察对象多数属于具有全国影响的一些品种，而且，限于当时学术队伍的规模，只能采取“取样”方式，如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早期所进行的山西河曲“山曲”、北京智化寺“京音乐”、冀中“笙管乐”、“西安鼓乐”、新疆维吾尔“十二木卡姆”、苗族民歌、芦笙音乐、苏南“十番鼓”等，上海音乐学院所进行的“青浦田歌”，陕西音乐工作者对陕北、陕南民歌的采集调查，沈阳音乐学院对东北二人转的采集考察等，正是由于获取了这些具有代表性民间音乐品种的实地考察资料，数十位各院校教授民族音乐课程的老师和民族音乐研究所的学者才齐心协力，于１９６４年完成了总结我国民族音乐构成体系的第一部教材和专著——《民族音乐概论》。四十多年来，“概论”在中国音乐知识的传授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它对于中国音乐学术研究和教学而言，具有某种奠基意义。但同时，鉴于它是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起步时期的著述，故它只能在整体性、全面性方面建构了一个“本体框架”并作了概括性的论述，基本回答了那个时代音乐学界的学术诉求。就对象及其成果而言，我们可以称这一时期为中国传统音乐的“概论时代”。
　　第二个段落是１９８０年至新世纪这二十余年。这一时期中国传统音乐的采集整理、研究，主要是围绕“中国民族音乐集成”展开的。虽然其规模是全国性的，但它基本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进行不同品种的“省卷”的编撰。对之，我们可以视为传统音乐采集、整理工作“区域层位”的一次“下移”。“集成”提出的“范围广、品种全、质量高”九字方针，实际上是针对每一个省、市、自治区而言的。因此，通过“集成”的编撰和出版，我们对每一个省区的传统音乐类别及其蕴藏也即传统音乐的“省情”基本廓清。而与此同时，通过“集成”的实践和一大批硕、博士生学位论文的写作，我们的音乐学研究也在深度和广度方面有了很大的拓展。很多学者以各民族、各地区的民间乐种（即包括民歌、歌舞、戏曲、说唱、器乐等类别的品种）为对象，进行了专题采集和研究，完成了为数甚多的属于“乐种学”研究的新成果。所以，从总体看，这一阶段应该是一个“集成编撰”和“乐种学研究”时代。它使我们对中国传统音乐的认识，在省区的层面上，进入了一个更有历史深度的新阶段。
　　但我们不得不指出，受到篇幅的限制，“集成”的“九字方针”，仍然是相对的。在编纂过程中，它只能选入那些最能代表本省区的有关类别和曲目。以民歌为例，“入选”与“删节”的比例，大约在十分之五到十分之一左右。舍去者，不排除“质量”原因，但也有不少是因为不符合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而无资格“入卷”的。类似本课题中的“扛神”“巫音”“阴锣鼓”，肯定是被排除的。这显然是无法弥补的历史遗憾。
　　不无巧合的是，从２００１年开始，“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悄然进入我国的社会文化生活中。数年间，随着“世界遗产”、国家级遗产、省级遗产以至市县级（地区、县）遗产的分层认定，我们发现，对传统音乐新一轮的普查、立项、研究，使大家的关注点又一次发生了“区域层位”的下移，即从省、区“移”到市、县地区了。而且，由于“非遗”的项目不单纯是音乐类，同时有民间文学、民俗、民间宗教信仰、民间工艺、民间美术、中医药、餐饮等多种文化事象，它们绝大多数都属于“地方性知识”。更有甚者，这一次不仅仅限于学术圈子，而是有“政府主导”、有国家政策。如此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以往几十年都未有过的，它表明，包括音乐学在内的人文社科研究，将获得一个更加宽松、宽容的环境。这也同时意味着，我们又进入“非遗”保护时代。所以，这一阶段的学术研究特色是，以蕴含着大量丰富的“地方性知识”的各类传统文化遗产（当然包括音乐）为对象，以特定类别的流传区域为单位，用“实地考察”和“文化阐释”的方法，进行深入、细致、全面、完整的描述与研究，以期对区域性传统音乐事象获得新的认识和理解。
　　我认为，“荆山传统音乐文化研究”课题组就是一种“躬逢其盛”的作为。他们在过去“集成”编纂的基础上，选择当地最富有根性的民间音乐品种，有计划地进行再收集、再考察，并给予力所能及的文化解释，这正好体现了传统音乐研究的某种新趋向。
　　三、我国的专业音乐教育，虽然一直在强调改革，但给我自己的印象，似乎收效不很大。以课程设置和知识传授而言，一半是西方，另一半是中国自己的。而这一半当中，古代史、近现当代的专业音乐，以及技艺训练等内容又居于主要地位。真正涉及到传统音乐的内容，无论是专业音乐院校，还是综合大学的音乐专业，比重较少。为此，我近期常常会发出“我们的专业音乐教育离传统究竟有多远？”“传统在哪里？”的疑问。公正地说，这不是“无病呻吟”，而是自己面对专业音乐教育的现实所产生的一种焦虑和担忧。特别是地方院校，偶然问到学生有关本地区的民间音乐品种以及他是否有过看地方戏，听当地民歌、说唱音乐及有无参与民俗仪式音乐活动的经历时，多半以“摇头”作答。可见，学校所在地的传统音乐基本上在他读书的几年中，无论课堂还是艺术实践，都无缘“谋面”。这样的现象应不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呢？回答是肯定的。一个学音乐的中国学生，对自己的传统音乐如此生疏、如此隔膜；一个设立在有悠久历史传统城市的大学，对当地民间音乐长期陌如路人，不闻不问，我觉得都是不正常的。固然，其中有多方面的原因，也不能怪罪哪位学生或哪位老师，但这确实是专业音乐教育的“顽症”之一，我们只有下决心从深层寻找根由，群起而“改”，才是克服之道。
　　可喜者，“荆山传统音乐文化研究”课题组的成员们似乎已经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但在对策上，他们既没有抱怨，也没有虚张，而是以务实的态度，一方面向学校申请立项，一方面请曾经参与历次音乐文化采集考察、十分熟悉本地传统音乐蕴藏的同行加盟，共襄盛举。荀子在《儒效篇》有云：“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面对荆山丰富多样的传统音乐，课题组正是以这种闻、见、知、行的认识论精神，通过“田野”走进传统；通过田野，感受本地区“原生”音乐的生命力和文化个性；通过田野，砺炼自己。最终完成了扎扎实实的前四部论著，也完成了自己学术的“成人礼仪”。除了感动，我还要表示衷心的祝贺！同时，我也坚信，他们将走下去，用自己的智慧、辛劳，把古老的荆楚文化最精彩的底蕴，彰显给世人，并使之成为一笔取之不竭的资源，在襄樊学院的音乐教学科研中，发挥巨大的作用，让高校也成为地方民间音乐的传承重镇！
　　
　　乔建中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上海音乐学院、杭州师大音乐学院特聘教授
　　
　　（责任编辑 张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