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嘉峪关是明代西北边陲的重要关隘，明初政府迫于复杂多变的边防形势，在加强西北游牧民族管理的同时，修建了嘉峪关军事防御体系。本文根据已知史料和研究成果，分析嘉峪关的修筑背景、嘉峪关长城体系的修筑情况，并对明政府对游牧民族的管理措施、嘉峪关与周边游牧民族的边防关系进行了梳理和探讨。
［关键词］明代；嘉峪关；民族关系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10-0035-02
嘉峪关是明代“九边”防务的重要据点之一，在明代万里长城西端军事防御工程中占有重要地位。明洪武五年（1372），嘉峪关初筑土城。到嘉靖十八年（1539），关城周围墩台、城障星罗棋布，长城连绵不绝，成为一座楼阁崇立、巍峨壮观的军事城堡。在这一历史时期，一方面，嘉峪关军事防御体系逐渐完善；另一方面，明政府与西北边陲游牧民族边防关系日趋紧张。
一、嘉峪关初筑土城与明初政府对西北边陲游牧民族的管理
嘉峪关南有祁连山，北有黑山，是古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汉代开始设防，主要利用这一带的山势为屏障，设“玉石障”。唐至五代，在今嘉峪关北的黑山脚下建有“天门关”，“明初宋国公冯胜略定河西，截敦煌以西悉弃之，以此关为限，遂为西北极边”。[1]自此，嘉峪关成为明政府管理西北边陲的重要关隘，作为“西阻羌戎第一州”的前沿阵地，担负着重要的军事防御任务。
明洪武五年（1372），嘉峪关初筑，规模并不大，“仅一土城，周围二百二十二丈、高一丈八尺，阔厚丈余，址倚罔坡，不能凿池，东西二门，各有月城。以守备守之，并无长城（边墙）之属”。[2]现有调查表明，内城不是同一时期所筑。
明初冯胜平定河西后，虽弃瓜、沙二州，在肃州西面70里的嘉峪关建关设防，但明政府并没有放弃对瓜州、沙州、哈密等游牧民族地区的管理。为了加强对西北游牧民族的管理，保证西域往来和入藏的使臣商队的安全通过，在嘉峪关以西，“明初设安定、阿端、曲先、罕东、赤斤、沙州诸卫……时甘州西南尽皆番族，受边臣羁络，惟北面防寇。”[3]七卫“内附肃州，外捍达贼”，减轻了西北边防的压力，犹如一道强有力的防线，使河西地区乃至西北地区得以安宁。明初设置的关西七卫巩固了西北边防，加强了对西域地区的控制，并为西域各国的朝贡提供服务，维护这一段贡路的畅通。
明政府在设置关西七卫的同时，还在西北边陲游牧民族地区实行羁縻卫所制度。明前期，随着统治力量的增强和向西北边疆地区的延伸，当地的少数民族首领由最初的观望，转而“率土归附”，以获得明政府的承认，曾出现“番夷效顺，西陲晏然”的局面。明政府为了联合这些民族共同反对元朝残余势力，对其实行了怀柔恩抚的羁縻政策，以当地游牧民族首领任职，其官世袭，兼管军民。羁縻卫所制是一项比较有效和相对宽厚的民族管理政策，是明政府“因俗而制”边疆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在嘉峪关周边主要有撒里畏兀儿、藏族、蒙古族、回回、畏兀儿、哈剌灰等游牧民族，明政府对凡是归附朝贡的边疆游牧民族部族首领，按部落大小级别，分别任职为都督、指挥使、指挥同州等职务。“肃州卫西去七十里为嘉峪关，又西为古敦煌郡，又有赤斤蒙古卫、罕东左卫、哈密卫。是三卫，曩时俱授官赐印，俱非我中夏人。如哈密卫曰忠顺王，蒙古、罕东二卫皆都督职也……所辖地方：若苦峪、王子庄、瓜洲、小赤斤并骟马城、回回墓、柴城儿之属，皆分领于指挥、千户，而听于西番都督者。”[4]这些游牧民族地区的首领由明政府任命，代替朝廷进行管理，拥有较大的自治权。
另外，在一些游牧民族与汉族交汇的边塞重镇，明政府还设立互市进行交易。“明初设安定……诸卫，给之金牌，令岁以马易茶，谓之差发。” [5]当时在西北军事重镇肃州就有互市贸易，“如关东寄住各夷，若哈刺灰、畏兀儿之属……凡遇进贡之年，各夷买京师茶斤段匹，运至肃州，与南北番夷交易，相换马匹牛羊以为利。”[6]明初实行的羁縻卫所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明政府与西北边陲游牧民族之间的矛盾，嘉峪关建成后100多年来，虽然只是孤立的一座小土城，也起到了保卫西北安全的作用。
二、嘉峪关外民族关系日趋紧张与关城防御体系的逐步完善
羁縻卫所制度的实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西北游牧民族，但七卫与明王朝之间的政治隶属关系带有明显的羁縻性，明政府对其管辖不像内地卫所那样严格，各卫所也并不完全听命于明政府的号令，时有抢夺西域各国进贡朝廷财物、劫杀明朝使臣和各地贡使的事件发生；各卫所之间为了人口和财产的争夺，也经常发生冲突。如永乐二十二年（1424），中官乔来喜、邓诚使乌思藏，至毕力术江黄羊川。安定卫指挥哈三孙散哥及曲先指挥散即思等“率众邀劫之，杀朝使，尽夺驼马币物而去”；[7]正统元年（1436），赤斤蒙古卫指挥可儿即“掠西域阿端贡物，杀使臣二十一人”。[8]为此，朝廷一方面遣敕切责或派兵出关征讨，一方面另立首领，给其官职安抚，基本还能维持相对安定的西北边防。但这种情形，随着关外吐鲁番崛起发生了变化。
明弘治五年（1493）四月，吐鲁番速坦（王）阿黑麻率众侵占哈密卫，捉去了哈密忠顺王陕巴。这时，哈密自成化中陷落已20年，关外七卫尽被吐鲁番攻破，流民内徒至肃州，嘉峪关警报频传，不得已于“弘治七年，以吐鲁番叛，闭关绝西域贡”。[9]
正德十一年（1516），吐鲁番速坦满苏儿（阿黑麻之子）越过嘉峪关攻肃州，嘉峪关游击芮宁率众迎战于城西南之黄草坝，自朝至暮，力战身死，尽数英勇献身。自此，肃州边患日见紧迫，关门昼闭，一日数警。
吐鲁番对周边其他游牧民族和明代西北边境的不断侵袭，使嘉峪关作为西北边防首冲的军事战略地位凸显。在这种形势下，明政府开始逐渐完善嘉峪关长城防御工程。“明廷以嘉峪关为肃州重要门户，必须严加设防，乃于弘治七年（1495）谕令肃州改修嘉峪关，于弘治八年（1496）完工。在城堡西门外增筑坚固之重关和关楼三层，将旧城墙加宽加高为三丈五尺，增修外围罗城，城外更添堑壕暗道及布置鹿角梅花坑，增备防御。”[10]同时，为了加大嘉峪关长城防御的范围，弘治十年（1498），甘肃参将彭清征集民工创修肃州北长城：西起野麻湾、新城、两山口经明沙窝、下古城，跨北大河至门，全长70里，约在弘治十三年（1501）修完。
此后，为了完善嘉峪关的防御设施，“正德元年（1506），适值兵备李端澄驻节肃州，命承信校尉王镇督工修建嘉峪关城东西二楼各三层，高三丈九尺，又添筑城关角墩共六座，敌台二座，以及悬格等共十数座，城内外又建官厅、夷厂、仓库及玄帝庙等建筑，于正德二年（1507）二月完工。城楼既起，稚蝶连属，望之四达，足状伟观，百里之外，了然在目”。[11]至此，雄伟壮观的嘉峪关建成，嘉峪关与肃州的长城也渐趋连接。
三、关外游牧民族内迁与加固關城、展筑长城的军事战略意义
在嘉峪关防御体系日益完善的同时，由于吐鲁番的侵扰，嘉峪关外的哈密、沙州、赤斤、罕东等卫渐不能自立，先后废弛，失去了拱卫西北边疆的作用。以撒里畏兀儿、藏族、熟达、蒙古族为主的安定卫、阿端卫、罕东卫、曲先卫、赤斤蒙古卫和以回回、畏兀儿、哈刺灰为主的哈密卫等关西诸卫的游牧民族部落开始陆续内迁至肃州。
正德七年（1512），安定卫被蒙古大酋亦不刺攻破后，散亡部众东逃至祁连山腹地，大部分属肃州管辖；阿端卫、罕东卫、曲先卫先后被吐鲁番攻破后，部众残部于嘉靖七年（1528）随曲先人牙兰来归，据《边政考》记载，“头目牙兰率领沙州投降番夷安插肃州关厢寄住”；[12]正德八年（1513），土鲁番“大掠赤斤，夺其印而去……番贼犯肃州与中国为难，赤斤当其冲，益遭蹂躏，部众不能自存，尽内徙肃州之南山。”[13]赤斤卫东迁后，再未建卫，受肃州管辖；弘治十八年（1505），哈密忠顺王拜牙即即位，因其改信伊斯兰教，哈密城中信仰伊斯兰教的回回首领写亦虎仙与吐鲁番相勾结占据哈密，信仰佛教的畏兀儿、哈刺灰，一部分改信伊斯兰教，不愿改变宗教信仰的陆续逃到肃州，在关东厢及各山散住。[14]
关西七卫内迁后，明政府进行了妥善安置，将赤斤蒙古卫、罕东左卫、曲先卫和安定卫的大部分内迁之众安置于肃州塞内，并给予游牧区域，使其部落首领自行管理。但内迁的游牧部落也不完全服从朝廷的管理，“诸卫迁徙之众又环列甘肃肘腋，犷悍难驯。于是河西外防大寇，内防诸番，兵事日亟。”[15]明政府在西北边陲依然面临着严峻的边防压力。迫于此种形势，嘉靖十八年（1539），大学士翟銮巡边，至肃州，以嘉峪关为河西第一巨防，乃于兵备李涵商议，建筑西长城，自文殊山脚起筑，向北联接嘉峪关城西南角墩；又自东北角墩起，西北至石关东口止，共长20里。嘉靖十九年（1540）春末开始起筑，当年修完，并截斩断山口，堵塞间道。又修竣城壕、外壕各一道，又于长城外添筑外墙、远墙各一道。东北与野麻湾长城连接，形成嘉峪关左右两翼之军事防御设施。[16]从此，嘉峪关及其防御体系基本定型，以后只进行了维修，基本再没有大规模的增筑。
［注释］
[1][2][9][10][11]清•黄文炜：《重修肃州新志》，甘肃省酒泉县博物馆翻印。
[3][5][7][8][13][15]清•张廷玉等：《明史•西域二•西番诸卫》，中华书局，1974年版。
[4][6]高启安、邰惠莉：《肃镇华夷志校注》，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12][14]程利英：《明代关西七卫内迁去向和内迁人数探》，《贵州民族研究》。
[16]高凤山，张军武：《嘉峪关及明长城》，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关键词］明代；嘉峪关；民族关系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10-0035-02
嘉峪关是明代“九边”防务的重要据点之一，在明代万里长城西端军事防御工程中占有重要地位。明洪武五年（1372），嘉峪关初筑土城。到嘉靖十八年（1539），关城周围墩台、城障星罗棋布，长城连绵不绝，成为一座楼阁崇立、巍峨壮观的军事城堡。在这一历史时期，一方面，嘉峪关军事防御体系逐渐完善；另一方面，明政府与西北边陲游牧民族边防关系日趋紧张。
一、嘉峪关初筑土城与明初政府对西北边陲游牧民族的管理
嘉峪关南有祁连山，北有黑山，是古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汉代开始设防，主要利用这一带的山势为屏障，设“玉石障”。唐至五代，在今嘉峪关北的黑山脚下建有“天门关”，“明初宋国公冯胜略定河西，截敦煌以西悉弃之，以此关为限，遂为西北极边”。[1]自此，嘉峪关成为明政府管理西北边陲的重要关隘，作为“西阻羌戎第一州”的前沿阵地，担负着重要的军事防御任务。
明洪武五年（1372），嘉峪关初筑，规模并不大，“仅一土城，周围二百二十二丈、高一丈八尺，阔厚丈余，址倚罔坡，不能凿池，东西二门，各有月城。以守备守之，并无长城（边墙）之属”。[2]现有调查表明，内城不是同一时期所筑。
明初冯胜平定河西后，虽弃瓜、沙二州，在肃州西面70里的嘉峪关建关设防，但明政府并没有放弃对瓜州、沙州、哈密等游牧民族地区的管理。为了加强对西北游牧民族的管理，保证西域往来和入藏的使臣商队的安全通过，在嘉峪关以西，“明初设安定、阿端、曲先、罕东、赤斤、沙州诸卫……时甘州西南尽皆番族，受边臣羁络，惟北面防寇。”[3]七卫“内附肃州，外捍达贼”，减轻了西北边防的压力，犹如一道强有力的防线，使河西地区乃至西北地区得以安宁。明初设置的关西七卫巩固了西北边防，加强了对西域地区的控制，并为西域各国的朝贡提供服务，维护这一段贡路的畅通。
明政府在设置关西七卫的同时，还在西北边陲游牧民族地区实行羁縻卫所制度。明前期，随着统治力量的增强和向西北边疆地区的延伸，当地的少数民族首领由最初的观望，转而“率土归附”，以获得明政府的承认，曾出现“番夷效顺，西陲晏然”的局面。明政府为了联合这些民族共同反对元朝残余势力，对其实行了怀柔恩抚的羁縻政策，以当地游牧民族首领任职，其官世袭，兼管军民。羁縻卫所制是一项比较有效和相对宽厚的民族管理政策，是明政府“因俗而制”边疆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在嘉峪关周边主要有撒里畏兀儿、藏族、蒙古族、回回、畏兀儿、哈剌灰等游牧民族，明政府对凡是归附朝贡的边疆游牧民族部族首领，按部落大小级别，分别任职为都督、指挥使、指挥同州等职务。“肃州卫西去七十里为嘉峪关，又西为古敦煌郡，又有赤斤蒙古卫、罕东左卫、哈密卫。是三卫，曩时俱授官赐印，俱非我中夏人。如哈密卫曰忠顺王，蒙古、罕东二卫皆都督职也……所辖地方：若苦峪、王子庄、瓜洲、小赤斤并骟马城、回回墓、柴城儿之属，皆分领于指挥、千户，而听于西番都督者。”[4]这些游牧民族地区的首领由明政府任命，代替朝廷进行管理，拥有较大的自治权。
另外，在一些游牧民族与汉族交汇的边塞重镇，明政府还设立互市进行交易。“明初设安定……诸卫，给之金牌，令岁以马易茶，谓之差发。” [5]当时在西北军事重镇肃州就有互市贸易，“如关东寄住各夷，若哈刺灰、畏兀儿之属……凡遇进贡之年，各夷买京师茶斤段匹，运至肃州，与南北番夷交易，相换马匹牛羊以为利。”[6]明初实行的羁縻卫所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明政府与西北边陲游牧民族之间的矛盾，嘉峪关建成后100多年来，虽然只是孤立的一座小土城，也起到了保卫西北安全的作用。
二、嘉峪关外民族关系日趋紧张与关城防御体系的逐步完善
羁縻卫所制度的实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西北游牧民族，但七卫与明王朝之间的政治隶属关系带有明显的羁縻性，明政府对其管辖不像内地卫所那样严格，各卫所也并不完全听命于明政府的号令，时有抢夺西域各国进贡朝廷财物、劫杀明朝使臣和各地贡使的事件发生；各卫所之间为了人口和财产的争夺，也经常发生冲突。如永乐二十二年（1424），中官乔来喜、邓诚使乌思藏，至毕力术江黄羊川。安定卫指挥哈三孙散哥及曲先指挥散即思等“率众邀劫之，杀朝使，尽夺驼马币物而去”；[7]正统元年（1436），赤斤蒙古卫指挥可儿即“掠西域阿端贡物，杀使臣二十一人”。[8]为此，朝廷一方面遣敕切责或派兵出关征讨，一方面另立首领，给其官职安抚，基本还能维持相对安定的西北边防。但这种情形，随着关外吐鲁番崛起发生了变化。
明弘治五年（1493）四月，吐鲁番速坦（王）阿黑麻率众侵占哈密卫，捉去了哈密忠顺王陕巴。这时，哈密自成化中陷落已20年，关外七卫尽被吐鲁番攻破，流民内徒至肃州，嘉峪关警报频传，不得已于“弘治七年，以吐鲁番叛，闭关绝西域贡”。[9]
正德十一年（1516），吐鲁番速坦满苏儿（阿黑麻之子）越过嘉峪关攻肃州，嘉峪关游击芮宁率众迎战于城西南之黄草坝，自朝至暮，力战身死，尽数英勇献身。自此，肃州边患日见紧迫，关门昼闭，一日数警。
吐鲁番对周边其他游牧民族和明代西北边境的不断侵袭，使嘉峪关作为西北边防首冲的军事战略地位凸显。在这种形势下，明政府开始逐渐完善嘉峪关长城防御工程。“明廷以嘉峪关为肃州重要门户，必须严加设防，乃于弘治七年（1495）谕令肃州改修嘉峪关，于弘治八年（1496）完工。在城堡西门外增筑坚固之重关和关楼三层，将旧城墙加宽加高为三丈五尺，增修外围罗城，城外更添堑壕暗道及布置鹿角梅花坑，增备防御。”[10]同时，为了加大嘉峪关长城防御的范围，弘治十年（1498），甘肃参将彭清征集民工创修肃州北长城：西起野麻湾、新城、两山口经明沙窝、下古城，跨北大河至门，全长70里，约在弘治十三年（1501）修完。
此后，为了完善嘉峪关的防御设施，“正德元年（1506），适值兵备李端澄驻节肃州，命承信校尉王镇督工修建嘉峪关城东西二楼各三层，高三丈九尺，又添筑城关角墩共六座，敌台二座，以及悬格等共十数座，城内外又建官厅、夷厂、仓库及玄帝庙等建筑，于正德二年（1507）二月完工。城楼既起，稚蝶连属，望之四达，足状伟观，百里之外，了然在目”。[11]至此，雄伟壮观的嘉峪关建成，嘉峪关与肃州的长城也渐趋连接。
三、关外游牧民族内迁与加固關城、展筑长城的军事战略意义
在嘉峪关防御体系日益完善的同时，由于吐鲁番的侵扰，嘉峪关外的哈密、沙州、赤斤、罕东等卫渐不能自立，先后废弛，失去了拱卫西北边疆的作用。以撒里畏兀儿、藏族、熟达、蒙古族为主的安定卫、阿端卫、罕东卫、曲先卫、赤斤蒙古卫和以回回、畏兀儿、哈刺灰为主的哈密卫等关西诸卫的游牧民族部落开始陆续内迁至肃州。
正德七年（1512），安定卫被蒙古大酋亦不刺攻破后，散亡部众东逃至祁连山腹地，大部分属肃州管辖；阿端卫、罕东卫、曲先卫先后被吐鲁番攻破后，部众残部于嘉靖七年（1528）随曲先人牙兰来归，据《边政考》记载，“头目牙兰率领沙州投降番夷安插肃州关厢寄住”；[12]正德八年（1513），土鲁番“大掠赤斤，夺其印而去……番贼犯肃州与中国为难，赤斤当其冲，益遭蹂躏，部众不能自存，尽内徙肃州之南山。”[13]赤斤卫东迁后，再未建卫，受肃州管辖；弘治十八年（1505），哈密忠顺王拜牙即即位，因其改信伊斯兰教，哈密城中信仰伊斯兰教的回回首领写亦虎仙与吐鲁番相勾结占据哈密，信仰佛教的畏兀儿、哈刺灰，一部分改信伊斯兰教，不愿改变宗教信仰的陆续逃到肃州，在关东厢及各山散住。[14]
关西七卫内迁后，明政府进行了妥善安置，将赤斤蒙古卫、罕东左卫、曲先卫和安定卫的大部分内迁之众安置于肃州塞内，并给予游牧区域，使其部落首领自行管理。但内迁的游牧部落也不完全服从朝廷的管理，“诸卫迁徙之众又环列甘肃肘腋，犷悍难驯。于是河西外防大寇，内防诸番，兵事日亟。”[15]明政府在西北边陲依然面临着严峻的边防压力。迫于此种形势，嘉靖十八年（1539），大学士翟銮巡边，至肃州，以嘉峪关为河西第一巨防，乃于兵备李涵商议，建筑西长城，自文殊山脚起筑，向北联接嘉峪关城西南角墩；又自东北角墩起，西北至石关东口止，共长20里。嘉靖十九年（1540）春末开始起筑，当年修完，并截斩断山口，堵塞间道。又修竣城壕、外壕各一道，又于长城外添筑外墙、远墙各一道。东北与野麻湾长城连接，形成嘉峪关左右两翼之军事防御设施。[16]从此，嘉峪关及其防御体系基本定型，以后只进行了维修，基本再没有大规模的增筑。
［注释］
[1][2][9][10][11]清•黄文炜：《重修肃州新志》，甘肃省酒泉县博物馆翻印。
[3][5][7][8][13][15]清•张廷玉等：《明史•西域二•西番诸卫》，中华书局，1974年版。
[4][6]高启安、邰惠莉：《肃镇华夷志校注》，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12][14]程利英：《明代关西七卫内迁去向和内迁人数探》，《贵州民族研究》。
[16]高凤山，张军武：《嘉峪关及明长城》，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