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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西北的戈壁滩深处，有一座恢宏的航天城。近几年在这座航天城里，先后发射了“神五”、“神六”宇宙飞船，把杨利伟、费俊龙、聂海胜等航天员送上了太空，唱响了中华民族自强自立的赞歌。当我们面对这座宏伟美丽的城市，赞扬那些航天英雄，尽情享受胜利的喜悦时，我们不能忘记这座航天城的开拓者们，是他们用艰苦卓绝的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导弹卫星发射试验基地，把一颗又一颗导弹、卫星送上蓝天、太空，为我国国防科技和航天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我们今天的辉煌成就，是他们当年默默耕耘的结果。让我们追根溯源，去探寻他们艰苦创业的足迹。
领受使命，组建机构
1958年2月2日，空军某军政委栗在山将军突然接到空军干部部部长朱虚之的电话，让他马上到北京，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要同他谈话。栗在山立即赶到北京，和朱虚之一起来到肖华家里。肖华对栗在山说：“我们国家要发展尖端武器，准备筹建个导弹靶场(即导弹试验基地)。陈锡联、孙继先同苏联专家在大西北选了个点，军委决定让你到这个靶场当政委，同孙继先一起负责靶场的筹建。”栗在山虽然连导弹是什么样都没见过，但他深感责任重大。
栗在山见到孙继先后，孙继先笑着地说：“欢迎党代表的到来。万事开头难，你来了就好了，现在一大堆事情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两人交换意见后，决定先选调领导干部，把靶场的领导班子组建起来。就这样，先后调来了李福泽、林毅、徐明、曾凡有、张雷平等同志。
1958年2月25日，经毛主席和中央书记处批准，我国第一个陆上导弹试验靶场选定在地处西北戈壁的额济纳旗的青山头地区。
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立即带领工程勘察队奔赴戈壁滩，进行点号布局和铁路、公路走向的定点及工程勘察。
为了保证工程的顺利进行，中央军委决定组成靶场“特种工程指挥部”，由陈士榘任司令员兼政委。总政治部批准组成了“特种工程联合党委”，由陈士榘任第一书记，孙继先任书记，黄文明、粟在山任副书记，共同负责靶场的工程施工和各方面的协调工作。
1958年3月6日，总参谋部下达命令，驻在朝鲜的志愿军20兵团机关立即回国，参加导弹试验靶场的筹建工作。3月中旬，20兵团陆续秘密撤离朝鲜。3月27日，实验靶场正式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XX兵团，靶场筹备处并入兵团。4月，组成了由孙继先为书记、栗在山为副书记的兵团党委。党委成立后，提出了“边组建、边训练、边试验”的原则和打好“组织桩、思想桩、技术桩”的要求。
当月，被称为10万大军的施工队伍浩浩荡荡开进戈壁滩，在千年沉睡的荒漠里展开了史无前例的国防工程大会战。
1958年10月，国防部批准，将试验靶场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XX训练基地，任命孙继先为司令员，栗在山为政治委员。
组建一支执行尖端科技试验任务的部队，需要大量的高素质、有文化、懂技术的干部和各方面的人员。基地党委牵头组成了六个工作组，采取分片包干的办法，分别到志愿军、齐齐哈尔空军场站、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南京军区、成都军区、北京军区坐阵督促。栗在山政委对各个组下了严格命令，务必于今冬明春选调人员基本到位，把几个试验部组建起来。
困难最大的是几个试验部需要400多名工程师。当时从全军现职工程师中抽调根本不可能。基地组织人员到军校和地方院校，选拔了一大批表现好、专业技术强的大学生入伍，来到基地。他们成为基地的重要骨：于力量，一些人后来成长为我国导弹航天事业的优秀人才。
基地是高度保密的单位，对干部的审查非常严格。这给选调工作增加了很大难度，一年左右要选调数千名合格人员，工作量之大是难以想像的。然而，经过半年的努力，到1959年3月，选调干部2000多人，到1959年底，达到3000多人，基地总实力也达到近万人。仅用一年半时间，就将地地导弹试验部、空空导弹试验部、地空导弹试验部、海上导弹试验分场、航空测量试验部、飞行勤务部和工程部等主要技术部队和司、政、后机关组建起来。同时还陆续组建了警卫团、汽车团、工兵团、文工团、铁路管理处、发电厂、修配厂、农场、军邮局、印刷厂、服务处、小学校等单位，基地各级领导班子和机构建设初具规模。
以苦为荣，艰难创业
茫茫戈壁，人烟罕至，：干燥缺水，寸草不生，气候变幻无常。夏天烈曰高照酷热难忍，冬季寒气逼人，直入骨髓。尤其是狂风终日呼啸，飞沙走石，天昏地暗。干部战士们经常在漫天的风沙中施工作业，干风吹裂了皮肤，沙石击打着身躯。没有住房，缺粮少菜，多数人口干唇裂，流鼻血不止。工作、生活条件极其艰苦。
面对极端恶劣的环境，基地官兵立下誓言，一定要在这亘古的戈壁荒漠上，描绘最新最美的图画，创造出人间奇迹。本着“先工作，后生活”的原则，他们挖地窝、住帐篷、喝苦水、吃干菜，但各项工作一刻也没有停。政委栗在山归纳了群众战天斗地的豪言壮语，在基地党委常委会上提出了用“以场为家，以苦为荣，死在戈壁滩，埋在青山头”作为战斗口号，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官兵和科技人员扎根戈壁，献身国防科技事业的责任感和坚定信念。从此，这个口号，激励着一代代的航天战士，打造出了一支吃苦耐劳、忠诚祖国，思想、作风过硬的高素质队伍。
不久，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基地的物资供应奇缺，部队生活极其困难。基地党委组织部队挖野菜，打沙枣，制成代食品，组织狩猎队打沙鸡等野物，解决生活问题，保证工作的正常进行。同时开展生产运动，进行生产自救，向戈壁滩要粮要菜，修水库、挖水渠、植树造林、绿化场区、改造荒漠，使干部战士扎根戈壁、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精神得到进一步深化。
首发试验，圆满成功
1960年2月，国防科委下达命令，要求5月底6月初，发射苏制近程地地导弹。正当基地按计划厉兵秣马准备试验任务的时候，苏联专家以我国的液氧不合格为由，拒绝用我国自己生产的液氧发射导弹，并用各种借口不提供发射用液氧，阻挠我国导弹事业的发展。原定的发射计划不得不推迟。
7月16日，苏联政府中断了合同，撤走专家，带走了关键的技术资料和图纸，刚刚起步的中国航天事业面临着夭折的危险。
根据中苏关系出现的变化，聂荣臻元帅提出“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已有的科技成果”的方针。基地党委向部队和科技人员明确指出：我们向外国专家学习，不 是依靠洋拐棍，而是为了甩掉洋拐棍，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放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基础上，发展自己的导弹试验，尽快地掌握试验发射技术。全体官兵卧薪尝胆，发愤图强，一定要争口气，将困难变成动力。
基地掀起了学习理论和钻研业务，开展技术练兵的热潮。一个个的技术难点被攻破，一张张技术资料和图纸被完成。刻苦地钻研，辛勤地劳作，终于换来丰硕的成果，不仅使基地很快具备了独立发射导弹的技术和能力，而且培养了一大批我国自己的导弹专家、人才。今天我国导弹航天系统的许多领导和专家，都是在这一时期锻炼成长起来的。
1960年9月3日，中央军委正式下达发射苏制近程地地导弹任务。基地全体人员立即行动起来，各项准备工作迅速到位。
9月10日7时42分，导弹点火起飞，按预定弹道飞行7分钟，准确命中目标。这是在中国的土地上，使用国产燃料，由中国技术人员独立操作，成功发射的第一枚导弹。全体参试人员挥臂高呼，热泪盈眶。
很快，中央军委又下达了在1960年年底前发射国产近程地地导弹的计划。聂荣臻元帅亲临基地主持发射，张爱萍、钱学森、陈士榘、赵尔陆等人也来到基地，指导观看发射试验。
11月5日上午，在举行了我国第一枚国产导弹发射剪彩仪式后，9时2分，导弹喷射着浓烈的火焰，在雷鸣般的轰响声中，拔地而起，直冲蓝天。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在基地举行的祝捷宴会上，聂帅兴奋地说：“今天，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中国人民从此有了自己制造的导弹了。”
1962年1月，司令员孙继先调离基地，栗在山担任国防部五院(七机部的前身)副政委兼基地政委、党委书记，主持基地工作，副司令员李福泽代理司令员。
两弹结合，取得突破
1964年10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为给原子弹的使用提供运输工具，提高它的使用效率，1966年3月，中央决定进行导弹、原子弹结合试验，基地为发射首区。这次重大任务，由周恩来总理亲自部署，聂帅和国防科委统一领导。
这次发射与以往有很大不同，导弹携带了原子弹头，危险性极大。在调试和发射过程中，万一出现情况，原子弹提前爆炸，所有人员将会立即化为灰烬，后果不堪设想。为确保发射顺利，人员安全，基地反复研究方案，制定周密计划。全体人员细致开展工作，全神贯注，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并进行了多次防原子弹爆炸的演习。发射前，非直接参加发射的人员全部转移。国防科委组织有关领导、专家和参试人员一起制定了出现意外情况的应急处理方案和防护措施。铁道部准备了三列火车在距发射场300千米处待命，总后勤部和国防科委派出五百辆汽车在西安待命，空军派出飞机在导弹飞行弹道两侧各200千米的地区进行安全搜索。国防科委还会同总参、总后、兰州军区、铁道部、公安部一起组织弹道下面的数万居民进行了临时疏散，做好安全救护的准备工作。
1966年10月27日，发射进入最后的调试准备阶段。9时整，导弹点火起飞，按预定弹道飞行。9时9分14秒，核弹头准确在靶心上空的预定高度爆炸，一圈彩环随蘑菇云袅袅上升。各种测试、试验仪器工作正常，各项数据与理论设计基本一致，试验取得圆满成功。
这次导弹核武器试验的成功，是我国国防军事领域的重大突破，标志着中国有了可用于实战的核武器，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威胁、核讹诈，提升了中国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是中国人民进一步加强国防力量，保卫祖国和平与安全，取得的一个新的重大成就。
首发卫墨，圆梦太空
两弹结合试验完成后，聂荣臻元帅从弹着区又返回基地，招见基地领导。他对栗在山、李福泽说，我这次专门来，是有件事要和你们商量。现在科学院乱了，科委机关也乱了，为不影响整个人造卫星试验的进度，卫星地面测控台站的筹建工作要交给你们负责。我回京后，让总参发个文件，各个台站的工程建设由大军区组织实施，实行双重领导。站址勘察、设备安装、业务工作都由你们负责。你们抽出技术骨干，到各个台站负责技术工艺性建设和设备安装。科学院的“XXX”工程处也交给你们。人造卫星发射试验1970年一定要实施，不抓紧卫星地面台站的建设，就赶不上了。你们可以先吃后吐，先接受过来，再慢慢消化。卫星地面观测站总体设计、设备抓总、机构组建、管理使用都交给你们管。
于是，基地承担起了卫星地面观测台站的全面工作。专门组建了一个测量部，并选派王盛元担任部长。卫星地面测控台站的勘察、设计以及机构组建等工作全面展开。
1970年2月，国防科工委下达了执行“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发射试验任务，确定由栗在山、李福泽统一指挥卫星的发射试验。基地随即制定了发射方案，展开试验设备质量检查和综合操作演练。
4月1日，“东方红一号”卫星和“长征一号”运载火箭运至靶场，开始进行发射前的各种测试。每进入一个新的试验阶段，基地都要向周总理和中央专委汇报。
4月23日，发射阵地的测试检查工作全部完毕，基地指挥部决定将发射时间确定为4月24日21时，栗在山、李福泽和钱学森郑重地在发射任务书上签了字。中央专委当晚就批准了发射任务。
24日21时35分，运载火箭点火发射，托举着“东方红一号”卫星扶摇直上，沿着预定轨道飞向太空。全国各卫星地面删控站跟踪良好，并及时报告跟踪情况。十几分钟后，星、箭分离，卫星入轨，《东方红》乐曲响彻太空，震撼全球。 “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成功发射，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可以独立发射卫星的少数国家之一，是我国航天史上的里程碑。当年的5月1日“国际劳动节”那天，栗在山、李福泽、王盛元、鲍厚国等人作为发射卫星的代表，在天安门城楼上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情系戈壁，思念深长
在基地这块土地上，饱含着多少情和义，让人感慨，让人思念。
党和国家始终关心支持着基地的建设和发展。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陈毅、李富春、薄一波等领导人先后到基地视察。聂荣臻元帅数次亲临基地，指导基地的建设和发射试验工作，并多次直接参与发射试验的指挥。特别是周总理，从1965年6月到1966年7月，5次来到基地。1966年6月29日，周总理刚结束对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的访问，就来到基地视察。下午，周总理和杨成武 代总参谋长接见基地广大干部战士和职工家属，当乘坐敞篷汽车时。周总理拉着栗在山的手说：“上车来，同我一起检阅部队，看望同志们。”周总理又坚持要栗在山站在他和杨成武的中间，栗在山一再推辞。周总理说：“你是主人，你应该站在中间，我站在边上好与大家招手。”周总理在视察中指出：“开发这个地区很重要，不仅有国防意义，而且有经济意义。你们要学大庆，要成为特等红旗，要自力更生，发愤图强，这里是大有作为的。”党和国家、军队领导人的关心、支持和爱护，是基地全体人员在此奋斗的重要力量源泉。
为了祖国的利益和国防科技事业，基地的官兵和科技人员，对家人和亲朋好友隐瞒着自己的去向，告别了社会，来到大漠深处。工作性质又决定了他们不像导弹卫星的制造者那样容易出名挂彩，他们把全部精力和一腔热血，默默地奉献在了这片热土上，用自己的双手托举起一颗颗导弹卫星。在基地的烈士陵园里，掩埋着包括聂荣臻、孙继先等500多位为祖国国防科技事业献身的同志，实践了他们当年立下的誓言。
经过半个世纪几代人的创业，如今的基地已由当初的不毛之地，变成了西部荒漠中的明珠，树立起一面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旗帜。老一代开拓者心中勾画的美丽图画，已真实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从第一次发射导弹到圆满实施“神五”、“神六”的发射任务，将中国的航天员顺利送上太空，基地在我国国防事业的历史发展中，树立了一座又一座不朽的丰碑，创造了我国航天史上的多项“第一”，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第一城。在基地的基础上，成功建立了目前已是我国尖端科技和航天事业摇篮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又建立起西昌、太原、西安等多个发射中心、测试中心和跟踪站，为我国的国防建设和航天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1996年8月，在基地工作了13年的第一任政委栗在山将军，以81岁的高龄，情有独钟地回到了“东风”(基地代号)。他坐着轮椅，来到东风革命烈士陵园，凭吊聂帅、孙继先等老领导、老战友。他围着陵园转了一圈，来到孙继先的墓地前停下，让人把他扶起来，步履蹒跚地走到墓碑前，久久地凝视着陵墓。他伸出拐杖，轻轻地敲了几下墓碑，仿佛是在唤醒老战友，用有些嘶哑的声音说：“老伙计，我来看你了!基地现在建设得很好，实现了你我当年的夙愿。”然后深深地鞠了个躬，说：“继先，安息吧!战友们，安息吧!”
领受使命，组建机构
1958年2月2日，空军某军政委栗在山将军突然接到空军干部部部长朱虚之的电话，让他马上到北京，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要同他谈话。栗在山立即赶到北京，和朱虚之一起来到肖华家里。肖华对栗在山说：“我们国家要发展尖端武器，准备筹建个导弹靶场(即导弹试验基地)。陈锡联、孙继先同苏联专家在大西北选了个点，军委决定让你到这个靶场当政委，同孙继先一起负责靶场的筹建。”栗在山虽然连导弹是什么样都没见过，但他深感责任重大。
栗在山见到孙继先后，孙继先笑着地说：“欢迎党代表的到来。万事开头难，你来了就好了，现在一大堆事情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两人交换意见后，决定先选调领导干部，把靶场的领导班子组建起来。就这样，先后调来了李福泽、林毅、徐明、曾凡有、张雷平等同志。
1958年2月25日，经毛主席和中央书记处批准，我国第一个陆上导弹试验靶场选定在地处西北戈壁的额济纳旗的青山头地区。
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立即带领工程勘察队奔赴戈壁滩，进行点号布局和铁路、公路走向的定点及工程勘察。
为了保证工程的顺利进行，中央军委决定组成靶场“特种工程指挥部”，由陈士榘任司令员兼政委。总政治部批准组成了“特种工程联合党委”，由陈士榘任第一书记，孙继先任书记，黄文明、粟在山任副书记，共同负责靶场的工程施工和各方面的协调工作。
1958年3月6日，总参谋部下达命令，驻在朝鲜的志愿军20兵团机关立即回国，参加导弹试验靶场的筹建工作。3月中旬，20兵团陆续秘密撤离朝鲜。3月27日，实验靶场正式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XX兵团，靶场筹备处并入兵团。4月，组成了由孙继先为书记、栗在山为副书记的兵团党委。党委成立后，提出了“边组建、边训练、边试验”的原则和打好“组织桩、思想桩、技术桩”的要求。
当月，被称为10万大军的施工队伍浩浩荡荡开进戈壁滩，在千年沉睡的荒漠里展开了史无前例的国防工程大会战。
1958年10月，国防部批准，将试验靶场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XX训练基地，任命孙继先为司令员，栗在山为政治委员。
组建一支执行尖端科技试验任务的部队，需要大量的高素质、有文化、懂技术的干部和各方面的人员。基地党委牵头组成了六个工作组，采取分片包干的办法，分别到志愿军、齐齐哈尔空军场站、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南京军区、成都军区、北京军区坐阵督促。栗在山政委对各个组下了严格命令，务必于今冬明春选调人员基本到位，把几个试验部组建起来。
困难最大的是几个试验部需要400多名工程师。当时从全军现职工程师中抽调根本不可能。基地组织人员到军校和地方院校，选拔了一大批表现好、专业技术强的大学生入伍，来到基地。他们成为基地的重要骨：于力量，一些人后来成长为我国导弹航天事业的优秀人才。
基地是高度保密的单位，对干部的审查非常严格。这给选调工作增加了很大难度，一年左右要选调数千名合格人员，工作量之大是难以想像的。然而，经过半年的努力，到1959年3月，选调干部2000多人，到1959年底，达到3000多人，基地总实力也达到近万人。仅用一年半时间，就将地地导弹试验部、空空导弹试验部、地空导弹试验部、海上导弹试验分场、航空测量试验部、飞行勤务部和工程部等主要技术部队和司、政、后机关组建起来。同时还陆续组建了警卫团、汽车团、工兵团、文工团、铁路管理处、发电厂、修配厂、农场、军邮局、印刷厂、服务处、小学校等单位，基地各级领导班子和机构建设初具规模。
以苦为荣，艰难创业
茫茫戈壁，人烟罕至，：干燥缺水，寸草不生，气候变幻无常。夏天烈曰高照酷热难忍，冬季寒气逼人，直入骨髓。尤其是狂风终日呼啸，飞沙走石，天昏地暗。干部战士们经常在漫天的风沙中施工作业，干风吹裂了皮肤，沙石击打着身躯。没有住房，缺粮少菜，多数人口干唇裂，流鼻血不止。工作、生活条件极其艰苦。
面对极端恶劣的环境，基地官兵立下誓言，一定要在这亘古的戈壁荒漠上，描绘最新最美的图画，创造出人间奇迹。本着“先工作，后生活”的原则，他们挖地窝、住帐篷、喝苦水、吃干菜，但各项工作一刻也没有停。政委栗在山归纳了群众战天斗地的豪言壮语，在基地党委常委会上提出了用“以场为家，以苦为荣，死在戈壁滩，埋在青山头”作为战斗口号，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官兵和科技人员扎根戈壁，献身国防科技事业的责任感和坚定信念。从此，这个口号，激励着一代代的航天战士，打造出了一支吃苦耐劳、忠诚祖国，思想、作风过硬的高素质队伍。
不久，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基地的物资供应奇缺，部队生活极其困难。基地党委组织部队挖野菜，打沙枣，制成代食品，组织狩猎队打沙鸡等野物，解决生活问题，保证工作的正常进行。同时开展生产运动，进行生产自救，向戈壁滩要粮要菜，修水库、挖水渠、植树造林、绿化场区、改造荒漠，使干部战士扎根戈壁、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精神得到进一步深化。
首发试验，圆满成功
1960年2月，国防科委下达命令，要求5月底6月初，发射苏制近程地地导弹。正当基地按计划厉兵秣马准备试验任务的时候，苏联专家以我国的液氧不合格为由，拒绝用我国自己生产的液氧发射导弹，并用各种借口不提供发射用液氧，阻挠我国导弹事业的发展。原定的发射计划不得不推迟。
7月16日，苏联政府中断了合同，撤走专家，带走了关键的技术资料和图纸，刚刚起步的中国航天事业面临着夭折的危险。
根据中苏关系出现的变化，聂荣臻元帅提出“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已有的科技成果”的方针。基地党委向部队和科技人员明确指出：我们向外国专家学习，不 是依靠洋拐棍，而是为了甩掉洋拐棍，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放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基础上，发展自己的导弹试验，尽快地掌握试验发射技术。全体官兵卧薪尝胆，发愤图强，一定要争口气，将困难变成动力。
基地掀起了学习理论和钻研业务，开展技术练兵的热潮。一个个的技术难点被攻破，一张张技术资料和图纸被完成。刻苦地钻研，辛勤地劳作，终于换来丰硕的成果，不仅使基地很快具备了独立发射导弹的技术和能力，而且培养了一大批我国自己的导弹专家、人才。今天我国导弹航天系统的许多领导和专家，都是在这一时期锻炼成长起来的。
1960年9月3日，中央军委正式下达发射苏制近程地地导弹任务。基地全体人员立即行动起来，各项准备工作迅速到位。
9月10日7时42分，导弹点火起飞，按预定弹道飞行7分钟，准确命中目标。这是在中国的土地上，使用国产燃料，由中国技术人员独立操作，成功发射的第一枚导弹。全体参试人员挥臂高呼，热泪盈眶。
很快，中央军委又下达了在1960年年底前发射国产近程地地导弹的计划。聂荣臻元帅亲临基地主持发射，张爱萍、钱学森、陈士榘、赵尔陆等人也来到基地，指导观看发射试验。
11月5日上午，在举行了我国第一枚国产导弹发射剪彩仪式后，9时2分，导弹喷射着浓烈的火焰，在雷鸣般的轰响声中，拔地而起，直冲蓝天。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在基地举行的祝捷宴会上，聂帅兴奋地说：“今天，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中国人民从此有了自己制造的导弹了。”
1962年1月，司令员孙继先调离基地，栗在山担任国防部五院(七机部的前身)副政委兼基地政委、党委书记，主持基地工作，副司令员李福泽代理司令员。
两弹结合，取得突破
1964年10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为给原子弹的使用提供运输工具，提高它的使用效率，1966年3月，中央决定进行导弹、原子弹结合试验，基地为发射首区。这次重大任务，由周恩来总理亲自部署，聂帅和国防科委统一领导。
这次发射与以往有很大不同，导弹携带了原子弹头，危险性极大。在调试和发射过程中，万一出现情况，原子弹提前爆炸，所有人员将会立即化为灰烬，后果不堪设想。为确保发射顺利，人员安全，基地反复研究方案，制定周密计划。全体人员细致开展工作，全神贯注，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并进行了多次防原子弹爆炸的演习。发射前，非直接参加发射的人员全部转移。国防科委组织有关领导、专家和参试人员一起制定了出现意外情况的应急处理方案和防护措施。铁道部准备了三列火车在距发射场300千米处待命，总后勤部和国防科委派出五百辆汽车在西安待命，空军派出飞机在导弹飞行弹道两侧各200千米的地区进行安全搜索。国防科委还会同总参、总后、兰州军区、铁道部、公安部一起组织弹道下面的数万居民进行了临时疏散，做好安全救护的准备工作。
1966年10月27日，发射进入最后的调试准备阶段。9时整，导弹点火起飞，按预定弹道飞行。9时9分14秒，核弹头准确在靶心上空的预定高度爆炸，一圈彩环随蘑菇云袅袅上升。各种测试、试验仪器工作正常，各项数据与理论设计基本一致，试验取得圆满成功。
这次导弹核武器试验的成功，是我国国防军事领域的重大突破，标志着中国有了可用于实战的核武器，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威胁、核讹诈，提升了中国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是中国人民进一步加强国防力量，保卫祖国和平与安全，取得的一个新的重大成就。
首发卫墨，圆梦太空
两弹结合试验完成后，聂荣臻元帅从弹着区又返回基地，招见基地领导。他对栗在山、李福泽说，我这次专门来，是有件事要和你们商量。现在科学院乱了，科委机关也乱了，为不影响整个人造卫星试验的进度，卫星地面测控台站的筹建工作要交给你们负责。我回京后，让总参发个文件，各个台站的工程建设由大军区组织实施，实行双重领导。站址勘察、设备安装、业务工作都由你们负责。你们抽出技术骨干，到各个台站负责技术工艺性建设和设备安装。科学院的“XXX”工程处也交给你们。人造卫星发射试验1970年一定要实施，不抓紧卫星地面台站的建设，就赶不上了。你们可以先吃后吐，先接受过来，再慢慢消化。卫星地面观测站总体设计、设备抓总、机构组建、管理使用都交给你们管。
于是，基地承担起了卫星地面观测台站的全面工作。专门组建了一个测量部，并选派王盛元担任部长。卫星地面测控台站的勘察、设计以及机构组建等工作全面展开。
1970年2月，国防科工委下达了执行“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发射试验任务，确定由栗在山、李福泽统一指挥卫星的发射试验。基地随即制定了发射方案，展开试验设备质量检查和综合操作演练。
4月1日，“东方红一号”卫星和“长征一号”运载火箭运至靶场，开始进行发射前的各种测试。每进入一个新的试验阶段，基地都要向周总理和中央专委汇报。
4月23日，发射阵地的测试检查工作全部完毕，基地指挥部决定将发射时间确定为4月24日21时，栗在山、李福泽和钱学森郑重地在发射任务书上签了字。中央专委当晚就批准了发射任务。
24日21时35分，运载火箭点火发射，托举着“东方红一号”卫星扶摇直上，沿着预定轨道飞向太空。全国各卫星地面删控站跟踪良好，并及时报告跟踪情况。十几分钟后，星、箭分离，卫星入轨，《东方红》乐曲响彻太空，震撼全球。 “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成功发射，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可以独立发射卫星的少数国家之一，是我国航天史上的里程碑。当年的5月1日“国际劳动节”那天，栗在山、李福泽、王盛元、鲍厚国等人作为发射卫星的代表，在天安门城楼上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情系戈壁，思念深长
在基地这块土地上，饱含着多少情和义，让人感慨，让人思念。
党和国家始终关心支持着基地的建设和发展。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陈毅、李富春、薄一波等领导人先后到基地视察。聂荣臻元帅数次亲临基地，指导基地的建设和发射试验工作，并多次直接参与发射试验的指挥。特别是周总理，从1965年6月到1966年7月，5次来到基地。1966年6月29日，周总理刚结束对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的访问，就来到基地视察。下午，周总理和杨成武 代总参谋长接见基地广大干部战士和职工家属，当乘坐敞篷汽车时。周总理拉着栗在山的手说：“上车来，同我一起检阅部队，看望同志们。”周总理又坚持要栗在山站在他和杨成武的中间，栗在山一再推辞。周总理说：“你是主人，你应该站在中间，我站在边上好与大家招手。”周总理在视察中指出：“开发这个地区很重要，不仅有国防意义，而且有经济意义。你们要学大庆，要成为特等红旗，要自力更生，发愤图强，这里是大有作为的。”党和国家、军队领导人的关心、支持和爱护，是基地全体人员在此奋斗的重要力量源泉。
为了祖国的利益和国防科技事业，基地的官兵和科技人员，对家人和亲朋好友隐瞒着自己的去向，告别了社会，来到大漠深处。工作性质又决定了他们不像导弹卫星的制造者那样容易出名挂彩，他们把全部精力和一腔热血，默默地奉献在了这片热土上，用自己的双手托举起一颗颗导弹卫星。在基地的烈士陵园里，掩埋着包括聂荣臻、孙继先等500多位为祖国国防科技事业献身的同志，实践了他们当年立下的誓言。
经过半个世纪几代人的创业，如今的基地已由当初的不毛之地，变成了西部荒漠中的明珠，树立起一面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旗帜。老一代开拓者心中勾画的美丽图画，已真实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从第一次发射导弹到圆满实施“神五”、“神六”的发射任务，将中国的航天员顺利送上太空，基地在我国国防事业的历史发展中，树立了一座又一座不朽的丰碑，创造了我国航天史上的多项“第一”，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第一城。在基地的基础上，成功建立了目前已是我国尖端科技和航天事业摇篮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又建立起西昌、太原、西安等多个发射中心、测试中心和跟踪站，为我国的国防建设和航天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1996年8月，在基地工作了13年的第一任政委栗在山将军，以81岁的高龄，情有独钟地回到了“东风”(基地代号)。他坐着轮椅，来到东风革命烈士陵园，凭吊聂帅、孙继先等老领导、老战友。他围着陵园转了一圈，来到孙继先的墓地前停下，让人把他扶起来，步履蹒跚地走到墓碑前，久久地凝视着陵墓。他伸出拐杖，轻轻地敲了几下墓碑，仿佛是在唤醒老战友，用有些嘶哑的声音说：“老伙计，我来看你了!基地现在建设得很好，实现了你我当年的夙愿。”然后深深地鞠了个躬，说：“继先，安息吧!战友们，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