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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80年代起，我的故乡陆续有人离开赖以生活的土地，来到北京来打拼。
那个年代，故乡主要有三类人在北京打拼，且小有名气：裁缝、木匠、花农。当然，其他省也有，比如浙江的理发师和补鞋匠。每年春节，往返于北京故乡的绿皮火车上，这样的人挨挨挤挤。
这是那个时代的景象。
改革开放后，农村首先发生了变化，农民在侍弄好自己的责任田后，突然间发现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闲暇。而城市里国有企业的第一波改革也开始了，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也需要新的力量来填补，来服务。传统的社会管理体制出现了缝隙。社会开始活跃起来。
春江水暖鸭先知，原本被困守在土地上的农民，机灵活跃者开始冒险寻找新的机会。他们抖抖索索地来到了陌生的都市，或投亲或寻友，慢慢地安营扎寨。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波计划外的自发的人口流动出现了，农村到城市工作的人越来越多，他们主要以体力劳动为主，提供边缘性的社会服务，如保姆、理发、裁缝、木工、花农等等，他们的身影，让原本灰色的城市增添了亮色，活跃生动起来，他们成了城市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我的那些裁缝、木匠、花农老乡，大多是这个时候进入北京的。这些人大多来自社会底层，文化不高，他们只是在城市里努力工作，并从心底默认自己就是异乡人。
那个时候，我恰好在北京读大学，浓重的乡音让我们在异乡相识。
当然，在北京的故乡人还有大学生和复转军人。不过，与裁缝、木匠和花农等自行到北京打拼的人相比，大学生和复转军人属于计划内调配安排的，自然过得比较安逸。
我那些裁缝、木匠、花农老乡朋友等等，许多人后来在北京事业有了很大发展，但最后大多数还是回到了故乡。
“烟囱靠家黑”。我最初很不以为然，开玩笑时喜欢用故乡的这句土话奚落他们，意即他们有了些钱，宁可守在家里，也不愿意在外生根。
后来我才明白，是我错了。砌烟囱靠着墙才经济，而烟只能经由烟囱才能飘散到空中，而不致呛死自己。他们也一样。
“我们跟你不一样，你是吃国家饭的人。”我的老乡对我说。
不回去又能如何？我的那些老乡，许多人凭自己的手艺，超乎常人的勤劳和坚忍，在北京工作，打下了一番天地，有了自己的事业，纳税买房，甚至创造就业机会。但如果他没能娶一个有户口的北京媳妇，或者他不动用结识的关系去获取一个北京户口，在北京，他便永远无法落地生根，他永远是一个异乡人，连带他在北京出生的孩子。
在那个时代，没有北京户口，孩子上小学都是个大问题。
在计划体制下，权利是与户籍制度紧紧捆绑在一起的。没有自由迁徙权利的时代，没有平等分享权利的时代，人人都可能是异乡人，无法融入迁居地的社会生活。
2
1980年代过去了，国家的社会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越来越多，大学里单向分配变成了双向选择和自由择业。1990年代，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转向市场经济，社会更加开放，整个社会再度活跃起来。传统的计划体制几近裂解，民营经济在全国大地上野蛮生长，外企开始大规模进入中国。各种资本大量投向投入产出较高的大城市和东南沿海地区。
一时间里，经济发达地区尤其是大都市对人才和劳动力的需求迅速扩展，除了“孔雀东南飞”之外，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大学毕业之后选择了留在大都市。即使吃不上国家的饭，解决不了户口，他们仍然愿意留在大都市。因为毕竟大都市开放程度高，机会多，实现梦想可能性大。我的许多老乡学弟学妹们都做出了这样的选择，成了“北漂”。
他们成为大都市外商投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主要劳动力，以他们的才华，服务企业，服务社会，养活自己，成就梦想。
大都市的外地人中，受教育程度高者越来越多，外地人的转型，也伴随着中国快速向世界开放、接受现代文明的过程，中国搭上了全球化的快车。西风东渐，现代国家和社会的文明及权利概念，随着资本和现代企业管理理念逐渐被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接受。
与那些没有多少文化的先行者不同，他们在温饱之后，开始关心精神层面的利益，关心起自己的权利来。
权利觉醒是个过程。
在传统的封闭社会中，人的所有权利几乎都依附于户籍制度。在严格的户籍制度管理、辅之以其他行政手段的强力推动下，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区域之间不同的权利待遇最后被默认为是应该的、自然的。
但受过的教育和现代文明启蒙了他们的权利意识。他们这些“异乡人”，不是城市的乞食者，更不是掠夺者，他们认识到，自己在大都市工作生活，成为现代城市的建设主体，承担了应尽的社会责任，理应共享现代城市发展的成果。
忍耐曾是中国人的习惯和生活方式。但老一辈人的忍耐哲学，在新一代人中已经不再流行，至少已经非主流了。
这一代受过教育的“异乡人”，他们的见识已远不同于他们的前辈迁徙者。权利意识和平等观念是这一过程中最大的自我觉醒。原来习以为常或者默默承受的，现在成了问题，尤其是如今他们的孩子已经在自己客居的城市长大成人。
怎么办？
面对与户籍制度捆绑的权利缺失，少数成功人士选择移居海外，这从这些年的移民潮中也可见一斑；底层民众既不清楚也没能力为自己主张权利，社会上也缺少代言人，一如既往默受这种压力是他们唯一的选择；但那些属于城市新兴的中产阶层和受过教育的准中产们，在无路可走时，选择了发出自己的声音，并从最初的利益之争，逐渐转向权利之争，诉诸自己的权利，成为这种权利和平等观念诉求的主力军。
当下京沪等地出现的有关解决异地高考、自购住房车辆等呼吁，其实是上述问题的延续，既指向计划体制形成的户籍制度带来的社会问题，也是这些“异乡人”融入本地社会、争取平等权利的自发努力。
3
社会的这种变化，民众对权利关注，政府和社會管理部门也发现了。他们最初采取了最常用的解决方法，堵。但就像治水一样，只堵不疏，问题越积越多，风险越来越大。
回过头看城市发展的历史，开放才是活力和发展之源。堵防只会让城市渐渐失去活力。
渐渐地，政府和社会管理部门也不再只依赖“堵”招，开始在制度上相应作出了一些调整。
在北京、上海，基础教育不断向外地人开放。外地人上小学、中学，不再是个大难题。就在2012年的最后一个月，教育部要求各地拿出开放异地高考的具体方案。
但这些调整依然跟不上高涨的权利和平等观念。城市中产和准中产中的“异乡人”的权利诉求，既与传统的管制方式冲突，事实上也冲击了城市原居民享受的权益，让原居民产生了受损的紧张感。
事实上，损害本地人利益的不是外地人，而是这个国家严重的区域发展不平衡，这既有自然差异，更有人为和制度因素。本地人的被剥夺感，更与矛盾的长期积累和权利意识的不明晰有关。
问题显得越来越复杂。
解决问题当然要考量现实可能性，不可能一步到位。但如果认为开放解决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而以从前的不公平不合法的结果作借口，继续堵防，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既不合法，也与现代文明的权利和平等观念相悖，更可能给整体社会带来系统性风险。
正如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这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我们需要大智慧，大视野。
1980年代起，我的故乡陆续有人离开赖以生活的土地，来到北京来打拼。
那个年代，故乡主要有三类人在北京打拼，且小有名气：裁缝、木匠、花农。当然，其他省也有，比如浙江的理发师和补鞋匠。每年春节，往返于北京故乡的绿皮火车上，这样的人挨挨挤挤。
这是那个时代的景象。
改革开放后，农村首先发生了变化，农民在侍弄好自己的责任田后，突然间发现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闲暇。而城市里国有企业的第一波改革也开始了，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也需要新的力量来填补，来服务。传统的社会管理体制出现了缝隙。社会开始活跃起来。
春江水暖鸭先知，原本被困守在土地上的农民，机灵活跃者开始冒险寻找新的机会。他们抖抖索索地来到了陌生的都市，或投亲或寻友，慢慢地安营扎寨。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波计划外的自发的人口流动出现了，农村到城市工作的人越来越多，他们主要以体力劳动为主，提供边缘性的社会服务，如保姆、理发、裁缝、木工、花农等等，他们的身影，让原本灰色的城市增添了亮色，活跃生动起来，他们成了城市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我的那些裁缝、木匠、花农老乡，大多是这个时候进入北京的。这些人大多来自社会底层，文化不高，他们只是在城市里努力工作，并从心底默认自己就是异乡人。
那个时候，我恰好在北京读大学，浓重的乡音让我们在异乡相识。
当然，在北京的故乡人还有大学生和复转军人。不过，与裁缝、木匠和花农等自行到北京打拼的人相比，大学生和复转军人属于计划内调配安排的，自然过得比较安逸。
我那些裁缝、木匠、花农老乡朋友等等，许多人后来在北京事业有了很大发展，但最后大多数还是回到了故乡。
“烟囱靠家黑”。我最初很不以为然，开玩笑时喜欢用故乡的这句土话奚落他们，意即他们有了些钱，宁可守在家里，也不愿意在外生根。
后来我才明白，是我错了。砌烟囱靠着墙才经济，而烟只能经由烟囱才能飘散到空中，而不致呛死自己。他们也一样。
“我们跟你不一样，你是吃国家饭的人。”我的老乡对我说。
不回去又能如何？我的那些老乡，许多人凭自己的手艺，超乎常人的勤劳和坚忍，在北京工作，打下了一番天地，有了自己的事业，纳税买房，甚至创造就业机会。但如果他没能娶一个有户口的北京媳妇，或者他不动用结识的关系去获取一个北京户口，在北京，他便永远无法落地生根，他永远是一个异乡人，连带他在北京出生的孩子。
在那个时代，没有北京户口，孩子上小学都是个大问题。
在计划体制下，权利是与户籍制度紧紧捆绑在一起的。没有自由迁徙权利的时代，没有平等分享权利的时代，人人都可能是异乡人，无法融入迁居地的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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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过去了，国家的社会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越来越多，大学里单向分配变成了双向选择和自由择业。1990年代，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转向市场经济，社会更加开放，整个社会再度活跃起来。传统的计划体制几近裂解，民营经济在全国大地上野蛮生长，外企开始大规模进入中国。各种资本大量投向投入产出较高的大城市和东南沿海地区。
一时间里，经济发达地区尤其是大都市对人才和劳动力的需求迅速扩展，除了“孔雀东南飞”之外，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大学毕业之后选择了留在大都市。即使吃不上国家的饭，解决不了户口，他们仍然愿意留在大都市。因为毕竟大都市开放程度高，机会多，实现梦想可能性大。我的许多老乡学弟学妹们都做出了这样的选择，成了“北漂”。
他们成为大都市外商投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主要劳动力，以他们的才华，服务企业，服务社会，养活自己，成就梦想。
大都市的外地人中，受教育程度高者越来越多，外地人的转型，也伴随着中国快速向世界开放、接受现代文明的过程，中国搭上了全球化的快车。西风东渐，现代国家和社会的文明及权利概念，随着资本和现代企业管理理念逐渐被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接受。
与那些没有多少文化的先行者不同，他们在温饱之后，开始关心精神层面的利益，关心起自己的权利来。
权利觉醒是个过程。
在传统的封闭社会中，人的所有权利几乎都依附于户籍制度。在严格的户籍制度管理、辅之以其他行政手段的强力推动下，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区域之间不同的权利待遇最后被默认为是应该的、自然的。
但受过的教育和现代文明启蒙了他们的权利意识。他们这些“异乡人”，不是城市的乞食者，更不是掠夺者，他们认识到，自己在大都市工作生活，成为现代城市的建设主体，承担了应尽的社会责任，理应共享现代城市发展的成果。
忍耐曾是中国人的习惯和生活方式。但老一辈人的忍耐哲学，在新一代人中已经不再流行，至少已经非主流了。
这一代受过教育的“异乡人”，他们的见识已远不同于他们的前辈迁徙者。权利意识和平等观念是这一过程中最大的自我觉醒。原来习以为常或者默默承受的，现在成了问题，尤其是如今他们的孩子已经在自己客居的城市长大成人。
怎么办？
面对与户籍制度捆绑的权利缺失，少数成功人士选择移居海外，这从这些年的移民潮中也可见一斑；底层民众既不清楚也没能力为自己主张权利，社会上也缺少代言人，一如既往默受这种压力是他们唯一的选择；但那些属于城市新兴的中产阶层和受过教育的准中产们，在无路可走时，选择了发出自己的声音，并从最初的利益之争，逐渐转向权利之争，诉诸自己的权利，成为这种权利和平等观念诉求的主力军。
当下京沪等地出现的有关解决异地高考、自购住房车辆等呼吁，其实是上述问题的延续，既指向计划体制形成的户籍制度带来的社会问题，也是这些“异乡人”融入本地社会、争取平等权利的自发努力。
3
社会的这种变化，民众对权利关注，政府和社會管理部门也发现了。他们最初采取了最常用的解决方法，堵。但就像治水一样，只堵不疏，问题越积越多，风险越来越大。
回过头看城市发展的历史，开放才是活力和发展之源。堵防只会让城市渐渐失去活力。
渐渐地，政府和社会管理部门也不再只依赖“堵”招，开始在制度上相应作出了一些调整。
在北京、上海，基础教育不断向外地人开放。外地人上小学、中学，不再是个大难题。就在2012年的最后一个月，教育部要求各地拿出开放异地高考的具体方案。
但这些调整依然跟不上高涨的权利和平等观念。城市中产和准中产中的“异乡人”的权利诉求，既与传统的管制方式冲突，事实上也冲击了城市原居民享受的权益，让原居民产生了受损的紧张感。
事实上，损害本地人利益的不是外地人，而是这个国家严重的区域发展不平衡，这既有自然差异，更有人为和制度因素。本地人的被剥夺感，更与矛盾的长期积累和权利意识的不明晰有关。
问题显得越来越复杂。
解决问题当然要考量现实可能性，不可能一步到位。但如果认为开放解决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而以从前的不公平不合法的结果作借口，继续堵防，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既不合法，也与现代文明的权利和平等观念相悖，更可能给整体社会带来系统性风险。
正如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这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我们需要大智慧，大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