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时代里都会有一些极浪漫的人。他们四处游走，为自己的心灵，为这个特异而复杂的、变化着的世界而激动和歌唱。他们的吟哦之声或被记录下来，或播撒在广袤的田野和熙熙攘攘的街巷。可能由于这些生命性质的不同，机缘的不同，他们的歌唱有的得以存留，有的则很快遗失消散了，不留一点痕迹。
　　
　　在我们人类的历史上，大概还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像盛唐那样，留下了那么多的声音。通过这声音，我们似乎可以遥测到那个时代浪漫的实质，它所固有的斑斓色彩和绚丽耀日的色泽。我们往往更多地回想起在人们口口相传、在浩繁的文字记录中所闪现的那些繁华和富丽，它的雍容大度、宽厚和广博，却很少想到那整整一个时代的浪漫。
　　 一个时代生存着那么多杰出的人物，他们严峻而专注的目光、痛苦而深邃的心灵，永久地感动着不同的民族。他们的天真烂漫、超绝幻想、万丈才情，在长达几个世纪里让人惊愕。马上浮现到我们脑际的伟大的浪漫诗人李白，现实主义诗人杜甫，还有山水田园诗人孟浩然、王维，边塞诗人高适、岑参、王昌龄、李颀，还有新乐府运动的主将白居易。除此而外，还有韩愈、柳宗元；从孟郊、贾岛到李贺，再到杜牧、李商隐；从初唐到中唐、晚唐……盛唐时代出现了那么多的诗人、散文家、通俗文学作家、民间歌谣的记录者和传播者，真是花团锦簇，繁荣空前，诗风绝后。
　　 每个诗人都留下了自己独一无二的故事，他们的道路迥异、命运不同，但都痴迷于有韵之章。这种音韵是那个时代、是他们所处的土地山河所给予的。如果说那是一个物质空前丰富的时代，那么那个时代里也有战乱、饥馑和动荡。诗人们也并非是饱食终日、高官厚禄、浑身裹满绫罗绸缎的人。他们当中的最著名者，甚至有贫困潦倒、衣食不足、四处漂泊之时。他们的歌声就在这漂泊之中，在饥寒的袭扰之下，而变得更为感人，更为铿锵。
　　 历史上，那种独特的、顽强保持着一份精神生活的欲望和能力，与富裕的物质的时代几乎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我们感慨的只是生命本身——他们那么集中地聚汇到一个时代，用同一种方式表现和安放自己的灵魂。他们在自己精神的田园里培育和耕耘，留下了显豁的声迹。在千篇一律的生存的困顿之中，他们就以这不可思议的群体的呈现，展露了一个浪漫的世纪。事实证明，再没有任何一个时代产生出那么杰出的一个群体，浩浩荡荡，声震四野，如同号角，如同奔涌的马群和跌宕的江河。他们就是用这种磅礴的气势，送走了整整一个时代——它逝去了，再未复返。
　　 如同今夜的寒风一样，那个时代也有这样凄凉的令人恐怖的夜晚，有这伸手不见五指的墨色，有这雷鸣一样的震撼大地的涛声——碧水成堆成堆地聚拢，撞击到礁石上，黑色里可以想象它们粉碎的屑沫……就在类似的不断重复的自然背景之下，有人却留下了珠玉一般的文字。
　　 我们的民族因为有了那一段绝妙的、晶莹的镶嵌而自豪和骄傲。
　　 一个时代丰盈的物质、剧烈的追逐和囤积是会扼杀浪漫诗情的。这是一个巨大的不幸，也存下了诸多质疑。如果说唐代的宽袍长袖更不利于野地奔波的话，那么当代人似乎可以走得更远。如果说当时的木船和牛车只会不可忍受地爬行，发出唉乃之声，吱扭的叫声，那么现代的交通工具是可以把我们驮载到理想之地的。
　　 可悲的是一切恰恰相反。
　　 原来人类的生命之中一旦缺少了浪漫的情怀，一切外在的帮助都无济于事。一颗被麻木和污染了的灵魂才是无可补救的。古人的美好的明晰的目光似乎直投向今天，投向我们。在他们平静而温厚的笑容里，我们显得有点悲惨可怜，简直是衣衫褴褛。脸上没有一点儿红润、苍白而消瘦的当代人，已经完全与他们失去了对话的能力和竞走的能力。我们不仅在体力上远逊于他们，而且我们已经没有能力谱写出美丽的动人的当代韵节了。
　　 可以设想一下，在很久以前的那个春天，土地的颜色、山脉的颜色，还有这一切之上所茂长的春草、鲜化、肥硕的叶片以及融化的冰水，绿色的河流、海洋、鸥鸟、猫与犬、草兔，一切的植物和动物——我们完全知道它们今天有了哪一些改变；可生活在它们当中的人类却发生着更为巨大的变化——从衣着到肉体，从目光到心灵。他们甚至不会吟唱了、恐惧畏缩了。发生这一切的奥秘到底在哪里？又是什么催化了这些变故？难忘那一天——可能是个早晨，大诗人李白登上舟船，刚要挥动篙桨，就听到岸边上有人踏着节拍，为他唱起了送别的歌声。大诗人于是感叹道：“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桃花潭、汪伦踏动出的节拍、昂扬的歌声，那美好长旅的开端，深深地吸引着我。那是怎样的倾诉、怎样的情怀和怎样的生活？人们不再去想象“岸上踏歌声”是从怎样的一片土地上、由怎样的一种人才能做得出来。
　　 从这再平凡不过的送别之中，我们看到了人类的变化，看到了世俗人心的变化。我们永远为那样的情景所迷醉，向往着，但已经难以回返。我们的躯体和灵魂被当代无形的世俗之锁给固定了，难以举步。我们只能透过千年风烟遥望那个浪漫的时代，只是不尽的喟叹和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