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是近年来广受关注的社会问题。党的十六大在这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实现了历史性突破。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从近期看有助于固本培元，缓和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的重要作用；从长远来看，则有建设和完善与现代化相匹配的社会阶层结构，开万世之太平的经济取向。
　　对于“中等收入者”，学术界有不同的表述。在国外许多经济学文献中，一般称之为“中产阶级”或“中等阶级”。国内学者大都用“中产阶层”或者“中收入阶层”来表述，以避免同我国长期使用的“阶级”的内涵相混淆。有学者指出，为了避免使用“阶级”“阶层”这些敏感概念引起不必要的争议，不妨采用“中收入群体”这种提法。党的十六大明确“中等收入者”这一概念，是非常准确科学的。
　　那么，现阶段为什么要特别强调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呢？
　　这主要是因为我国收入差距加大，贫富悬殊。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社会生活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变化。一是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到21世纪初，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改革初期分别增长了近21倍和17倍，生活水平总体上达到小康。二是我国长期存在的分配制度的平均主义和脑体倒挂现象被打破，进一步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但是，与此同时，也产生了另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就是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
　　首先，贫富差距快速加大。采用国际通行的基尼系数方法测量，我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从改革开放初期的0.2 左右，上升到目前的0.4577，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据权威统计，在全部居民收入中，占居民总户数20％的最富有户占有51％以上，20％低收入户只占4％左右，两者之比从改革初期的4.5:1扩大到12.66:1。专家预计，这一比例差距在相当长时间内还会增加。按照国际通行惯例，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发达，不仅要看GDP等指标，还要看基尼系数。基尼系数超过国际公认的0.3～0.4这个警戒线，就成为现代化全局木桶效应的短板。
　　其次，收入分布严重畸形。 国际公认的比较合理的收入分布应该是“橄榄型”，中等收入阶层人数最多。而我国不同收入阶层分布是金字塔型，年平均收入接近和超过20000元的占总人口的3.5％左右，而一半以上的人口年平均收入在2000元以下。
　　第三，城乡差距不断加大。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860元，农村只有2366元。而农民的可支配收入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实物折算来的。即使在经济最发达省份之一的广东，2001年也有近一半的农户收入减少了。据测算，目前城乡生活消费水平差距达到6:1。
　　第四，地区之间差距越来越明显。东部地区12个省及直辖市农村居民年人均现金收入为3649.4元，比全国水平高出1215.4元。西部10个省份农村居民年人均现金收入为1605.8元，比全国平均水平低828元。2001年，上海市党政机关公务员人均收入是山西的2.8倍；国企职工人均收入是海南的2.7倍。
　　第五，行业收入差距扩大。2001年行业职工年平均工资差距为2.9倍，一些金融保险、科技服务业和垄断行业职工收入已是农业部门职工收入的10倍～20倍。而国外行业收入差距一般在2倍以内。
　　收入分配和贫富之间巨大而且继续拉大的差距，对社会发展具有很大的负面作用。
　　贫富差距过大，在道义上，有违社会公平原则；在政治上，将破坏社会稳定；在经济上，财富过分集中将阻碍经济的全面均衡发展。这样的趋势如果继续恶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就将受阻。要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就不能任由贫富差距的扩大；要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必须遏止社会鸿沟的出现。要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就一定要建设合理的收入分布结构，让中等收入者尽快多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