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地区有位“国学大师”王财贵，他在岛内混得并不如意，但在大陆倡导的国学教育却颇受一些年轻父母的追捧，他宣称要培养“贯通中西的圣贤”，即让儿童在与现代知识完全隔绝的情况下，反复背诵古代典籍。这种“国学教育”的效果究竟如何尚不得而知，但不久后有媒体便指其“利用国学招牌发财”，引得望子成龙的家长们一时间踌躇不前。但这似乎也没有绊住王大师前进的脚步——传来的最新消息是，王财贵宣布要斥资12亿办一个“万人书院”。
　　要知道，真正的圣贤孔子也才号称有3000学生，其中能算得上“成才”的，只有72人。在这72人中，能够在历史上留名或者在《论语》中和孔子聊上几句的，更是少之又少。那么，王财贵的“万人书院”，能出几个圣贤？当然，和“万人”比起来，另一个数字“12亿”更为触目惊心，这也许从一个侧面可以显示出，在当下的中国，确实存在一个对国学教育的庞大需求。
　　在孔子的时代，人们对知识如饥似渴，但是却没有什么“国学”的概念。古人说“国学”这个词时，更多是指“治国的学问”，只有到了近代，随着西方文明的浸入，“西学”的影响越来越大，人们才意识到，“中国自己的学问”也是需要保存、研究并发扬光大的。1906年8月，章太炎在东京发起“国学讲习会”，不久又成立了“国学振起社”，从这个名字我们也可以看出，“国学”这个概念，在章太炎那里怀有一种对中国文化的焦虑感：在打败过中国的日本，要振兴国学，是多么复杂的感受。
　　章太炎的学生中，鲁迅是最著名的一个。鲁迅的国学根底当然很好，他从日本回来，在教育部上班，又读了十年古籍。但是后来报纸要他为青年人开书目的时候，他却说出“我以为应该不读或少读中国书”这样的话来。鲁迅的看法，透出深刻的矛盾，他自己从传统文化那里受惠很多，却知道对一个国家来说，眼下最重要的并不是专注于学习国学，而是掌握现代科学知识，能够与全世界对话。
　　从鲁迅之后，人们对待国学的态度就分为两极：既有反对国学的“国际派”，又有摇旗呐喊的追捧者。 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考试，开始建立现代教育制度，此后，不管是民国时期还是新中国时期，所采用的都是庞杂的现代教育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学生要掌握与世界同步的科学知识，“国学”一词所涵盖的内容，被分解到语文和历史中——这种教育明显并不以培养“圣贤”为目标，而是要培养大量适应现代社会的公民。另一方面，特别是当下社会，各种类型的学习班、读经班层出不穷，极端的甚至将国学作为培养孩子的主要教育方式。
　　在这种背景下，国学不免会成为少数人运作的商业手段，这是相当耐人寻味的事情。这说明，“国学”虽然不可能再成为教育的绝对核心，但它作为一种教育资源，仍然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当初章太炎面对的问题，如今已经换了一个方向：在成为世界大家庭的一员后，如何能更“中国”呢？尤其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已经足够融入世界，在大量青年都拥有良好的英语水平后，重新检视国学与传统文化，就显得非常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