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主张实施早期文学教育，与其说是出于职业本能，不如说是受了美国哈佛大学人才理念的启迪。哈佛大学提出当代大学生的七个内涵，排在第二位的就是“语言技巧”(第一位是“逻辑思辩”)，足见文学对一个人成长的重要意义。
　　俄国著名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文学是社会的家庭教师。”而早期文学教育作为一个完整的口号，笔者认为应当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文学本身应成为孩子的家庭教师，二是指家长自身应成为孩子的文学家庭教师。
　　关于文学的社会作用，伟大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有过高度精辟的论述。马克思在《英国资产阶级》中说：“现代英国的一批杰出的小说家，他们在自己的卓越的、描写生动的(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书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卷)恩格斯则说：“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的资产阶级在1816年至1848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七卷)
　　两位导师的论述，从文学的认识功能和审美功能两方面不谋而合地凸现了文学对于人类文化素质和文化品位提升的重大意义!
　　然而，当中国的第一代独生子女开始全面介入社会的各个层面，人们明显感受到了由于包括文学在内的人文教育的缺失所导致的整整一代人的文明危机。
　　有一则小故事，说的是某大学22名应届毕业生到国家某部实习，部里秘书给他们倒开水时，竟有21人表情木然，“不讲客套”，甚至有人向秘书索要绿茶；等到部长亲自来看望并赠送每人一本部里印制的纪念册时，这21人依然纹丝不动地坐着，随意用一只手接过纪念册，弄得部长十分尴尬。
　　现实生活中诸如此类的“新鲜事”早已不再新鲜。
　　不可否认，我们下一代的智力水平和文化水平较以往确实有所提高，但却是以人文教养的后滞和文化素质、文化品位的下降为代价!假如我们煞费苦心所培养出来的后代不懂哲学，不懂文学，不懂历史，不关心政治，没有远大理想，一味追求物质享受，不讲礼貌，不讲诚信，缺乏同情心、公德心……那么，我们的社会还有什么希望?我们的民族还有什么希望?我们的国家还有什么希望?
　　谁造成这种现状?毋庸讳言，社会、学校、家长均难辞其咎。
　　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家庭是孩子人生的第一座课堂，家庭又是社会的细胞，家长理应担负起振兴人文教育的责任；而文学，则最大限度地为家长提供了这种可能。然而令人费解的是，不少学生家长为了让孩子学习一门专业知识(例如英语等)或是一些技艺(例如音乐、绘画等)，不惜节衣缩食，“加大投资力度”，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却把文学这个无须破费什么钱财便可请回的家庭教师有意无意地拒于门外。哪怕他们只要拿出一点热情给文学就好了。
　　文学对于创新能力的培养同样不容忽视，一个人的创新能力有赖于其审美情趣、情感的丰富性和敏感性以及洞察力、想象力、联想力、领悟力等等的形成和发展，我把这些因素以及其他一些诸如此类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统称为“灵气”。一个有灵气的民族是最有希望的民族，或许其科学技术暂时还不够先进；一个有灵气的孩子是最有前途的孩子，或许其考试成绩并不太好。实践证明，让文学教育走进每一个家庭，实施早期文学教育，让孩子们尽量多学点文学，是培养孩子灵气的最有效的途径。
　　实施早期文学教育的前提之一是说话，因此要让孩子尽早开口说话。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教育应起于婴孩呱呱坠地之时，识字是实施早期文学教育的另一个重要前提，因此一定要大胆打破常规，充分利用孩子3～6岁这一识字的黄金期，根据不同幼儿年龄、个体的敏感期，千方百计地诱发孩子识字的兴趣，开发其识字的潜能。只有在具备一定的洗的能力并认识一定数量汉字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在真正意义上实施早期文学教育。
　　众所周知，中国不但是一个诗的国度，而且也是一个崇尚诗教的国度，中国的诗教至少可以追溯到孔子时代。而诗歌又是一种最精致的最能培养人的灵气的文学样式，诗教实施于低幼和少儿阶段效果最为显著。因此，我们还应当把具有两千多年悠久历史的中华传统诗教作为早期文学教育的最佳起点和重要内容。
　　让文学教育走进每一个家庭!
　　让所有的孩子都变得灵气十足!
　　让我们的民族成为世界上最具创造性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