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王国的又一次旅行对话PK14主唱杨海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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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手记:我相信几乎每个喜欢PK14的人都被他们或多或少地影响过,也许都在关着门的房间里思考过三个蓝色的月亮究竟代表什么,或者和爸爸妈妈讨论过他们的时代究竟在什么地方。对于乐队的核心杨海崧来说,或许还无法用简单的语句定义概括他,我能做的只是记录。忠实地记录也许是让读者了解他的最好途径,也是表达尊重和喜爱的最好办法,而对于PK14马上要在兵马司旗下发行的第四张专辑,期盼着它会开启公共王国的又一次美好旅行。
  马上要出的这张新专辑会是一个什么样子。跟以前的有些什么区别吗?
  杨海松(以下简称杨):反正我们觉得区别挺大的,音乐上区别挺大的,情绪上也有些区别,我估计很多人听了会觉得不像《白皮书》,也不像《谁谁谁和谁谁谁》。
  在音乐上的变化是怎样?
  杨:在编曲上有变化,可以这么说,《白皮书》和《谁谁谁》,大部分歌还是比较偏正常的曲式,但现在编曲上可能——也不能说复杂——可能不太正常,另外我们加了管弦乐,这个我估计好多人会不太习惯,但我们非常喜欢。而且这次我们有两个制作人,一个是以前的欧阳汉克,另外一个是他的伙伴,叫Mats Hammerstrom,他太厉害了,是一个编曲的高手,他是乐队键盘手,可能除了鼓不会,几乎什么乐器都会,他在编曲上给了我们很多建议,而且基本上弦乐的谱子都是他写的,然后他们乐队主唱的妹妹来帮我们拉的大提琴。所以这次真的不一样。
  阵容比以前强大了?
  杨:也不好说强大,就是不一样。写歌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比如这儿要加弦乐,可我们能力没那么强,做的时候比想象的要困难,所以需要制作人帮助嘛。虽说我们做摇滚乐队,但我们不是只听摇滚乐,比如我和Johnny都特别喜欢爵士,所以我们一直想应该加个萨克斯或小号到乐队里边,而且我们喜欢的乐队也有这么加的,只要是自然的就非常好。这次是一个好的尝试,对我们来说也是个好的经验。
  那这样的话。现场演这些新歌就会有和CD里不同的版本?
  杨:对,肯定会是不同的。其实我们也在考虑首发这天要不要请两个提琴手。实际上大家都知道,包括《白皮书》和《谁谁谁》,其实专辑版和现场版也是不一样,情绪是不一样的。特别是《白皮书》更明显,录音的时候两把吉他三把吉他,现场根本做不到。我们在现场想保持另外一个版本,如果把录音室版本搬到现场,一个是我们做不到,至少要再加个键盘手,另一个是我们觉得只要现场情绪好,也很好。包括这张我们也在想,到底是参照录音室的体系来演,还是按以前的四个人三大件的方式演,我觉得现场就是现场,放松点。
  这次是由兵马司来做这个专辑,你们觉得能更自由一些吗?
  杨:对,主要的不一样是投资更大了。所以我们可以更多地去实现自己的想法,在摩登天空我们可能由于钱的问题,很多想法没实现。这次因为预算比较大,我们的想法基本都实现了,而且比我们想的实现得更好。
  这次专辑出了之后,也会巡演吗?
  杨:肯定肯定,而且这张要巡演更多,因为这次投资比较大,我们需要帮公司把钱挣回来嘛。
  巡演挣不了什么钱吧?
  杨:可以,一是城市要多,二是安排得好,每天都演,几乎不休息。我们04年巡演挣了九千多块钱,我们拿了六千多,摩登天空拿了三千多,沈黎晖非常高兴,觉得乐队巡演能挣钱了,因为以前没人觉得这能挣钱,不过04年以前也没什么乐队巡演,大家就觉得路上花费啊加上演出费少,肯定会赔钱,但那次之后我们觉得能挣钱,只是挣多挣少的问题。
  记得04还是05年你们去成都演出那次,还自己带鼓和音箱设备什么的,大家觉得你们太认真了。
  杨:那次也说不上认真,是应该的,因为那是我们第一次巡演,我们对外地的设备没把握,有些城市可以保证,但有些城市是挺奇怪的,比如昆明、大理,你从来没去过,不知道会发生什么问题,所以特别担心。对我们乐队来说,舞台音响设备是最重要的,设备好情绪才能好,观众才看得好。而且从来没有人这么做过,所以我们说可以试一试,哪怕是带一套鼓,你看那套鼓其实特别小,是为了巡演新买的,而且有两个人帮我们拿,一个是帮我们拍记录片的David,还有一个是瑞典的朋友。所以我们一共有六个人拿东西,没有你们想的那么累,可能最累的就是上火车下火车,平时都是小推车推着嘛。而且我们觉得挺酷的,没什么中国乐队这么做过。
  这已经是第四张专辑了吧。以这十年的大环境来看,你们的发片速度还算比较快。
  杨:对,在中国算快,但对我们来说都是按国外的标准,我们真想像国外六十年代那种乐队,每年都出。其实我们也做不到,因为我们要工作,排练时间创作时间说实话没那么多,但我们是希望最好能每年都出唱片,而且一张张会更好。
  现在每个乐手都是在工作吗?
  杨:施旭东没有。
  施旭东那事儿能八卦一下吗7好像他和前两个乐队闹得有点不愉快?
  杨:好像是有点不愉快,但具体是怎么回事儿我也不清楚,可能你从每个人口中听到的也都是不同的版本。04年他来帮我们录《谁谁谁和谁谁谁》,那时候他同时在三个乐队,录完后他就说得很直接,说他做不了三个乐队,这太复杂了,就说退出,本来也是说好的只是来帮忙,因为那会儿孙霞生病嘛,就是朋友帮忙。
  你现在还写诗吗?
  杨:我现在写诗真的是少多了,我去年花了半年的时间写了好多小说,都是三五千字的短篇。所以这次的歌词有变化就是跟小说有关系,有好多就是说故事的,我希望有突破,想写跟以前不一样的东西,写别人没写过的东西,这个可能是我自己文学上的野心吧。
  那写的这些小说打算出吗?
  杨:写着玩儿,出不出的都可以。有好多朋友劝我出,他们是做出版的。但是大家都知道每个作者出自己的第一本小说是很困难的,而且说实话我也没觉得自己写得特别好,我有好多朋友写得比我好太多了。我就是写得高兴,每天写完就发给朋友们看看,也挺有意思的。
  好多人提到PK14第一反应就是歌词太好了,这几乎成了你们一个标志性的东西。
  杨:其实我都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不好,说实话我有点遗憾,为什么音乐的部分好像没被注意到,可能歌词太强把音乐的部分弱化了,我觉得音乐和歌词不应该分割开来看,其实我的歌词远远比不上我的诗,为了歌词的韵脚我牺牲了很多自由的意象的东西,有好多歌词我其实并不满意,比如《红色列车》,我觉得那歌词有点煽情,有点做作,对我来说这个写法我不是特别喜欢,我喜欢发散性的写法。比如《她丢失信仰》写得太工整了,韵脚会影响你对意象的判断力。我本来就讨厌有韵的诗,我可能更关注文字本身,而不是节奏,我会一边写一边断句,跟着自己的呼吸去断句。而且那种压韵的对我来说太容易了,比如ANG那个韵,“她丢失了信仰,她有点紧张,鲜花在她的头脑中开放,她丢失了信仰”,我都快崩溃了,这太容易了,我完全可以换一种方式来写,可以写得更文学一点更象征意义一点更晦涩一点。但这种歌词唱起来挺有劲儿,挺 硬的。
  以前经常听说你疯狂地研究各种哲学,文学,禅学什么的。
  杨:现在也还是在研究,说实话还没搞清楚呢。乱嘛,想找点东西。我最混乱的时候也就是94、95年的时候,真的是看前面不知道前面是什么,看后面就是一坨屎,你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在这儿,而且那时候所有的朋友都混乱,我们都正好是二十一、二岁,父母老师也没有人可以帮你,你只能看书,哲学啊历史啊传记啊,从别人的生活经验中期望得到什么东西,可能现在我没那么混乱了,但有时候还是会有,我喜欢哲学喜欢禅宗什么的,还是有目的的,比如我九五年去新疆也是有目的的,我想了解伊斯兰教人的生活,就像我去西藏,也是因为想了解佛教,了解藏族,他们强大信仰的背后是什么,他们为什么可以这么安详。其实就是要认识自我,你需要解决自我的问题。
  那经历过这些之后。是不是觉得自己越活越明白了?
  杨:也没有。94,95年最迷惑的时候是随风飘的,看到一个哲学性的说法,觉得他说得有道理,过两天又看到另外一个,觉得也有道理,再过两天看到希特勒的纳粹,也可能会觉得有点道理,就是各种东西都可以影响你,但现在能影响你的东西越来越少,因为自己有根了,越来越稳了,这个时候选择性更强了,比如再看到希特勒的东西,你就觉得哦,这个东西不对,你就会拒绝它。就是好奇心越来越少了。
  杨:有可能,其实这个问题我考虑过,对我来说其实摇滚乐不是什么旗帜,一定得坚持下来。有时候人家说你们不容易啊,坚持了这么长时间,我都不好意思,我感觉我没怎么坚持,就自然而然地做下来了,回头一看,十年了。如果有一天我对音乐不感兴趣了,不想说话了,就放弃了。最开始做乐队就是因为有话想说嘛,说了这么多年,如果该说的也都说得差不多了,那时候可能会去写小说。
  小说也是一种说话的方式。
  杨:对,另外一种方式,但小说主要是自己和自己说。
  你:到北京也快十年了吧,比较一下你眼中的南京和北京?
  杨:九几年的时候我觉得真是太不一样了,你知道北京九几年的时候这个圈子还基本上都是比较死磕,但南京不是,我们都是家在南京的小孩儿,南京的生活比较温和,比较偏重精神化一点,我亲眼见过在草坪上两个人在讨论现代社会还需不需要艺术。我经常看到这样的,两个人聊艺术电影,一聊聊半天,还争论。我接触的圈子就是这样,生活很悠闲,所以做音乐也只是喜欢,没有觉得有多神圣。但来北京后,接触树村啊那些,其实有点不习惯。南京的打口带很多,货源足价格也不高,所以我们了解得更多,到北京后发现他们好多人都不了解这些,不了解摇滚乐的历史,西方好的音乐。他们好像更认这个圈,这个圈子崇尚什么就是什么。但是现在我觉得南京和北京越来越像了,在南京看到的乐队和在北京看到的乐队也没什么区别,差不多。可以这么说,整个中国的地域差别性越来越小了。
  你觉得这种地域差别性的消失是好还是不好?
  杨:我不是特别喜欢,说实话有点失望,生活越来越单一化,人都在追求同一种东西,而且不宽容,这个社会还是很暴力的,很多地方越来越狭隘。但这也是没办法,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肯定会大面积的模式化。可以说在工业化来临的时候,还没有人做好准备去保护什么,而且说到汉族人的哲学里面也倾向大同,跟着大部队走,而在欧洲还是不一样,为什么很多城市还是可以保持它的特征,它有自己的独立性,希望跟别人不一样。我觉得这个跟文化背景有关系,没办法,就这样吧。
  去年发的《公共王国的旅行》是一个纪录片吧,一般我们觉得发纪录片像是大牌乐队做的事儿。
  杨:没有没有。这个是04年拍的,05年做好,我们看了以后觉得做得太牛逼了,没想到做得这么好,因为素材拍得挺乱,我们都觉得没法儿做,做的人也是一个朋友,萨克斯手,新西兰人,而且他是第一次做片子,他是有天突然异想天开就说我要做电影了,自己买了摄影机买了电脑学着做,全是边做边学的,而且节奏啊什么的,都特别好,而且他把我们乐队提高了。他做完了,就去做别的事儿了。然后到了07年摩登天空说你们这个要不要发DVD,我们就想,发就发吧,反正无所谓,而且那时候我们和摩登的约已经结束了,又重新签了一个发DVD的合同,可能他们觉得这个做得挺有意思。对我来说不管大乐队小乐队,我们都有自己的标准,有我们自己喜欢的乐队像Fugazi那种,我们真的差得太远,可能再努力十年,才有可能跟他们站在一起。可以这么说,中国没有一支大乐队,摇滚乐在中国短短一二十年,还没有出现过一支伟大的乐队,只有相比来说这乐队做得不错,比如崔健唐朝,都是时代的产物,做得不错,但你一听就觉得这个是93年的东西,或者是八十年代末人的心态,现在还没有一个伟大的乐队可以贯穿全时代,过二十年三十年再听,仍然感觉不到时间的阻隔,它需要做到的是在对你说话,而不是在那个时代对你说话。
  在文学上受到过谁的影响吗?有人说你像卡夫卡。
  杨:卡夫卡其实对我影响不大,可能那时候我小没怎么看懂,对我来说太超现实了。海明威对我影响特别大,诗歌上就是艾略特,还有一个波兰的诗人米沃什。还有凯鲁亚克我非常喜欢,但我知道我做不了那个,要非常强的激情。还有塞林格,反正我一般喜欢美国作家。
  你近视度数是不是特别高?
  杨:有点高,一千度。小时候看电视看的。
  有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我一直想问问小张《谁谁谁和谁谁谁》的封面是什么意思,乍一看跟小虎队似的。
  杨:小虎队,哈哈,这挺逗的。那个是藏族小孩,我们鼓手的爸爸72年在西藏拍的。就是做封套的时候我和JOHNNY会去考虑怎么做,他那段时间可能正好翻老的影集翻到了这个照片,觉得挺合适的,你看那小孩儿真的是很酷的,你看他穿的衣服,看那眼神,跟专辑名字也很配合。
  听说你准备给孙霞做一个唱片是吗?
  杨:我在想给孙霞做一个乐队,她唱我做乐器方面,她有个心愿,我帮助她完成唱歌这个心愿吧,她也帮助我完成心愿,因为我一直想做一个野一点的乐队,像耶稣玛丽锁链那样的噪音乐队,但PK14的风格做不了,正好借这个机会做。
  将来考虑要孩子吗?
  杨:估计不会。因为这个世界真的不合适,你把一孩子带到这世界上来,这太糟糕了,你为什么要把孩子带到一个自己都不是那么喜欢的地方来7在这个世界没有变好的迹象之前我都觉得不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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