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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于政治原因，托洛茨基文艺思想对我国文艺的影响建国后长期没有得到重视，直到新时期之后，这一状况才得以改观。然而时至今日，人们对于托氏的文艺思想仍然是贬多褒少，相关研究亟待加强与深入。本文约略梳理了国内对于托氏的研究情况，并以鲁迅与托氏文艺主张的渊源关系为例，分析了托氏对中国作家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以期引起学界对托氏文艺思想研究的重视。
关键词：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鲁迅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是俄国与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之一，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左翼领袖，工农红军、第三国际和第四国际的主要缔造者，以对古典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和“世界革命”的独创性发展闻名于世。托洛茨基对文学理论有很高的造诣，他关于文艺问题的许多论述，独特而富有创见，许多思想令人耳目一新。其著作《文学与革命》甚至影响了整整一代的国际左翼知识分子，中国的陈独秀、鲁迅、胡风、王实味等人都受到了他的影响。只可惜，由于政治原因，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在建国后长期没有得到重视。
一、《文学与革命》的影响与研究
１９２２年起，托氏利用两年的休假时间，写出了一组文艺问题文章，１９２３年，《文学与革命》初版，由“当代文学”和“前夜”两组文章组成：前一组文章论述当时苏联文学的现状，后一组文章则主要是关于上世纪初俄国现代派文学的几篇述评，以及谈论西方艺术文化以及俄国现代派文学与西方文化精神上的联系。１９２４年出第二版时，作者增收了其在１９２４年５月９日俄共中央关于文学问题讨论会上的讲话。该书出版后，在苏联文艺界引起极大反响。该著虽然在我国二三十年代就曾有过两个译本，但都不是全译本，直到１９９２年才由刘文飞、王景生、张捷三人从俄文重新翻译了他的全本，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二三十年代，《文学与革命》曾对当时我国文艺界的文学论争产生了很大影响，后来随着托氏政治命运的变化，它的影响便淡出了人们的视线，６０年代“灰皮书”{1}中，《文学与革命》位列其中，但基本上没有产生任何影响。新时期之后，《文学与革命》才重新受到了学界的关注。然而，对《文学与革命》中文艺思想的探讨仍然是贬多褒少。如李辉凡认为，《文学与革命》的基本命题之一“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不可能也不必要建立无产阶级文艺”这一理论的错误乃至反动的性质，已由历史做出了判定。他认为，托洛茨基把无产阶级文学（文化）同社会主义文学（文化）对立起来的做法、否定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有无产阶级文化存在的论点都是极其荒谬的；托洛茨基所断言的唯有“旁观者”即同路人，更能反映革命的论调同样显得荒诞无稽。托洛茨基的这套文学主张完全是反列宁主义的。{1}８０年代末，尤其是进入９０年代后，伴随着我国的思想解放运动以及苏联对左派反对派的开始平反，学界对托氏及其《文学与革命》的看法才有了真正的改变。
１９８９年周忠厚撰文认为，托洛茨基的文艺思想是一个回避不了和不容忽视的问题。实事求是地研究他的文艺思想，才能填补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空白，才能接受托洛茨基于今天有益的遗产，才能有助于克服苏联和我国文艺界长期“左”的错误，才能有助于总结历史经验，推进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荣。周文认为：“在二十年代，从总体上说，托洛茨基的文艺思想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在批判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文艺思想的斗争中，托洛茨基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托洛茨基的文艺思想，对于苏联社会主义文学和艺术的发展是起到了良好作用的。”{2}周忠厚对托氏的肯定，在当时情况下，还是比较大胆的，表现出了很强的学术敏锐性与判断力。
１９９２年新译《文学与革命》出版后，同样是李辉凡在谈及《文学与革命》时，态度与用语上也都有了很大的改变，在评价上也要客观得多。文章围绕托氏的一些基本思想做了分析评述。在这些评述中，作者所表现出的客观与肯定是显而易见的，如文章认为：“托洛茨基常常以一个激烈的政治家的面目出现，但有时又像一个内行的文艺批评家，对某些文艺现象能说出很中肯的话，不但谈思想倾向，而且谈艺术分析。”“托洛茨基对形式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的分析和评价也是有见地的。”“托洛茨基这本书在苏联文学界乃至史学界无疑有着重要的影响。”③当然，该文也对托洛茨基文艺观点中的“庸俗社会学观点”和“纯政治功利主义的性质”，以及他的观点存在的矛盾等给予了分析。与李辉凡的相对保守的看法不同，有学者认为，《文学与革命》一书是“马克思主义的”，而之所以这样认为是根据书中所体现出的美学观念，所运用的分析、批评方法以及所提出的一系列原则和判断标准。在作者看来，首先，此书用唯物史观看待整个文学的发展，认为文学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其起源、繁荣、发展以至衰落，都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其次，它强调文学与现实不可分割的联系，认为文学应该，而且必须是人类生活的反映；最后，它提出了文学的阶级标准，明确了文学服务于社会、服务于民众的功利性。文章还对托洛茨基心目中的文艺政策所包含的具体内容进行了论述，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托氏的文艺思想观，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4}应该说，９０年代以后直到新世纪以来，大多数学者都能够比较客观辩证地评价托氏及其文艺理论，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李莉的《托洛茨基的文艺观》（《鲁迅研究月刊》，２００４年第５期）、黄力之的《列宁无产阶级文化理论探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５期）、郑异凡《托洛茨基持无产阶级文化派观点吗——兼与蓝英年先生商榷》（《探索与争鸣》，２０１１年第１１期）等文章中窥其一斑。如黄力之就认为：“托洛茨基消灭阶级的愿望与马克思主义是一致的，但是，他试图一步从资产阶级的阶级社会进入无阶级的社会，从而认为无产阶级文化本来就是不必要存在的，这只能认为是乌托邦的东西。”{5}郑异凡也在文章中针对蓝英年、朱正“托洛茨基所持的就是无产阶级文化派的观点，一切文化从无产阶级开始”的说法予以分析澄清，认为托洛茨基不是无产阶级文化派，他并不排斥传统文化，“他所主张的文化政策，今天看来也还有可取之处”⑥。
除以上文章外，对托氏文艺思想进行深入研究，值得一提的还有邱运华的《问题与主义：托洛茨基的文化理论研究》、冯宪光的《托洛茨基的政治学文艺思想》、王蓉的《托洛茨基文艺思想研究》、孙国林的《重新研究和评价托洛茨基的文艺思想》等。邱运华在文章中对周忠厚《托洛茨基的文艺思想》和李辉凡《托洛茨基取消主义文学主张》中的观点进行分析，认为：首先，在托洛茨基的“文化理论”和“无产阶级文化”学说里面，还存在着合理的内核，不能作简单的否定；其次，托洛茨基的错误在于机械地和形而上学地理解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因而，在文化问题上，也就出现了简单化的倾向；再次，托洛茨基本人对现实工作中的无产阶级文化建设是持肯定态度的；最后，托洛茨基关于文化理论和无产阶级文化的学说，作为苏维埃政权的领导者的实践体验和总结，对于２０世纪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建设，具有重大的参照价值。“托洛茨基在政治革命之初意识到文化建设的相对独立性，提醒注意文化和文艺建设自身的规律性，并把‘文化’和‘无产阶级文化’概念作为整个革命的一个独立的问题提出来，我以为，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的历史上，还具有很大的思想价值”{1}。作者将托氏放在文化研究的谱系中来探讨他的无产阶级文化理论的价值与意义是值得肯定的。冯宪光也在文章中认为，托洛茨基是唯一出版过文论专著的苏联早期党和国家领导人，他的政治学文论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共产党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时，管理文艺所面临的问题和所作的一些思考。作者认为：“他的政治学文论，在２０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仍然有着突出地位，研究他的文学理论，对于总结百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吸取某些经验和教训，仍然是有益的。”{2}孙国林的文章将托洛茨基的文艺思想分六个方面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梳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问题，关于新文化、新文艺问题，关于联共（布）对文艺的领导问题，关于文艺的特殊性问题，关于继承文化遗产问题，关于艺术家与阶级、群众的关系问题。在评价上也比较客观，认为“从总体上看，他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③。
由以上内容可以看到，实际上从８０年代末一直到本世纪以来，从１９８９年周忠厚的文章到２０１１年郑异凡、黄力之等人的文章，人们对托氏文艺思想的整个看法并没有发生更大的变化，这一状况表明，我国在托氏文艺思想研究方面还需要加强，需要深入。
二、托洛茨基对鲁迅等人文艺思想的影响研究
鲁迅与托氏文艺思想的渊源关系，是国内学者托氏研究的一个热点，这不仅因为鲁迅一直是我国文艺界关注的重点人物之一，而且也因为鲁迅文艺观与托氏文艺思想有着似合似离、又矛盾又一致的复杂关系。从另一个角度讲，弄不清鲁迅与托氏的关系，实际上也就很难真正理解鲁迅。新时期之后，许怀中在其《鲁迅与文艺思潮流派》（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６月出版）一书中，在谈到日本、苏俄、欧洲的某些重要文艺流派对鲁迅和中国现代文艺思潮的影响时，就提到了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托洛茨基等人。
鲁迅与托氏的缘分是多方面的，“五四”之后，鲁迅大量接触马列主义文艺思想，其中既包括前苏联的一系列文艺方针和政策，也包括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卢那察尔斯基等的文艺思想。有学者认为，《文学与革命》是他得到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专著，而且在购入该书的第二年即１９２６年，他就亲自翻译了该书的第三章《亚历山大·勃洛克》，并把它作为勃洛克的长篇叙事诗《十二个》（未名丛刊之一）的《序言》，同时在该诗集《后记》中，称托洛茨基是“深解文艺的批评者”{4}。之后，鲁迅不止一次谈到托洛茨基，言词大都是褒义的。在托洛茨基被斯大林从俄共除名（１９２７年１１月）、流亡国外（１９２９年１月）之后的一段时间，鲁迅仍对其保持了肯定乃至中立的态度。１９３０年，鲁迅在他著名文章《“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中，仍把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和卢那察尔斯基、普列汉诺夫的书相提并论，仍然把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看作是苏联无产阶级文学理论著作。鲁迅不只译介了托洛茨基的部分文学论著，而且还从托洛茨基的文学思想中吸取了不少有益的见解，将之融化在自己的文学主张中，以丰富自己的文学思想。刘庆福先生认为，鲁迅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受到托氏的影响：一是关于“同路人”文学问题，鲁迅自己曾花费相当大的力量译介苏联“同路人”作家的作品，并在有关的前言后记及其它文章中，对他们的思想和作品做了许多精辟的分析，大大丰富发展了托洛茨基首先提出的、苏联许多理论家所阐发过的“同路人”的理论，充实了中国无产阶级的文学理论，指导了中国革命文学的发展；二是关于文学和革命的关系问题，１９２６年４月８日，鲁迅在黄埔军官学校发表的题为《革命时代的文学》的著名演讲，既包括他自身斗争经验的总结，也有他受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观影响的结果{1}；三是关于什么是革命文学的问题，托洛茨基的意见很明确，看艺术作品是否是革命艺术，关键不在作品的题材，不在作品是否写了革命斗争、革命人物、革命事件，而在于作品是否有革命的思想意识。鲁迅在论述革命文学，阐述文学作品思想和题材关系的时候，一直都坚持托洛茨基的上述观点，直到晚年，从未改变。{2}在８０年代中期提出这一看法，虽然在今天看来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在当时，无论对于鲁迅研究还是对于托氏研究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要知道苏联对左派反对派的平反是在８０年代末才开始的，而在中国这可能仍然是鲁迅和托洛茨基文学思想联系上“讳莫如深的禁区”。
９０年代以后，鲁迅与托氏关系研究比较重要的成果要数张直心在１９９７年出版的《比较视野中的鲁迅文艺思想》（云南大学出版社）一书，该著整整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三章的内容来论述鲁迅与苏俄文论的关系。该著从接受的角度论证了鲁迅接受苏俄文艺思想的必然性和有异于其他接受者的独特性。关于托洛茨基对鲁迅的影响，作者指出，认为鲁迅只在20年代中期受过托氏一定的影响，而到20年代末便彻底清除了，是错误的观点。而之所以是错误的，就在于它主观地认定托洛茨基对鲁迅的影响只有消极的一面，而实际上却远非如此。“鲁迅移花接木——将托洛茨基局部理论的鲜活嫁接到‘拉普’无产阶级文学观的枝干上，更用自己含情带血的体验滋润着口号中主观意念先在的僵硬，竭力使无产阶级文学的树扎根于审美深层，由灰色变得郁郁葱葱”③。作者这种深入细致的剖析，将那种简单化的、教条主义的、不顾客观事实也不认真钻研问题的“彻底清除”说“彻底”粉碎了。
其实鲁迅的“移花接木”并非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实际上在托氏与“拉普”之间，鲁迅有着自己难以祛除的纠结，这在张直心１９９４年撰写的文章《拥抱两极——鲁迅与托洛茨基、“拉普”文艺思想》一文中有着比较透彻的论述。文章认为：“如果说，托洛茨基对无产阶级文学的思考更多地偏重于它的严格的文学意义，那么，‘拉普’则毫不隐讳，所以高扬无产阶级文学这一旗帜，并非着眼于文学意义，而是着眼于它的政治意义。”鲁迅前期显然是赞成托氏的，然而，后来却倾向于“拉普”主张了，然而，“即便在鲁迅摈弃托洛茨基无产阶级文学取消论后，托洛茨基的文艺思想尤其是其中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的思考仍然对鲁迅产生着不可低估的积极影响”。而问题的关键还在于，鲁迅对“拉普”所强调的主观能动性仅仅局限于政治理念层面、在于丧失创作主体意识这一点上有所不满，那么接下来，“就在主观意识急待深入审美层面之际，一度在能动地发起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推动无产阶级政治革命这一点上交会的鲁迅与‘拉普’终于离异了”。这些让我们看到了鲁迅交替偏侧于各执口号一端的托洛茨基与“拉普”两极的轨迹。由此，我们可以从另一角度窥视托氏对于鲁迅的深刻影响，窥见在托氏的艺术思想与“拉普”的无产阶级文学需要之间，鲁迅心中所产生的那种矛盾与纠缠，这种矛盾与纠缠在中国２０世纪文学的发展历史上，似乎并非个案。当然，也正如张直心所指出的，“一定意义上，恰恰是鲁迅理论的内在矛盾与那种勉为其难地拥抱两极的努力，显示了鲁迅文艺思想的丰富性与深刻性”{1}。因此，在研究鲁迅与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托洛茨基等苏俄理论家文艺思想的深刻联系时，他不仅关注彼此间的契合，更侧重于论述鲁迅的“对抗”，以期发现鲁迅接受过程中的创造性转换以及他在探讨文艺与政治、主观与客观的关系、新的艺术方法时的独立识见。{2}关于鲁迅在托氏与“拉普”之间难以取舍的矛盾，王克勇在《由叶赛宁之死看鲁迅对革命文学的态度》一文中也有所提及。作者认为：“关于革命与文学的思考，贯穿了鲁迅的后半生，他时而以革命为本位，时而以文学为本位，思考呈现出复杂的状态。”“鲁迅认为自己就像叶赛宁一样并不是新时代的弄潮者，他属于旧的时代，在革命中扮演的就是叶赛宁式的悲喜剧角色，自己的生命价值就在于以悲剧之结束昭示革命时代的到来。”③
在研究鲁迅与托氏影响的文章中，日本学者长堀佑造的文章也值得重视。１９９６年长堀佑造在《试论鲁迅托洛茨基观的转变——鲁迅与瞿秋白》一文，以鲁迅与瞿秋白的交往为焦点，推论出鲁迅托洛茨基观转变的经过。在作者看来，鲁迅是通过与瞿秋白交往才开始转变他的托洛茨基观的。但作者同时认为，鲁迅在晚年，对于托派持有些许否定的态度，其否定的程度既不是冯雪峰所写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按：今通作托洛茨基）那样与斯大林主义毫无二致，也不是把托洛茨基或是托派看作“叛徒”、“特务”{4}。新世纪以后，长堀佑造又发表多篇文章，探讨鲁迅与托氏的关系。在《鲁迅“革命人”的提出——鲁迅接受托洛茨基文艺理论之一》中，作者详细论证了鲁迅革命文学论的关键词“革命人”的提出及其用词本身的依据是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一书。作者还认为：“鲁迅在《革命时代的文学》等作品中，其实际的理论框架援引了托洛茨基文艺理论的核心部分。其他作品中也轻易可见托洛茨基的影响，有的地方不借助托洛茨基的东西甚至很难理解。”{5}长堀佑造还在另一篇文章《鲁迅的陈独秀观与陈独秀的鲁迅观》中进一步通过对鲁迅与陈独秀关系的研究，从间接方面肯定了鲁迅与托氏的影响关系，及其对托氏的立场与态度。“鲁迅的托洛茨基观并没有从肯定走到全面否定，只是部分地对其加以否定。《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曾给世人以鲁迅是最全面否定托派的印象，然而，《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并非出自鲁迅之手。正是因为鲁迅对于托派的批判程度只是止于那种程度，所以，陈独秀变成托派后，鲁迅并没有对于陈独秀的人格加以否定”⑥。
我们已经知道，在托洛茨基被斯大林从俄共除名（１９２７年１１月）、流亡国外（１９２９年１月）之后的一段时间，鲁迅仍对其保持了肯定乃至中立的态度。然而，１９３２年１０月以后，托洛茨基的名字便从鲁迅的著作中消失了。１９３６年７月，鲁迅发表了一篇作为与托氏彻底决裂的书信——《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成为痛打中国托派的宣言。作为鲁迅与托氏决裂的文字凭证，人们对这封信的观点深信不疑，以至此后在鲁迅的著作中，很多与托氏有关的东西都被有意地删去了。然而，事实又是怎样的呢？
《新文学史料》第二辑（１９７９年２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刊登了冯雪峰《有关１９３６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一文，冯雪峰在其中证言，《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是他代替病床上的鲁迅写的，鲁迅在信发表后才过目，表示同意的。澄清这一问题意义重大，以往我们认为决定着鲁迅托洛茨基观的这封公开信，实际上根本不能说是鲁迅的作品，并不像以往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由鲁迅口述、冯雪峰直接记录的。{1}１９９３年刊载于《新文学史料》第１期由胡风写的《鲁迅先生》一文也清楚地表明该信不是出自鲁迅的手笔。２００９年周楠本更是借助胡风的文章，在《这两篇文章不应再算作鲁迅的作品》一文中认为，《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这两篇文章不应再视为鲁迅的作品而被编入《鲁迅全集》。理由是：这两篇文章都是冯雪峰用鲁迅的名义所写，而事后鲁迅并没有认可它们；代笔者所谓“先生口授，Ｏ．Ｖ．笔写”及“Ｏ．Ｖ．笔录”是不属实的。文章认为：“冯雪峰既为鲁迅代笔却未能顾及鲁迅的为人，也未能够把握好鲁迅的思想和文风。”{2}周楠本的文章还引用托派元老郑超麟的话说明这一点：“在冯雪峰代拟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用辱骂代替战斗，用‘日圆说’代替‘卢布说’，这二方面，鲁迅本人实在不能负责。”③由这些材料可知，在处理鲁迅与托氏关系上，今天学界的态度应该是非常明确的，其历史事实也是比较清楚的。
“同路人”文学问题，是托氏最早提出来的，鲁迅与“同路人”文学的关系与托氏是无法分开的。所谓“同路人”文学，首先是一个政治上的概念。托洛茨基认为，当时的苏联文学界，除“非十月革命文学”（即旧俄地主资本家的文学）外，还有一种由十月革命产生的文学，但它也不是革命的文学，而是介于死亡的资产阶级文学与新文学之间的一种“过渡性文学”，也就是“同路人”文学。皮利尼亚克、弗·伊万诺夫、叶赛宁和意象派小组、尼·吉洪诺夫和“谢拉皮翁兄弟”以及勃洛克、克留耶夫等都被列为“同路人”作家，这些作家“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艺术家，而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同路人”。当时的苏联文学，在托洛茨基看来主要就是“同路人”文学，因为非十月革命文学已经死亡，而革命之学又还没有诞生。关于“同路人”的问题，在１９２３－１９２５年，苏联无产阶级文学内部曾经发生了一场以文学的社会使命与对待文学遗产的态度问题为中心的大争论。苏联对待“同路人”作家的态度，在１９２８年左右分别由冯雪峰和鲁迅自日文翻译成中文。有学者认为，鲁迅翻译的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一书中的《亚历山大·勃洛克》一节是最早向中国输入“同路人”问题的开始。{4}“同路人”文学及其相关研究在中国２０年代是一个热点，新时期之后，也得到了人们的关注。吕进在研究中认为，鲁迅是从建立无产阶级文学的同盟军这一高度来看待“同路人”文学的。鲁迅认为，“同路人”之所以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同盟军，主要由他们的基本政治态度、他们作品的艺术倾向，以及早期无产阶级文学的状况所决定的。当然，鲁迅在肯定“同路人”文学的同时，也指出“同路人”作家的不足，强调“同路人”改造世界观的极端重要性。鲁迅开始较为集中地译、评“同路人”文学是在1928年，这与当时中国文坛上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之争有关，鲁迅是在为“估量中国的新文艺”寻求经验，为批评当时中国某些作家的“左”派幼稚病寻求武器。{5}
学界最早肯定鲁迅接受托氏“同路人”理论的学者陈胜长，曾在分析鲁迅与托氏关系的基础上，坚持把将鲁迅归入“同路人”行列，⑥日本学者长堀佑造也是坚持把鲁迅当作“同路人”理论的接受者的。{7}持大致相同观点的，还有李春林的《理智审视同感情拥抱的合与离——对鲁迅与前苏联文学关系的理解》、廖四平的《托洛茨基与鲁迅》等文章。如李春林认为，在理智层面上，鲁迅认为前苏联文学为建立中国无产阶级文学所必需；在感情层面上，鲁迅对“同路人”文学的艺术性情有独钟，尽管对其思想倾向亦不乏批评。{8}廖四平也认为，托洛茨基的文艺思想对鲁迅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二三十年代鲁迅的“革命文学”观和“‘同路人’文学”观的形成过程中。{1}当然，也有学者对此持不同的意见，赵■就在文章中对陈胜长和长堀佑造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并进行了辨析。{2}方维保曾在文章中认为：“鲁迅等中国左翼文艺家对托洛茨基的接受，一开始就是把他作为当时的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学理论的一部分来看待的，而且后来始终如此。”这样，实际上托洛茨基关于文学与革命的关系的理论，影响了鲁迅为首的一部分左翼作家及其在左翼运动中采取的姿态；他的“同路人”理论成为鲁迅等人对抗和修正“左联”初期关门主义倾向的话语策略；他的关于革命语境中艺术独特性的论述被以鲁迅为代表的若干左翼理论家认同；在左翼文学中引起共鸣或反对的还有他的对无产阶级文艺的取消主义态度。③
当然托氏对中国作家的影响并不限于鲁迅一人，国内学者比较多的关注的还有他对蒋光慈的影响，这种影响同样与他的“同路人”文学思想相关。齐晓红依据史料，通过研究发现，学界将鲁迅翻译的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一书中的《亚历山大·勃洛克》一节作为最早向中国输入“同路人”问题是不对的。实际上，早在１９２６年４月，蒋光慈就在《创造月刊》上专门发表《十月革命与俄罗斯文学》，介绍了一些“同路人”（蒋光慈将之译为“同伴者”）作家，后来他将对这些作家的论述编成了《俄罗斯文学》一书，１９２７年由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出版。这样就比鲁迅在１９２６年７月２１日对《文学与革命》一书中的《亚历山大·勃洛克》的译介还要早两个多月，而比李霁野和韦素园的《文学与革命》译本（１９２８年２月初版）几乎早了两年。{4}张广海也在文章中指出，蒋光慈在１９２０年代中期的文章已多处褒扬托洛茨基，对其文艺理论也多有征引。蒋光慈所编著的《俄罗斯文学》一书，在结构设置上很显明地也是对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的模仿，蒋著几乎原样照抄了托氏对“同路人”的长篇定义。当然，文章也指出“蒋光慈也没有认同托氏对‘同路人’评价的内在逻辑”。{5}关于托氏对蒋光慈的这一影响，吴述桥也在《文学家在革命中的位置——蒋光慈与托洛茨基文学思想》一文中给予了论述。⑥
托氏对中国文学界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方维保指出：“托洛茨基作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马克思主义的一翼，影响了中国左翼文艺家和思想家，虽然它在３０年代以后的岁月中，在正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那里是非法的，但它的流传始终没有中断过，以至５０年代有关人性和人道主义、有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的论争，依然和其理论有着同样的逻辑起点。”{7}然而，从现实情况来看，由于过去的有意回避，史料的散佚，以及中国革命文学接受苏俄及日本等多家文学理论的混杂状态，要从中剥离出托洛茨基的全部影响并非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情。本文以上所进行的个案说明旨在抛砖引玉，以期引起学界对托氏研究的重视，期待有更多新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
【责任编辑付国锋】
关键词：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鲁迅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是俄国与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之一，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左翼领袖，工农红军、第三国际和第四国际的主要缔造者，以对古典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和“世界革命”的独创性发展闻名于世。托洛茨基对文学理论有很高的造诣，他关于文艺问题的许多论述，独特而富有创见，许多思想令人耳目一新。其著作《文学与革命》甚至影响了整整一代的国际左翼知识分子，中国的陈独秀、鲁迅、胡风、王实味等人都受到了他的影响。只可惜，由于政治原因，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在建国后长期没有得到重视。
一、《文学与革命》的影响与研究
１９２２年起，托氏利用两年的休假时间，写出了一组文艺问题文章，１９２３年，《文学与革命》初版，由“当代文学”和“前夜”两组文章组成：前一组文章论述当时苏联文学的现状，后一组文章则主要是关于上世纪初俄国现代派文学的几篇述评，以及谈论西方艺术文化以及俄国现代派文学与西方文化精神上的联系。１９２４年出第二版时，作者增收了其在１９２４年５月９日俄共中央关于文学问题讨论会上的讲话。该书出版后，在苏联文艺界引起极大反响。该著虽然在我国二三十年代就曾有过两个译本，但都不是全译本，直到１９９２年才由刘文飞、王景生、张捷三人从俄文重新翻译了他的全本，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二三十年代，《文学与革命》曾对当时我国文艺界的文学论争产生了很大影响，后来随着托氏政治命运的变化，它的影响便淡出了人们的视线，６０年代“灰皮书”{1}中，《文学与革命》位列其中，但基本上没有产生任何影响。新时期之后，《文学与革命》才重新受到了学界的关注。然而，对《文学与革命》中文艺思想的探讨仍然是贬多褒少。如李辉凡认为，《文学与革命》的基本命题之一“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不可能也不必要建立无产阶级文艺”这一理论的错误乃至反动的性质，已由历史做出了判定。他认为，托洛茨基把无产阶级文学（文化）同社会主义文学（文化）对立起来的做法、否定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有无产阶级文化存在的论点都是极其荒谬的；托洛茨基所断言的唯有“旁观者”即同路人，更能反映革命的论调同样显得荒诞无稽。托洛茨基的这套文学主张完全是反列宁主义的。{1}８０年代末，尤其是进入９０年代后，伴随着我国的思想解放运动以及苏联对左派反对派的开始平反，学界对托氏及其《文学与革命》的看法才有了真正的改变。
１９８９年周忠厚撰文认为，托洛茨基的文艺思想是一个回避不了和不容忽视的问题。实事求是地研究他的文艺思想，才能填补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空白，才能接受托洛茨基于今天有益的遗产，才能有助于克服苏联和我国文艺界长期“左”的错误，才能有助于总结历史经验，推进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荣。周文认为：“在二十年代，从总体上说，托洛茨基的文艺思想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在批判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文艺思想的斗争中，托洛茨基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托洛茨基的文艺思想，对于苏联社会主义文学和艺术的发展是起到了良好作用的。”{2}周忠厚对托氏的肯定，在当时情况下，还是比较大胆的，表现出了很强的学术敏锐性与判断力。
１９９２年新译《文学与革命》出版后，同样是李辉凡在谈及《文学与革命》时，态度与用语上也都有了很大的改变，在评价上也要客观得多。文章围绕托氏的一些基本思想做了分析评述。在这些评述中，作者所表现出的客观与肯定是显而易见的，如文章认为：“托洛茨基常常以一个激烈的政治家的面目出现，但有时又像一个内行的文艺批评家，对某些文艺现象能说出很中肯的话，不但谈思想倾向，而且谈艺术分析。”“托洛茨基对形式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的分析和评价也是有见地的。”“托洛茨基这本书在苏联文学界乃至史学界无疑有着重要的影响。”③当然，该文也对托洛茨基文艺观点中的“庸俗社会学观点”和“纯政治功利主义的性质”，以及他的观点存在的矛盾等给予了分析。与李辉凡的相对保守的看法不同，有学者认为，《文学与革命》一书是“马克思主义的”，而之所以这样认为是根据书中所体现出的美学观念，所运用的分析、批评方法以及所提出的一系列原则和判断标准。在作者看来，首先，此书用唯物史观看待整个文学的发展，认为文学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其起源、繁荣、发展以至衰落，都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其次，它强调文学与现实不可分割的联系，认为文学应该，而且必须是人类生活的反映；最后，它提出了文学的阶级标准，明确了文学服务于社会、服务于民众的功利性。文章还对托洛茨基心目中的文艺政策所包含的具体内容进行了论述，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托氏的文艺思想观，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4}应该说，９０年代以后直到新世纪以来，大多数学者都能够比较客观辩证地评价托氏及其文艺理论，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李莉的《托洛茨基的文艺观》（《鲁迅研究月刊》，２００４年第５期）、黄力之的《列宁无产阶级文化理论探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５期）、郑异凡《托洛茨基持无产阶级文化派观点吗——兼与蓝英年先生商榷》（《探索与争鸣》，２０１１年第１１期）等文章中窥其一斑。如黄力之就认为：“托洛茨基消灭阶级的愿望与马克思主义是一致的，但是，他试图一步从资产阶级的阶级社会进入无阶级的社会，从而认为无产阶级文化本来就是不必要存在的，这只能认为是乌托邦的东西。”{5}郑异凡也在文章中针对蓝英年、朱正“托洛茨基所持的就是无产阶级文化派的观点，一切文化从无产阶级开始”的说法予以分析澄清，认为托洛茨基不是无产阶级文化派，他并不排斥传统文化，“他所主张的文化政策，今天看来也还有可取之处”⑥。
除以上文章外，对托氏文艺思想进行深入研究，值得一提的还有邱运华的《问题与主义：托洛茨基的文化理论研究》、冯宪光的《托洛茨基的政治学文艺思想》、王蓉的《托洛茨基文艺思想研究》、孙国林的《重新研究和评价托洛茨基的文艺思想》等。邱运华在文章中对周忠厚《托洛茨基的文艺思想》和李辉凡《托洛茨基取消主义文学主张》中的观点进行分析，认为：首先，在托洛茨基的“文化理论”和“无产阶级文化”学说里面，还存在着合理的内核，不能作简单的否定；其次，托洛茨基的错误在于机械地和形而上学地理解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因而，在文化问题上，也就出现了简单化的倾向；再次，托洛茨基本人对现实工作中的无产阶级文化建设是持肯定态度的；最后，托洛茨基关于文化理论和无产阶级文化的学说，作为苏维埃政权的领导者的实践体验和总结，对于２０世纪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建设，具有重大的参照价值。“托洛茨基在政治革命之初意识到文化建设的相对独立性，提醒注意文化和文艺建设自身的规律性，并把‘文化’和‘无产阶级文化’概念作为整个革命的一个独立的问题提出来，我以为，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的历史上，还具有很大的思想价值”{1}。作者将托氏放在文化研究的谱系中来探讨他的无产阶级文化理论的价值与意义是值得肯定的。冯宪光也在文章中认为，托洛茨基是唯一出版过文论专著的苏联早期党和国家领导人，他的政治学文论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共产党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时，管理文艺所面临的问题和所作的一些思考。作者认为：“他的政治学文论，在２０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仍然有着突出地位，研究他的文学理论，对于总结百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吸取某些经验和教训，仍然是有益的。”{2}孙国林的文章将托洛茨基的文艺思想分六个方面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梳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问题，关于新文化、新文艺问题，关于联共（布）对文艺的领导问题，关于文艺的特殊性问题，关于继承文化遗产问题，关于艺术家与阶级、群众的关系问题。在评价上也比较客观，认为“从总体上看，他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③。
由以上内容可以看到，实际上从８０年代末一直到本世纪以来，从１９８９年周忠厚的文章到２０１１年郑异凡、黄力之等人的文章，人们对托氏文艺思想的整个看法并没有发生更大的变化，这一状况表明，我国在托氏文艺思想研究方面还需要加强，需要深入。
二、托洛茨基对鲁迅等人文艺思想的影响研究
鲁迅与托氏文艺思想的渊源关系，是国内学者托氏研究的一个热点，这不仅因为鲁迅一直是我国文艺界关注的重点人物之一，而且也因为鲁迅文艺观与托氏文艺思想有着似合似离、又矛盾又一致的复杂关系。从另一个角度讲，弄不清鲁迅与托氏的关系，实际上也就很难真正理解鲁迅。新时期之后，许怀中在其《鲁迅与文艺思潮流派》（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６月出版）一书中，在谈到日本、苏俄、欧洲的某些重要文艺流派对鲁迅和中国现代文艺思潮的影响时，就提到了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托洛茨基等人。
鲁迅与托氏的缘分是多方面的，“五四”之后，鲁迅大量接触马列主义文艺思想，其中既包括前苏联的一系列文艺方针和政策，也包括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卢那察尔斯基等的文艺思想。有学者认为，《文学与革命》是他得到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专著，而且在购入该书的第二年即１９２６年，他就亲自翻译了该书的第三章《亚历山大·勃洛克》，并把它作为勃洛克的长篇叙事诗《十二个》（未名丛刊之一）的《序言》，同时在该诗集《后记》中，称托洛茨基是“深解文艺的批评者”{4}。之后，鲁迅不止一次谈到托洛茨基，言词大都是褒义的。在托洛茨基被斯大林从俄共除名（１９２７年１１月）、流亡国外（１９２９年１月）之后的一段时间，鲁迅仍对其保持了肯定乃至中立的态度。１９３０年，鲁迅在他著名文章《“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中，仍把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和卢那察尔斯基、普列汉诺夫的书相提并论，仍然把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看作是苏联无产阶级文学理论著作。鲁迅不只译介了托洛茨基的部分文学论著，而且还从托洛茨基的文学思想中吸取了不少有益的见解，将之融化在自己的文学主张中，以丰富自己的文学思想。刘庆福先生认为，鲁迅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受到托氏的影响：一是关于“同路人”文学问题，鲁迅自己曾花费相当大的力量译介苏联“同路人”作家的作品，并在有关的前言后记及其它文章中，对他们的思想和作品做了许多精辟的分析，大大丰富发展了托洛茨基首先提出的、苏联许多理论家所阐发过的“同路人”的理论，充实了中国无产阶级的文学理论，指导了中国革命文学的发展；二是关于文学和革命的关系问题，１９２６年４月８日，鲁迅在黄埔军官学校发表的题为《革命时代的文学》的著名演讲，既包括他自身斗争经验的总结，也有他受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观影响的结果{1}；三是关于什么是革命文学的问题，托洛茨基的意见很明确，看艺术作品是否是革命艺术，关键不在作品的题材，不在作品是否写了革命斗争、革命人物、革命事件，而在于作品是否有革命的思想意识。鲁迅在论述革命文学，阐述文学作品思想和题材关系的时候，一直都坚持托洛茨基的上述观点，直到晚年，从未改变。{2}在８０年代中期提出这一看法，虽然在今天看来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在当时，无论对于鲁迅研究还是对于托氏研究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要知道苏联对左派反对派的平反是在８０年代末才开始的，而在中国这可能仍然是鲁迅和托洛茨基文学思想联系上“讳莫如深的禁区”。
９０年代以后，鲁迅与托氏关系研究比较重要的成果要数张直心在１９９７年出版的《比较视野中的鲁迅文艺思想》（云南大学出版社）一书，该著整整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三章的内容来论述鲁迅与苏俄文论的关系。该著从接受的角度论证了鲁迅接受苏俄文艺思想的必然性和有异于其他接受者的独特性。关于托洛茨基对鲁迅的影响，作者指出，认为鲁迅只在20年代中期受过托氏一定的影响，而到20年代末便彻底清除了，是错误的观点。而之所以是错误的，就在于它主观地认定托洛茨基对鲁迅的影响只有消极的一面，而实际上却远非如此。“鲁迅移花接木——将托洛茨基局部理论的鲜活嫁接到‘拉普’无产阶级文学观的枝干上，更用自己含情带血的体验滋润着口号中主观意念先在的僵硬，竭力使无产阶级文学的树扎根于审美深层，由灰色变得郁郁葱葱”③。作者这种深入细致的剖析，将那种简单化的、教条主义的、不顾客观事实也不认真钻研问题的“彻底清除”说“彻底”粉碎了。
其实鲁迅的“移花接木”并非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实际上在托氏与“拉普”之间，鲁迅有着自己难以祛除的纠结，这在张直心１９９４年撰写的文章《拥抱两极——鲁迅与托洛茨基、“拉普”文艺思想》一文中有着比较透彻的论述。文章认为：“如果说，托洛茨基对无产阶级文学的思考更多地偏重于它的严格的文学意义，那么，‘拉普’则毫不隐讳，所以高扬无产阶级文学这一旗帜，并非着眼于文学意义，而是着眼于它的政治意义。”鲁迅前期显然是赞成托氏的，然而，后来却倾向于“拉普”主张了，然而，“即便在鲁迅摈弃托洛茨基无产阶级文学取消论后，托洛茨基的文艺思想尤其是其中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的思考仍然对鲁迅产生着不可低估的积极影响”。而问题的关键还在于，鲁迅对“拉普”所强调的主观能动性仅仅局限于政治理念层面、在于丧失创作主体意识这一点上有所不满，那么接下来，“就在主观意识急待深入审美层面之际，一度在能动地发起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推动无产阶级政治革命这一点上交会的鲁迅与‘拉普’终于离异了”。这些让我们看到了鲁迅交替偏侧于各执口号一端的托洛茨基与“拉普”两极的轨迹。由此，我们可以从另一角度窥视托氏对于鲁迅的深刻影响，窥见在托氏的艺术思想与“拉普”的无产阶级文学需要之间，鲁迅心中所产生的那种矛盾与纠缠，这种矛盾与纠缠在中国２０世纪文学的发展历史上，似乎并非个案。当然，也正如张直心所指出的，“一定意义上，恰恰是鲁迅理论的内在矛盾与那种勉为其难地拥抱两极的努力，显示了鲁迅文艺思想的丰富性与深刻性”{1}。因此，在研究鲁迅与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托洛茨基等苏俄理论家文艺思想的深刻联系时，他不仅关注彼此间的契合，更侧重于论述鲁迅的“对抗”，以期发现鲁迅接受过程中的创造性转换以及他在探讨文艺与政治、主观与客观的关系、新的艺术方法时的独立识见。{2}关于鲁迅在托氏与“拉普”之间难以取舍的矛盾，王克勇在《由叶赛宁之死看鲁迅对革命文学的态度》一文中也有所提及。作者认为：“关于革命与文学的思考，贯穿了鲁迅的后半生，他时而以革命为本位，时而以文学为本位，思考呈现出复杂的状态。”“鲁迅认为自己就像叶赛宁一样并不是新时代的弄潮者，他属于旧的时代，在革命中扮演的就是叶赛宁式的悲喜剧角色，自己的生命价值就在于以悲剧之结束昭示革命时代的到来。”③
在研究鲁迅与托氏影响的文章中，日本学者长堀佑造的文章也值得重视。１９９６年长堀佑造在《试论鲁迅托洛茨基观的转变——鲁迅与瞿秋白》一文，以鲁迅与瞿秋白的交往为焦点，推论出鲁迅托洛茨基观转变的经过。在作者看来，鲁迅是通过与瞿秋白交往才开始转变他的托洛茨基观的。但作者同时认为，鲁迅在晚年，对于托派持有些许否定的态度，其否定的程度既不是冯雪峰所写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按：今通作托洛茨基）那样与斯大林主义毫无二致，也不是把托洛茨基或是托派看作“叛徒”、“特务”{4}。新世纪以后，长堀佑造又发表多篇文章，探讨鲁迅与托氏的关系。在《鲁迅“革命人”的提出——鲁迅接受托洛茨基文艺理论之一》中，作者详细论证了鲁迅革命文学论的关键词“革命人”的提出及其用词本身的依据是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一书。作者还认为：“鲁迅在《革命时代的文学》等作品中，其实际的理论框架援引了托洛茨基文艺理论的核心部分。其他作品中也轻易可见托洛茨基的影响，有的地方不借助托洛茨基的东西甚至很难理解。”{5}长堀佑造还在另一篇文章《鲁迅的陈独秀观与陈独秀的鲁迅观》中进一步通过对鲁迅与陈独秀关系的研究，从间接方面肯定了鲁迅与托氏的影响关系，及其对托氏的立场与态度。“鲁迅的托洛茨基观并没有从肯定走到全面否定，只是部分地对其加以否定。《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曾给世人以鲁迅是最全面否定托派的印象，然而，《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并非出自鲁迅之手。正是因为鲁迅对于托派的批判程度只是止于那种程度，所以，陈独秀变成托派后，鲁迅并没有对于陈独秀的人格加以否定”⑥。
我们已经知道，在托洛茨基被斯大林从俄共除名（１９２７年１１月）、流亡国外（１９２９年１月）之后的一段时间，鲁迅仍对其保持了肯定乃至中立的态度。然而，１９３２年１０月以后，托洛茨基的名字便从鲁迅的著作中消失了。１９３６年７月，鲁迅发表了一篇作为与托氏彻底决裂的书信——《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成为痛打中国托派的宣言。作为鲁迅与托氏决裂的文字凭证，人们对这封信的观点深信不疑，以至此后在鲁迅的著作中，很多与托氏有关的东西都被有意地删去了。然而，事实又是怎样的呢？
《新文学史料》第二辑（１９７９年２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刊登了冯雪峰《有关１９３６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一文，冯雪峰在其中证言，《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是他代替病床上的鲁迅写的，鲁迅在信发表后才过目，表示同意的。澄清这一问题意义重大，以往我们认为决定着鲁迅托洛茨基观的这封公开信，实际上根本不能说是鲁迅的作品，并不像以往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由鲁迅口述、冯雪峰直接记录的。{1}１９９３年刊载于《新文学史料》第１期由胡风写的《鲁迅先生》一文也清楚地表明该信不是出自鲁迅的手笔。２００９年周楠本更是借助胡风的文章，在《这两篇文章不应再算作鲁迅的作品》一文中认为，《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这两篇文章不应再视为鲁迅的作品而被编入《鲁迅全集》。理由是：这两篇文章都是冯雪峰用鲁迅的名义所写，而事后鲁迅并没有认可它们；代笔者所谓“先生口授，Ｏ．Ｖ．笔写”及“Ｏ．Ｖ．笔录”是不属实的。文章认为：“冯雪峰既为鲁迅代笔却未能顾及鲁迅的为人，也未能够把握好鲁迅的思想和文风。”{2}周楠本的文章还引用托派元老郑超麟的话说明这一点：“在冯雪峰代拟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用辱骂代替战斗，用‘日圆说’代替‘卢布说’，这二方面，鲁迅本人实在不能负责。”③由这些材料可知，在处理鲁迅与托氏关系上，今天学界的态度应该是非常明确的，其历史事实也是比较清楚的。
“同路人”文学问题，是托氏最早提出来的，鲁迅与“同路人”文学的关系与托氏是无法分开的。所谓“同路人”文学，首先是一个政治上的概念。托洛茨基认为，当时的苏联文学界，除“非十月革命文学”（即旧俄地主资本家的文学）外，还有一种由十月革命产生的文学，但它也不是革命的文学，而是介于死亡的资产阶级文学与新文学之间的一种“过渡性文学”，也就是“同路人”文学。皮利尼亚克、弗·伊万诺夫、叶赛宁和意象派小组、尼·吉洪诺夫和“谢拉皮翁兄弟”以及勃洛克、克留耶夫等都被列为“同路人”作家，这些作家“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艺术家，而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同路人”。当时的苏联文学，在托洛茨基看来主要就是“同路人”文学，因为非十月革命文学已经死亡，而革命之学又还没有诞生。关于“同路人”的问题，在１９２３－１９２５年，苏联无产阶级文学内部曾经发生了一场以文学的社会使命与对待文学遗产的态度问题为中心的大争论。苏联对待“同路人”作家的态度，在１９２８年左右分别由冯雪峰和鲁迅自日文翻译成中文。有学者认为，鲁迅翻译的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一书中的《亚历山大·勃洛克》一节是最早向中国输入“同路人”问题的开始。{4}“同路人”文学及其相关研究在中国２０年代是一个热点，新时期之后，也得到了人们的关注。吕进在研究中认为，鲁迅是从建立无产阶级文学的同盟军这一高度来看待“同路人”文学的。鲁迅认为，“同路人”之所以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同盟军，主要由他们的基本政治态度、他们作品的艺术倾向，以及早期无产阶级文学的状况所决定的。当然，鲁迅在肯定“同路人”文学的同时，也指出“同路人”作家的不足，强调“同路人”改造世界观的极端重要性。鲁迅开始较为集中地译、评“同路人”文学是在1928年，这与当时中国文坛上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之争有关，鲁迅是在为“估量中国的新文艺”寻求经验，为批评当时中国某些作家的“左”派幼稚病寻求武器。{5}
学界最早肯定鲁迅接受托氏“同路人”理论的学者陈胜长，曾在分析鲁迅与托氏关系的基础上，坚持把将鲁迅归入“同路人”行列，⑥日本学者长堀佑造也是坚持把鲁迅当作“同路人”理论的接受者的。{7}持大致相同观点的，还有李春林的《理智审视同感情拥抱的合与离——对鲁迅与前苏联文学关系的理解》、廖四平的《托洛茨基与鲁迅》等文章。如李春林认为，在理智层面上，鲁迅认为前苏联文学为建立中国无产阶级文学所必需；在感情层面上，鲁迅对“同路人”文学的艺术性情有独钟，尽管对其思想倾向亦不乏批评。{8}廖四平也认为，托洛茨基的文艺思想对鲁迅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二三十年代鲁迅的“革命文学”观和“‘同路人’文学”观的形成过程中。{1}当然，也有学者对此持不同的意见，赵■就在文章中对陈胜长和长堀佑造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并进行了辨析。{2}方维保曾在文章中认为：“鲁迅等中国左翼文艺家对托洛茨基的接受，一开始就是把他作为当时的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学理论的一部分来看待的，而且后来始终如此。”这样，实际上托洛茨基关于文学与革命的关系的理论，影响了鲁迅为首的一部分左翼作家及其在左翼运动中采取的姿态；他的“同路人”理论成为鲁迅等人对抗和修正“左联”初期关门主义倾向的话语策略；他的关于革命语境中艺术独特性的论述被以鲁迅为代表的若干左翼理论家认同；在左翼文学中引起共鸣或反对的还有他的对无产阶级文艺的取消主义态度。③
当然托氏对中国作家的影响并不限于鲁迅一人，国内学者比较多的关注的还有他对蒋光慈的影响，这种影响同样与他的“同路人”文学思想相关。齐晓红依据史料，通过研究发现，学界将鲁迅翻译的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一书中的《亚历山大·勃洛克》一节作为最早向中国输入“同路人”问题是不对的。实际上，早在１９２６年４月，蒋光慈就在《创造月刊》上专门发表《十月革命与俄罗斯文学》，介绍了一些“同路人”（蒋光慈将之译为“同伴者”）作家，后来他将对这些作家的论述编成了《俄罗斯文学》一书，１９２７年由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出版。这样就比鲁迅在１９２６年７月２１日对《文学与革命》一书中的《亚历山大·勃洛克》的译介还要早两个多月，而比李霁野和韦素园的《文学与革命》译本（１９２８年２月初版）几乎早了两年。{4}张广海也在文章中指出，蒋光慈在１９２０年代中期的文章已多处褒扬托洛茨基，对其文艺理论也多有征引。蒋光慈所编著的《俄罗斯文学》一书，在结构设置上很显明地也是对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的模仿，蒋著几乎原样照抄了托氏对“同路人”的长篇定义。当然，文章也指出“蒋光慈也没有认同托氏对‘同路人’评价的内在逻辑”。{5}关于托氏对蒋光慈的这一影响，吴述桥也在《文学家在革命中的位置——蒋光慈与托洛茨基文学思想》一文中给予了论述。⑥
托氏对中国文学界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方维保指出：“托洛茨基作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马克思主义的一翼，影响了中国左翼文艺家和思想家，虽然它在３０年代以后的岁月中，在正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那里是非法的，但它的流传始终没有中断过，以至５０年代有关人性和人道主义、有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的论争，依然和其理论有着同样的逻辑起点。”{7}然而，从现实情况来看，由于过去的有意回避，史料的散佚，以及中国革命文学接受苏俄及日本等多家文学理论的混杂状态，要从中剥离出托洛茨基的全部影响并非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情。本文以上所进行的个案说明旨在抛砖引玉，以期引起学界对托氏研究的重视，期待有更多新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
【责任编辑付国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