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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莫高窟依然在原处，与时光做伴，与风沙为敌，静默中，那似乎是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抵抗。但在网络上，它再次复活了，以数字化的形式延伸着生命力。
一个流言在敦煌小城流传。出租车司机扭头告诉外地来的乘客：“快去看莫高窟吧！听说以后就不让进了。”
这让很多人感到忧虑。敦煌区域内，虽有月牙泉，但影响最大的肯定是莫高窟。这座城市与莫高窟关系密切，很多人直接或间接依靠它为生。
莫高窟的保护者却有更大忧虑。莫高窟太重要了，它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佛教艺术宝库，有人曾评价道：“看了敦煌莫高窟，就相当于看到了全世界的古代文明。”但这个文明从面世之始，就急速迈向死亡。莫高窟正在以“比古代快100倍的速度走向死亡”，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说，他们一直在寻找各种办法施以保护，但来自各方的压力和破坏，令这些努力收效甚微。好在，保护者又找到了新的办法，让这座注定要消亡的文化遗产获得了第二次重生机会——也许是永生。
2016年4月29日，距离莫高窟6500公里外，德国海德堡大学东亚艺术史研究所所长胡素馨早早赶到研究所。她推开办公室，打开电脑，输入网址，看到了重生后的莫高窟。这一天，她等了太久。
5月16日上午9点，讲解员带着25位游客进窟参观。在一个约8平米的小窟里，讲解员站在“西方净土变”壁画前向游客介绍画中建筑与人物服饰，游客们在壁画周围围成半个圈。突然，在一幅精美的壁面前面，讲解员把手电筒降到底部，由下而上照上去。光线滑过，刚才平滑精美的壁画突然显现无数横向裂痕，细细小小但异常突兀，宛若一个年轻人的脸庞，突然变老，布满褶皱。
“这属于壁画病害的一种。现在看的这个还不算严重。有的整块壁画都脱落了。”讲解员说。
1979年，莫高窟开放参观。3年后，敦煌开始建造机场。很快，莫高窟接待游客人次就超过了10万。胡素馨还记得，90年代去敦煌，天气热，“机场的柏油路会变得很黏，有时飞机的轮子会粘在跑道上，没法起飞。”
与距敦煌市中心仅5公里的月牙泉相比，莫高窟更像一座孤岛。从2015年开始，游客凭票统一在市区乘坐敦煌研究院的大巴前往景区参观，这也成了目前从市区到莫高窟的唯一路径，为维护秩序，敦煌市禁止计程车私拉游客，也没有公交途经景区。
胡素馨第一次拜访莫高窟是1987年，“那场景太疯狂了，我要照顾团里的一大帮人，自己看得都马马虎虎。”胡素馨回忆道。当年莫高窟接待的游客才10多万人次，到2015年，这个数字已经变成了110万，占敦煌市接待游客数量的六分之一——这还不包括那些被预约制度挡在莫高窟门外的游客。
2014年开始，莫高窟开始通过预约制限制人数，每日接待游客6000人次。看似不多，但已经远超莫高窟的接待上线。专家结合洞窟湿度温度变化测算，莫高窟的日游客承载量最高不得超过3000人次。大多数洞窟空间狭小而逼仄，即使在初夏，四壁和地面依然渗出一股凉气，在里面站上半天，脚底板都会冻得发疼。如果身边没有其他人，站在洞窟里，望着高耸的屋顶，四周蒙着灰尘的壁画雕塑，人们可能会感到时间静止，万物静默如谜。但壁画却能感受到时间的流逝和生命的消殒，一呼一吸间，洞中湿度就会改变，壁画的损伤也在肉眼看不到的地方发生了。
出于保护壁画的考虑，洞窟内不能使用太强烈的灯，通常胡素馨的设备就是一把手电。这些因素严重影响她测量壁画的准确性。为了证实古代画工技法的一个推测，她需要对15个洞窟中出现的劳度叉经变图进行大量测量。但站在梯子上，胡素馨一人只能测量图案的一部分，很多时候需要一位帮手站在壁画另一侧合作。但不管多么谨慎，手工测量误差较大，胡素馨又没有更先进的电子设备。这样一个人徒手测量，一天都未必能量完一面壁画，更别说还有一排排绘制在窟顶上的千佛图样。
如果能有高清图片，对她的研究将有很大的帮助。也是在这里胡素馨结识了已成为摄录部副主任的吴健。
吴健是1981年来到莫高窟工作的，因身体壮实被分到资料室做摄影师。1米85的吴健经常一手提着两面约60斤的镜子，一手抱着一台日本进口的骑士牌相机穿梭在洞窟间。由于部分高层洞窟的台阶还没修好，想进去需要再扛一个盗墓专用的蜈蚣梯。 研究院当时只有四台照相机，一台价格相当于一辆卡车钱，还是向上级单位报批申请的。每次拿着相机时，吴健都会心中默念：“小心啊，小心啊。”
除了上午，洞窟大部分时间光线暗淡，无法拍照，有时洞窟附近停电，吴健就将一个反光镜放在洞口，洞窟里再立一个镜子把阳光反射到需要拍摄的壁面。但经常是相机刚架好，要对焦距时，调好的光影又变了，需要再去移镜子，一天下来只拍到两三张能用作档案的照片。
除了照片外，樊锦诗和吴健等人还在给莫高窟录像。“敦煌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地震，80年代时，国家文物局专门拨了一笔经费，应付突发事件或自然灾害时的文物保护。”现在担任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所长的吴健回忆道，“我们那个时候就选择了录像的办法。”
但所有这些尝试都不理想。
敦煌研究院位于景区北侧的一排高大白杨树后，从莫高窟景区步行15分钟就可以到达。同历经千年的莫高窟一样，研究院的时光也仿佛处于静止状态。里面工作的人也多喜静，过着规律的生活。
住在市里的员工每天早上八点在敦煌宾馆门口坐班车上班，下午六点，伴着大漠孤烟、长河落日坐班车返回市区。这套时间表施行了很长时间。
和时间表一样不变的还有人。胡素馨多年之后回到莫高窟，一位邮递部的员工还认出了她。“这个地方很多人一工作就一辈子待在这里，他们什么事都记得，什么人都记得”，胡素馨回忆道，“有时人们会觉得敦煌是个小城镇，他们为敦煌人的身份感到骄傲。他们知道谁是谁，心里很清楚到底谁真的爱敦煌，想保护敦煌。”
“他们喜欢和那些还会继续合作的人长期共事。”胡素馨说，这是她1998年带着一个3D图像样品再访敦煌，提出合作时的一个基础，“我不可能一上来说‘嗨，咱们做个3D数字化项目吧’，那样没人会相信我。”
此时，敦煌研究院也在数字化方向尝试了很多年。据樊锦诗对媒体回忆，1983年她在北京开会，有人用电脑展示照片，那是她第一次看到电脑。当对方要关机时，她赶忙问：“关了里面的图不就没了吗？”对方解释说只要图像变成了数字就不会变了。这个想法点醒了樊锦诗，“把壁画变成数字，就不变了！”
莫高窟现存含壁画的彩塑的洞窟492个，壁画总面积达4.5万平方米，将这么大型的文物群全部存入电脑，需要巨大的资金和技术支持。1993年，在国家科委（现科技部）、国家文物局、甘肃省科技厅等部门支持下，研究院获得了数字化项目的第一笔资金，用于开展如《濒临危机的敦煌壁画的计算机存储》这样的一些课题。但初期尝试并不顺利，敦煌研究院在90年代先后和几家做遥感的公司合作，最后存入电脑的图像并不清晰。一个棘手的问题是，两张胶片在拼接时，衔接处图像经常会丢失，加上胶卷冲洗时漏掉的细节，无法实现对壁画的100%还原。院里的一些专家对数字化项目产生了抵触情绪，很多人还是更倾向传统的照片、录像，最起码图像是完整的。
眼看此前的尝试进入死胡同，这时候，胡素馨来了。当时谁也没想到，此前因缘际会的结识，最终会变成一个莫高窟的保护者“联盟”。
这一次，中国和西方的合作，同样也很重要。胡素馨提出了在文物界非常前沿的技术——虚拟漫游。她和团队从网上找了一系列196号洞窟的图片，将它们拼接在一起，完成一个3D模型。
胡素馨经常将196窟称为“我的洞窟”，它保存着莫高窟最完整的“劳度叉经变图”——这是她博士论文研究的内容之一。在196窟中，胡素馨现场用模拟照相机和 Quicktime VR设备给樊锦诗和吴健等人演示拍摄，对着北壁1000多年前绘制的弥勒经变图照下了第一组照片。
当年12月，吴健跟着当时甘肃省文物局局长和院里的领导一起赴美国谈合作。最后美国西北大学提供技术，梅隆基金会提供了12万美金做首批实验，敦煌研究院的新数字化项目终于开工，从196号窟开始。
工作并不容易。莫高窟多沙，稍不注意就可能有细小的沙粒从镜头缝里掉进成像层，这时相机就要拆开修理，短时间内不能工作。拍窟顶时，相机镜头向上仰着，有时检查照片的队友就会发现每张照片在同一位置出现一个黑点，这意味着一上午的工作全部白费。
美国摄影团队非常在乎效率，几乎从不离开摄影地，为了多拍照片，队员们要求在洞窟吃饭。这无疑会伤害洞窟，违背保护规定，研究院毫不妥协。但有时候，工作一忙，摄影团队就会错过午饭时间。
这些合作中的插曲并没有影响拍摄进度，随着数码相机的快速更新，数字化的效率也随着提升。从1999年到2004年，中美合作完成42个洞窟的拍摄采集。在胡素馨眼里，这些不断在风沙侵蚀、人为影响下走向死亡的洞窟，“活了”。
217窟法华经变图的消失是从左侧开始的。先是一整条长方形的壁画剥落，接着从左下角开始，画面星星点点地露出黄色的土墙壁面。随后，星星点点连成一片，向画面中部扩散，照片上，三分之一的壁画消失了，未完全消失的部分也斑驳模糊。
壁画残破的整个过程，通过1908年、1940年代、近期拍摄的三张照片呈现出来。5月16日，游客们在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看到了这个过程。
2004年与西北大学的合作项目完成后，敦煌研究院继续着数字化的工作。2006年研究院数字中心正式成立，吴健任中心主任。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便是之后数字化工作的成果之一。
2014年，这个投资3亿元的数字展示中心正式接待游客。参观莫高窟的游客，要在这里观看40分钟介绍莫高窟历史和经典洞窟漫游的数字电影，再统一乘坐大巴到莫高窟景区。由于提前“参观”了洞窟，实地参观时间也就可以减少。据报道，游客参观莫高窟实体洞窟的时间由此前120分钟压缩至75分钟。这也是敦煌将要关闭洞窟的流言来源。
洞窟数字化拍摄的工作并没有停止。到今年为止，数字团队已完成了120个洞窟的图像采集和40多个窟的拼接工作。后期组的安慧莉每天大部分时间就是坐在电脑前，打开photoshop拼接图像，每天大概能拼40张照片，这40张图里又有50%的重合，最后拼出的面积不及1平米。
技术上的困难之外，版权保护也为后期工作增加了难度。为杜绝资料外泄的风险，数字团队的成员在下载需要拼接的图片时只能调取个人任务量里指定的照片，每人能打开下载的图片都有权限限制。拼接的人和负责后期检查核对的人都无法看到整个窟数据。此外，所有储存数字资源的移动硬盘都设有加密，除了在已授权的电脑上，其他设备无法读取数据。
现任敦煌研究院院长王旭东说：“我们一直想开门办研究院，但迟迟下不了决心，就是怕资料流出去，成为第二个王圆篆。”王圆篆发现了莫高窟的秘密，让沉睡的珍宝得以复活，但也因为保护不力，背上了历史骂名。
莫高窟的保护者们找到了让洞窟和文物“永生”的机会，却又开始面临着版权的纠结。“有些人的观念就是说跟外国人合作就是版权流失了”，王旭东说，这些学者还在以封闭的心态看待文化遗产的问题。但权衡之下，他们仍然决定更加开放。
“我们敦煌的文物还是在我们这儿，”王旭东说，“现在我们要共享的成果，就是我们人类的创造。”
在技术上能够为莫高窟“续命”后，敦煌研究院开始考虑更宏大的未来。“法国图书馆把收藏的敦煌的文件全部数字化，高清的，这也是让大家共享。”王旭东说，大英图书馆也有一个做敦煌藏品数字化的项目，正在跟敦煌研究院合作。
据敦煌研究院统计，数字敦煌上线当天，页面访问量达到62880次，这些网友来自中国、美国、日本、香港、德国等全球各地，在自己家里、在办公室里或者咖啡厅里，莫高窟再次复活了。
（刘远香荐自《看天下》）
一个流言在敦煌小城流传。出租车司机扭头告诉外地来的乘客：“快去看莫高窟吧！听说以后就不让进了。”
这让很多人感到忧虑。敦煌区域内，虽有月牙泉，但影响最大的肯定是莫高窟。这座城市与莫高窟关系密切，很多人直接或间接依靠它为生。
莫高窟的保护者却有更大忧虑。莫高窟太重要了，它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佛教艺术宝库，有人曾评价道：“看了敦煌莫高窟，就相当于看到了全世界的古代文明。”但这个文明从面世之始，就急速迈向死亡。莫高窟正在以“比古代快100倍的速度走向死亡”，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说，他们一直在寻找各种办法施以保护，但来自各方的压力和破坏，令这些努力收效甚微。好在，保护者又找到了新的办法，让这座注定要消亡的文化遗产获得了第二次重生机会——也许是永生。
2016年4月29日，距离莫高窟6500公里外，德国海德堡大学东亚艺术史研究所所长胡素馨早早赶到研究所。她推开办公室，打开电脑，输入网址，看到了重生后的莫高窟。这一天，她等了太久。
病窟
5月16日上午9点，讲解员带着25位游客进窟参观。在一个约8平米的小窟里，讲解员站在“西方净土变”壁画前向游客介绍画中建筑与人物服饰，游客们在壁画周围围成半个圈。突然，在一幅精美的壁面前面，讲解员把手电筒降到底部，由下而上照上去。光线滑过，刚才平滑精美的壁画突然显现无数横向裂痕，细细小小但异常突兀，宛若一个年轻人的脸庞，突然变老，布满褶皱。
“这属于壁画病害的一种。现在看的这个还不算严重。有的整块壁画都脱落了。”讲解员说。
1979年，莫高窟开放参观。3年后，敦煌开始建造机场。很快，莫高窟接待游客人次就超过了10万。胡素馨还记得，90年代去敦煌，天气热，“机场的柏油路会变得很黏，有时飞机的轮子会粘在跑道上，没法起飞。”
与距敦煌市中心仅5公里的月牙泉相比，莫高窟更像一座孤岛。从2015年开始，游客凭票统一在市区乘坐敦煌研究院的大巴前往景区参观，这也成了目前从市区到莫高窟的唯一路径，为维护秩序，敦煌市禁止计程车私拉游客，也没有公交途经景区。
胡素馨第一次拜访莫高窟是1987年，“那场景太疯狂了，我要照顾团里的一大帮人，自己看得都马马虎虎。”胡素馨回忆道。当年莫高窟接待的游客才10多万人次，到2015年，这个数字已经变成了110万，占敦煌市接待游客数量的六分之一——这还不包括那些被预约制度挡在莫高窟门外的游客。
2014年开始，莫高窟开始通过预约制限制人数，每日接待游客6000人次。看似不多，但已经远超莫高窟的接待上线。专家结合洞窟湿度温度变化测算，莫高窟的日游客承载量最高不得超过3000人次。大多数洞窟空间狭小而逼仄，即使在初夏，四壁和地面依然渗出一股凉气，在里面站上半天，脚底板都会冻得发疼。如果身边没有其他人，站在洞窟里，望着高耸的屋顶，四周蒙着灰尘的壁画雕塑，人们可能会感到时间静止，万物静默如谜。但壁画却能感受到时间的流逝和生命的消殒，一呼一吸间，洞中湿度就会改变，壁画的损伤也在肉眼看不到的地方发生了。
出于保护壁画的考虑，洞窟内不能使用太强烈的灯，通常胡素馨的设备就是一把手电。这些因素严重影响她测量壁画的准确性。为了证实古代画工技法的一个推测，她需要对15个洞窟中出现的劳度叉经变图进行大量测量。但站在梯子上，胡素馨一人只能测量图案的一部分，很多时候需要一位帮手站在壁画另一侧合作。但不管多么谨慎，手工测量误差较大，胡素馨又没有更先进的电子设备。这样一个人徒手测量，一天都未必能量完一面壁画，更别说还有一排排绘制在窟顶上的千佛图样。
如果能有高清图片，对她的研究将有很大的帮助。也是在这里胡素馨结识了已成为摄录部副主任的吴健。
吴健是1981年来到莫高窟工作的，因身体壮实被分到资料室做摄影师。1米85的吴健经常一手提着两面约60斤的镜子，一手抱着一台日本进口的骑士牌相机穿梭在洞窟间。由于部分高层洞窟的台阶还没修好，想进去需要再扛一个盗墓专用的蜈蚣梯。 研究院当时只有四台照相机，一台价格相当于一辆卡车钱，还是向上级单位报批申请的。每次拿着相机时，吴健都会心中默念：“小心啊，小心啊。”
除了上午，洞窟大部分时间光线暗淡，无法拍照，有时洞窟附近停电，吴健就将一个反光镜放在洞口，洞窟里再立一个镜子把阳光反射到需要拍摄的壁面。但经常是相机刚架好，要对焦距时，调好的光影又变了，需要再去移镜子，一天下来只拍到两三张能用作档案的照片。
除了照片外，樊锦诗和吴健等人还在给莫高窟录像。“敦煌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地震，80年代时，国家文物局专门拨了一笔经费，应付突发事件或自然灾害时的文物保护。”现在担任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所长的吴健回忆道，“我们那个时候就选择了录像的办法。”
但所有这些尝试都不理想。
“我的洞窟”“活了”
敦煌研究院位于景区北侧的一排高大白杨树后，从莫高窟景区步行15分钟就可以到达。同历经千年的莫高窟一样，研究院的时光也仿佛处于静止状态。里面工作的人也多喜静，过着规律的生活。
住在市里的员工每天早上八点在敦煌宾馆门口坐班车上班，下午六点，伴着大漠孤烟、长河落日坐班车返回市区。这套时间表施行了很长时间。
和时间表一样不变的还有人。胡素馨多年之后回到莫高窟，一位邮递部的员工还认出了她。“这个地方很多人一工作就一辈子待在这里，他们什么事都记得，什么人都记得”，胡素馨回忆道，“有时人们会觉得敦煌是个小城镇，他们为敦煌人的身份感到骄傲。他们知道谁是谁，心里很清楚到底谁真的爱敦煌，想保护敦煌。”
“他们喜欢和那些还会继续合作的人长期共事。”胡素馨说，这是她1998年带着一个3D图像样品再访敦煌，提出合作时的一个基础，“我不可能一上来说‘嗨，咱们做个3D数字化项目吧’，那样没人会相信我。”
此时，敦煌研究院也在数字化方向尝试了很多年。据樊锦诗对媒体回忆，1983年她在北京开会，有人用电脑展示照片，那是她第一次看到电脑。当对方要关机时，她赶忙问：“关了里面的图不就没了吗？”对方解释说只要图像变成了数字就不会变了。这个想法点醒了樊锦诗，“把壁画变成数字，就不变了！”
莫高窟现存含壁画的彩塑的洞窟492个，壁画总面积达4.5万平方米，将这么大型的文物群全部存入电脑，需要巨大的资金和技术支持。1993年，在国家科委（现科技部）、国家文物局、甘肃省科技厅等部门支持下，研究院获得了数字化项目的第一笔资金，用于开展如《濒临危机的敦煌壁画的计算机存储》这样的一些课题。但初期尝试并不顺利，敦煌研究院在90年代先后和几家做遥感的公司合作，最后存入电脑的图像并不清晰。一个棘手的问题是，两张胶片在拼接时，衔接处图像经常会丢失，加上胶卷冲洗时漏掉的细节，无法实现对壁画的100%还原。院里的一些专家对数字化项目产生了抵触情绪，很多人还是更倾向传统的照片、录像，最起码图像是完整的。
眼看此前的尝试进入死胡同，这时候，胡素馨来了。当时谁也没想到，此前因缘际会的结识，最终会变成一个莫高窟的保护者“联盟”。
这一次，中国和西方的合作，同样也很重要。胡素馨提出了在文物界非常前沿的技术——虚拟漫游。她和团队从网上找了一系列196号洞窟的图片，将它们拼接在一起，完成一个3D模型。
胡素馨经常将196窟称为“我的洞窟”，它保存着莫高窟最完整的“劳度叉经变图”——这是她博士论文研究的内容之一。在196窟中，胡素馨现场用模拟照相机和 Quicktime VR设备给樊锦诗和吴健等人演示拍摄，对着北壁1000多年前绘制的弥勒经变图照下了第一组照片。
当年12月，吴健跟着当时甘肃省文物局局长和院里的领导一起赴美国谈合作。最后美国西北大学提供技术，梅隆基金会提供了12万美金做首批实验，敦煌研究院的新数字化项目终于开工，从196号窟开始。
工作并不容易。莫高窟多沙，稍不注意就可能有细小的沙粒从镜头缝里掉进成像层，这时相机就要拆开修理，短时间内不能工作。拍窟顶时，相机镜头向上仰着，有时检查照片的队友就会发现每张照片在同一位置出现一个黑点，这意味着一上午的工作全部白费。
美国摄影团队非常在乎效率，几乎从不离开摄影地，为了多拍照片，队员们要求在洞窟吃饭。这无疑会伤害洞窟，违背保护规定，研究院毫不妥协。但有时候，工作一忙，摄影团队就会错过午饭时间。
这些合作中的插曲并没有影响拍摄进度，随着数码相机的快速更新，数字化的效率也随着提升。从1999年到2004年，中美合作完成42个洞窟的拍摄采集。在胡素馨眼里，这些不断在风沙侵蚀、人为影响下走向死亡的洞窟，“活了”。
不做第二个王道士
217窟法华经变图的消失是从左侧开始的。先是一整条长方形的壁画剥落，接着从左下角开始，画面星星点点地露出黄色的土墙壁面。随后，星星点点连成一片，向画面中部扩散，照片上，三分之一的壁画消失了，未完全消失的部分也斑驳模糊。
壁画残破的整个过程，通过1908年、1940年代、近期拍摄的三张照片呈现出来。5月16日，游客们在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看到了这个过程。
2004年与西北大学的合作项目完成后，敦煌研究院继续着数字化的工作。2006年研究院数字中心正式成立，吴健任中心主任。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便是之后数字化工作的成果之一。
2014年，这个投资3亿元的数字展示中心正式接待游客。参观莫高窟的游客，要在这里观看40分钟介绍莫高窟历史和经典洞窟漫游的数字电影，再统一乘坐大巴到莫高窟景区。由于提前“参观”了洞窟，实地参观时间也就可以减少。据报道，游客参观莫高窟实体洞窟的时间由此前120分钟压缩至75分钟。这也是敦煌将要关闭洞窟的流言来源。
洞窟数字化拍摄的工作并没有停止。到今年为止，数字团队已完成了120个洞窟的图像采集和40多个窟的拼接工作。后期组的安慧莉每天大部分时间就是坐在电脑前，打开photoshop拼接图像，每天大概能拼40张照片，这40张图里又有50%的重合，最后拼出的面积不及1平米。
技术上的困难之外，版权保护也为后期工作增加了难度。为杜绝资料外泄的风险，数字团队的成员在下载需要拼接的图片时只能调取个人任务量里指定的照片，每人能打开下载的图片都有权限限制。拼接的人和负责后期检查核对的人都无法看到整个窟数据。此外，所有储存数字资源的移动硬盘都设有加密，除了在已授权的电脑上，其他设备无法读取数据。
现任敦煌研究院院长王旭东说：“我们一直想开门办研究院，但迟迟下不了决心，就是怕资料流出去，成为第二个王圆篆。”王圆篆发现了莫高窟的秘密，让沉睡的珍宝得以复活，但也因为保护不力，背上了历史骂名。
莫高窟的保护者们找到了让洞窟和文物“永生”的机会，却又开始面临着版权的纠结。“有些人的观念就是说跟外国人合作就是版权流失了”，王旭东说，这些学者还在以封闭的心态看待文化遗产的问题。但权衡之下，他们仍然决定更加开放。
“我们敦煌的文物还是在我们这儿，”王旭东说，“现在我们要共享的成果，就是我们人类的创造。”
在技术上能够为莫高窟“续命”后，敦煌研究院开始考虑更宏大的未来。“法国图书馆把收藏的敦煌的文件全部数字化，高清的，这也是让大家共享。”王旭东说，大英图书馆也有一个做敦煌藏品数字化的项目，正在跟敦煌研究院合作。
据敦煌研究院统计，数字敦煌上线当天，页面访问量达到62880次，这些网友来自中国、美国、日本、香港、德国等全球各地，在自己家里、在办公室里或者咖啡厅里，莫高窟再次复活了。
（刘远香荐自《看天下》）